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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想扯进自己家人,但现在的情况实在是有点悬乎,我或许没法凭借一个雷哥的名字混进去。
那就只能打电话给我爸了。
接到我的电话后,老头子明显有些意外——因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在这种事情上拜托过他。我告诉他,有个朋友遇到了困难,只有北京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解决,为了那朋友自己必须见到那位大人物。
老头子说,你去北京就为了这个?干吗不早点告诉家里?你那朋友是干什么的,犯了什么事?丘荻我警告你,不许和那种人扯上关系!
我心里咆哮,草,我也不想啊。谁不想好好过人的日子,谁想整天人和鬼都分不清啊?
但嘴上只能敷衍我爸,说那朋友材料生意可能要塌了,他一直挺艰难的,还有个孩子要养,现在就指望和这个人物能做成一笔生意了,可是他因病卧床必须接受护理,只有我代替他去北京,帮他谈这笔生意了。
结果我爸回了一句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话。
“——那这生意和咱家做不行吗?”
我噎住了,愣了老半天,才说,这不是因为这买卖输赢未定,只有那种人物才敢往里面砸钱吗。我们家小业小,去凑那种热闹干啥。
说完后,我简直都要给自己鼓掌了——机智!
我爸终于没再起疑,被我套出去了。人的心理是一种复杂而简单的东西,千变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趋利性。人类是趋利性的动物,当听见有生意的时候,我爸现在作为一个商人,肯定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肥水要流外人田?
可一旦我说,这笔生意的赔本率很高,他就会立刻排斥,并且忽略我话语中本来很好察觉的几个破绽。人就是那么有意思,我对付了那么多年的人,四肢齐全的或者七零八碎的,但人就是人,只要他们还有这个趋利性,我就能准确地找到突破点。
不过在听见我要找的什么余三少是北京本地人,老头子就说,北京的人我都不太熟,好多年没动用过了,兴许叫不动。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老陈,去找你陈叔,让他帮忙引荐。
我一听,有戏。
过了半小时,陈叔果然回了电话,“小丘啊,你家老头子告诉我了。没事,北京城你要找谁?埋土里的都给你挖出来!”
我说还真不能是埋土里的,就是一个人称余三少的,应该是个瞎子,可能也有人叫他蝙蝠余——您认识吗?
只是这句话说出口后,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
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沉默对于这个性格的人来说很不正常,大概十五秒左右的寂静,已经让自己心里开始不安起来了。
果然,当陈叔再次打破这种沉默的时候,他的语气听起来很牵强。
“不行,这个人联系不上……”
“连您都联系不上吗?真的不行?”我略微急了,语气也没能再装得那么若无其事,“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人命关天!”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他说。
——什么意思?
我拿着手机,其实脑子已经有些卡壳了——因为我没有想到陈叔会以这种含糊的回答来应对。你说找得到,或是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对方势力太大,对方是黑社会,对方不理世事了,对方住院了,对方被女朋友甩了心情不好不见客……那都可以,至少有个明确的理由。而且以陈叔的人脉,哪怕他无法直接安排我见到余三少,也不应该完全没法介入,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中间人。
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牵扯到余三少的事情,会人命关天。
这句话里有很多意思,所以我才会觉得奇怪,因为陈叔没有任何理由和我打哑谜打太极。当我要追问下去的时候,他只抛下一句“小丘,别去和这个人扯上关系”,就挂了电话。
我还拿着手机,听着里面的滴滴声。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这是他留给我唯一有用的线索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只觉得手脚都在发虚,那是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反应——但是还不能放弃。我答应过昆鸣会尽力去找,尽管这个孩子和我非亲非故,但是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教诲告诉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决不可反悔。以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自己毕竟是在一个军人家庭长大的。尽管我爸离开部队后开始经商,但是他骨子里依然像个军人——军人的儿子往往会不知不觉间被自己的父辈影响,开始沾染上一种在现代已经很稀缺的特质:义气。
