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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遇到了巨大挑战，发生了巨大转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导致中国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轨的动力何在？换言之，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近代的全方位转型？中国古代文明走上近代之路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嘉道以后兴起的经世思潮的内在推动，另一方面则来自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持续推助。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文明持久而强劲的输入，为中国近代社会及文明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因素。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单靠自身内部的变革因素，中国古代文明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动。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儒家独尊的文明一统格局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考察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必须首先分析西学东渐的历程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明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是表述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过程的形象节略语。西学东渐并不始于晚清。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东来，便在传播基督教神学之同时，译介了若干有关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及哲学方面的书籍，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知识以及诸多西洋器物，肇始了意义深远的西学东渐历程。利玛窦于1605年辑着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欧洲来华传教士，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他们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着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这次西学东渐前后持续达百年之久，因雍正帝的禁教及罗马教廷对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

　　这场持续百年的西学东渐，并未引起中国传统文明的重大变革。其原因甚为复杂。其中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此时欧洲还是工业革命前夜和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虽扩展到了中国周边地区，并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对于幅员辽阔、文明较为发达的中国并未从总体上构成致命威胁，故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是有限的，中国社会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缓慢运行；二是欧洲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介绍西学不过是要显示其独得之学，以冲击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从而吸引信徒，西学仅仅是传教的一种工具和敲门砖；而中国朝廷对西学采取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之实用态度，从而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全面了解。明清士大夫长期认为西学只有天文、算学、天主教和“奇技淫巧”，至于道德教化则远逊于中华，故难以真正地对之予以重视。

　　因为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缺乏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预见，明清士大夫虽然承认并采纳了西方天文、算学的某些新成就，但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文化观并未受到冲击，传教士带来的关于域外文明的知识被认为是不足为信的海外奇谈，而西洋器物不过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品，并未引发人们对于这些器物背后的近代科技文明的关注。当时输入的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知识，传习的范围非常狭窄，仅限于皇室宫廷和少数上层士大夫，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难以产生较大影响。

　　西方近代文明大规模输入并真正对中华文明产生巨大冲击，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文明开始猛烈地撞击着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华文明。从吸收西方文明的总趋势和西学传入的主要内容看，西方文明输入中国的确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演进过程。对此，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明根本上感觉不足。梁氏之论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洋文明，而勇于革除勇于建立的时期；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全面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根本上认真反思的时期。

　　文明结构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组织制度等；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明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鸦片战争后所发生的中国传统文明的近代转型，无异于文明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文明层面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是在文明的制度层面进行维新变法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明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西学东渐之三个演进阶段，是中国传统文明承受了西方近代文明侵入的冲击而逐步蜕变、逐步吸收、逐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乾旋坤转的转型时期。其变化之速，较之日本同期虽然显得有些缓滞，但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却是迅猛的；其变化之大，较之汉唐时代佛教文明东来而引起的波澜，乃是空前未有的；其变化意义之深远，足可比拟春秋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情景；其变化方式之独特，又使其与不受外来干扰的西方国家的近代化道路迥异，而在后发展国家中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一、西方器物文明的输入

　　与印度佛教文明传入中国不同，西方文明（西学）是随着欧洲列强先进的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中国的，其向中国输入带有强迫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虽自居“天朝上国”，但是这种“天朝上国”在西洋火轮、枪炮之下不堪一击的现实，迫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注目这个陌生的“蛮夷”，认识到中国之败在于“技”不如人。中西两种文明的首次交锋，集中体现在“技艺”层面（即文明的浅层次——器物文明）上。基于这种直观的体认，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呼吁重视并研习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

　　但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声只是中国少数先进者发出的微弱声音，并没有得到大清帝国朝野上下普遍的认可与强有力的支持。中西文明在鸦片战争中的首次交锋，并未使失败的皇清统治集团警醒，“技”不如人的大清帝国仍以“天朝上国”自诩，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火烧圆明园的耻辱，才真正打破皇清统治者的迷梦，才承认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意识到自己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中。在太平天国、捻军及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下，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推行洋务运动，促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再次输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态度来面对西学，主要关注西洋先进的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并未试图对西方近代制度加以效法。因此，洋务时期西方学术文化之传入，主要借助了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而译介的近代书籍来实现的；中西文明的“冲击——回应”仅仅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在整体趋势上仍然集中在“器物文明”上。

　　当时，中国朝野及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失败，只是由于“技”不如人，并未意识到根本制度的腐败和学术文化的落后。洋务派首领丁日昌云：“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沈葆祯亦云：“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在他们看来，西洋之长在器物上的优良，在技艺、技巧和术数等方面，故为了抵御西洋列强之侵袭，当务之急自然是输入西洋器物技艺。

　　洋务派输入西学之目的，是为了“制夷”，正如魏源所云：“师夷长技以制夷。”朱克敬的这段言论代表了时人之共识：“洋人之入中国，乃千古奇变，其处心积虑，专以杀人谋利为事，又自古蛮夷所未有。十余年来，辱我大臣，夺我地利，胁我人民，凡属大清臣子，孰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但今日国家兵力实不能与之争衡，不得不委曲与之议和，徐图攘斥。忠实之士，既恨国耻未雪，当竭虑殚思，日夜谋所以制敌。学一技即有一技之用，划一策即有一策之功，收一钱即有一钱之助。师夷之长，所以制夷之命。”这段文字将洋务派复杂矛盾的心理作了集中刻画：既仇夷，又不得不师夷；既师夷，又是为了制夷。

