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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监工正在往这个角落走来——头戴安全帽、身穿坎肩、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地溜达着、闲逛着，两只眼睛瞟来扫去，注意力十分集中，坎肩的纽扣上还吊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

　　在火车站

　　众所周知，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译者注

　　）由三个部分组成——西段：满洲里至哈尔滨；东段：在哈尔滨与海参崴之间；南段：哈尔滨至“新京”。“新京”是所谓中东铁路中部的终点站。

　　这三个铁路段不久前还属于苏联。

　　“南满铁路”始于“新京”，是日本在“满洲国”最大的企业，掌管着从这里经奉天（今沈阳——译者注

　　）至黄海岸边大连（dairen）港的整个铁路线。铁路线上有多条不同的支线，最重要的一条支线从奉天经边境的安东（antong）直达朝鲜半岛东南海岸的海港城市釜山（fusan）。这一重要铁路线的中心就设在长春（changchun）。

　　长春本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不起眼的小城，但不久前在这里举行了“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冠名为“新京”。经“洗礼”后的长春这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章画刊里，因而一举闻名。

　　长春逊色了，“新京”耀眼了。

　　自“满洲国”成立以来，在这个城市里举办了许多大型的有影响力的庆祝活动，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相继来到了这里，向全世界介绍这个新诞生的“国家”：歌颂的文章、侮辱谩骂的报道、充满怀疑的笔墨以及赞美的诗篇……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激动地注视着它。“满洲国”名噪一时，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从这个新生“国家”中部的铁路枢纽出发，建成的铁路线将呈辐射状遍及整个“满洲国”。所以，称“新京”，意即“新的京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新京火车站，“迎接”我的是一个正在执行公务、个头很小、身穿便衣的警察，操着生硬的语言详细地检查我的“护照”（已经是在这个新“国家”的内地了）。一听他那几乎是不带冠词的蹩脚英语，就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还不具备这种自信心（即便是出于礼貌），他们不太可能以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态度如此蛮横地拦住一位刚刚从火车上走下来的西方人，更不用说还要去检查洋人的护照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在这里是没有界限的，不应该心存芥蒂。

　　与在“满洲国”境内经常见到的其他日本人一样，一旦完成了“例行公事”，这位日本警察马上就礼貌起来，显得平易近人、乐意助人了，甚至还要主动地提供帮助，他对我说：

　　“不用说，您一定是下榻日本‘大和（yamato）酒店’，那位戴帽子的人就是酒店派出的服务人员，他会帮助您提行李的，您尽管放心。”

　　说话间，他很快将那位身穿酒店制服的侍应生叫了过来。一番话多少使我原本愠怒的内心得到了些许宽慰。

　　我与日本警察礼貌地告别。他承诺，明天还会来酒店找我，其目的是继续对我提供帮助和咨询，对此，我表达了谢意。如此乐于助人的态度，我几乎都快忘记他是一名警察了，尤其是他的一身便装——典型的欧洲风格。不过，仔细地体察，还是能感觉到他“便衣警察”的特殊身份。

　　“新京”火车站并不大，还不具备一个“首都”火车站应该有的规模，但它正在扩建和美化，与“京都”的建设同步发展。发展的步伐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成为亚洲大陆上的第二个东京。这难道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吗？不！40年、50年前的东京不也就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镇吗？你再看看今天的东京！

　　人们可千万不要过早地取笑……取笑远东！

　　不言而喻的是，火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迈着碎步小跑的日本人、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以及这里那里零星可见、四处问路的欧洲或美国游客，还有很多穿着白色亚麻布长衫的朝鲜人。朝鲜人比起日本岛国居民来说更能适应“满洲”冬季刺骨的寒冷气候，而日本人则愿意居住在朝鲜或“满洲”的南部。

　　火车站大厅里乱糟糟的，十分混乱，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各国移民进进出出的大门，或者说是一个暗藏危机、令人感到惊恐的场所。这种不平静、不安宁的氛围就是今日东亚的真实写照，东亚有着不同于我们欧洲的另一种秩序概念。这种混乱的场面可以说在中国四处可见，无一例外的是在各个城市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检票处还算有点秩序，但是一种胁迫下的秩序。日本人站在那里，个个都是一副趾高气扬、怒气冲天的样子，他们给旅客的车票打孔或干脆将车票收走。日本公务员们都穿得十分挺括，脚蹬大羊皮靴子，令中国人十分羡慕。

　　权力与着装相辅相成，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出火车站，你就会得到“新京”正在扩建的第一印象。一个圆形的大广场展现在眼前，宽阔的街道呈辐射状通向四面八方，通向正在建设的各个城区，通向那些将来也会成为城区的黄土大地。城市街道的网络已经基本铺就，第一幢大楼也已经建成。宽阔的街道两边几乎还都是一片荒凉，只是偶尔能见到几处用木桩围起来的建筑工地。

　　火车站前圆形广场的兴建工程同样也未结束，广场上的装饰草坪还没有铺设，暂时还只能见到立在那里的结实灯柱。一到晚上，安装在灯柱弧形吊杆上的灯就会发出耀眼的光亮。

　　“大和酒店”在火车站大楼的斜对面、广场的另一边。

　　“睡美人”被唤醒之后

　　“新京”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但她拥有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一珍稀的价值：她还是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帝国”——“满洲国”的“首都”。

　　“首都”定名为“新京（hsinking）”，“hsin”即“新的”、“king”则为“京城”。“新京”现有人口17万，其中“满洲人”、也就是中国人有12万，另有2万5千名日本人，数千朝鲜人，剩下的极少部分是流亡过来的俄罗斯人。

　　自从“新京”被选定为新的“国都”后，这个小地方就像一位沉睡了多年的“睡美人”醒过来一样。

　　在“新京”，你用不了几天时间就能对这个新“国都”热火朝天的建设形势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尽管“公共行政大楼”还没有完工，宽阔的街道也还在建设之中，但工人们、职员们、军人和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工作了。在木桩围住的或白线标出的工地上、在临时搭建的办公棚里，每一个角落里都是工作着、劳动着的人们，兴建、兴建，还是兴建！工程平面图还没有绘制完毕，建设工地就已经围了起来，水泥地基就已经浇注完毕。黄土地上，一面面厚重的墙体在不断地崛起。

　　这里将矗立起银行金融大厦，那里将建成部委机关大楼；这里要建大型的水厂和供电站，那里将是学校和图书馆；这里是农业经济试验研究所，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供政府公务员、军官们居住的大片组合式现代住宅以及供一般职员、工人们居住临时搭建的板房和棚屋……

　　还没待游人回过神来，注意力就被盘旋在城市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吸引了过去，飞机机翼上的日本国旗标志清晰可见。人们刚刚把目光从天空收回，身旁马上就有运输石头、沙子、石灰、大方木料以及钢结构部件的一辆辆手推车、柴油拖拉机隆隆驶过。

　　未竣工的建筑物上悬挂着长条旗帜：黄底上着红、蓝、白、黑四色的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的“国旗”，旁边均是日本国旗。悬挂的姿势各异：垂直状、交叉状、水平状……

　　很多公园场地也都临时被围了起来，呈椭圆形、菱形、正方形、长条形、矩形等各式形状。树林、排水沟、草地和池塘看起来也已基本成型。不过，暂时还都是一片平坦的旷野。

　　“司法部”是唯一建成的一座大型建筑——高大且坚实，由大块方石砌成。离它不远处的一个高大城堡状建筑看样子也快竣工了，那里将是日本人主要的军营，也将是“日本大使馆”所在地。

　　一条宽阔的大道将经过这里，大道尚未完工，还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从城市规划图纸上可以看到，这条大道是笔直的。许多日本军用卡车在大道上隆隆驶过，卷起阵阵黄土。“行政大楼”也在建设之中，还有新的邮政大楼、大型酒店、高耸的水塔……

　　微风吹过，灰尘当空弥漫，黄色的雾霭挡住了人们远眺的视线。

　　苍白的、蔚蓝色的天空悬浮于这一切之上，上天同样不知这里发生着什么，一如那些在日本人的管制下含辛茹苦劳作的中国苦力的心灵。

　　感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起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工地上，无数中国苦力弯着腰、*着脊背辛勤地劳作，感觉就像童话里的情节——“一群群人又伸胳膊又动腿，不时用两手梳理着蓬松杂乱的头发。”——像蜜蜂一样不知疲倦的劳作也只有在童话书里才能读到。

　　火车上见到的“新京市”。不久前这里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现在，“新京”作为“满洲国”的新“首都”正处在建设中。

　　——恩斯特·柯德士摄

　　“政府”快速地建造了一批临时应急的简易工棚和小房子，对外展示是谈不上什么排场的。房间里均用一人高的墙板隔成了几个小工作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展工作。坐在那里工作的人态度都比较认真，均为两个人一组，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从高级的“部长”官员直到下层门卫，都是这样组合：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

　　日本人在“满洲国”大兴土木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满洲国”地大物博，是一块完全未曾开发的处女地。这里有千千万万简朴而又勤劳的中国人，不仅肥沃的土地资源有待开发，而且矿产、煤炭、木材等资源也十分丰厚。

　　“满洲国”对于日本的意义在于：人口过剩的日本需要工作和出路。

　　其他国家私底下窃窃幻想的事情，日本人很简单地就将其实现了，公开地将这个地区掠为己有，完全没有向其他意欲瓜分满洲地区的强权势力作任何明确的表示。现在只有“满洲”自己做出了决定：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当然，这也是一个在日本人的胁迫和帮助下做出的决定。

　　还不仅仅如此，由于“满洲国”位于日本与苏联之间，一个关乎日本帝国生存的大问题是，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会不会经“满洲国”继续蔓延。目前已经明确的是，日本人已下决心要干预这一蔓延的推进，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也都表明了这一意愿。直至今日的所见所闻都表明，日本人正在竭力地实施这一干预。谁要在今天远东的冲突中还看不到日本人的这一企图，谁的认识就步入了歧途。

