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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崧先生故去以后的这段日子，小胡同志真是有些惶惶然地不知所以了。
我认识吴其崧先生在先，认识小胡同志在后。吴先生是学者，胡同志是记者。学者是坟圈，越大的学者，也是越大的坟圈，人对之多存敬畏之心。记者则是百货商店，顾客越多越高兴。不过，越大的记者，越像老字号，不大买顾客的账。小胡在报界，还没混到那地步，所以，无论有钱没钱，他们总是要对付着的。
那时，吴先生还健在，我和他除点点头外，无多余的话，或者还可以说是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小胡同志则不然，等我第三回在吴先生屁股后边见到他的时候，他与我就好像交往了一百年那样熟悉热络。
“老李，你好——”一见面，必热烈地握手，而且很紧，要晃好一会儿，似乎有尽在不言中的许多话，就在这晃得快脱臼的一握中交流了。然后从皮包里掏出一份复印的报纸，“你看看，这是我最近写吴老的一篇文章，台湾那边也登了。”凡他写吴其崧的文章，大概都是一式两份，分寄出去，所以，海内外同时见报，不是什么新鲜事。题目也基本差不多的格式，一看就是小胡的手笔：《吴老问茶》、《吴老品酒》、《吴老的治学精神》、《吴老与棒棒鸡》、《吴老论中国的三次变法》、《吴老谈静养之道》。
当时会场人多，来不及和熟人打招呼，对小胡塞过来的这张纸，没太走心，顺便问了一句：“哪个吴老？”
也怪我上了年纪，反应较慢，一时竟没领会过来，这一问，竟有亵渎圣贤之嫌。小胡那张白净的脸上，有些不悦之色。
他不是讶异我的孤陋寡闻，而是可怜我的麻木，中国有几个吴其崧啊？对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学者，最近的动态状况，居然充耳不闻。完了完了！我从小胡的眼睛里，看到这黑体字印出来的四字批语，露出一种十分痛心的模样，大概认为我不可救药了。
我赶紧展开那张复印的东西，一看标题《吴老的馍情结》，我明白了，连忙噢噢，表示歉意。“真对不起，”这样说，倒不是因为对吴其崧这位学者有欠敬仰，而是对小胡这些年追随吴其崧左右，成为代言人、发言人，或者说得不雅一些，一个高级的“托”，缺乏应有的热烈回应，而感到内疚。
我知道，这些年，在文化界，有些老先生的屁股是万万碰不得的。甚至，有些年纪并不老的人，好像也只能礼拜之，敬奉之，恭维之，马屁之，是不准说个不字的，否则，就一窝蜂地咬将上来，个个铁嘴钢牙，十分了得的。也许我悔改的态度好，小胡原谅了我，他悄悄告诉我，“这篇文章震动很大，”言谈间做欣欣然的得意状，手舞足蹈，溢于言表：“最近港澳台炒得厉害，还有人考据，到底是馍西去成为馕，还是馕东下而化作馍，其说不一；还有人研究，馍，很可能是中原人东西交会，将麦文化和米文化合二而一的产物，合乎儒家的中庸之道呢！”
怪不得河南人把一切面粉制成的食品，统称之曰“馍”，看来这馍文化还真有研究头了，学问确实是无止境啊！
我知道吴先生是河南人，一辈子没改家乡口音，至今原汁原味。小胡其实是江浙一带人氏，但看那油光水滑、玲珑剔透、聪颖机灵、善解人意的样子，便可断定他不是喝那混浊的黄河水长大的。我很佩服他，追随吴先生这些年，不但说得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还能哼两句常香玉的《大登殿》，更可爱之处，是他像河南人一样喜欢吃馍。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吴其崧先生也觉得小胡够殷勤的，有时，老先生想换换口味，随着馍的西移，要吃一顿陕西羊肉泡馍的话，或沿着馍的东行，想喝一碗山东面叶的话，小胡哪怕走遍京城大小饭馆，也要满足老先生这种欲望。然后，不出两三个月，准会在报纸副刊上看到小胡《吴老谈食文化》的散记啊，《吴老平民化饮食风范》的随笔啊，而且绝对不止一篇。
我读过他写的一篇散文，当然也是写吴其崧的，笔墨很传神。说老先生有一次应某国使馆之约，去出席一次文化参赞的宴请，他陪着出席，又护送回府的。他实际上像关老爷身边站着的那个黑脸周仓，凡吴老在公开场合露面，小胡总在那里马前鞍后侍应的。那次冷餐会让吴老吃得一点也不开心，回家后就嚷着要喝胡辣汤，那也是河南农村里常见的佳肴。小胡描写老先生一定要蹲在板凳上，而不是坐在桌旁，一定要捧着大碗汤沿着碗边转圈喝，而坚决不肯用羹匙，喝得满头直冒热气，像洗过桑拿浴那样痛快淋漓。把这位老乡学者，或学者老乡，写活了。我相信，小胡作为一个文字记者，应该说是一块不错的材料。
但他却很愿意做吴老的亲信，以被吴老视做可靠之人而感到荣幸。替他发个信呀，整理个资料呀，编纂作品目录呀，剪贴有关记载老先生的文章报导呀，到机关去领他的工资和特殊津贴呀，陪他出席会议，第一个跳出汽车为他开门呀，在宴席上知道老先生什么咬得动，什么咬不动地给他夹菜呀，尤其一定关照，务必要准备面食，葱油饼、油酥饼、锅盔、杠面馒头，并借此宣扬馍文化呀……很忙，也很累，但小胡同志，乐此不疲地奔忙着。
