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863 三三小说网【333books.com】”查找最新章节！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便在世界掀起了狂涛巨澜。甚至有人比喻说：里根总统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便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大感冒。
最先“感冒”的，当然是苏联。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的问世，既可以说是在苏联的想象之中，又可以说是在苏联的预料之外。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已经实实在在的公开出笼了，对苏联就是一次军事、经济、技术和政治的全面挑战。而且，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若是听任美国就此抢先占领宇宙空间，其严重程度绝不亚于当年美国所垄断的原子弹。
故此，苏联国防部长索可洛夫当即在内部会议上表示迎战说：“如果美国开始宇宙军事化，从而破坏现有的战略均势，那么苏联除了采取恢复均势的反措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可能既包括防御性武器方面的措施，又包括进攻性武器方面的措施。”
接着，戈尔巴乔夫也郑重宣布：“如果苏联将被置于来自宇宙的现实面前，苏联就会找到有效的反击的办法。但愿谁也不要对此表示怀疑。”此后，戈尔巴乔夫开始了一系列的部署。
据此，有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看作是苏联领导集团打算长期应付美国的严重挑战而所作出的聪明而重大的抉择。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苏联党政军领导调整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层次之高，完全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尽管戈尔巴乔夫新政权是要执行加速国内经济改革的务实路线，可在里根总统“星球大战”计划的强大压力面前，对已经长期卷入美苏争霸历史旋涡的苏联来说，要想回避眼前的这一客观现实，恐怕也是绝对不可能和难以做到的。
然而，只干不说，似乎是聪明的苏联人的一贯作风。最早搞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如此，后来搞洲际导弹时也如此，现在搞“星球大战”计划更是如此。
俗话说，谁知道矛的厉害，谁就一定懂得拥有盾的重要。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发展战略武器的国家，也是最早发展洲际导弹的国家，面对美国抛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它当然知道，若不大力发展自己的战略系统即“星球大战”计划，将会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苏联对外层空间在未来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早就有充分的认识。60年代初，苏联元帅索科罗夫斯基在《军事战略》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苏联战略学认为，必须研究利用宇宙空间和宇宙飞行器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的问题。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利用宇宙空间达到防御目的。”1961年，当时的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也曾说道：“我们能派加加林和季托夫进入宇宙空间，就能将炸弹部署在宇宙空间，袭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已故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也曾表示：“面对未来宇宙的威胁，苏联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便可靠地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当时的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则明确把“星球大战”计划称之为“宇宙之剑”。据1984年国外的一篇资料报道，苏联每年在航天计划方面的投资约为160亿美元以上，而美国仅为70亿美元。在过去的18年里，苏联所发射的卫星，比世界各国所发射的卫星的总和还多。仅1983年一年，苏联发射的航天器就是世界各国的三倍之多，是美国的四倍之多。
因此，苏联不仅早有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战略防御系统的时间、规模、进展等方面，很可能并不逊色美国，有些项目说不定还比美国更加领先），而且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刚一公布，苏共中央便及时召开了全国科技会议，对自己的计划作了重新调整和部署，加速了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进程。只不过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并不对外咋乎而已。正如里根在发表广播讲话时指出的那样：“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就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不谈而已。据悉，多达1万多名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从事与战略计划有关的研究。他们干得如此出色，以致我们的专家们说，他们在本世纪末能把一个先进的防御系统部署到太空。”
可苏联却始终否认自己正在研究太空防御系统。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1985年10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没有研制同‘星球大战’计划相似的太空防御系统，我们是在外层空间进行基本研究，没有研究作战武器。”
尽管聪明的苏联领导人一边在秘密中积极推行着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一边却在嘴上公然反对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同时也否定自己有“星球大战”计划，但是，在侦察技术特别是卫星侦察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苏联要想对大规模进行的新武器和实验完全保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据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情报，人们完全可以肯定：苏联不仅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星球大战”计划，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领先于美国。正如我国有的领导人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星球大战”计划问题，美国在大张旗鼓地做着苏联悄悄做着的事情。
为什么苏联明明早就在扎扎实实地搞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却要坚决否认自己有这样的计划并反过来还要反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呢？这当然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对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苏联必然就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去揭露它，以动员国际舆论乃至美国国内舆论来反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从而达到延缓美国计划执行的速度、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星球大战”计划之目的。所以便出现了这种公开反对别人干，而自己却在暗地里悄悄干的情况。