　　由于日本人担心内部的工作会受到外来的破坏和影响，因此，“满洲国”所有的“外交”决策权均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任何人都不得染指。不过，这种影响和这种决心的实际情况会使人产生联想：这个政治游戏、这个“睡美人童话”的现实对未来世界政治的意义到底会是什么？

　　劳作中的苦力

　　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你走不出几步就会生发出一个新的感叹——为工地上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为建设远东加倍努力的勤奋精神，城市处处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见证着当局者大兴土木的决心。

　　你恍若走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童话世界。

　　在一个有很多脚手架的工地旁我站住了，我像站在动物园的栅栏边一样，看着光着脊背的苦力们在脚手架上上下攀爬。阳光曝晒，苦力们呈古铜色的脊背黝黑发亮。他们站在高高的堆垛上，向上提拉着石砖、拉着还在滴漏着浆渍的石灰桶。建筑横梁借助极其简陋的滑车运送到脚手架上，站在摇摆不定的脚手架上，苦力们杂技演员一样，一边平衡着自己的躯体，一边将沉重的横梁安装起来。苦力们互相之间通过大声的呼叫“好！”或“慢，慢！”等劳动口令取得动作上的默契。

　　这条几乎尚未动工兴建的主街道两边都将矗立起高楼大厦，每走上几十米，就会见到一个建筑工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整条大街。根据“新京”的城市规划，首先是在平地上拓建出沥青大道，使“首都”的“主干道”成形，然后是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在路两边涌现出来。

　　刚走出50多米的距离，我又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观看眼前正在兴建的一座大楼，这座正在用钢梁搭建的高楼将是未来的“银行大厦”。电动马达在隆隆作响，沉重的钢梁在一点一点往上拉。两个木工在搭建于人行道上的木工刨台上将粗大的圆木锯成一块块薄板。风干了的圆木树干呈倾斜状搁放着，年轻的木工，一个站在横梁上，一个人站在地面上，双手拉着宽宽的锯条一上一下地、一去一来地、1厘米1厘米有节奏地锯拉着。1个小时、两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就这样不停顿地、默不作声地埋头苦干着……这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不辞辛苦、大汗淋漓的年轻劳工。正午的骄阳烤灼着他们短小结实、有着健硕肌肉的躯体。

　　在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看见几个苦力正在地面上埋铁杆，为建水泥立柱搭建脚手架。附近，一个大地槽里水泥灰浆正搅拌着，一些苦力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扁担，正满筐满筐往这里挑运水泥和石砾。另有几个皮肤黝黑、身板结实、浑身褶子的苦力正围着大地槽不停地搅拌着灰浆。

　　如果您如此细致地注意观察辛苦劳作中的中国苦力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他们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呢？不超过2角到2角5分钱（相当于22到23芬尼。芬尼为原德国货币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

　　——译者注

　　）！想到这里，您就会明白，5亿中国人对地球的未来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工作中蕴藏着的巨大的能量是多么的无可估量！

　　劳动力在这里廉价得几乎不用花钱。一个中国人，只要有吃有喝，有了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的、刚够生活的费用，就满足了。称他们为“苦力——又苦又穷的劳动力”不是没有理由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便撇开（不考虑）所有其他的财富，即肥沃的土地资源以及还长眠在地底下的那无穷无尽未被开发利用的宝藏，中国也是一个真正富有的国家。

　　虽说不应该拿亚洲与欧洲相比，但人们总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做这样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不是不可以做这种比较。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专业人士的监管下操纵一台机器，一天生产了2000条小手绢，可他只得到30芬尼的报酬。与我们相比，难道这不是优势吗？令人想起来就发晕的优势。有哪一个欧洲人能在一天只有30芬尼报酬（在不提供住房和食品或其他任何优惠的情况下）的条件下生活呢？！人们根本不用想得太过遥远，只要了解一点日本的经济信息就行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高过中国人30至40个百分点。

　　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苦力正在破口大骂。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突然，我听见从街道另外一个角落传来了可怕的叫骂声，是两个男人在争吵，我马上赶了过去。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苦力正躺在地上愤怒地叫喊着、哀号着、咒骂着。他在大声粗鲁地咒骂着一个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且满脸通红的日本人——日本监工。中国苦力叫骂不绝，愤怒无助地咆哮着，拳头以威胁的姿态在空中挥舞着：

　　“你们一定会再次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们！上天会惩罚你们……我一定会看到的！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躺在地上的中国苦力呼天喊地地冲着日本监工吼叫着。

　　苦力的叫骂声没有停止，被激怒的日本监工却失去了自制力，他气愤地冲向倒在地上的苦力并狠狠地踹上了几脚。我不自觉地将脸扭了过去。日本监工一脚正好踹到了苦力的脸上，鲜血马上从鼻孔里流了出来。接下来，沉重的皮靴又往苦力的脊背上踹去，苦力又一次痛苦*，倒在了一边。尽管如此，苦力还是没有停止叫骂。打得越凶狠，他就越痛苦、越愤慨，也就越是顽强固执地提高叫骂的声调：

　　“把我打死吧！踹吧、踢吧，我不怕，上天在咒骂你们，你们，你们都将……你们这些千刀万剐的！”

　　日本监工转过身镇定了下来，不再去理会苦力的叫骂和那些侮辱性的言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摇了摇脚，好像在踢踹中扭伤了。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去，继续用他警惕的目光去监视其他恐惧的、弯着腰劳作的中国苦力，那位受伤的、年迈苦力的凄惨景象并没有引起他人的特别关注。

　　躲过日本监工的目光，我转过身询问身边的另一位苦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能发生什么呢？您看……”他指着还躺在地上、正在用两个手指擤着流血鼻子的年老苦力说道：

　　“他已经是一个62岁的老人了，在扛水泥袋时被绊了一跤，人倒在了地上，肩上的水泥纸袋也摔裂了。这就是全部，就因为这被如此对待。天天如此，是的，一天有上百次。我们是一个受苦的民族……”说完后他迅速地跑开了，因为，日本监工正在往这个角落走来——头戴安全帽、身穿坎肩、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地溜达着、闲逛着，两只眼睛瞟来扫去，注意力十分集中，坎肩的纽扣上还吊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

　　好在他刚才没有使用皮鞭，我脑子一下子就闪出了这个念头，我可不愿见到鞭打苦力这一幕。

　　“对付中国就得强硬！”我想起了在火车上一位日本工程师曾经对我讲的一番话。但当时我不相信，这句话应该这样去理解。

　　“嘿哟、嘿哟……卖小孩啰！”

　　我叫来一辆黄包车，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尽快忘掉这段令人心悸的经历……

　　很快，我坐上了舒适的车座，黄包车的两只轮胎弹性极好。前面，车辕之间套着绷紧的绳索，车夫拉着车在奔跑着。

　　又是一个这样的苦力！

　　人们对这些贫穷的小伙子究竟了解多少，了解多少他们善良的内心世界？从早到晚，他们日复一日地在两个车辕杆之间摇摇晃晃地、疲惫地、有节奏地拉着车奔跑。不管是雨雪交加，还是骄阳似火，不顾气喘、咳嗽、汗流浃背，总是在不停地奔跑着……人们经常能看到或听到，一个年轻的车夫在炎热的酷暑中突然晕倒，心脏猝然停止跳动！

　　如果不是这样终结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死可能会更惨、更痛苦。黄包车夫的平均年龄一般都不会超过35岁，到了这个年龄，体能基本上也就耗尽了，他们开始咳嗽、吐血，染上中国人说的“痨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他们再也不能像动物一样地拉动那沉重的黄包车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只能是流落街头，四下乞讨，最后在某一个地方悲惨地结束生命，倒毙街头！动物一样地死去！

　　正在门前候客的黄包车夫已经睡着了。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当一个年轻人决定成为一名黄包车夫的时候，他是强壮的、健康的、敏捷的，有着一双富有活力的、灵活的双腿。满怀激情，快乐高兴，人人都是如此。他们坐在车座前的踏板上，在豪华的酒店、影院、舞场、饭馆以及妓院的门前等候着客人。一溜排着长队，那阵势就像依次蹲在电话线上的一排排麻雀。只要一个客人出现，他们就会蜂拥而至，高声地叫喊着，硬把客人往自己的车上拉。给10个铜钱（相当于7.8芬尼）他可以跑上半个小时，给一张墨西哥美元（相当于78德国芬尼），他就可以拉着你跑上一整天了。大多数黄包车夫都不会那么幸运，即能把自己一天的体力都换成钱，一天能挣上50个铜钱就算很不错了。他们靠这点钱养家糊口，包括冬天取暖和缴纳那破旧不堪的房子的租金。一般来说，黄包车夫住的房子都不会是自己的房产，房租得自己负担，每天的租金大约在15个铜钱左右，有的更多。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车遇到了一位挑着担子的白发老人，他挡住了我们的车道。老头肩上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吊着大筐子，我在想，大概是卖南瓜或大香瓜的吧。但是不——他在卖小孩，只有年幼的小女孩坐在筐子里，年龄约在5岁至7岁之间，一个筐子里一个。

　　“嘿……哟……卖小孩啰！7元买一个哟！”老头的叫喊声在这一带响起，那腔调，听起来就像在愉快地哼唱着一首歌。这确实非同寻常，我思忖着，赶紧让车夫停下车来。花7元，真的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孩了吗？其实，我坐黄包车到这里来是想买一双鞋的，酒店老板告诉我，这里买一双鞋要花8.5元。

　　“老大爷！”我与这位牙齿几乎掉光的白胡子老头攀谈了起来：

　　“如此新鲜少见的‘货’，您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老头儿觉得有生意做了，赶紧放下了肩上的担子，尴尬地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中国人的习惯——后回答道：