那天在会场里，他和往常一样，和所有人握手，和所有人谈吴老的近况，和所有人介绍他刚发表的写吴其崧的文章。主持人示意大家坐下，特别要求小胡同志他坐下，“咱们开会吧！”
他也只好坐下来，表示与我亲热，坐在我旁边。屁股还未坐热，腰里皮带上的拷机，像小蛐蛐叫开了。他连忙掀起茄克衫，看谁在拷他。我一看他里面穿的背心上，印有“中国吴学”的字样时，颇感有些疑惑，中国什么时候又出来一个吴学？不知是研究吴文化，还是研究吴淞江源流发展，还是研究吴道子、吴承恩画或文？他是个伶俐人，马上解释：“吴老嘛！还用问？中国有几个吴老？他的道德文章，在国外都有很大影响，早就达到一门显学的水平。所以，趁老先生健在，推出吴学，大家都觉得有这个必要。我们在吴老家乡，已经建成吴其崧学术研究会、纪念馆，现在不过是往吴学过渡而已。”然后又用那种夏虫不可语冰的眼神打量我，“筹委会成立，在报纸上发过通稿的呀！你怎么搞的嘛！”
幸好他急着离开，也就不追究我对于圣人和圣人跟班的不敬了。他告诉我：“吴老在拷我——”这时，主持人正在演说会议的宗旨，与吴老研究的课题，风马牛不相及，但他是名人，是学者，是大坟圈，什么会能少了他。小胡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对不起，因为吴老有要紧的事呼我，我得马上到医院去见他，所以，我想在走之前，把他老人家写给这次会议的祝贺信，念一下，我就告辞！”
主持人犯了我同样的错误，不免反应迟缓；另外，也许由于文化界的庞然大物，或自以为是庞然大物，或被人簇拥为庞然大物者太多，有所不知，也是情有可原的。他瞪着小胡，“哪位吴老？”
小胡把茄克衫拉开来，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吴学，你总该知道吧？”
大概此公只晓得中国有个“红学”，不知道“吴学”，瞠目结舌，无以为答。他哪里懂得当今文化界竖起来多少块厚脸皮的显学招牌？更不明白又有多少个小胡之辈，围着这些招牌混碗饭吃？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到前面来，他也堂而皇之地抢过主持人手里的麦克风，拿腔作势地宣读未必是吴老的手笔，十之八九是小胡代拟的一套拜年话。
因为，这几年来，吴老先生健康的时候少，不健康的时候多，在家的日子少，在医院住的日子多。这都是从小胡时不时发表的《吴老近况》、《吴老一瞥》、《吴老接受少先队员敬意》、《吴老病中不忘中州大地》等等文章中得知，老先生脑卒中以后，恢复得不大好，口齿已不甚清晰。譬如在《吴老的鲈莼之思》的短文中，小胡描写躺在病床上的老先生，忽然想起来要吃油馍，比划了半天，其家属颇费心思，也难猜透老爷子到底要什么？唯有他能够弄懂，他用河南话问：“是不是想吃糖饧？”不知老人是讲不通，还是索性不想讲了，便打消主意，把眼睛一闭。但小胡对老人的儿女说，老爷子实际想吃北京早点的炸油饼，豫北一带叫糖饧，接着很快到街上买来，老人呆呆地笑笑，也就吃了。
因此，诸如此类的应景文字，估计是老先生，也包括他儿女，授权小胡代为捉刀，只要八九不离十，也就行的。所以，那几年里，到医院看吴老，要通过他才能安排，会议上需要吴老讲话，也是由他来代为宣读。访问报导，更是他一手垄断，永远是他的独家新闻。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到了脚打后脑勺的程度，但他生活很充实，很满足，风头也很劲。小脸总是刮得溜光水滑，也永远穿着那件“中国吴学”的背心。有时候，一开口，那连河南人都不如他地道的河南话，我弄不清楚，究竟他是那个江浙人氏的小胡呢，还是吴其崧先生的转世呢？
那天，在会场里，拷机呼他，他丝毫没想到竟是丧音，这实在是很悲哀的。
他念完吴老的贺词，拿着会议发的礼品袋、润笔费、车马费，大摇大摆走出会场时，他知道，全会场的人都在目送他离开的。他非常喜欢这一刻众目睽睽下的荣耀，他故意走得很慢，把幸福尽量延长得久一些。可是，据说，他到医院，这位显学老人已经送进太平间去了。这一次享受，竟成了绝响，他再也扮演不了这个角色了。人走茶凉，何况人死呢！
吴老先生尚未作古的时候，由于他三天两头住院，实际上已疏离文化界，也就逢年过节，想起来他还奇迹般地活着，才礼貌性地送把鲜花。要不是小胡同志那支生花妙笔，谁也记不得这位牙口不好，却偏爱嚼坚硬无比锅盔的老学者了。现在，他乘鹤西去，剩下小胡同志，一下子竟找不到什么可以奔波劳碌，脚底生风的缘由，那脸，也不像以前那样富态，据报社里的他的同事说，大概只有早先三分之一大了，真可怜见的。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还未把他的名片，拿给大家。
头衔是——
中国吴学研究会（筹）
秘书长（常务）
姓名是——
胡不归
如果哪一天有机会在饭桌上，见到一位面色白净的南方人，却对硬面饽饽啃得十分起劲的同志，十有八九，就是这位小胡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