　　鸦片战后到甲午战前，西学东渐之主体是西方来华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来华的传教士就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创办了一些新式报刊、学堂和出版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权益的进一步扩大，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陆各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在各地建立了大量各种近代文化设施，如新式学堂、报馆、学会和翻译出版机构等。就新式报刊而论，“中国各报除京报外，自始自今，共有七十六种，大抵以西人教会报为多”。新式学会方面最着名的，则有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李提摩太等人主持的广学会。该学会在晚清40多年中仅编译出版的书籍就达2000多种，还发行有《万国公报》、《大同报》等10多种中文报刊。

　　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洋务学堂和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由于当时中国人很少有精通西学者，故不少传教士被洋务派官员聘请到这些洋务学堂和译书机构中担任教习或译员。他们或单独、或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不少西方书籍。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期间，先后译书77种，占全馆译书三分之一以上。除了为江南制造局译书外，傅兰雅还为上海益智书局译书30多种。据统计，傅氏一生共译西书129种，涉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其中，基础科学57种，应用科学48种，军事科学14种，社会科学10种。其他传教士，如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伟烈亚力等亦译书不少。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收录了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西学译书341种，其中传教士译139种，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合译123种，中国学者译38种，不着译者姓名的41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学者也与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过许多西书，对西学的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之前西学传播的主体，是西方来华传教士。

　　除了来华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欧洲官员、探险家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洋枪队将领戈登来华，对于洋务时期的中国军事装备及技术的引入产生了较大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海关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西方军事书籍、西方军乐队的引入有相当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逐渐增多。这些留洋者以多种方式介绍西方文明的情况。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1867年，着名政治思想家王韬出游欧洲，并于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两书；1876年，商人李圭赴美国参与博览会，写成《环游地球新录》，成为近代国人首位环游地球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科技发展有所介绍。1866年，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着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着有《初使泰西记》。此外，京师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多次出游欧洲，着有《航海述奇》等书，对欧洲社会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光绪年间中国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政府官员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由于政府驻外公使比一般旅游者在国外停留时间久，故其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了解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者，有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黄遵宪等人。

　　近代新式传媒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国人知晓之便捷方式。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最主要的媒介有翻译西书、创办期刊及报纸等。国人对西学的了解，主要通过译介西书的方式得到。鸦片战争后最早出版的一批西学书籍，是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学的学者（如李善兰、徐寿、王韬等）合作翻译的，英华书院、墨海书馆成为翻译西书较为着名的机构。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有人统计，从1843年到1860年，香港及开放的五口出版的西方书籍达434种，其中纯属宗教类的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人合作，从1852年7月续译《几何原本》开始，先后翻译了六种西方几何学、代数学、微积分、力学、天文学、植物学着作。这样，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学（当时称“格致学”）、化学、天文学（当时称“天学”）、地理学、植物学等一批重要着作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创下很多重要记录：《代数学》（1859年），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译着；《代微积拾级》（1859年），第一部微积分学译着；《重学》（1859年），第一部力学译着；《植物学》（1859年），第一部植物学译着；《谈天》（1859年），第一部近代天文学译作；《光论》和《光学图说》，最早的光学译作；《声论》，最早的声学译作；《六合丛谈》（1857年），堪称近代科技期刊之雏形。

　　从1844年到1860年，墨海书馆翻译出版171种西书，其中有138种为宣传基督教内容的，占整个译书的80.7%，属于近代数学、格致、天文、地理、历史等学科的西书，仅33种。这33种西学书籍，比较重要者为：数学方面有伟烈亚力、李善兰等人合译之《数学启蒙》（1853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等；格致学方面有《重学浅说》（1858年）、《重学》（1859年）；天文学方面有《谈天》（1859年）；地理学方面有《地理全志》（1853年）和《大英国志》（1856年）；植物学方面有《植物学》（1859年）；医学方面则有合信所着的《西医略论》（1857年）、《妇婴新说》（1858年）和《内科新说》（1858年）等；介绍西学的综合性书刊有《中西通书》、《格物穷理问答》、《科学手册》和《六合丛谈》等。在与西人合作译书过程中，李善兰、王韬等人对西学有了较深了解。时人在评价李善兰译介西书影响时说：“李氏之前，所习皆偏于历数心性，而李氏则专注于工艺历史。观制造局之译书，可以见李氏宗主之所在矣。李氏而后，译学日新，时局大变，于是言西学者，又舍工艺而言政法。而西方之学术，于是大输于中华。”

　　王韬参与翻译了《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及《西国天学源流》等西书，并单独撰写了《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及《泰西着述考》等介绍西学的书籍。《西学原始考》对西方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医学、农学、哲学、法学等近代科学各方面的历程作了全面阐述，为国人提供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新知识体系，对开阔国人的学术视野、更新国人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作用。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行下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京师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洋务机构，均设有翻译出版机构。