　　“说不上从哪里来，简单地说来自沈阳，即奉天（奉天为沈阳的旧称，满文音为谋克敦，英译名为mukden——译者注

　　），但这两个女孩来自吉林省。他们的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对这一带不熟悉，所以将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卖。我同情她们的处境，也就把她们带来了！嘿、嘿、嘿，我要帮他们卖掉孩子。现在穷人没有钱养活孩子，家家孩子都多。卖掉一个孩子，父母能得4元。昨天，我开价是8元，但没人想买，今天，我只好降到7元了，也不容易卖掉，家家都有难处。您瞧，她们都是十分漂亮可爱的女孩子，这个7岁，对面的那个孩子也满了5岁，都很健康，很健康，您再瞧瞧那结实的两条小腿。上等的好‘货’，上等的好‘货’啊……”

　　说这番话时，老汉到底在想些什么？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注意地观察，发觉老汉并不很快乐。他喘着粗气，但总是带着微笑。

　　“是的，lautouerl（老头儿！），您在这里卖小孩就像卖瓜一样，难道就不怕警察了吗？”

　　“他们允许卖，允许卖。”他回答。

　　看来，对我的问题他却感到有些惊讶。

　　“以前，民国政权统治时，我们不敢这样公开地贩卖，只能在农村私下交易，这种私下交易一直都有。但是现在……等两个孩子长大了，您可以从中赚大钱的。我都想自己留下这两个孩子，但我也很穷，我自己都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可这点钱对您来说却无所谓。不出两年，两个孩子一倒手，您就可以赚上好几百元呢。”老头开始给我谈起了生意。

　　他看着这两个孩子，又自言自语说道：

　　“多么好的女孩，又漂亮，又健康……您怎么还犹豫不决呢？”他又转向了我。

　　“我还可以更便宜一点，岁数小的我只卖5元，行吗？”老头以为我对岁数小一点的孩子更感兴趣，这样他可以尽快出手。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睁大眼睛用充满期望的眼神望着我。

　　我什么都没有回答，我的想法完全不同。我不停地左右打量着这两个孩子。像在开玩笑，可又不是一个玩笑！岁数小的女孩正吮着手指，无忧无虑地坐在藤筐里。岁数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啃咬着干瘦的小手上拿着的一根胡萝卜。

　　脏兮兮的两个孩子！

　　“我挑着这两个孩子已经来来回回地叫卖3天了，但卖不出去。”老头又对我说道：

　　“可怜可怜我吧！”老头乞求着。

　　“金龟子，飞飞飞，爸爸在打仗，妈妈在……”我试着哼唱着儿歌，摆出一副童趣盎然的样子，以消除孩子对陌生人的恐惧。两个对什么都还完全没有概念的孩子显得是那么的轻松和愉快。

　　我赶快离开，走进了邻近的一个鞋店，我要为自己买一双鞋，我原本是来买鞋的。在看到一双黑色的低帮鞋后，一个想法就挥之不去了：现在，你不能买小孩，只能为自己买这双鞋。

　　“嘿——哟——，卖小孩啰……”在鞋店里我还能听到外面老头的叫卖声，苍老的、嘶哑的叫卖声……

　　为觐见“皇帝”做准备

　　在南满洲，所有那些拥有南满铁路车站和南满分支铁路车站的主要城镇，都会有一个“大和酒店”。“大和”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族号，对应于德语中的表达，“大和酒店”这个名称就相当于“德意志酒店”了。

　　“大和酒店”是满洲最漂亮、最现代化、最优雅舒适的酒店。宏大的规模、一流的装修、完善的设施、整洁卫生的客房。卫生——这更是在当地不容忽视的一个优势，甚至连臭虫都没有。酒店里还建有房顶花园、烤肉室、台球室以及酒吧……还有一个被精心管理、维护的漂亮花园，那些训练有素、干净整洁的酒店侍应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酒店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能说上一口“儿童英语”。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不是建立在语法的基础之上，故交流时，如你要点什么，可总是要经过多次误解之后，才能如愿得到你真正想得到的东西。你要的是一杯加奶油的咖啡，可侍应生给你端上来的没准是一杯威士忌酒或半只产自亚洲鄂霍次克海（ochotzkischen meer）的大龙虾。话又说回来，反正来这里住的人有的是时间，故侍应生语言不好显得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误解”是，即客人到达酒店自己的房间后，行李箱却送到了其他的房间。在那个“弄错”了的房间里，官员们会围站着，打开客人的箱子（或试图打开这些箱子）搜寻。在哈尔滨，“搜寻”是想将箱子里的东西据为己有，而这里的“搜寻”，是为了寻找那些有字样的纸张、照片和信件。

　　在“满洲国”，人们从来就不应该忘记，处处都会被监视。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会在开始时想，这只是一种“误解”。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对的，到最后，所有的一切也都会再次妥当理顺：客人还是能得到他想要的加了奶油的咖啡，行李箱也会最终放在“29号房间”，即我入住的酒店客房。

　　一般说来，客人在“大和酒店”都会被照顾得很好，入住的费用也不是太高。由于“大和酒店”隶属日本大型的、半官方的企业“南满铁路（s.m.r）”，因此，酒店的设施也都是最现代化的。“南满铁路”有的是钱，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它的分支企业中去。几乎所有官方的活动，如“市政府”头头脑脑和政治家们的宴请、公开的官方庆祝活动等等，只要这些活动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在室外举行，那么就会选择在“大和酒店”的大厅里举行。

　　对新到的客人来说，客房里除了提供漂亮洁净的洗澡间、卫生间以及电话等很多其他舒适的设备之外，如果需要，酒店老板还能帮助客人与“满洲国”各官方机构取得联系。酒店的老板认识“满洲国”各“部”的“部长”以及他们的下属，与他们都有私交。他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这些要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告诫。更加令客人们吃惊的是，酒店老板一般都能很快知道客人的来历以及来此旅行的目的。不管是商人、官员或单纯来此一游的旅游者、记者……就像只隔着一层玻璃，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希望对“满洲国皇帝”溥仪进行采访的要求就是通过酒店经理的女秘书向有关方面提出来的。女秘书在酒店大厅的前台工作，面对客人，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联系上之后，才陆续有穿便装、穿官服、戴着徽章和高等勋章的人来酒店与我联系。所有这些人都显得相当亲切友好、乐于助人。

　　他们来到我的房间，履行他们的职责。有时我不在酒店，他们也会溜进房间里来，颇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他们是如此地“疏忽”，既弄错房间，又弄错箱子，还会错拿客人的文件资料，还总是那么理所当然地，好像进的是他们自己的房间、打开的是自己的箱子、手中紧紧攥着的也是自己的文件资料一样。检查完之后，他们又会彬彬有礼地、微笑有加地、无数次地向客人鞠躬道歉，询问是否将行李弄乱弄错，并请求原谅。不过，以后他们还会来，他们的乐于助人总是离不开他们那些特别的行为、猜测和好奇！

　　当室外如新加坡那样笼罩在夏日热浪之中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会与新结识的客人们坐在酒吧里掷骰子饮酒：威士忌——苏打酒、杜松子——柠檬烈酒或啤酒。一起闲聊、开玩笑、豪饮或讨论什么，消磨着时间。晚上，他们还会带着客人逛他们熟悉的夜“新京”。哦，他们不仅不会敲你的竹杠，甚至还会请你。他们会讲一些有趣的轶事趣闻和黄色笑话，包括那些舞女和日本艺伎。最后，你甚至会完全忘记，到底是和谁待在一起。他们确实是些和蔼的人，很能打动人，对来“新京”的外国人也确实照顾得不错。

　　我提出觐见“皇帝”的申请还在审核批准的过程中，我要先在“外交部”预约。“外交部”在城外新区，开车需要20分钟。我还要拍几张*时需要的照片。觐见“皇帝”，得有一个办起来相当烦琐的证件，还要事先拜访“宫内府大臣”。

　　“宫内府大臣”的办公室在院落交错、房屋林立的“皇家宫殿”里。经过一个有许多“皇家卫士”把守的“皇宫”大门后，左拐有一个窄门，经窄门就进到了“宫内府大臣”所在的院落，三排平房包围着这个院子。

　　一位举止礼貌的“满洲人”带我进了其中的一幢房子，随后走进了一个相当宽敞的大房间。房间里没放什么家具，地上铺的是大块的四方形灰色石板。房间的一个墙角放有一个低矮的小圆桌，圆桌上摆放着几个铜质的烟灰缸和几盒香烟，香烟的品牌为“前门——帝国牌（tchienmen imperial prefer）”。紧挨着窗户搁着一张小写字台，一个胡子灰白的老头儿正坐在桌旁，架着一副眼镜，身穿一件十分考究的男式小礼服。

　　剔了毛等待屠宰的牛。这是“皇帝”祭祀活动中祭坛上供奉的祭品。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在这位仪态尊贵的白胡子老人面前我一下子糊涂了，他是不是“宫内府大臣”呢？我感觉，是，又好像不大可能是。虽然我确实已经身在候见室，已经从院子里直接进到了“宫内府大掌礼官”的房间，但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就在我神情略显迟疑的时候，老人走了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名字下面“宫内府大臣”几个字赫然醒目。

　　疑惑顿消，看来，我确实不是在一个看门人的身边。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大掌礼官”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甚至还十分纯正、准确。语言相同使我们之间的交流便利了许多。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大掌礼官”曾两次去德国，一次是战前作为学生，另一次是在1918年至1921年间，作为“公使馆参赞”在柏林的中国公使馆工作。