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有义气的人——自己从小没打过架,没砍过人,没替人背过黑锅。我是那么规规矩矩在一个文明世界长大的,《古惑仔》里面那些街头场面和我一点关系都扯不上。从小读的学校是规矩严明的男校,一旦发现校园暴力直接勒令退学,学风严正清明,军事化管理;大学往后则都是医学院和医院,你们听说过医生成天斗殴的吗(被人打不算,那算被殴)……至少S市据我所知没有(不排除有那种因为私人恩怨比如抢老婆之类的破事打起来的,但那个属于小概率事件了)。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很多事情就离他的群体就越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父母,哪怕自己已经吃不上饭了,也要用最后的钱送儿女去上学。
但是你让我现在回S市,看着昆鸣的眼睛告诉这个孩子,对不起,我找不到你家的昆麒麟了。虽然他给我惹了很多麻烦而他也救过我,虽然你也救过我,虽然他的失踪起因就是我朋友要他去看个仓库的风水,虽然……有那么多虽然,但是我不想找了,反正我们也非亲非故——让我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番话,我做不到。
我心里有一块叫做良心的地方在说,昆鸣帮过你,你应该尽你所能去帮他,不能有丝毫推诿。
——这就是做人的正道。
这个时候,其实父辈那种军人的执着正在我心里复苏。
我无法就这么一事无成地回去上海。现在能做的,只能先尽力去分析陈叔那句话里的意思,然后努力按照最初的计划去蒙混过关。
“和他牵扯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人命关天”,也就是说,这个人身上肯定绑了许多事,而且耸人听闻。比如说杀人放火,而且杀的肯定不止一个,要么就是牵扯到了许多人。哪个正常人会在北京干这种事啊,又不是某个不通电不通网的小山村,报了警要两天后警察才能到的……
那么余三少某方面必定不正常。这可能是个中年、有钱、神经质、孤僻、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死胖子——他的身体很有可能带着某种缺陷(眼睛?),而且这种残缺,对于外貌的影响非常大,例如皮肤病,畸形,中风偏瘫,严重残疾。把这些因素全部糅合起来,我也许要经历一场撕**之战了。
而万幸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医生会有一种敬畏。你说不上理由,可就是这么奇怪。这是我唯一的优势。
拼了!
离七号还有一天,我到宾馆楼下的文具店买了一刀打印纸,通宵在那些纸上写下了所有的可能性、应对方法、可能的发展,按照概率大小罗列好,牢牢记在脑子里。这一整天我哪都没去,对着穿衣镜不断演练那些台词和表情。因为外貌因素,我完全符合人们心目中那种业务能力高超、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的医生形象,异常有震慑力,和柔弱可欺扯不上关系。穿好了正装打好了领带,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金丝边眼镜让我至少老了三岁,那种镜片的反光十分有杀气。
把能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我心里稍稍安定了些,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就在这时候有人来了电话,我一看,一个陌生号码。
这种多半就是广告了,本想接起来就挂的;可是拿到耳边一听,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丘荻啊,我棠子呀!”
“哦,棠子啊……”我知道自己声音听起来一定很累,揉了揉眉心,努力打起精神,“那天喝醉了真不好意思啊……”
“咋的,现在手边有事没?没事咱们跑西单泡个吧?哥请客,还有几个妞,那盘儿特亮。”
“这个啊……不好意思,这两天真有事。等七号吧,要是七号我那边的要事顺利妥当了,我主动联系你呗?”
“行行行!”
棠子笑着,让我注意安全,祝那件要事顺利,然后就挂了电话。我索性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想好好睡一觉,明天天亮就去青宿书院。
这一晚上我睡得很死,却做了个奇怪的梦。有个长得很像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床边,只穿了一件睡袍,阴森森地瞪着我;他的眼眶里正往外淙淙地流血,最后连两个眼珠都跟着一起落了出来。然后从黑色的眼眶里,钻出了一只灰蝙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