　　京师同文馆在其存在的40年间，先后译着西书26种。这些西书的翻译，多以洋教习为主，同文馆学生参与。同文馆的许多课程，便是以翻译而来的西书为名称而开设的，如“万国公法”、“各国史略”及“富国策”等。如果将这些译着用近代分科方法加以分类，它们大致可分为八类：一是法律学之译着，包括《万国公法》、《法国律例》、《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略》、《星轺指掌》、《新加坡律例》等7种；二是历史学之译着，包括《各国史略》、《俄国史略》等2种；三是经济学之译着，即《富国策》；四是格致学之译着，包括《格物入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格物测算》、《电理测微》、《全体通考》等6种；五是算学之译着，包括《算学课艺》、《弧三角阐微》、《分化津梁》等3种；六是天文学之译着，包括《星学发轫》、《中西合历》、《坤象究原》、《同文津梁》等4种；七是医学之译着，即《药材通考》；八是学习西方语言之工具书2种，即《汉法字汇》、《英文举隅》。概括地说，同文馆所译之八类书籍，主要包括国际公法、历史学、天文学、数学、格致学、化学等西方近代学科。

　　从1871年开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刊刻翻译过来的西书，到1880年共刊刻了98种。傅兰雅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年）所录书目分类，主要包括兵法、工艺、造船、天文行船、汽机船、汽机等16类。到1899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西书达126种。陈洙编辑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909年）共收录了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共160种。这些西书按种类多少大致分为：一、兵学21种；二、工艺18种；三、兵制12种；四、医学11种；五、矿学10种；六、农学9种，七、化学8种；八、算学7种；九、交涉7种；十、史志6种，十一、船政6种；十二、工程4种。此外还有政治、学务、商学、地学及格致诸学（格致、电、声、光等学，共9种）。

　　陈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分类统计表

　　从《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分类可知，翻译馆所刊印的160种西书，多数属于应用科学和工艺制造方面的译着，政法、史志、商务、学务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译着仅有33种。这些西书所包括的近代学科主要有：一、近代数学，主要译着有《代数术》、《算式集要》、《微积溯源》、《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算式解法》和《合数术》等西书；二、近代物理学，包括电学、声学、光学在内，主要译着有《电学》、《通物电光》、《声学》、《光学》等；三、近代化学，主要译着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分原》和《化学考质》等；四、近代天文学，主要译着有《谈天》、《测候丛谈》等；五、近代地质学，主要译着有《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六、近代医学，主要译着有《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内科理法》、《法律医学》与《保全生命论》等；七、制造工艺，主要译着有《汽机发轫》、《汽机新制》、《汽机必以》、《兵船汽机》等；八、近代兵学，主要译着有《制*法》、《克虏伯炮法》、《炮法求新》、《兵船炮法》、《营城揭要》、《水师操练》、《行军指要》等；九、近代船政，主要译着有《行船免撞章程》、《航海章程》、《航海通书》、《行海要术》等；十、近代矿学，主要译着有《开煤要法》、《冶金录》、《银矿指南》、《求矿指南》、《探矿取金》、《矿学考质》等；十一、近代农学，主要译着有《农学初级》、《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农学津梁》、《农务全书》等。

　　从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及其他翻译机构出版的西书目录来看，甲午战争之前翻译出版的西书，以应用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所占比重最大（包括工艺、兵学、船政、工程、矿学等），其次是所谓“格致诸学”，至于政法、史志等社会科学书籍，则比较少。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学人在接触西方学术时，是抱着“经世致用”之观念，首先“采”的是西方“有用之学”，是“富强之术”。后人论曰：“北京同文之馆、上海制造之局，稍从事于译述，顾独详兵学、化学、算学、医学诸门，他皆略焉。……英人之《格致须知》，美人之《格物入门》，具体而微号称善本，而《格致汇编》及近译之《广学类编》、《科学丛书》，皆为新学家所圭臬。”

　　甲午战争之前的西书翻译，主要采取“西译中述”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翻译人才，西书的翻译者主要是传教士。来华传教士虽略知一点中文，但仅通皮毛，故只能与中国学者合作，由他们先将西书的意思口译成中文，然后由不通西文的中国学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这种不得已的译书模式带来了两种弊端：一是传教士不是专门科学家，缺乏专业知识，他们所选译的科学书籍，多数不是西方一流的学术着作，难以代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水平；二是中西文明本属两种不同的文明系统，长久隔阂，翻译颇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来口译，已经打了不小的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以理解西方文明真谛的中国学者之笔述，则其准确性更打了较大折扣。故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晚清中国读者面前的西方近代科技译着，难免加进了许多中国固有文化成分，妨碍了国人对西方近代文明之准确理解。

　　在西书翻译出版的同时，西方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也开始传入中国沿海城市，如洋布、洋火（火柴）、洋呢、洋毯、洋针线、洋纸、洋笔墨、洋伞、洋钉、玻璃、钟表等，还有纺纱机、织布机、缝纫机、蒸汽机、天平、酒精灯、煤气灯、显微镜等，甚至在西方刚刚出现的自行车也在上海街头出现。这些西洋近代生产及生活器物的传入，逐渐改变着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晚清时期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刊虽然不在中国刊印，但也有许多印刷品传入中国，对部分中国人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本土出现的最早中文刊物，当为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主要介绍西方新闻、文学等方面的情况。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创办各种中文期刊，但大多数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和影响力也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烈亚力刊印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创办的《中国闻见录》是近代北京最早的中文期刊。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