　　当然，我来这里是经过事先申请的。我们一起坐到了圆桌旁，他递给我一支“前门——帝国牌”香烟。“大掌礼官”坐在那里的姿态真像是一幅剪下来的传统中国画：灰白的头发、威严的仪表、苍老的面容、长长的胡须，额头上爬满了曲曲弯弯的皱纹，眼睛下是厚重且微微泛青的眼袋。他的手是细白的，粗粗的青筋凸显在皮肤的表面。由于说话使劲，他总是在不停地颤抖。他的话语不太连续，时顿时挫，斧砍一般，但德语的表达是明白清晰的，尽管他一直谦虚地说是在练习德语。简言之“：大掌礼官”给人总的印象好像是刚从褪了色的故纸堆里走出来一样。

　　侍从进来，端上来两杯热茶。

　　我们一直在详尽地交谈着即将觐见“皇帝”要注意的有关事宜。他教我在“朝廷”里要注意的礼仪：弯腰深鞠躬的方式、就座的姿势、说话以及朝“皇帝”看时要用什么样的眼神，等等。交谈十分严肃认真、郑重其事，觐见时还都必须照葫芦画瓢地做，我心里都不由得暗自发笑。接受一个“国家皇帝”的接见，如此隆重*的时刻，我还真不曾有过。

　　最后，“宫内府大臣”又郑重强调了一句：

　　“千万不要忘记，您只能通过翻译对话，不要说汉语，不要说汉语！”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我掌握了觐见“皇帝”应注意的所有事项后，才获准离开。

　　“auf wiedersehen（再见）！”老头用德语与我告别：

　　“请您替我问候德国，问候波恩、柏林。我年纪大了，此生是不可能再去德国了……”

　　嘘！这一套程序过后，我不由得气喘吁吁，顿感周身发热，汗珠在脸颊上流淌，手掌心也黏乎乎的，湿透了的衬衣粘贴在脊背上。

　　幸运的是，“大和酒店”要凉快多了。

　　看来，觐见“皇帝”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了，我自然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我的10次请求都被婉拒，现在竟然批准了。只是仍然不允许拍照，一位凡夫俗子是不允许给神圣的“皇帝”拍私人照的。是好事，也是一件真正的憾事！但不管怎样，这一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汗流浃背的日子。不过，一想到几天后就要与“满洲国”的“皇帝”说上话了，人就像畅饮了含酒精的清凉饮料一样，感到周身凉爽。

　　在此期间，我饶有兴致地回顾了“皇帝”溥仪的生平——他从皇子直到成为当今“皇帝”的经历。

　　一个“皇帝”的生平

　　被中国人称之为（今天还是这样称呼）“紫禁城”或“皇城”的北京皇家宫殿是一处宏伟壮观、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杰作。北京是中国——“reiche der mitte”（“中国”的德语译文——译者注

　　）——从前的皇都，四周城墙环绕，像一个要塞城池。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部。

　　北京这个名字经历了数百年的繁荣，意即“北方的京都”。

　　自中国国民党政府（现中华民国）迁都南京、含中国东部四省的“满洲国”成立以后，北京即成为中国最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省府，北京从而也更名为北平，意即“北方的和平”。

　　北京的辉煌与它无与伦比的传统已经成为过去，昔日的皇家园林现在已成为大众游览休闲的公园。凉爽宜人的夏夜，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出来的中国未婚恋人们在那里手挽手、成双成对地散步、溜达。人工湖畔精美的亭阁现在已经被精明的茶商们用来开冷饮店，不少中国的年轻人都乐意坐在那里享受享受。在人工湖上，你可见到清纯可爱的中国女学生们穿着美式运动靴荡着轻舟，她们不再知道，她们的皇帝也曾在这湖上摇桨戏水。枝叶茂盛古老参天的槐树下，没准还会躺着一对年轻的中国小情人，正操着一口英语在谈情说爱呢。

　　昔日的皇家园林建筑现在已经变成平常人享受平常快乐、玩平常游戏、表达平常愿望的地方；成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恢复体力、蓄养精神的地方；成了炎热的夏季里周末休闲的一个绝好去处。

　　皇家园林的参天古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是在伤心地诉说着什么吗？铺着大理石的人工湖清波粼粼，是在喃喃细语着什么吗？还有什么能值得那撑起辉煌大厅的鎏金大柱、那如诗如画的亭台楼榭以及沿湖蜿蜒的大理石回廊骄傲自豪呢？因为残破败落了，她们才会如此伤感吗？

　　不！她们拥有足够的智慧，能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辉煌都已经成为过去。她们伤心，是因为她们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但还必须延续、生活下去。正如中国人，人们拿走了他们的传统，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神秘的、美化了的世界，难道他们就因此变得实际了吗？中国人相信的是，他们只是不那么幸运了、感觉不那么坚定、软弱无力。往日耀眼的光芒消失了，不再是天子统治了。

　　“满洲国皇帝”陛下。以前的清朝皇帝溥仪，现在的“康德皇帝”。

　　——恩斯特·柯德士 摄

　　1905年，溥仪就出生在这座皇宫里。溥仪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在欧洲，醇亲王载沣以“谢罪的皇帝”着称。因为，1900年之后不久，他受命前往德国，就德国公使冯·克林德（von ketteler）在义和团暴动中被射杀毙命一案向德皇道歉。

　　1908年，清咸丰皇帝过继的儿子光绪皇帝去世，时年仅3岁的溥仪由慈禧太后扶为中国皇帝，成为清朝第12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的家族数百年间一直统治着偌大的中国。

　　5年后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溥仪被迫离开皇座被监禁起来，但作为个人仍被允许在他世袭的皇家宫殿里继续居住。1917年，在一个皇帝忠臣（应为张勋——译者注

　　）的威逼下，溥仪宣告第二次登基。但也只做了13天皇帝，帝制再一次被废除。之后，溥仪还是无可争议地继续住在皇家大院。溥仪于1922年结婚。表面上看，他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处理了过去的遗留问题，遣散了皇宫里的太监，还3000宫奴以自由。

　　1924年，冯玉祥将军占领了北京。溥仪的朋友们再一次挽救了死到临头的皇帝，将他带到了国际公使馆区。作为难民，溥仪在北京日本大使馆躲藏了3个月后，假扮成一名穷学生的模样逃往天津。在天津，他低声下气地度过了6年屈辱的日子，直到1931年前往满洲。

　　在日本强权势力的扶持下，1931年9月满洲宣告“独立”，成立了新的“国家”——“满洲国”，溥仪为“执政”。1934年3月1日，年轻的溥仪在“满洲国”第三次正式登上“皇位”，称“康德皇帝”，时年28岁。

　　觐见“皇帝”溥仪

　　“满洲国外交部”的一辆蓝色大别克轿车停在了我下榻的酒店门口，“外交部”官员马先生接我去觐见“皇帝”。

　　很快，车在一个由粗壮的大石柱撑起的大门前停了下来，身着灰绿色军装的“满洲国”卫兵在门前站岗。通过这道大门后，还得经过第二道门才能进入“皇宫”大院。我被领进了左边一幢大的石砖楼房，这里应该是“皇帝”的“总理府”了。走进“总理府”内一个高大宽敞、铺有宽大地毯的大厅，大厅里放有很多桌子，桌子旁坐着数位“皇家副官”，他们都是精心挑选的、身材魁梧的大汉，个个仪表堂堂，威严庄重。

　　茶和香烟已经端了上来。一个胖胖的日本人舞步般一颠一颠地向我走了过来，在桌旁坐下后就毫无拘束地与我闲聊了起来。我听出来，他曾作为日本公使在瑞士日内瓦工作过，日本人占领“满洲国”后，他来这里担任“皇帝”的“财政顾问”。

　　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位“皇家副官”，恭敬有加地对我说道：

　　“陛下有请！”

　　我跟随着他走过一个小院，穿过一个拱形门廊，又经过另一个小院，最后才来到一个楼梯间的后门。后门又低又矮，我必须中规中矩地弯下腰钻过去才不至于碰到头。

　　我就这样走进了“皇宫”。

　　说是“皇宫”还真有点儿过分，一条狭窄的走廊，就像在一个普通的公寓楼里。楼里设施也与公寓楼十分配套，脚踩在楼板上甚至还会嘎嘎嘎地作响。一左一右都有房门，每一个门前都站有执勤的官员。

　　先前我还在想，大概得走过这迷宫式的走廊后才能真正到达“皇帝”大殿的前厅。但是我想错了，狭窄的走廊里有一扇门是打开的，从引领我来的官员和侍从们那充满敬畏的深鞠躬上我感觉到，这扇门一定非同寻常。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一走进门，就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皇帝陛下”。按“大掌礼官”事先教我的那样，我马上面对“陛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站在门边，年轻的“皇帝”迎着我向前走了好几步，相当热情地、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操一口英语说道：

　　“how do you do？（您好吗？）”然后指了指椅子，示意我坐下。他自己却浅浅地坐在沙发的前缘上，沙发背后是一幅大的金碧辉煌的“西班牙屏风”，十分耀眼。

　　“见到您，我很高兴！”“皇帝”陛下首先开口。

　　“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是通过你们记者知道的，关于我们的新‘满洲国’，您大概也真实地了解了一些。”说话时，“陛下”带着友好的微笑注视着我。他的眼光是无偏见的、坦诚的、吸引人的。高高的额头上，头发向上扬起，整齐地向后梳理着，微微凸起的厚嘴唇是继承了先祖遗传的标志，细长的、保养得极好的手指随意地在膝盖上做着小动作，手指尖微微地向上翘起。

　　“我特别钦佩德国，个人也特别感谢德国。当时在北京，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德国医院接受我并把我保护起来的。几天前，我还对一位德国记者提起过这一事实。我对这位记者的表现，即他对德国、对‘满洲国’和整个世界的评说深感满意。德意志是我很亲近的一个民族，平时我也经常关注德国，每天都让属下翻译阅读德国报纸上的消息。”

