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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得要有现代化的领导。但什么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现代化领导呢？
\"863\"的工作开展起来后，朱丽兰就告诫自己，工作以外的事情一律不考虑，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863计划”大目标的选择上，用在到底那些该有所为，那些不该有所为上；必须明白自己身处的战略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并知道该如何去实现它，以及自己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她认为，作为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主要是要把握863总体的发展，在大方向上看“863计划”是否符合中央1986年的24号文件，从整体上看是否达到了应该达到的战略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否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比如，“863计划”在积极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是否结合了本国的情况，在跟踪中有所创新？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否集中了有限目标和主要力量，在做几件大的事情？
朱丽兰不是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领导，而是属于那种具有战略思想、战略眼光、习惯把问题放在国家的战略层次上来考虑的领导。她是搞科学出身的，她善于把科学渗进管理，把科学管理和领导艺术进行完美的结合，从而让科技管理工作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境界。因此，在她的身上既有科学家的影子，又有政治家的风度；既有学者的高雅，又有实干家的派头。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一个相当实在、相当朴实、相当简单、相当透明的人。她所想所思，所言所行，一目了然；她直言快语，有啥说啥，从不隐瞒；她光明磊落，正直廉洁，憎恨虚假；她敢说敢干，敢负责任，不怕得罪人；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坚持真理，不怕丢了乌纱帽。因此，如果我们用一般印象中的“领导”的标准来衡量她的话，就会感到她不太像个“领导”。
然而，也许正是这些“不像”之处，恰恰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领导的风范所在，也是朱丽兰最具光彩的人格魅力所在。
朱丽兰的“不像”之一，是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处处表现出“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
朱丽兰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凡是她要干的事情，她非干好不可；凡是她要抓的工作，她一定要抓出成绩；凡是她要管的问题，她也坚决一管到底。在她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容不得半点虚假，更容不得半点的不负责任。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一开始，她就明确提出，每个领域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一定要围绕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来考虑，要同国家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单纯盯着那些只在学术上有意义而无实际价值或者只能出好论文好文章的项目；要收缩战线，集中力量选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技术，加大投资力度和重点攻关，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了让专家委员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她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滚动制”。所谓滚动，一是指对专家进行滚动。就是说，专家不搞终生制，某个专家的年龄或任期到了，就自动退出。在做某个项目时，专家既可以随时“滚”进，又可以随时“滚”出。863的专家一般两年一换，换届时，如果你仍然当选了，就继续留任；若是落选了，就另作安排。二是指对选择的项目要进行滚动。某个项目好，就列入863计划；某个项目不行，就滚动，就取消，就让别的好的项目再“滚”进来。
但滚进来容易，一旦要滚出去，就很难了。因为这名摆着是得罪人的事。
但朱丽兰不怕得罪人。她不管是谁，该“滚”出去的，照样“滚”出去；该“滚”进来的，照样“滚”进来。凡是一些主题不明确，主次不清晰，没有重点，没有主攻方向，白菜萝卜一大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项目，她或者当面“枪毙”，或者顶回去让重搞。毫不留情，绝不手软。
生物领域开始交上来的战略目标她看了后不满意，便向专家提问发难：你们生物工程到底与中国的农业生产迈向新台阶有什么关系？你们先搞清了这个问题，再把战略目标送上来。