显然，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的主要军事目的，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的核袭击。但对欧洲诸国而言，何偿又不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欧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和英国在原子物理、人造燃料、合成材料以及航空、雷达等技术领域，均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革命却让美国和日本夺取了优势，而将欧洲诸国无情地抛在了后面。以至连西欧自己的一些企业家也认为，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 ，美国把持了领导地位，日本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欧洲则处于落后状态。
事实的确如此。据有关资料表明，日本有的高级技术产品在市场的占有量竟高达90%以上，而西欧各国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便显得很不景气。美国和日本近十年来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1500万和500万，而西欧共同体则增加了150万的失业人员！难怪法国前总理夏邦。戴尔马不得不强调指出：西欧面临共同的危险，必须革新和联合。只有联合起来的欧洲才能使欧洲各国避免陷入配件工作者和不发达者的地位，避免沦为没有意志、没有独立、没有真正自由的卫星国。
因此，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西欧各国很快认识到，“星球大战”计划既是军备发展计划，又是高技术发展计划。新技术革命既可以促进“星球大战”计划的发展，反之，由于“星球大战”计划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技术革命，它必然又会推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若是在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的过程中，西欧各国无动于衷，听其自然，那么本来已经和美国拉大了的距离，又会再次拉大。同时，西欧诸国还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想取得重大突破，若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欧洲技术共同体”，以协调西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从而使“欧洲能够掌握所有的高技术，成为进入21世纪的一个洲”。
于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1985年4月17日，法国召开了政府内阁会议。在此会议上，法国总统密特朗首先提出了要建立“技术欧洲”的计划，即尤里卡”计划。全体与会人员不仅支持和赞同这个计划，而且还决定向欧洲各国提议，建立欧洲科研协调机构。
内阁会议结束后，法国向西欧各国政府通报了“尤里卡”计划的内容，同时派有关人员到西欧各国进行活动。这个被人称为是法国总统“在洗澡间里想出来的主意”，首先得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重视和支持。随后，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又共同拟定了“尤里卡”计划的文件，呼吁共同体诸国积极加入。
1985年7月17日和18日，西欧17国的34名外交部长和科研部长以及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纷纷聚首巴黎，对“尤里卡”计划展开了正式的讨论。在此会上，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长达67页的名为“欧洲技术复兴”的白皮书，就电子技术、现代通信、生物工程、机器人、新材料等五个领域提出了几十项建议，作为“尤里卡”计划起步的基础。并且，法国总统密朗特在开幕词中宣布：在1986年“尤里卡”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法国将拨款10亿法郎。英国政府在会议开幕之际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尤里卡”——一条成功的道路》的文件，主张“必须尽快从讨论过渡到行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在会上也强调：“尤里卡”计划是欧洲走向世界中心的新的科技起点。并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对资金等问题采取积极步骤，促进这一计划的尽快实施。
巴黎会议结束后，西欧17国还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了“尤里卡”计划的诞生。不久，土耳其也宣布参加“尤里卡”计划。这样，“尤里卡”计划国增加到了18个国家。它们是：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丹麦、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瑞士、奥地利、挪威、芬兰和土尔其。
1985年11月5日至6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诺威市，又举行了第二次“尤里卡”计划部长会议。会议从300多个研究项目中选出了10个项目作为“尤里卡”计划的第一批研究课题。这10个项目和承担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合作生产适合教学和家庭使用的标准微计算机；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作生产新型计算机组件；法国和挪威共同研制高速计算机；法国和葡萄牙承担研制供服装剪裁用的激光；丹麦和法国承担研制渗水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合作研制大功率激光系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法国等合作建立欧洲的科研计算机网；西班牙和英国合作研制诊断性病的器械；法国和意大利合作研制先进的光学电子仪器。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尤里卡”计划的原则声明。该声明指出：“尤里卡”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加强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在尖端技术方面的合作，提高欧洲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效率以及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半年后，即1986年6月30日，“尤里卡”计划部长会议又在伦敦第三次举行。来自18个西欧国家的40位部长们在刚刚建起的“伊利莎白二世女王会议中心”，热烈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尤里卡”计划的问题。会议还接纳了冰岛为“尤里卡”计划的第19个成员国，通过了总投资为20亿欧洲货币单位的62项新的高技术合作发展计划。东道主英国参加了28个项目，在数量上仅次于法国。撒切尔首相在会议开幕词中还强调说：“尤里卡”计划是“欧洲工业战略的关键”，西欧“要共同寻找未来”。法国表示愿意为“尤里卡”计划提供7亿法郎的经费。英国政府表示愿意承担28个项目的一半资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表示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研究经费。欧洲共同体也表示，1987年将为“尤里卡”计划秘书处拨款12万欧洲货币单位。
于是，“尤里卡”计划便日趋成熟起来，并在西欧诸国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实施。