　　当我问到，您如何对待除了日本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时，溥仪“皇帝”回答道：

　　“这还需要时间，我们首先要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国家’。‘满洲国’要做的事还很多，对‘满洲国’的误解还有很多。我将十分高兴，如果您能将真实的情形报道出去。我们没有什么要掩盖的，我们知道，为了塑造未来有自主意识的‘国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和改善。我们的‘国民’学校教育一直都很欠缺，所以，大部分‘国民’对政治抱有无所谓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当政者，我们有责任一步一步地将新‘国家’建设好。我们要积极创造前提条件，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我们也希望，为建设世界和平的金字塔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愿意接受日本的援助，我们还要感谢对我们的建设事业伸出了援助之手的每一个国家。”

　　溥仪越说越热烈。我注意端详着年轻的“皇帝”，他看起来十分健康，表情富有活力，充满着对现实的期望。不过，他的眼光中似乎也掩藏着一丝悲情。

　　“我的生活也不是什么都很容易，”他承认道，“一些人在极尽可能地丑化我，在造谣中伤者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小丑。我要问您，这些人对我们‘帝国’都做了些什么……”

　　溥仪的表达清楚而又明确。

　　我试图在“皇帝”的性格表现中，看到些许懦弱的印记，完全没有！溥仪的言谈机智而又充满智慧，完全有着自己真实的见解。他十分了解国际政治，对于世界的局势、走向、包括新德意志国家发生的事件，他都十分熟悉。

　　溥仪问我对“满洲国”得出了什么印象时，我回答道：

　　“我的旅行还没有结束。‘满洲国’很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地下宝藏还有待开发。一路走来，与我交谈的民众都说，他们为又有了一个能带来希望的‘皇帝’感到幸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们都认为，赋税的压力比以前减轻了。他们都爱戴‘皇帝’。”

　　听到这一回答，溥仪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问道：

　　“你们欧洲的国民也知道这些吗？”谈到这里，金碧辉煌的“西班牙屏风”后面，传来了一声人为压低了的咳嗽声。难道屏风后面隐藏着一个患有感冒的窃听者吗？

　　在我开始谈到北京皇宫的时候，溥仪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尴尬，他不想展开这个话题。出于礼节，我停止了追问。

　　溥仪爱北京，一个了解北京的人会不爱北京吗？这里算什么“皇宫”！就这个觐见室而言，也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厅室，装饰也非常大众化。墙壁上挂了几幅画，一对花瓶，铺了地毯。这就是所有的室内装饰，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没有一点皇家气派，无论如何不能与北京故宫相比……完全不能！那幅金碧辉煌的壁画还是日本皇家赠送的。

　　一位侍从这时走了进来，深深鞠了一躬以后递给“皇帝”两张名片。我知道这是结束觐见的一种表示。

　　溥仪又一次将手递了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

　　“替我问候德国，good bye（再见）！”

　　“陛下，我希望您的‘国家’繁荣兴旺！”我回答道。

　　“thank you！（谢谢您！）”“皇帝”用英语致谢并陪送我几步走到了门口。“皇帝”身材高大，尽管他穿的制服并不是特别合身。在他的左胸前，缀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大星形勋章——“满洲国”最高勋章：兰花勋章。

　　“新京”的“皇帝”阅兵大典

　　今天，为庆祝“满洲国”新“皇帝”登基，“新京”将在飞机场举行首次有“满蒙”军队参加的隆重的大型阅兵式。阅兵大典定在上午10点开始，可早晨7点左右整个城市就蠢蠢欲动了，长长的前往机场朝圣的人流不断。机场位于城市约3公里外，车流缓缓地爬行在被雨水泡软了的道路上。

　　大约9时，所有的人都已经聚集在机场了：“满洲国”、蒙古国、日本国的高级将领们、部长们，赴“满蒙开拓团”的侨民和小学生们以及报社记者和摄影记者们。部队包围着整个机场，4000名官兵组成的将在这之后为我们表演盛大阅兵式的受阅部队则站在另一边。再向后，“皇帝”检阅台对面的阵容是站立着的骑兵部队，清一色膘肥体壮、雪白高大的战马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夺目。成千上万赶来观看阅兵式的人一层一层地把偌大的机场围得水泄不通。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受到特别邀请的贵宾能站在围绕“皇帝”检阅台百米开外的贵宾席上，只有最高层的“将军”和“部长”才有资格站在与检阅台旁的帐篷直接相邻的所谓“4米区”，帐篷由黄绸缎料围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肃静，人们只能相互之间低声耳语。

　　“这个戴无边框眼镜的日本将军是谁？”

　　“嘘，小声点！他是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兼‘新京’日本驻‘满洲国’大使。”

　　“这位穿浅蓝色、缀有很多金色绶带军服的人又是谁呢？”

　　“嘘，他是‘满洲国’的‘军政部部长’。您看，那边站着的是日本将军、南满日本军事顾问团团长土肥原贤二（doihara）先生。他可是‘满洲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人们都视他为日本国策的精神领袖。在每一个省、每一个重要的村镇都建有他的间谍机构，秘密地监视当地的局势并随时向他报告。”

　　“如果允许的话，您能告诉我，您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吗？”我询问站在身边的这个人。

　　“我来自内蒙古。”这位先生看起来在33至35岁之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英语却不太好。双手细嫩，满脸活力，他是一位蒙古王子。

　　金光闪闪的“满洲皇帝徽号”：五片兰花叶在盛开的花丛中。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新京”的街道建设。还没有房屋，但沥青路面已经铺好，过不了几个月，现代建筑的雏形就会出现在街道左右两侧。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在摄影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摄影记者们正忙碌着拍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那里的事还真不少，安装、校准、调整焦距、将麦克风话筒搬过来搬过去的，人人都忙得汗流浃背。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上午10点。太阳放射出灼热的光芒，昨夜一场大雨，地面潮湿发软，大头靴上沾满了厚厚的褐色泥巴，令人十分不爽。日本摄影记者们与燕尾服配穿的是高高的深筒靴。

　　刚过10点，天空传来了几响低沉的炮声，“皇帝”离开“皇宫”了。

　　静静的、充满期待的沉默。

　　“皇帝”的车队越来越近了，人们引颈远望，朝着炮声响起的方向。一声炮响，一阵沉默，又是一声炮响，又是一阵沉默……渐行渐响，渐行渐近。

　　终于，“皇帝”的车队亮相了：四辆红色的大林肯轿车缓缓地驶了过来。此时，所有无关的人都必须站立原地，不得再动弹。士兵们无声地挺直着魁梧的身板，端握着手中的武器。在金色的绸缎帐篷前，轿车停了下来。由于“部长”们近身围绕和簇拥着“皇帝”，其他人根本就无法目睹尊容，也看不到“皇帝”是怎样走下轿车走进检阅帐篷的。

　　摄影区里，快门声咔嚓咔嚓地响成一片，像一个嗡嗡作响的大蜂巢，摄影记者们心无旁骛，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色的帐篷上。

　　几分钟以后，“皇帝”走出了帐篷，踏上九级台阶，登上了能俯瞰全场的检阅台。

　　与其他将军几乎一样，“皇帝”也穿着一身海蓝色的军装，只是军装上缀挂有更多的金星和勋章，头戴一个银色的涂有黑漆的盔帽，盔帽上插上了威严的羽毛花翎，那模样，像以前的德国轻骑兵。“皇帝”的姿态既不是笔直地站着，也不具军人气质，但帝王风度十足。

　　一位将军骑着一匹戴着银色套嘴笼的马来到了“皇帝”面前，垂直地举着锃光瓦亮的军刀，大声喝道：

　　“‘陛下’，阅兵式准备完毕！第一个大型方队是我们‘满洲国’武装部队。我们全体恭敬地期待着‘陛下’下达阅兵开始的指令！”

　　“皇帝”静默地回敬了一个军礼，以示回答。接着，将军迅速掉转马头，策马飞奔回到了受阅部队。

　　由90人组成的雄壮的军乐队方阵穿着整齐耀眼的军服走了过来，演奏着“满洲国国歌”。军乐声中，检阅部队缓缓行进。

　　阅兵式相当精彩，尽管地面潮湿松软双脚带泥，但行进的步伐仍是嚓嚓有声、整齐划一。队列笔直有序，一个方队接着一个方队。每当一个检阅方队经过皇帝站立的检阅台时，军官就会拉长音调高声地发号施令：

　　“刀——入——鞘！”

　　此时“皇帝”溥仪就会将手举至帽檐以示慰问。

　　军乐队过后是骑兵方队，清一色彪悍的白色骏马，不少马背上还架设着机关枪。骑兵方队后面是地面炮兵部队，虽然这只是一个只有六门加农炮的小队伍，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不容置疑的。后面行进的是士兵方队：一个阵容庞大的队伍！受阅队伍最后的部分是一个在自己乐队伴奏下款款行进的“满洲国”童子军队伍。

　　检阅过后，13个来自“满蒙”不同省份的师团将领直接集合在检阅台前，向“皇帝”深深地鞠躬致意。一位将领走向前呈献给“皇帝”一纸文稿，然后是众将领齐声诵读。由于相距太远，诵读的内容我们听不明白。

　　检阅仪式结束，“皇帝”在金色帐篷里简短休息了几分钟后，再次登上林肯座驾离开，巨大的机场上顿时又回响起“满洲国国歌”。在所有队伍逐渐离散之后，记者们才允许去采访“满洲国”的各位“部长”们。

　　在“满洲国”大多数“部长”中我最希望采访的是卢将军（德文原文为nu——译者注

　　），阅兵式是他指挥的，阅兵方队通过检阅台时，他就骑着马站立在“皇帝”的右侧。

　　我走到他面前依据习惯深深地鞠了一躬，并用英语表示问候。他无法回答，因为他不懂外语。接下来，我开始用汉语与他交谈，他十分高兴地笑了。他觉得我是那么的另类，竟然能够如此流利地运用他的语言。听说我是一个德国人，他十分兴奋，连胯下的坐骑都不安分起来了。他说：