材料领域开始制定的战略目标太零散、太庞杂，一搞就搞成了一棵大树，财力上根本无法支撑。若要减掉一个项目，无疑等于从专家身上割下一块肉来。但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她还是果断地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不把原有的400多个项目砍到300项以内，就别想从我这儿拿到经费！”
有的专家对此很有意见。她说：“有意见也不行。在这样大的原则上，如果怕得罪专家的话，我认为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既然我在其位，我就要谋其政。国家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乱花，必须用到点子上。不管是谁，不把项目搞好，我就不给钱！”
朱丽兰还是个务实不务虚的人。她不光管大事，也同样要抓小事。而且，只要他讲过的问题，就必须要有落实，不能说了不算，光说不做。比如，科委机关的厕所有味了，外宾来时很影响中国的形象，她说了几次也没得到解决，她就亲自抓，一直抓到厕所没味了，这才罢手；食堂的伙食不好，群众反映很大，说了几次，不行，他也亲自抓，一直抓到食堂管理员那儿，等伙食有了好转，这才停止；还有分房子问题，她在党校学习，还给分房委员会的同志打电话，提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告诉他们要制定原则、规程，一定要做到公平，合理，公开，透明。
因此，科委是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朱丽兰的“厉害”。
朱丽兰的“厉害”，还表现在敢于在国际上树立中国强者的形象。她总是鼓励中国的专家们要敢于到国外“插国旗”。“插国旗”的意思，就是一方面要拿出过硬的技术产品，到国际市场上进行较量，从而确立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指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丢了中国人的国格，要敢于树立中国人强者的形象。她说，和外国人打交道，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要实事求是，不卑不亢，没有什么好谦虚的。用我们上海话来说，外国人是支蜡，不点不亮。你越软弱，他越欺负你。你给他厉害，他就老实了。因此，她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从来不忘自己是个中国人，同样显示出一个“厉害的老太婆”的“厉害”。
她当年在德国学习时，有一次她刚洗完澡，房东就给她大发脾气，说她不讲卫生。她说，我怎么不讲卫生了？房东说，你看，你染了头没有把染头的东西收拾干净。她一下火了，气冲冲地对房东说：“你凭什么说是我弄的？我告诉你，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第一，这不是我弄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染发；第二，这黑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凭什么用这个态度给我说话？”房东见这个中国人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便马上打住了。第二天，房东向她道歉，说那个黑东西的是小猫弄下来的，对不起，请原谅。以后房东对她就很客气很尊重了。她说，我这人就这样，不容许别人不尊重我。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你不客气，我也不客气，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通过这事，她也体会到，外国人其实最不愿和弱者打交道，他们喜欢和强者打交道。
还有一次，她去德国洽谈关于高技术的合作问题。过去，中德之间谈高技术问题，都只能在理论上进行论谈。所以洽谈刚开始，一位傲慢的德国议员便摆出一副要与她搞“论坛”的架式。可她对“论坛”不感兴趣，轮到她讲话时，便说：“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搞‘论坛’的。我没时间跟你们空谈。我这次是来谈高技术合作问题的！你们愿意干，愿意和中国合作，咱们就来实际的，就来真的！我手上现在有珍珠，你们有没有玛瑙？如果有，咱们就珍珠换玛瑙；没有，就拉倒！”然后，她便把如何如何干的方案大谈了一通。谈完后，在场的德国人全被她镇住了——对方没想到，这位几年前还在他们国家学习的貌似平常的中国女人竟有如此厉害，而且她的手上还攥着大把大把的“珍珠”！于是，傲慢的德国议员一下变得老实起来。后来，一个德国人送她上飞机时，对她说：“你是科学家，我们那位议员过去是个小学教员，不懂！”
但“厉害”只是朱丽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863该上的项目，她从来都是大力扶持，该支持的专家，她总是想法全力支持，而且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和风险。她说：“我这个位置相当于一名教练。如果我这个队赢了，那么上台领奖的是队员而不是我；要是输了，那么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队员。”所以她经常对专家们说：“该干的工作，你们大胆地去干，干出成绩了，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1989年，“六。四”风波刚发生的第四天，宋健召集有关人士，紧急研讨科委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的问题。有人对科委当时选定的方向有些担心，对国际间的科技合作问题也表示疑问，甚至有两位正准备去美国参加由中国留学生人员主持的生物工程会议的同志，也不敢去了。