然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毕竟是一个民用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高技术。如果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不仅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能保护欧洲，“尤里卡”计划也同样无力保护欧洲。而西欧经济实力强大，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都是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虽然美苏之间的对峙严重，但二者毕竟相隔遥远。即使苏联的导弹打往美国，途中也要飞行31分钟，美国将有20多分钟的准备时间。可西欧是北约前沿，部署在苏联的西部，捷克斯洛伐克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近程导弹可在3分钟内飞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边境，10分钟内打到英国的海岸。若不提早采取防御措施，西欧的安全便是无稽之谈。
为此，面对美国和苏联“星球大战”计划的挑战，法国保卫共和联盟主席于1984年3月24正式提议，建立一个以西欧为基地的“星球大战”防御系统。同年10月，北约核计划小组中的国防部长们在意大利北部及时召开了会议，对此提议进行了讨论。1985年12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西欧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最为积极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防部长韦尔纳又提出了西欧建立防御导弹和飞机的新的防御系统建议。1986年3月1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召开的第23届国际防务知识大会上，会议又再次重申了这一倡议。
面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亚洲各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岛国，深感没有高技术就难以在21世纪立足，所以尽管地盘很小，却也暗中拨响了小算盘：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刚一出笼，政府当即便作出积极反应，率先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中曾根首相还在国会答辩中表示：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提供技术合作问题，将依据1983年11月两国就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进行，必要时还可以考虑派遣技术专家进行专门的洽谈。
……
可见，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在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由此而引出的一场高科技大革命也是空前的。如果哪个国家能善于把握和有能力驾驭好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实现一次新的腾飞。
那么，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大好历史机遇，中国怎么办？
c 。四位元老上书中南海
中关村有位老人睡不着觉了。
地处北京西南的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这儿住着中国最权威的科学家。老科学家陈芳允，便住在这里的一幢普通的楼房里，陈芳允是我国着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问题，主要就是他负责的。别看他在学术上十分着名，在生活上却相当朴实，在做人上也是少有的本分。所以每当出门在外，这位大专家不是被人当做看守大门的老头，就是被误认会为某个工厂的“师傅”，因而常常闹出一些笑话来。
要记住这位大专家，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一个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
陈芳允的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店。他说，去理发店太费时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练出了一手绝活儿——自己给自己理发。他一般是十天理一次，有时也半月理一次，没有一定之规，总之依自己的时间而定，随意极了，也方便极了。每当理发时，他便端起一个小凳子，往自家门前一坐，再用一件旧衣服围往脖子，然后左手拿镜子，右手拿剪子，嘁里卡嚓，三下两下，只需一会儿工夫，便把头收拾得既让自己瞧着满意，也让别人看了舒服。
陈芳允的另一招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由于他的祖父是有名的裁缝，所以他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成家前，所有烂了的衣服鞋袜包括被子，全都是他自己缝补；结婚后，所有烂了的衣服鞋袜包括被子，还是全由他一人负责。时至今日，别看他已是81岁高龄的人了，可一旦衣服烂了需要缝补，只凭一种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细细的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把针尖那样小、头发那样细的小事做到极致、干得绝好的科学家，脑子里思考的却常常是国家的大事情。尤其是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成天都在他脑子里打转。
陈芳允清楚地记得，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笼之前，当时针对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问题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有关部门便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的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
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
1985年3月，有关专家们又一次集中起来，就如何对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质、可行性以及对策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对此兴趣很大，但一致深感为难的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不奋起直追，不行；但真要追起来，中国的财力有限，又实在追不起。于是，到底发不发展中国的高科技问题，当时国内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国外搞高科技，就让他们搞去，我们中国现在没有钱，先搞搞短期见效的项目再说，等今后赚了钱，我们再搞高科技。现在大可不必着急，等国外搞出来之后，我们再利用他们的成果就是了。
而大部分人则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别人搞我们不搞，那就只有永远落后于人，永远受制于人。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这个机遇，那到了21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四川光电所的所长林祥隶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中国有1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一年只拿出一个鸡蛋的钱来，一年就有1个亿，10年就有10个亿，我们完全可以办不少事了。那么像高科技这样利国利民利子孙的的事，我们为什么不搞呢？！”
于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挤压下，早就被世界高科技的大潮压得喘不气来的中国科学家们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的大脑纷纷活跃起来，开始了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问题的苦苦思索。对此一直在思考之中的陈芳允，当然是其中最敏感者之一。
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关于国防科技计划会议，研究国防科技今后的计划和发展问题，陈芳允出席了这个会议。当时，国外关于高科技的问题叫得很响，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国防科技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但陈芳允还是感到，真正的高科技还很不理想，一些预研工作和长远设想也远远不够。他在会上发言说：“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