　　在我们军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对我们十分友好的民族，那就是大德意志帝国。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是德国的朋友。我一直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牢固和友好。现在，在我们“满洲”统一起来之后，德国也正处在一个谋求统一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这一希望更加强烈了，我们的关系要更加密切。我十分佩服贵国领袖希特勒（hi to la）的卓越能力，我们“满洲”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

　　当我要离开机场的时候，几个日本军官热情地邀请我与他们一块吃饭。其中一个参谋部的校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当然语病还是有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始终围绕着军队，这是日本军官们非常热衷的话题。

　　我们相互之间深深鞠躬，口中还“哈依”有声，以普通的日本式礼节互致问候。我向他们表达了观看日本军队地面部队训练后的赞扬，礼貌的军官们也同样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们对德国军队素质的了解。

　　“您知道吗，我们都认为，德国军队是世界上唯一勇敢的、富有战斗力的、效忠国家的军队。”校官说。

　　我也得适时做些礼貌的表示：

　　“日本军人在德国军校里的声誉都是极好的……”我夸奖道。

　　“是的，这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校官又饶有兴味地插话：

　　“今天，我们已经把日本军队培养到了同样的水平。确实可以这样说，对此，我们深感自豪。”他喝了一口啤酒，吃了些盐拌的海带，抹了抹嘴唇上的啤酒沫，带着煞有介事的神情，好像还有更重要的话题要说：

　　“是的，先先先……生，您是……是德国人，可我要实话实说，德国军人和日本军人之间确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个短暂的、充满期待的停顿……

　　“这个区别在于……”我听得十分真切。

　　“在于在战斗中的德国军人缺乏同情心，而日本军人却很很很……有同情心。”

　　我愣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该提醒提醒他注意语言表达中的错误了。

　　在新开放的西公园里

　　起初，我还以为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民族服装的节庆活动呢，五彩缤纷地充满着过大年逛集市的热闹气氛，不是寻常日子有的景象。

　　西公园是一个完全按欧洲风格修建起来的公园，今天游人格外多，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拍照、有的坐在公园的凳子上休息闲聊。人们享受着灿烂的阳光，恢复着精气神。

　　日本女人穿着宽大的绘有图案的彩色和服，一条宽宽的缀有珍贵刺绣的绶带围在胸间，人称欧比（obi）。有的游客穿的是四分之三长短的欧式便装，还有不少身着蓝色校服的日本女学生，远远望去像一群水兵，她们都留着布娃娃般的齐耳短发。不少中国男人和日本男人穿着休闲上装散步，手上还拿着一根粗细相宜的文明棍。在公园里，你有时能见到穿着中式旗袍日本女人，得体合身，尽显女性优雅迷人的身段。大多数东方女人都拥有苗条、纤细和轻盈的身材，体格强壮的女人在这里很少见到。公园里，还能见到身着普通日本服饰的艺伎们在正午的阳光下跑来跑去，高高梳起的发髻在她们的脑后盘起，看起来像一个大的用彩色丝带交叉编织在一起的黑色皇冠。

　　正午的太阳当空高悬，投下的阴影很短很短。绿水依依的宽大湖面波光粼粼，不少游人正兴高采烈地在湖面上摇桨荡舟。围绕湖边种着一排还十分年轻的垂柳，阳光下，翠绿的柳条随风戏水，倒影在泛起涟漪的湖面上更显婀娜多姿。

　　幽雅宁静的绿水、简约清新的景致，犹如世外桃源。当然，公园里的湖塘不可能正好呈圆形或椭圆形布置，多个小湖泊错落有致地呈链条状连接在一起。湖泊最窄的地方架有小小的拱桥，连接着两岸。我虽然没有看见在湖里戏水的鱼儿，但我看见远处游人在不断地往湖里扔着喂养鱼儿的面包渣。

　　孩子们在公园里跑来跑去，有些还骑着四个轮子的小童车，与欧洲的小朋友完全一样。阳光下，孩子的妈妈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照看着他们，以免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滑进水里。我从一个年轻的妈妈身边走过，她正好坐在公园的条凳上敞着胸乳给最小的儿子喂奶，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则嬉戏在周围。孩子们将小石子扔进湖里，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石子在湖面上荡漾起的一个个水圈和波纹。

　　在中国，你能经常见到日本女人穿着中国旗袍，但反过来，在公开场合你根本就见不到中国女人穿日本和服。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女人只爱穿属于她们自己的长旗袍，从脖子到脚踝，紧紧地裹贴着她们苗条别致的体形。旗袍有丝绸的，也有棉布的，式样繁多，颜色华丽。确实，旗袍才是中国女人最简约也最合身的装束。大多数旗袍都开有边缝，有的开一侧，有的开两侧，边缝从脚踝一直开到膝盖以上。

　　人们不单从衣着上可以将中国女人从日本女人中区别开来，气质上两国女人也不尽相同。中国女人显得更加端庄矜持，甚至可以说更有教养。行走时，中国女人迈着庄重而又缓慢的步子，像一个缄默不语、不动声色的小公主，行为举止给人的印象是冷漠而又孤傲的。而日本女人却恰恰相反，活泼好动，看得出，她们年轻的时候均有过良好的体育锻炼。

　　公园的黄色路面保养得很好，路两边长着小草，有一个小小的喷泉，甚至还建有一个猴笼，吸引了不少感到新奇的游客在此流连忘返。游客逗着笼子里的猴子，猴子也冲着笼子外逗着游客，互为对象，两相成趣，难分彼此。

　　这个公园是“满洲帝国”成立那天作为大众游乐设施兴建的，因此，对民众免费开放。不过，穿破衣烂衫的贫穷苦力则不允许踏进。人们可以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来公园走走，或下班后来公园散散步消除疲劳。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与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游人太多。“新京”暂时还只有这么一个公园，今后应该会更多一些。

　　为男人哭丧的中国女人

　　太阳仍当空高照，西公园里依旧是五彩缤纷，休闲玩乐的游人不减，我却已经溜达在回酒店的路上了。

　　太阳渐渐西斜，阳光甩在地面上的投影越来越长，一辆满载货物的驴车从我身边隆隆驶过。由于车载过重，在驶过一个雨水形成的大水洼时，车轮陷了进去。可车夫此时却扬起了手中的鞭杖，毫无顾忌地开始拼命抽打可怜的毛驴。毛驴使劲拉车，但无济于事，车轮在泥里陷得太深。无奈，坐在车上的两个车夫不得不跳下来用手推，车子这才在车夫的帮助下和不断的叫骂声中继续向前行驶。

　　只要你留心，在中国你能天天见到这些虐待动物的现象。动物必须满足人类往往是过分的要求，太过分——在我们看来太过残酷——难以想象的过分。

　　此时，从旁边的小巷子里传来了一阵阵伤心的哭泣声和诉苦声，还伴随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哭喊声。离小巷越近，那种抽泣哽咽的声音就越发清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哭诉声和叫喊声怎么让人听起来觉得有些过于放纵、过分做作？

　　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在痛苦时采用这种在大街上丢人现眼的形式！人们哭泣，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悲伤的情绪，会独自关在自己的家中。

　　我急忙赶了过去，见到了巷子里四个正在哭天喊地、神态举止显得癫狂绝望的女人。她们披头散发，用拳头互相捶打着对方，扑倒在地上，在积有灰绿色肮脏雨水的坑洼里翻滚、痛哭、叫喊……浑身上下糊满了令人恶心的臭泥。四个女人哭喊着一曲悲歌，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似乎在争相着哭诉、互赛着要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发泄出来。

　　此情此景，令耳闻目睹的人心悸、难受。

　　来远东的时间一长，人们就会对一些离奇的现象慢慢习以为常，陌生的民族有陌生的风俗和习惯。我站在那里，观看着这场悲情表演。尽管这惨景、这哭喊声使我感到有些战栗、甚至有些毛骨悚然，但伴随而来的新奇感还是勾起了我驻足观看的欲望。

　　一会儿，男男女女地围过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民众：游手好闲的懒汉、剃头匠、富人、穷人、儿童、车夫以及挑着担子的各类手艺人……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大街小巷里一下子涌了出来，街道交通也因此受到阻碍。所有的观众都沉默着，似乎完全被哭丧的剧情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睛盯着这四位号啕大哭的妇女，看她们悲痛欲绝地一阵阵抽搐、哭泣、咳嗽，看她们是怎样穿着衣服在脏兮兮的泥水里打滚的、怎样散乱着一缕缕长长的黑发的、怎样让痛苦的眼泪从眼睛里、鼻子里、嘴里流淌出来的……

　　我感觉到，她们哭诉的目的意在给围观的民众造成一个印象，即我们正在为一个刚刚死去的亲人哭诉。她们要让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死者最亲近的人在悲泣、在伤心。

　　这，就是这里的习俗。

　　生离死别是人世间痛苦之最，是一种难以抚慰的情感，是任何一种其他的感受都难以类比的情愫。这是上帝使然，是传统风俗的要求。尽管在大街上哭天喊地是那么令人难堪，但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行吗？！活着的人有义务对死者的灵魂负责，因为灵魂是永存的。

　　围观的人们也都心知肚明，他们不会取笑，但也不会被感动。他们围观，就像围站在一个活动的露天舞台前，来看一看热闹，来感受一下这些女人们的哭诉表演！他们知道，不会有那么伤心，这只是风俗习惯的要求，真正的痛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有钱的人家如果不愿意为死去的亲人亲身站在大街上大哭大闹丢人现眼，他们可以花钱雇男人或女人以他们的身份哭丧。当地有这种所谓的“哭丧中介机构”，标出价码提供这种哭丧替身服务。替身们熟悉这一“行当”，了解当地的习俗和顾客的要求。他们在家里对着镜子反复地研究过、练习过哭泣和哭诉。逼真的哭诉表演也是需要天赋和勤奋的。如果眼泪一下子流不出来，中国的药店里还有专门的催泪药卖。除此之外，替身们还得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杂技摔打的身手。因为，在并不是因为自身的伤痛和苦楚的情况下，要做到自然而然地、出于职业的需要情绪化地扑倒在地的同时，使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任何伤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替身们穿的那身破烂衣裳也体现在价格里面。