但朱丽兰却明确表示，改革开放的旗帜不能变，863的旗帜不能倒，中国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等问题也应该继续搞下去。她甚至对将要出国的两位同志明确表态：“越在这个时候，你们越应该去做工作。你们就放心的去吧，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朱丽兰在生活上对专家们也很关心。在一度时间里，有的专家和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很想到国外去寻求发展。为了稳定和保住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为了让863这面旗帜能够继续飘荡下去，她想尽各种办法，让专家留在国内，采取各种措施，让专家安心863工作。她知道，尽管搞863的专家在国内国际都是一些有名的大专家，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并不理想。于是，她建议每月给863的专家们补助30元的生活费。30元人民币对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对中国的一名大专家来说，当然是一笔可怜而又可笑的数目——用有的专家的话说，连一只大母鸡都买不回来。但就为了这可怜而可笑的30元，她到处“烧香拜佛”，八方讲解“游说”，直到最后找到了财政部长的头上，才使这可怜的30元人民币落到了大专家们的手上。
朱丽兰的“不像”之二，是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
朱丽兰对专家对同事，从来都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在领导面前也是有什么讲什么，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她说：“我做了领导，不能装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做领导的，就应该讲真话。对上级，我要尊敬，但也要直言，不讨好。因为我干工作不是为了当官，你对我怎么看没什么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应该怎么干，就把它干好。你如果觉得我合适，我就干；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我走也行。对群众，要依靠，要关心，但也不能讨好，在原则上绝不能退步。”
一次，她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863的有关情况。为了使863的某个项目能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得到中央的批准，她当着李鹏的面，直接了当地陈述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最后她还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尽快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最好请李鹏总理担任组长。
李鹏听了后问：“为什么要我当组长呢？”
她回答说：“你要当组长的话，什么事情就好办了。”
李鹏问：“为什么呢？”
她说：“美国就是克林顿当组长呀。”
李鹏又问：“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她说：“当然了，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在国家层次上拍板麻！”
尽管当时不少都为她的直言捏着一把汗，可结果是，李鹏被说动了。后来她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只有那么一次汇报的机会，失去了，事情就可能永远办不成。为民请命，就得冒点风险，所以我也只好豁出去了！”
朱丽兰对上敢于直言，对下也敢于批评。比如，她身为领导，不得不常常和各种会议打交道，尽管她很讨厌一些云山雾罩、乱七八糟、马拉松式的会议，可出于无奈，也只好应付。但是，凡是由她主持的会议，她绝不容许信马由缰，夸夸其谈，耗费时间。她不仅要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还要求发言主题必须明确，内容必须充分。一次会上，一位局级干部讲话唠唠叨叨，游离主题，她马上当众打断那位干部的讲话说：“不要再兜圈子了，赶快进入正题吧！”她话一出口，语惊四座，那位干部自然也很难堪。但她宁肯得罪人，也不愿对不住时间。
还有一次，一位外地的办公室主任发言时脱口说了一句“推广不需要什么水平”的话。她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位主任的发言，直言快语道：“你这个观点不对。推广是一门学问，是科学家技术的综合应用，水平高得很！它既需要学术水平，又需要市场水平。现在有些人之所以不愿意搞推广，就是因为你在那里辛辛苦苦地推广技术，人家还说你没水平。”这位主任与朱丽兰并不熟悉，当场弄得脸红耳赤。朱丽兰却自然极了，和自己平常发言没什么两样。
朱丽兰的“不像”之三，是不光敢于批评别人，同时也喜欢别人对她进行批评，敢于接受别人对她的批评。
朱丽兰认为，一个人只要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就宽了，不要因为为别人说你什么就去计较。别人说得对就接受，说得不对就听着，没有必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显得没有肚量。