　　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徐寿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是晚清第一部科学专门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之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该刊前后共刊行60期，论题内容包罗西方近代科学技艺新知。有人研究后总结说：“以科学知识而言，则广泛介绍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仪器、天文、自然现象、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地理学、地形学、水力学、潮汐、医学、药物学、生理学、电学、机械学等。以工艺技术而言，则广泛介绍蒸汽机、炮船、开矿技术、钻地机、纺织机、制糖、打米、制陶、造砖、造玻璃、弹棉花机、制皮革、制冰机、造啤酒、造汽水机、造扣子机、造针机、火车、铁路、农业机器、打字机、印刷机、造纸、炼钢铁、造水泥、造桥梁、榨油机、造火柴、照相机、幻灯机、潜水技术、电灯、电报、电话、渔获养殖、制图等。以上各项论题，俱占主要分量。除此以外，并作中西人物小传，亦颇生动有趣。”

　　相较于期刊而言，报纸由于出版时间快而且发行量大，故更有助于知识和信息之传布。晚清时期影响力较大的近代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之外，亦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华字日报》等报纸。1872年，另一位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中文报纸《申报》。这份报纸的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包含了对西方社会文化多方面的报导和介绍，并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明接触时出现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比较着名的有“铁路与风水”之争论），对西学在晚清之传播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学的文章。尽管这些早期报刊所介绍的西学大多是较粗浅的，且零碎不全，但无疑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学的最早窗口。

　　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西式新学堂逐渐建立，并成为中国人研习西学之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堂，多为在华传教士及其教会所创设的。晚清时期最早的学堂，当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利逊学堂，其后在广州也成立有类似的新式学堂。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开始在各个通商口岸城市广泛建立起来。《天津条约》签订后，教会学堂开始发展至内地，逐渐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渠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传授西洋自然科学的新式高等学堂。在洋务运动推进过程中，为了培育相关近代人才，清政府开始效仿西方建立了许多新式学堂。最早创办的是京师同文馆以及上海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创立了天文、电气、医学、武备等专业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均按照西方近代教育方法设置课程，对西学在华传播起了较大促进作用。

　　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与清政府对外战争失败、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有着紧密的关联。晚清时期对外战争每失败一次，国人对西学之认识亦深化一次，引进西学的热情亦因而高涨一些，引进的内容也相应地更为深入一层。引入西学是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这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突出特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传入的西方文明，除了基督教义之外，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相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鸦片战后到甲午战争以前传入的西学，之所以以自然科学为主，主要是由当时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水平决定的。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所编的《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他所认识的“夷之长技”，不外“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即所谓西方之“技艺”。冯桂芬撰《采西学议》中所理解的“西学”，也不出数学及格致学范围，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算学是西学的基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故中国自应加以效法，优先“采”其算学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近代文明与代表这种文明的西方列强交混在一起，故国人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强横侵略深感痛恨，引发了相当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另一方面又因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被迫采用西方富强之术。于是，国人先是陷于“仁义”与“富强”的两难选择，后因“仁义不敌富强”之残酷事实，逐渐放弃以“仁义”为“文明”之评判标准，而以“富强”为“文明”评判的主要标准。故晚清西学东渐，一方面是被迫的，另一方面又是实用的，旨在挽救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这种实用性的输入西学主旨，致使国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西方文明缺乏总体上的体认。因此，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演进过程，起初是认识到西人有“船坚炮利”之长技，后来认识到此类长技基于格致之学，然后认识到西人于长技、格致学之外，尚有政教之制。国人对于西方格致、政教之认识，同样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故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起初停留在较低的物质层面上，是与当时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水平相吻合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中国近代化刚刚起步，近代中西文明的接触与交融刚刚启动，更艰难更复杂之研习过程尚未全面展开。

　　二、西方制度文明的介绍

　　甲午战争的惨败，是洋务运动失败之标志，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严复在甲午战争后发表《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反省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强调“大讲西学”之重要，批评洋务派对西学认识之片面。在他看来，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乃至天文、算学、格致并非西学的根本，西学之根本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梁启超亦指出：“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学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之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后，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洋务运动虽取得一些成效，但这种“回应”仅仅是停留在西方文明中最为表层、最为浅显的器物文明上。甲午战败使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洋的船炮、制械、科技、工艺等，远不足以挽救中国贫弱，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教制度，才有望避免危亡之局，渐达独立富强之域。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造成的，中国若要强盛则“变法”实为第一要务。于是，中华文明对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之回应，开始由“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

　　1895年以后，由于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及洋务运动中派遣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掌握西洋语言文字和科学知识者日益增多。中国留学生为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积极传播西学，逐渐取代西方在华传教士成了甲午以后西学东渐之主体。以译书为例，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收1896年前西学译书书目统计，传教士译书或与中国学者合译书占总译书量的76%，中国学者译书仅占总译书量的11%；另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收1900年至1904年526种西文和日文的译书统计，外国人译书35种，中外合译书33种，中国学者译书415种，未着姓名者43种，外国人译书和外国人与中国人合译书占总译书量的11%，中国人译书占总译书量的76%。从《西学书目表》与《译书经眼录》译书主体的比较可知，外国人及其与中国学者合译书的比重，与中国人独立译书的比重，在甲午前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时人撰文论及甲午前后译书者身份变化时说：“前译书之人，教会也，朝廷也；前译书之目的，传教也，敷衍也。后译书之人，士夫也，学生也；后译书之目的，谋公利也，谋私利也。”这种情况表明，甲午战争后国人逐渐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而这些传播西学的中国人，其身份虽然各异，有外交官、政治家、学堂教习、新旧学者，但多为接触过西方文明、对西学有相当了解的开明“士大夫”，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马君武、黄遵宪、王国维、伍光健、张相文、丁福保、林纾、孟森等。