　　事情就是这样，真正应该哭丧的人坐在屋子里高兴地搓着麻将。雇人哭丧只是因为习俗，因为要保全自家的“面子”。

　　而现在这四个哭丧的妇女却是真的，她们是穷人，雇不起“职业哭手”。站在我旁边的一位看热闹者客观地告诉我说：

　　“他们是我的邻居，男人刚刚去世，妇女们在为亲人哭丧。在水洼里号啕大哭的那位年轻女子是死者的妻子，站在电线杆旁边的那位年长的是死者的丈母娘，披头散发的那位是死者兄弟的妻子，另外一位则是死者的女儿。嗯！”他自己径直地往下说，还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哭得确实很感人，但也不至于伤心到如此地步。死者生前是一个酒鬼，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饭桶，从不为家里哪怕赚上一个铜板。正因为没有钱，女人们才自己出来哭丧。”

　　“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哭诉一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我问道。

　　“两到三个小时，只要有人围观，就得哭下去。围观的人一般是不可能一直站到深夜的。”

　　“你难道不相信她们真的十分痛苦吗？难道她们的哭诉是假的吗？”

　　“唉！”他惊讶的神情就好像我把一只狐狸当成了小猫，他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一种习俗。难道你听不出来吗？当然也有伤心的成分，但不会伤心到这种程度。说到底，只是一个人死了、一个近亲死了——人都是会死的。”

　　年老的丈母娘站在电线杆旁，像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摇晃着双手，极度绝望地哭喊道：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喊又转为大声的抽泣：

　　“呜呜呜……！我的宝、宝、宝……呜呜呜……宝贝儿啊！苦、苦、苦……命的女儿啊！让我去死、死、死……吧！呜呜呜……”

　　“妈妈……扯住我的头发呀……我是最可怜的人啊！”年轻的女子在水洼里挥着手，咯咯地吞咽着嘴里的脏水。

　　哭丧的女人还在扯着沙哑地嗓子叫喊、哭泣，声音一阵高过一阵，酷似一场原生态合唱……渐渐地，我似乎感悟到了什么，莫不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死者幽灵正左右着这场悲情表演。

　　悲情在空气中弥漫着，我又想起了看热闹者刚才的那句客观的评价：“不会伤心到这种程度……”

　　我们窥探得到远东人的心灵世界吗？

　　“到底还是一个人死去了……”

　　“……当然会有所触动的！”

　　告别宴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来到了那家中餐馆，一些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们正在那里等着我共进晚餐。餐馆坐落在一条狭窄但十分热闹的小巷子里，巷子里餐馆一家挨着一家，从简陋的小饭铺到雅致的大酒楼，应有尽有。

　　只花10个分币我就打发了奔波了20多分钟将我拉到这里来的黄包车夫，流着大汗、喘着粗气的车夫微笑着向我道谢后，拉着车离开了。

　　餐馆的进口处灯光明亮，我刚一露脸，站在周围负责接待的10位迎客生就一起拉长了大嗓门：

　　“ko——”这吼叫声，与其说是在欢迎我，还不如说是在吓唬我。我下意识地迅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ko”意即“客”，中国人的习惯，每一位客人光临都得这样大声预告。叫唤声越响越好，要让楼上的跑堂也知道，餐馆里又迎来了一位顾客。

　　邀请我的日本主人以及其他客人们都已经在楼上的一个单间里等着我了，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在座者众多的名字就像大圆桌上小碟子小碗里盛装的众多菜肴一样，弄得我稀里糊涂的。王先生、吴先生、鲍先生、桑先生、梁先生、黄先生、张先生，接着又是王先生、孔先生、蒋先生、山本（yamamoto）先生、原口（harakuti）先生、寺鸠（terahato）先生、华地（hanachi）先生、入我岛（irigato）先生……麻油酱拉面、朱红色佐料的虾片、熟蟹肉、燕窝、海带、北京鸭、有名的“发酵”皮蛋、小春卷、鸡肉粥、鱼翅汤、腌萝卜……以及其他更多的种类。谁说得清是些什么菜？谁又记得住这些人名呢？

　　一个从没闻到过、品尝过中国饭菜的人是全然体会不出中国烹调的美妙之处的，它是世界上最为高雅的文明饮食中的一种。

　　席间还特意请来了窈窕妩媚的花苑（旧中国妓院的一种别称——译者注）女郎，她们也同席共餐。每一位食客身旁都安排了一位：丁香红描画的朱唇、红扑扑的脂粉脸蛋、长长的丝衣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她们用洁净的、精心保养过的小手握住筷子，不停地往客人的菜盘里夹菜，尽量地让客人吃好，自己却不吃。这也是习俗。同样，小酒壶在小姐们的手中一轮一轮地传递着，不停地为客人们斟酒，客人面前的小酒杯从来就没有空过。席间，举杯敬酒不停。小姐们逗弄着，开着刺激诱人的玩笑，女人的笑声与男人吧唧吧唧的吃喝声响成一片。跑堂们一声不响，像传说中的侏儒，一个劲地上菜上酒。娇小玲珑的“丝绸小姐”们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她们频繁地交换着座位，交换地侍奉着男人。

　　桌子的一角开始了一项热闹而又有趣的饮酒取乐游戏：两个男士如此郑重其事地相对而站，手臂伸开置于桌子的上方，每一个人都用力地喊叫着一个数字，并同时伸出两个手指。一个喊“8”，伸出两个手指，另一个喊“5”，伸过去三个手指。第二个则是这一轮的胜利者，因为他叫出的数字正好是他的手指数和他对手的手指数的总和。不是胜者、而是败者要罚喝酒，这个游戏就是要求对手“酗酒”。中国人称这个游戏为“划拳行令”，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石头——剪刀——布”游戏，但“划拳行令”游戏变化更多。

　　“划拳行令”的游戏使围坐着酒桌的人都活跃了起来，邻座与邻座之间或与对座之间都竞相划起拳来。就这样一杯又一杯地喝，没有人顾及到底喝了多少杯，边喝还边在这个或那个盘子里夹菜吃，有时候筷子伸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当然，大多数菜还是陪吃的小姐夹到盘子里的。

　　在中国，一个大的餐宴一般要吃上三到四个小时，每次就吃筷子能夹住的那么一点点儿，边吃边聊天，席间一般都十分热闹。大声喧哗是中国餐宴的一个特色，你可以与坐在大饭桌上的任何一个人聊天。

　　陪吃的小姐不称呼所陪客人的名字，而是像亲人一样地称陪客为“大哥、老爸、大爷、表兄”等。这是一种习惯，一种礼貌，食客之间会显得更有信任感、彼此之间更容易交际，也更加亲密。

　　席间，一位日本人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在西公园游船上度过这个快乐夜晚的建议，大家都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分乘4辆出租车出发，当然带上了所有陪酒的小姐，在第5辆车上还放上了饭菜、酒壶和酒杯。

　　别具一格的西公园湖心夜宴晚会充满了东方特色。没有人工照明设施的整个西公园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中，停在岸边的游船上没有掌灯，一个白天人流如织的公园到了晚上竟是如此的冷清寂寥。

　　真是一个诱人的、悠闲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公园之夜。

　　我们相继登上船只，个个都带着点醉意。船工在尾部摇橹把舵，一个小姐怀抱着一只琵琶琴，另一个小姐吟唱着响亮甚或有些刺耳的歌曲，小船缓缓地驶向月光流泻的西公园湖心。

　　月色中，湖岸边成排的大树影影绰绰，浓墨重彩，书中描画的古老中国又一次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欣赏着恬静优美的公园夜色，开始与邻座的客人们聊起天来。

　　“鲍先生，您右手3个指头上留这么长的指甲有什么意义吗？”我问道。

　　鲍先生的指甲长约15厘米，弯弯地长长地长着，末端很尖细，看起来像鹰爪。怎样才能留这么长而不折断呢？这个问号一直都像个谜一样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一些古老的中国人肖像画上见到这么长的指甲了。

　　“当然有意义，”他一边回答一边叉开手指观赏着：

　　“要知道，留这么长的指甲需要多年的时间，还得经常爱护和保养，才不至于在不注意的时候被折断。在家里，我会戴上保护指甲的银制金属指套，整个手指都套了进去。以前的皇帝和高官显贵们都留有长指甲，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也留有长长的指甲，她的指甲长47厘米。我的指甲还可以长得更长。”

　　“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指甲呢？”我又问。

　　“习俗，一种高贵的象征。你能相信，一个下层的苦力会留有这么长的指甲吗？一桩小小的活儿就可能把指甲折断。”

　　“难道你们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折断指甲吗？”

　　鲍先生笑了：“当然也会折断，但我们工作从来都是不用手的。”他提高音调简短地回答道。

　　一位旁听的日本人此时插嘴了：

　　“这种长指甲已经使中国退化了，因此，你们现在……”他带着些许挑衅的口气继续对鲍先生说道：

　　“……所有的都乱七八糟了，你们的观点就是不屑于工作。”

　　“他一定是喝醉了。”刘先生带着调侃的语气悄悄地对我耳语道，刘先生也同样留有长长的指甲。

　　“我们日本人从来不会让手指甲长这么长的，”日本人提高了声调：

　　“在我们那里，德高望重的武士才会被视为高贵杰出的人，而他们拥有的是长矛和刀剑！”

　　人们常常会注意到，日本人在略有醉意的时候，就会表现得近乎粗鲁，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来不会失去自己心目中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一信念。几乎在所有高兴的场合，他们在结束时都会三呼天皇万岁。