着名应用光学家王大珩当即发言，对陈芳允的这一观点表示支持。当天傍晚，陈芳允利用散步之际，又与王大珩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人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结束后，中国的高科技究竟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依然停留在陈芳允的脑子里。他感到很有必要找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于是在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早早吃过饭，便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按响了王大珩家的电铃。
王大珩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尽管年事已高，但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始终在他的关注与思考之中。这位科学家与陈芳允不同，既不会使用针线，更不会自己给自己理发，唯一的一点业余爱好就是听音乐。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古典的，他都喜欢。尤其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更是百听不厌。
这天晚上的王大珩正在家里阅读一份高科技文献资料，开门后见是老朋友陈芳允来访，便笑道：“今天怎么有空来坐坐？”
“哪有空的时候哟！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什么事，说来听听！”
“你肯定感兴趣的事。”
“那就快讲来听听！”
陈芳允却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后，才把自己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一些想法谈了谈。
王大珩听后，十分高兴，马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咳，这段时间我也在想这事儿呢！这事儿事关重大，我看咱们得坐下来好好聊聊。”
两人便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聊了起来。两人越聊越投机，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便过去了。最后，两人一致认为，面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国威问题。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但如果不能继续跟上去的话，一旦掉下来，国力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想当初要是不拼着命把原子弹、氢弹干出来，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高科技有和没有，是绝对大不一样的。
最后，陈芳允说：“我看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个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
“当然可以！”王大珩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算了，把咱们的意见好好反映反映。”
“这样当然好了！”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
“当然可以！”王大珩答应得十分痛快。然后，他在屋里激动地走了几步，想了想，又接着说：“我看这样，我尽快起草一个初稿出来，然后再请王淦昌和杨家墀两位专家看看。”
“行。”陈芳允欣然同意。
送走老朋友陈芳允后，王大珩当晚便睡不着觉了。
王大珩是江苏吴县人，虽然已是82岁的老人了，却依然显得精力充沛，很有精神。王大珩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兼气象学家，尽管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随同父亲观察过天文和气象，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产生了兴趣，但他不是一个从小就想当科学家或者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小没有什么志向，只是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应该多为自己的祖国多做点事情。至于做什么事情，我想得不多，也没怎么去想，反正遇到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就尽量做好什么事情，碰上有机会就发展，不丢掉机会就行。我后来之所以走上了科技救国的道路，完全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搞上光学这个专业，也是偶然。我想，既然搞上了这么个专业，就应该搞出点名堂。但只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应该有点精神。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一生中到底是为我们的民族服务，还是为你自己服务。”
的确，王大珩正是靠着一种精神，为我们民族的光学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曾留学英国10年，1948年回国后，便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中国的光学事业上。这位中国的光学之父，这位身上有着几十个“第一”的大科学家，可以说一生都在做着强国梦，一生都在为国家大事着想。
10年前，王大珩从长春调到北京后，便开始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同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科技的最前沿。数十年的科学实践使他深深感到，一个国家的科技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政府部门的决策是十分重要的；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政府部门的决策，又往往来自于对科学家的咨询。在他看来，中国科学院应该是国家决策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而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的决策中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还是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或者是苏联的科学院，都在本国的国家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科学院如果能变被动为主动，随时主动地、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使政府部门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还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学咨询的重视，进而唤醒政府部门对科研机构主动咨询的意识。