　　1897年，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办起来。它的活动情况可从一个侧面窥见新兴的近代出版业对西学东渐之促进作用。有人统计，1902至1910年，商务印书馆总计出版865种书，其中社会科学类279种，占32%。社会科学类书籍被重视，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戊戌以后政治思想文化被人们重视的倾向。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政法类的译书数量猛增，国人根据现实需要而自着自编的政法类书籍亦大量出现，商务印书馆刊印了大量有影响的政法书籍。此时期的翻译与着述之书，论及宪法问题、国会问题、警政与财政问题、地方自治问题者尤多。这些问题正是清季政治制度变革最为密切的部分。

　　新式印刷设备及新式技术引入后，刊印书籍变得极为便利，书籍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了重大转变：横排、新式标点之近代平装书，逐渐取代竖排之传统线装书。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创办该馆编译所，逐渐将商务印书馆之业务从以印刷为主，转变为以出版图书为主，奠定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之基础。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确定之方针为：“一面发扬我国旧文化，一面介绍西洋文化，使中西沟通，促进祖国整个文化的发展和光大。”商务印书馆本此宗旨，迅速向新式出版机构转变，逐渐承担起近代中国介绍西方新学、沟通中西学术文化之重大使命。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但缺乏适应新学制之新式教科书。张元济思谋以近代出版业辅助新式学堂之普及，故策划编辑新式学堂所亟需之教科书。1902年初，张元济邀杜亚泉编订蒙童教科书《文学初阶》第一、二卷，蔡元培制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辑体例。这套“最新教科书”着重汇通中西文化知识，编纂者字斟句酌，苦心编修，开创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用书之新纪元。据统计，辛亥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种教科书375种，成为当时最大的教科书编辑出版机构。蔡元培云：“庚子以后，学校渐兴，教授者苦不得适宜之教科书，君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亦常以重资购当代名士严复、伍光建、夏曾佑诸君之着作，且发行辞典小说杂志之属。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为小学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在编印各种中小学教科书外，还着力于西方新知识之译介。庄俞云：“出版界之主要责任，原在顺应潮流，供给社会以适当之教育材料，本馆尽其服务之至诚，深恐有负事业上之使命，以全力筹画，未敢少懈。”张元济亦云：“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着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一二年后当可出版。”在此种理念支配下，商务印书馆不仅编印了《汉译世界名着》，出版了严复所译《群学肄言》、《天演论》、《法意》等西学着作，林纾等人翻译的《伊索寓言》等欧美小说，而且代印了《外交报》，创办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颇有影响的综合期刊。对于清末商务印书馆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情况，王云五后来概述云：“国人之知西方有社会科学，盖发端于侯官严氏。其所译有哲学书，有社会学书，有生物学书，盖一时名家之着作。严氏精通旧学，于译事更有缜密之工夫。故一书译成，虽在老师宿儒读之，犹莫不叹服，以为无逊于先秦诸子之文。二十年前，国人方以为西方富强，端赖制造技术，其哲理政教实不足道。苟无严氏之文，其所译必不能行远，而引起国人之注意。故严氏介绍之功至伟。严氏译述，几全由本馆印行，故本馆间接介绍之功亦有不可埋没者。清末立宪议起，而政治法律之书遂成急需；民国以还，国内外均为多事之时，而西方社会科学益有借镜之必要。本馆于两者均曾积极致力，试检出版书目，此类出版物多至数百种。”

　　戊戌时期创设的各种新式学会，亦将设立藏书楼作为重要事业加以办理，并仿效西方图书馆制度，制定相应的藏书、借书章程，传播西学知识。康有为拟定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将“开大书藏”作为该会四大事业之一。其创办藏书楼之设想，既是古代中国注重藏书传统之继续，亦为仿效西方近代图书馆之结果：“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着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灭。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弁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湖南南学会设立的藏书处，“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书籍来源多系捐助，捐书人姓名、书种均在《湘报》刊出，并订立章程。南学会《藏书楼章程》达24条之多，对图书之收藏、管理、借阅、编目等均作明确规定。因此，该章程“于搜购、庋藏、编目、借阅等，都有专条，略具地方藏书楼的规模”，堪称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过程的典型。

　　中国传统藏书楼迅速改造并转化为近代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季有关设立图书馆之立法措施。清末民初各种规范性章程之颁布，是西方引入的图书馆制度形成之重要标志。近代各类各级图书馆之章程规则，各种完备的藏书、借阅、服务规章之制定、颁布及实施，使近代图书馆事业成为一种制度化工作，进而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近代图书馆制度。1909年12月，清廷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对中央、省、州、县图书馆之设立程序、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及图书管理与流通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为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之转变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从1909年始，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陕西、云南、湖南等省相继建立了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亦在筹建之中。经过三年筹建，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该馆系按近代图书馆理念及西方图书馆制度创建的国家图书馆，在图书之收藏、管理及借阅等重要环节，均借鉴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的方法。除了清季学部颁布的有关京师图书馆、各省图书馆之各种规程外，北京政府教育部亦颁布相应规章，以规范和推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1915年10月，教育部发布的《图书馆规程》及《通俗图书馆规程》，1916年教育部颁布的《咨各省区请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重搜集乡土文献文》等重要文件，对通俗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图书缴送制度、国家图书馆保存国家典籍之任务、各省县图书馆入藏地方文献等，均作了明确规定。清末民初众多图书馆规章之颁布与付诸实施，促进了各种公立图书馆之发展。据统计，1916年全国有公共图书馆293所，1918年增至725所，其中通俗图书馆286所，其他图书馆170余所。这些新式图书馆，成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重要文化机构。