有一次，科委召开某个会议，会议议题是要削减科研单位的事业费拨款。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位专家便突然站了起来，当众指着朱丽兰和宋健说：“你宋健和朱丽兰，你们就是为了保自己的官，所以才要削减科研事业费拨款。”这位专家话一出口，全场一片震惊，与会者一齐把目光投向了朱丽兰和宋健。
一般来说，一个领导碰上这种情况，是十分尴尬的事情，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吭声；或者为了不让自己再尴尬下去，便赶紧装出一副十分大度而又相当谦虚的样子，连连点头“好好好”，不断声称“是是是”。可朱丽兰不。她想，这个科学家敢于当面直言，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品格，说明了他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不是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他干嘛要这么讲？干嘛要得罪我朱丽兰？
于是她不但不生气，反而还非常的高兴；不但不回避，反而还主动站了起来，当众大声说道：“我对你能够当面直言，非常的欣赏。但你对我的说法，我不能接受。我也是一个公民，你不能把你的想法硬强加给我。我有缺点，你可以提。但你提得不对，我也有不同意、不接受的权利。你不能把你的想象强加给我。我有必要向你说明的是，之所以要削减科研费拨款，是为了鼓励科研单位去争取合同，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不是为了别的；我干工作，只想对国家是否有利，而绝不是为了保官。我对我的这顶乌沙帽，从来都无所谓。”
还有一次，当专家们在会上谈到某个领域的计划不行时，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当众指着她说：“这个计划不行，为什么就不改？这个问题你朱丽兰应该承担责任！”她马上表态说：“你说得对。当初这个计划我没把好关，我应该承担责任。”她正想砍掉这个计划，没想到科学家对她提出批评后，反而帮了她的忙。
朱丽兰的这种大度，这种真诚，这种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的姿态，反而赢得了专家们的信赖和尊敬。难怪有人说：“和朱丽兰打交道有个好处，一点不累。她心里想什么，你不用猜，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小葱伴豆腐，一清二楚。她不像有的领导，说话办事总是喜欢打太极拳，让你半天也琢磨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丽兰的“不像”之四，是喜欢在讨论和“争吵”声中工作。
朱丽兰说：“一个领导，要多听批评，多听不同的声音。我特别希望有人给我提意见，希望大家相互提意见，然后展开讨论，甚至辩论，不管是科研问题还是别的方面的问题。尤其在学术问题上，要多开展平等的讨论，不要分什么领导啦，院士啦，主任的。在科学上应该人人平等，就像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一样。一个问题，只有在争论声中，才可能更接近真理，更接近科学，从而避免我们少犯错误。”
因此，每当有专家们的讨论会时，她最喜欢参加。在讨论会上，她不仅自己爱提意见爱提问题，而且还希望并要求大家反驳她的意见和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她说，提意见提问题，是消除意见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我们应倡导这种风气。于是每当她与专家们家就某个学术问题发生针锋相对的争辩，或者看见别的专家在相互争辩时，她心里便有一种愉悦感，踏实感。
一次，有两位专家因某个问题争吵了起来，最后竟“吵”到她的办公室去了，要找她评理。她看着那两位为工作而“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老专家，不但不生气，不发火，心里反而还感到十分的高兴。她先请两位专家坐下，接着再给两位专家倒上茶水，然后才说道：“我看你们吵得好。吵比不吵好。你们现在吵够了，吵清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以后扯皮的事情也就少了，没有了。”
甚至，在科委党组学习会上，有了问题她也强调和提倡展开争论。她说，有意见有想法，说了比不说好，当面说比背后说好，争论比不争论好。以致于科委副主任邓楠和她开玩笑说：“你朱丽兰是最善于挑起争论的了。总是喜欢领导群众‘斗’群众，领导领导‘斗’领导。”
朱丽兰的“不像”之五，是最讨厌有人动不动就请她“作指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领导：下车伊始，“指示”连篇；走到哪，就“指示”到哪，好像党的指示是他们家的咸泡菜，想怎么咬一口，就怎么咬一口。可朱丽兰不。有时，她去参加一些普通的会议，有人一上来就说：”现在，我们请朱丽兰主任作指示！”接着就是掌声，就是欢迎，就是无聊的仪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当面直言：“我最讨厌‘作指示’这句话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指示。一个领导，哪有那么多的指示？什么叫指示？黑字白纸红头文件，才叫指示；经过党组集体研究讨论并要大家执行的，才叫指示。其余的，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于是有人说：“朱丽兰好就好在，当了领导不像领导，还是科学家的样子，还是科学家的派头。”而有人则对她作了这样的概括：
做朱丽兰的上级，你可以宽心，因为她很少把难题往上交；做朱丽兰的下级，你干着舒心，因为她从不把责任往下推；做朱丽兰的同事，你可以放心，因为她从不在背后搞小动作；与朱丽兰共事，你得十分的用心，因为她太负责太较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