因此，1980年当王大珩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后，他很快便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中国科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和建设性的意见。随后，根据他的提议，又将科学咨询工作纳入了科学院的议事日程，并在各学部中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让各学部主动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近几年来不断向政府部门提出了不少好的事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建议，且大多数都被决策部门所采纳。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王大珩的心灵当然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他作为一名高层次的科学家，不得不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得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思考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不得不考虑到中国在下一个世纪中的国际地位、竞争能力以及发展前景问题。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历史，使他深刻体会到，在高科技问题上，“有一点儿”和“一点没有”是大不一样的。当初中国有了核武器，对全球的战略格局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初要是没有，就会长期处于核武器的威慑之下，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国际地位。而且，凭他的经验和直觉，他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的历史机遇，中国若是不及时抓住这个机遇，定将错失良机，愧对历史愧对子孙！
因此，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思考和今晚与陈芳允交谈后，他觉得尽快给中央领导人写上一封信，提出一些真诚的建议，以供中央在决策时参考，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第二天他便找到科学家潘厚仁，把自己的基本想法和思路讲了讲，希望潘厚仁能先拿出个初稿来。
几天后，潘厚仁拿着写了一半的稿子来到他家，一进门便诉苦说：“唉！王老，后面的内容我实在写不下去了，我看这事儿还是只有你亲自干了！”
王大珩接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潘厚仁写的这部分写得很精彩，可惜只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实质进行了论述，而对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尚未涉及。望着潘厚仁一脸愁苦的样子，王大珩只好答应说：“好吧，我来试试看。”
当晚，无法入睡的王大珩便坐在写字台前，拧开了台灯，心情显得很是迫切，仿佛多年的苦苦思索与等待，就是为了这个夜晚。他把思路稍稍清理了一下，便迅速提起笔来，恨不得把多年来想说的话一口气吐它个痛痛快快：
……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然而，当王大珩还想继续写下去时，便感到要谈的话题实在太沉重太沉重了，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了手中的笔。
是的，作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对子孙、对历史负责的科学家，当他面对中国的现实，面对世界的形势，同时也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感到这封信的分量。
据王大珩后来说，这封信他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修改整理了多少遍，最后才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
在这封建议信里，王大珩主要写了这样几层意思：
1.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不理；2.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3.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4.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5.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作好准备；6.时不可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甘居落后，难于再起。
信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便把信给了陈芳允。陈芳允看后，说：“很好。只是除了谈到的国防问题外，还应该再多讲讲国民经济的问题。”于是，王大珩又把国民经济的问题作了补充，这才将信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家墀的手上……王淦昌是我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便是他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位年仅18岁便以非凡的才华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首届学生的科学家，有一个着名的追捕“能量盗贼”的故事——本世纪30年代，原子核物理学家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放射性原子核由于发射了一个电子，使得其中的一个中子变成了质子，这个原子核便摇身一变，成了另外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能量却莫名其妙的被“偷”走了。那么谁是这“偷”走能量的“盗贼”呢？后来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认为，盗窃能量的家伙很可能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因此，如果谁能证明出“中微子”的存在，谁就将为世界物理学做出一大贡献。
1940年，和浙大师生一起流亡在贵州湄潭山城的王淦昌，在简陋的茅草棚里写出了一篇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文中明确指出可用某种方法抓获“能量盗贼”。但由于当时的王淦昌没有做实验的条件，只好忍痛将这一“建议”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文章发表后，美国的物理学家戴维斯按照王淦昌给出的方法做了实验，取得了肯定的结果。1956年，美国的另一名物理学家莱因斯又按照王淦昌给出的方法做了实验，间接地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并因此而获得了199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于是，王淦昌的这篇论文，便成了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里程碑。王淦昌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也因此而远播四海。
然而，这位在海外有着很高知名度的科学家，从1961年至1978年，为了研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根据组织保密的需要，竟同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因此而隐名埋姓长达17年之久！
杨嘉墀则是我国着名的航天专家。这位曾当选为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局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当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后，便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王淦昌和杨家墀两位科学家看罢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信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完全同意。
在此基础上，四位元老聚在一起，对这封建议信又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推敲。等最后定稿后，四位元老这才依次郑重其事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随后，王大珩又拿起笔来，写下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紫阳仝（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垦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 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 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 敬上