　　甲午战争后，中国士人对报刊这种新式传媒的功效多有体悟，并加以仿效，纷纷筹设报馆、创办报刊。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创办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了早期的教会期刊。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1901年又创立《新民丛报》。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所附《报刊名索引》，其中1895～1911年创办出版的报刊就有1520余种。这些报刊中除极少数为文艺性和其他专业性的报刊，绝大多数都是议论时政的。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刊皆以其政论吸引国人，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国闻周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江苏》、《苏报》、《浙江潮》、《政论》、《新中国报》、《时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国风报》等等，就连素为商业性报纸的《申报》也经常发表与政治相关的文章。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中，介绍清末报纸杂志等170余种，其中政论性报刊占绝大多数，约占88%。即使非政论性刊物，例如《新小说》，其所刊载的小说亦多含有明显的政治旨趣。可见，此时期报刊舆论之以政治为主导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谈反满革命，或谈立宪；无论其取激烈态度，抑或取温和态度，其根本焦点都在于要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取代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

　　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创刊的《东方杂志》，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界影响颇大的综合性刊物。该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先后由徐珂、孟森、陈仲逸、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等出任主编，辟有社说、时评、选论、谕旨、内务、外交、军事、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记载、文件、调查、附录、译件、小说等栏目，有“杂志的杂志”之称，颇受广大读者青睐，迅速风行海内外。据统计，1905～1911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600余种，其中传播西学及刊布学者成果之专门报刊有《译书汇编》、《普通学报》、《政法学报》、《教育杂志》、《国粹学报》、《北洋学报》、《学海》、《中外算报》、《科学世界》、《理学杂志》、《理工》、《光华医事杂志》、《中西医事杂志》、《地学杂志》等。

　　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甲午战争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增加，还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刊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对此，蔡元培述云：“我国第一新闻，是为《申报》。盖以前虽有所谓邸抄若京报，是不过辑录成文，非如新闻之有采访、有评论也。故言新闻，自《申报》始。《申报》为西人所创设，实以外国之新闻为模范。其后乃有《沪报》、《新闻报》等。戊戌以后，始有《中外日报》、《时报》、《苏报》等。十五年前，鄙人在爱国学社办事时，与《苏报》颇有关系。其后亦尝从事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其时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即其他《新闻报》、《申报》等，虽专营新闻业，而其规模亦尚小。”

　　甲午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主要途径仍然是翻译西书（包括来自日文的西书）。对于当时读西书、求西学的情况，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指出：“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康有为代张之洞所拟《上海强学分会序》亦云：“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书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在此种思想指导下，晚清有识之士，尤其是数量可观的留日学生，纷纷投入到翻译西书的行业，掀起了西译热潮。据统计，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译西书，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近百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

　　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传入的西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起来。西学传入的这种变化，可以从时人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目》和《译书经眼录》所收的书目窥出。梁启超1896年所着的《西学书目表》共收西学书目352种，其中自然科学259种，占总数的73.6%，社会科学93种，占总数的26.4%。徐维则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目》收书目537种，其中自然科学387种，社会科学126种，报章21种，其他3种。就自然科学书目与社会科学书目比较，前者占75.2%，后者占24.8%。两者的比较与《西学书目表》反映的情况大致相符。所以，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的“序例”中说：在西学书中“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这种情况在顾燮光所编《译书经眼录》中有了根本改变。《译书经眼录》收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据谭汝谦主编的《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所统计，从1868年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共有8种，而从1896年至1911年出版的中译日文书激增到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172种，哲学社会科学786种。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日本思想家的着作也受到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重视。

　　近代着名翻译家严复所译之书，号称严译八大名着，其中有关政法类书有3种（《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占37%。其翻译之《天演论》本来是讲生物进化之理的书，但此书刊印后立即成为呼唤国人觉醒、急图自强、以求避免亡国灭种厄运的动员书。胡适回忆道：“《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上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史传、兵制、医学、农、矿、工、商、天文、地质、声、光、化、电等书籍之翻译，西方大量自然科学、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着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等被译介到中国，对传统士绅之知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梁启超记述当时研习西学之情况云：“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目，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