　　话不投机，刘先生和鲍先生相继起身离开，坐到了弹奏琵琶和唱着小曲的小姐身边，互相议论起在中国历史上充满诗情画意的那些美好年代里发生的一些名人轶事去了。

　　“您知道我们的大诗人李太白是怎么死的吗？”我旁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

　　“在一次皇家聚会中，也如今晚之夜色，皇家画舫悠闲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诗仙李白像平常一样喝醉了酒，快活恣意、灵感勃发、兴致勃勃，高兴地在皇家聚会上吟诗助兴。当皇家画舫行至湖的中央，船舷边明镜般的湖水正好倒映着皎洁的月光，沁人心脾的丁香花芬芳一下子迷糊了诗人的神志，幻觉中的诗仙请求回到底舱待上一会儿。他下去了，却长时间不见上来，待人们下去寻找他的时候，看见的只是放在桌上的一首绝美动人的抒情诗章，人却没了踪影。诗仙掉进水里了，淹死了，无影无踪、神秘地消失了……”

　　说到这里，刘先生和鲍先生都出神地望着深深的湖水，似乎是在寻觅李太白的身影。

　　醉人的米酒、月夜清新的空气和船上喧闹的人们，使我渐渐感到有些疲惫，开始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竟是一片寂静，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已经离开，只有我还待在已经拴在岸边的小船上。不过，日本主人还在，还留下了三位小姐。

　　“嗨，你一定做了一个忧郁伤感的梦，是吗？”他笑着对我说道：

　　“你睡了很长时间，我不忍心把你叫醒，好在现在还不太冷。瞧，多么浪漫，我特意为您留下了三位漂亮的女神，您更中意哪一位呢？”他意味深长地向站成一排的小姐们打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皓月当空，月光投射在我睡眼惺忪的脸上，眼花缭乱的我不停地眨巴着眼皮，我似乎还沉浸在梦中的世界……

　　难道这就是我告别“新京”的凌晨吗？

　　我坐上了从“新京”向南开往奉天的列车，列车上的最后一节车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豪华观光车厢。

　　车厢里明亮可人，大扇的车窗上镶嵌着精心打磨过的玻璃，地板上铺着一块柔软的地毯，车顶上一盏冠状水晶花吊灯，靠窗是一排厚实的、用漂亮的丝绸布包裹起来的软座椅。车厢后壁是一整块落地玻璃幕墙，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车后不断向后延伸的铁轨线，车后的风景一览无遗。列车向前行驶，车后方映入视野里的风景则渐行渐小。

　　车厢里搁着一个小书橱，摆放着最新的报刊和杂志。一张小书桌上搁着信封、信纸和明信片，信笺题头都标有大写的s.m.r.（south manchuria railway——南满铁路

　　）字样，乘客可以随意使用。每过半小时会过来一个boy-san（日本列车上的侍应生）为你斟茶，当然，茶水也是免费提供的。

　　南满铁路是目前远东大陆上最好最快的铁路线。在中国，几乎整个铁路线都十分糟糕，像南满铁路这样的铁路线和列车非常之少。

　　南满铁路是一家日本企业。

　　当我来到这节车厢的时候，车上已是座无虚席，好不容易在后面的角落里才得到了一个加座位置。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身材细长干瘦、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中国男士，衣服的翻领上缀着一个大红菊花饰物。一台电风扇保持着车厢里的凉爽。列车的减震性能很好，乘坐如此舒适的列车出行，乘客们自然是非常乐意的。乘客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列车正在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飞驰在农田山岗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列车现在经过的地面，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满洲国”，而属于日本，是日本人的租界，即所谓的“铁路专属区”。

　　“铁路专属区”为铁路沿线左右几百米的范围内，现在完全成了日本人的领地。为了保证铁路不受土匪的侵扰破坏，“铁路专属区”内规定不允许种植高过50厘米的植物，只可以种植大豆、花生、小米、萝卜等，不允许种植玉米、高粱、树木等庄稼和植物。这一规定旨在保证土匪无法在铁路经过的地面藏身，无法埋伏在原野里袭击列车。因此，在对付土匪袭击方面，与其他不属于日本辖管的铁路线相比，南满铁路线是最最安全的。

　　这种感觉真好，能够无忧无虑地坐在豪华的列车观光车厢里，而不是冒险行驶在荒野的北美西部。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奉天？”我问旁边穿燕尾服的中国人。

　　“3个半到4个小时。”他很肯定地回答道。

　　“您是去大连还是……”他问我。

　　“不，我想先看看奉天，然后……”

　　“您觉得我们‘满洲国’怎么样？”

　　“很好，所见所闻都令人深感兴趣。”

　　在我看来，这位穿燕尾服的中国人很健谈，他是车厢里唯一一位可以与我用中文交谈的人。其余都是日本人，大部分是身穿军服挎着军刀的军官。除了两个在打盹以外，其他人都在翻看杂志、聊天、出声地喝着茶水。

　　身临其境，我都怀疑是不是置身于日本军队的司令部了。

　　列车在原野上向前疾驰，我的思绪却在回顾踏进“满洲国”后的所见所闻。随着旅行距离的逐渐增加，我更加确信，在这形形*的、陌生少见的、看起来随机得到的印象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严峻性，车厢里坐着的这些军官们可不是来这里度假的！

　　日本人在“满洲国”投下巨资，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满洲国”对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国——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吗？同样，日本的政客们会让这数十亿的巨额投资没有保障吗？

　　新铁路干线上的豪华观光快车“亚洲号”，这是当时亚洲大陆上行驶得最快的列车，平均时速高达约100公里。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世人皆知，日本人在目标意识上是极其审时度势的。他们计划周密的政治行动表现得既坚决，又非常谨慎和警惕。他们的大政方针保证了包括那些看起来甚至是不重要的和无关紧要的行动，他们善于利用每一个微小的机会。日本就是这样逐步称雄世界的。

　　在未来几年里，远东的发展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日本人的企图，如果现在人们还不愿意正视这里发生的一切的话。日本人在长期谈判没有达到目标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考量和尝试，于1931年稳步地从一个岛国跳跃到了亚洲大陆。如果日本在实施其政治意图时没有成功的把握，那么，它在满洲（或对满洲）投入的大量金钱就是一个风险，而善于经营的日本人是冒不起这个风险的。

　　尽管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日本的声音对于今日世界之政治已经是举足轻重了，但在现实表现中，人们在将日本与欧美实力作比较时，还是低估了日本的地位和真正的实力。今天，日本施加给国际性会议上的巨大压力，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欧洲内部、包括美欧内部意见不一致带来的后果。当然，内部不团结也起到了部分作用。

　　对此，精明的日本人完全知道，也清楚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局面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难道警觉的日本政治家会对此视而不见吗？难道针对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他们没有早就准备好应变措施吗？他们难道会让形势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吗？回答是否定的！日本人是清醒的，他们在行动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在战略上精心地权衡着、策划着，他们只干那些没有风险的事。

　　最不显眼的事实恰好最能说明日本政治眼光的高度警觉性。一个例证：自从“满洲国”“独立”以来，中国反对日本的声浪很高。在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扩张，侵占中国的其他领土，对日本人的目的来说则是极不明智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松懈，双方都承受着压力。日本按兵不动，中国愤慨但又无能为力。

　　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会晤是彬彬有礼的，日本人通过机敏的谈判手段，终于又进了一步：横贯中国关内和“满洲国”的铁路交通得以运行，邮路也终于恢复，尽管附上了日本人不希望见到的“中国不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的条款。无论如何：“满洲国”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努力地让人民大众和国际社会理解眼前这一引人注目的不合逻辑的现象。报纸上如是说。

　　铁路的贯通和邮路的恢复，使中国在此之前不断上升的反对日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上升了——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大的中国民众对政治事务的漠不关心。利用这一情形，日本人继续迈出了很小、啊，如此小的一步。

　　“贵国的宋哲元（sung chi-yuan）将军擅自占领了‘满洲国’领土，三天之内他必须撤走，不然我们将发起进攻。”日本关东军下达了最后通牒。

　　在短暂交战之后，中国屈服了。

　　中国必须让步，因为，日本的军队和飞机击败了宋哲元600至700人的军队，中国军队退守到了长城的另一侧。

　　这里，人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即便是中国的宋将军确实带领他的军队在那些天或者只是在最后的时刻越过了边界，占领了“满洲”的领地，这一行动也是合理合法、无可非议的。

　　实际情况是，热河的西部边界直到现在也没有清楚地界定。为什么没有？日本人知道。宋将军根本就没有在最后时刻率领部队开拔到那个地区——一个日本人不希望他在的地区，一个宋将军长期驻守的、统治的、也一直以为仍属于中国的地区。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但为什么日本人还是要执意在这一区域推行他的占领政策？难道不在意这一军事行动会引起更多的仇恨和不满吗？难道不顾及这一军事行动会给正在进行的重要谈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吗？

　　其实，日本人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既然已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通车、通邮的协定，时机就成熟了，日本人便开始迅速地、令人吃惊地、全力以赴地开始完成其他的“小事”！

　　“宋将军的军队占领了属于‘满洲国’的领地！”快！快！趁中国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日本军队就开拔到了这一地区。经过交战，赶走了中国的军队，升起了日本国国旗！

　　现在，边界又应该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划定了，两国的外交官们又坐在了一起：所有的又都会按通常的惯例来处理、理顺。得到的结果当然是：中国又丧失了一块土地，日本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日本人已经吃到口的东西，再让他吐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京与南京之间随之而来的所有会议，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日本人得到了，还不用承受道德上的损失。这就是日本政治眼光的警觉之处和日本政治手腕的灵活之处。

　　军队作为后盾，时刻准备着。

　　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无异：目标的大与小、远与近——灵活地掌握和运用每一个难以预估的瞬间优势就可能赢得一个良好的局面。日本对外显示出来的强大和实力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手腕赢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