1986年3月3日
然而，当这一切全部进行完毕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又变得严重起来：这封信怎么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上？
作为中国少有的几位大科学家，他们当然知道，如果这封信通过正式渠道走，即使最后能转到邓小平手上，恐怕也得一月两月甚至半年。再说，采用这种方式未必就一定能转到邓小平的手上。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能走捷径就走捷径，能有门路就自己找个门路，反正是为了国家的大事而不是自己的小利。不然，再大的事可能也会充满曲折，甚至根本就办不成。
于是，王大珩很自然地便想到了一个人——张宏。
张宏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是王大珩的副手，就与王大珩同在一个办公室。王大珩知道他与邓小平有着某种联系，便让他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那里。
张宏是个敢做敢为人，同样一直关心着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问题，因而对四位老科学家的心情非常理解。他不仅很痛快地从王大珩手中接过了那封沉甸甸的信，而且当天便想法把信亲自送了出去。
这天，是1986年3月3日。
d、大手笔邓小平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科学家和政治家打交道的故事，并不少见。
美国着名的“曼哈顿计划”（即原子弹研制计划），全世界几乎无人不晓，但在“曼哈顿计划”诞生之前，有个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小故事，却至今鲜为人知：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匈牙利有位叫西拉德的物理学家流亡到了美国，有一天当他听说德国正在加紧研究链式反应时，马上意识到德国有可能正在研究原子弹，于是他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希望美国政府能率先研制原子弹，以遏制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否则人类的明天将会不堪设想。然后他和另两名物理学家一起找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爱因斯坦，希望爱因斯坦能以他的威望说服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很赞同他们的想法，当即在这封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把这封信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萨克斯，请萨克斯务必将此信送到罗斯福总统的的手上。罗斯福总统看过此信后，感到几位科学家的想法有意思，却并未引起重视。萨克斯顾问便又向罗斯福作了近一步的说明，并向他讲述了一个当年拿破仑就是因为拒绝了科学家的某个建议而遭失败的故事。罗斯福听后恍然大悟，立即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起了一个铀咨询委员会，因而最终促成了震惊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完成。
再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臣向皇上进谏的故事也举不胜举。新中国成立后，也许是中国特有的国情所致，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等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某位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以表达爱国的热情与赤诚，可以说也是屡见不鲜。50年代如此，60年代如此，70年代如此，80年代也依然如此。像钱学森、赵九章、李四光等一批科学家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问题上，都有过类似充满热血的爱国举动。比如，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工程的第二次启动，就是科学家赵九章通过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后才得到重视的；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工程的再次启动，也是通过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三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后才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
然而，这种通过个人的名义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的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有去有回，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有的则几经辗转，永无音信；而还有另一类写信者，非但于国于民无利，反而谗言相告，陷害忠良，祸国殃民，最终把自己卷入了帮派的旋涡，乃至招来杀身之祸！像当年给江青、王洪文等写信者，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那么，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写给邓小平的这封信，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三天，即1986年3月5日，四位科学家的信便到了邓小平的手上。
邓小平就是邓小平。这位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既不需要任何人的讲解，也无需任何人的提醒，他只需认认真真地把信看完，便能果敢地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然，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当时看到四位科学家的信之后的具体心情，但从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邓小平看完这封建议信后，心情十分高兴，而且从后来的结果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关于中国的高科技如何发展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其实在脑子里早就酝酿多时了。
这一说法并非凭空而论。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邓小平的历史，就会发现，邓小平与中国的科技，原来早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62年，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刚成立时，邓小平就是委员了。中央科技专门委员会，就是专门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机构，当时中国的许多重要科研项目，如“两弹一星”等，都是由这个机构来进行决策的。而邓小平，就是其中不少项目的决策者之一。
如果说建立一个新中国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最大的理想，那么建国后，特别是在他被打倒之后的那段日子里，如何让中国富强起来，如何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便成了他日夜思考的重大问题。
1977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便自告奋勇地提出，他愿意主持分管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在一次宴会上，他还风趣地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我愿意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此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国蔚然成风。甚至当电脑还刚刚在中国兴起时，他在一次参观活动中便对科技人员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并亲自为北京青少年活动中心挥毫题辞。