　　20世纪初，曾对西学东渐起过重要作用的“西译中述”译书模式，逐渐被“梁启超式”的译书模式所取代（林纾与人合作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例外）。所谓“梁启超式”的译书模式，是指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而且这种输入因译者持急功近利态度及对西学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带有明显的“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特点。对于当时翻译日本新书的热潮，身历其境的梁启超后来描述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通过日本渠道，西方近代政治学着作大批介绍到中国。其中重要者有：高田早苗着、稽镜译《国家学原理》，岩畸昌、中村孝合着、章宗祥译《国法学》，户水宽人着、颠涯生译《法律学纲要》，葛冈信虎着《法律新编》，唐宝锷译《日本警察法令提要》，熊谷直太着《法律泛论》，小林魁郎着《行政裁判*》，添田敬一郎着《商法泛论》，田中次郎着《日本帝国宪*》，中村太郎着《国际私法》，北条元笃与熊谷直太合着的《国际公法》等，永井惟直着《政治泛论》，森山守次着《政治史》，小林丑三郎着、王宰善译《日本财政及现在》，治崎甚三着、袁飞译《万国公法要领》，市岛谦吉着、麦曼荪译《政治原论》，大野为之、石元建三着、周逵译《英国宪*》，小野梓着、陈鹏译《国宪泛论》等。1902年，有贺长雄所编《国家学》出版，该书分为国家全体、立法、元首、行政四部分，在当时影响较大。据《游学译编》介绍，该书“博采欧洲各大家论说而时有出入，书成在日本宪法初步之日，虽专为其国说法，然国家真理仍自不没，且编制有法条例精细，洵非后起者，所能望其肩背兹经”。这些译着，重点介绍西方近代政治学和法学的许多门类（如国家学、国法学、法律学、警察学、国际公法等），对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法学的初创起了很大作用。

　　既然学习西方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抵御西方，那么，国人对西学之取舍自然以最能为目前所用作为衡量标准。他们在鸦片战争后之所以提出师夷长“技”，而不是师夷长“政”，固然与囿于对西学之认识有关，但明显地受到“制夷”之急功近利态度的影响。在此之前，守旧派信奉的教条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国人师法西方从曾被视为与“根本之图”格格不入的技艺开始，除了表明他们具有“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的强烈历史感之外，还体现了洋务派在西学取舍上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趋向。这种功利实用的趋向，注定了近代中国的西学输入一开始就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梁启超指出：“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之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这种本末倒置的西学引进，使近代中国的“法西”求强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制度文明的开端，那么，以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这一“回应”的*。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寄望于清朝统治者，而开始准备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开议会、定宪法。由此，他们着手从西方文明的深层寻找理论依据。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大规模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更为猛烈的冲击。戊戌变法后，西方大量译着陆续传入中国，西方启蒙思想也开始传播。晚清启蒙思想家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西方制度，开始着手从西方文明的深层寻找理论依据，西方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文明深层领域）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并由此引导他们投入推翻满清、创建民国的革命运动。

　　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欧洲输入之文明，与吾华固有之文明，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扰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明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氏对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三个阶段之阐述，大体符合西方文明输入中国的历史轨迹，也揭示了西方文明从器物层次逐渐深化为精神层次之逻辑发展。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以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诸如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中国。以西方哲学之输入为例，虽然西方哲学从戊戌时期开始传入，但真正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该时期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输入有两个极为显着的特点：一是规模宏大，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入中国；二是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稗贩式的介绍。艾思奇指出：“在清政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说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型新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型的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后五四运动中的事。”

　　因此，五四时期西学东渐的规模和深度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从引进西方文化所属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本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都程度不同地传入中国；就*门种类而言，则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甚至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从输入方式上看，虽然原先从日本转运西方思想的情势继续有所发展，但直接从西方引进文化成果的工作更呈直线上升趋势。

　　为探索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中国先进分子这一时期大量输入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从中寻找、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新思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社会主义各种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的基尔持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都在中国得到传播。西方社会科学成为五四以后西学传播的主要内容。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流派，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尼采的唯意志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哲学等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引进西方文学艺术成为五四时期西学输入的热点之一。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等文学社团以引进西方文学为己任，竞相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形成了队伍宏大、范围广泛、翻译语言与风格丰富多样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至1923年的五年间，先后就有30多个国家的17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俄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其次为法国、德国、英国、印度和日本的作家作品。大量西方文艺作品的被翻译发表，给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推动了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如挪威作家易卜生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社会问题剧”《娜拉》，以冲破家庭束缚，寻找个性自由发展，成了当时中国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象征。阿英在《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中指出：易卜生作品的翻译和发表，“配合了五四社会改革的需要”。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就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在中国妇女中出现了不少的娜拉。易卜生的戏剧，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当年的典籍中，也不难找到无数的篇章，证明这些影响和作用。鲁迅有名的讲话《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就是例证。女作家白薇的三幕剧《琳丽》（1925年商务印书馆），也很显然是这样思想下的产物”。

　　在西方文艺作品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也大量地涌进了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问题剧、问题小说、短篇小说、杂文、随笔、杂感小品等。西方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新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的蜂起。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各种文学社团40多个，文艺刊物50多种，而到了1925年，仅短短的两年期间，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就猛增到100多个，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影响最大。“文学研究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创造社主要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五四时期，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在中国传播较此前更加深入了。有人统计说：“当时出版了200多种报刊。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着等文章共约66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和其他诸如《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和科学发现，如异己染色体与基因匹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都很快传入中国，并为许多国人知晓。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留学生的大量回国，西学东渐的主体再次发生变化。据初步估计，清末至民国，中国官费或自费到欧美日本留学的学生至少在10万人以上。这10多万留学生除少数人滞留未归外，多数学成后回到国内。由于留学生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又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历，无论是对西方（包括日本）语言文字的掌握，还是对西方文化学术的了解，都是清末士大夫们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他们在引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说方面，便很快取代严复、梁启超、林纾等前辈学者，成为五四以后传播西学的主体。以哲学为例，民国时期有影响的西方哲学流派，几乎都是留学生首先或主要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倭伊铿精神哲学、杜里舒生机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日的张东荪等。再如外国文学的翻译，据研究者统计，1987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1911～1949年间共出版外国文学译着（包括重译本）3994种，留学出身的译者占了其中的大部分。五四以后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多数是留学生出身，如思想家胡适、陈序经、冯友兰、贺麟，文学家鲁迅、郭沫若、梁实秋、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教育家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晏阳初、梅贻琦、陈鹤琴，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苏步青，社会科学家金岳霖、陈寅恪、汤用彤、钱钟书、傅斯年等。