今天，已经过上了好日子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忘记197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前夜。就在这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这一新的经验和趋势后得出的英明论断，这一论断无疑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后来，在一次讲话中，他还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就上不去；经济上不去，我们整个国家就危险。再后来，他在接见捷克总统时又说：“马克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还不够。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过去在战略上总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冷战结束后，有一次邓小平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了这样两句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这就为中国在战略上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此后，他出访了日本，出访了美国，会见了不少世界着名的科学家。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紧迫形势，使他大开了眼界，开扩了心胸，同时也让他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中国要想大踏步地往前发展，就必须尽快发展高科技。并且，要把社会主义的建设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唯其如此，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于是，后来当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后，亲临现场的邓小平才可能走进试验室，走进建设工地，走进低矮狭窄、机声隆隆的地下隧道，与李政道教授亲切握手，与700多名建设者高兴合影，而后用十分朴实的话语对在场的科技人员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有位欧洲朋友曾经问我，中国的经济落后，为什么要搞这些高技术项目？我对他说，我们要看得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全世界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的计划，像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中国也要制定高技术发展计划。下世纪将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仅要搞高能加速器，还要参与其他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在50年代、60年代，如果我们没有卫星、原子弹，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高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跟都跟不上啊！中国不跟上去是不行的，中国不能落后！”
再后来，他又去深圳南巡。当他看到许多高技术后，还激动地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耽误了几百年了，再也不能耽误了。”当有人向他介绍一些刚刚上马的新的技术时，他更是显得特别的高兴，说：“好，太好了！越新，我就越高兴；越高，我也越高兴。”有人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将来农业的出路，最终要靠尖端技术。”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思想与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来就是丝丝入扣、一脉相通的。他不仅知道科技对国防的重大意义，而且还懂得科技对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才可能以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与气魄，以及四川人特有的激烈与大胆，首次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让全中国都感到大吃一惊的论断。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说，邓小平的伟大和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既精通政治，又懂得科技；既能脚踏实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办事情，又能潇洒自如地立于世纪之巅构想宏图；既能清醒地看到今天，又能透彻地想到未来；既不封闭我们的民族，也不封闭我们的国家，更不封闭他自己！他是一个讲究实效，讨厌空谈的政治家，一个既要国强又要民富的好设计师，一个真正称得上民族英雄的伟男儿，一个始终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子着想的慈善老人！
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四川小个子”，无疑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优秀、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无疑是一位注定要被历史留下来同时也是要被中华的后代子孙牢记并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人物。这一点，不管是他的拥护者还是他的反对者，恐怕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像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老人，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并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阵狂飚后，他的内心不可能不引起震动，不可能不引起深深的思考，不可能不想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更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老百姓的今天与明天。
因此，当他细心看完四位科学家写给他的这封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深刻见解的信后，就在当天——1986年3月5日——也许是深夜，也许是清晨，这位老人便激动地拿起笔来，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在这封信的天头上果敢而坚定地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
1986年3月5日
就这样，作为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当他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设计了宏伟的蓝图之后，又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或者清晨，以他高瞻远瞩的目光，博大精深的智慧，气吞山河的魄力，在短短挥笔的一瞬间，便缩短了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距离，沟通了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心灵，制定了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最具光彩的一笔。
这是科学家和政治家最神圣的结合。这是科学家和政治家最完美的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