　　如果说戊戌学会之发起者及骨干均为转型中之士绅，那么，民初发起组织新式学会者乃为转化后的新式知识人（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创办主体之变化，导致民初学会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更具有西化色彩和近代特色。戊戌学会带有的那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及传统士人结社倾向，得到较大改变。与晚清相比，民初学会之政治色彩大大减弱。此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学会与政党之区别，各种政党纷纷组建，并从学会中分离出来，无疑净化了新式学会。民初学会多为纯粹之学术社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基本划清了学术研究团体与政治性政党之界限。各学会领导及骨干多为各学科专家，保持着学术团体相对的独立性，警惕着政治势力之渗入，使新式学会成为学者们自己的学术组织。

　　从综合类学会向专业性学会转变，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是民初学会发展的突出特点。这类学会在清末已经出现，其中较重要者有中国医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中国地学会等。1910年，张相文、白毓崑等人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以“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有研究、讲演、旅行、编辑四项事业，是较为纯粹之专门学术团体：“四者之外，如有余力，宜筹设地学图书仪器馆，并以为同人治学聚会之所。如能就此数大端，组织团体，联络进行，不惟于治学有益，且将直接间接影响于国家及社会，此诚不失为学者之本务，亦即地学会所以成立之宗旨欤。”

　　民国初年，由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及近代知识体系在中国基本定型，加上大批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的留学生归国，中国现代专业性学会开始陆续建立。几乎每个现代分科意义上的学科门类均开始筹建自己的学术团体，以学会聚集同仁、交流学术。1912年初，詹天佑在广州发起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是中国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也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功能专业化的新式学会。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式学会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性学会亦相继创建，其中重要者有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哲学会等。这些学术社团，或以探索社会改造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为宗旨，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或举办学术活动，或创办学术刊物，既为学者创造必要之学术氛围，推动学术研究之深入，又以研究实绩展示学会本身之学术底蕴。任鸿隽指出：“因各种科学之发达，科学家人数之增多而有各种学会之设立。故学会之多少，亦可为科学发达之量度计。”据他统计，当时创办的学会，属于纯粹科学者，有数理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气象学会、生理学会、心理学会、动物学会、植物学会；属于应用科学者，有工程师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电机学会、机械工程学会、动力工程学会、矿冶学会、化学工程学会、农学会、医学会。

　　据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在教育部登记并经认可之学术研究机构有18家：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学术研究会、中华民国药学会、新中华农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华图书馆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一九学术考察团。除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热带病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外，其余15家均为全国性新式学会。至于未在教育部登记之学术社团，则远远多于此数。另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12～1925年在教育部备案登记之学术团体有44家；1927～1933年在教育部备案者有80余家。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留美学生发起组建的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其最初目的是“刊行科学杂志以灌输科学智识”，发起者有任鸿隽、胡达、赵元任、秉志、杨铨等人。1915年1月《科学》正式发行后，社友们觉得“以杂志为主，以科学社为属，不免本末倒置之病者”，于是有人提出改组科学社为学会。董事会向社员发出改组通告，征求意见，认为改组为学会有三大益处：一、振兴科学，应举之事甚多，如译书设图书馆等，皆当务之急，不能仅仅局限于发行《科学》杂志。二、本社为学会性质，则可逐渐扩充，以达振兴科学之目的；为营业性质，则社员事业皆有限量。三、本社为学会性质，则与社员不但有金钱上之关系，且有学问上之关系；为营业性质，则但有金钱上之关系，而无学问上之关系，与创立本社宗旨不符。科学社社员接到通告后，多表赞成。董事会派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负责起草新社总章。10月25日，新社章正式通过，中国科学社由股份公司形式正式改组为学会形式。作为民间学术研究团体，中国科学社仿自英国皇家学会。它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活动指南，社员之间以研习“学问”为合作基础。

　　中国科学社举办的事业，最重要者有三项：一是创办《科学》杂志；二是举办学术年会；三是创办专业研究所亦推进科学研究。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对创办《科学》杂志之情况作了回顾。其云：发起中国科学社“其目的在以提倡研究谋吾国科学之发达，其入手方法则发行一《科学》月刊以为传播鼓吹之工具。当时草拟章程，编辑文字，以杨杏佛、胡明复、秉农山、赵元任、周子竞、邹秉文诸君为最热心，一经发表，响应赞助之声乃遍于国内外与朝野上下”。《科学》创刊号例言云：“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期刊，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运输贩运，未遑多让；爰举所得就正有道。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机关，是同人所希望者也。”其主要栏目有通论、物理科学及其应用、生物科学及其应用、历史传记、杂俎等。

　　提倡科学与传播新知，乃创办《科学》杂志之目的。《科学》发刊号标举之原则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所谓求真，即是指学理；所谓致用，即是指实际。据任鸿隽对《科学》第1卷刊印论文之统计，关于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气象、生物、心理、教育及普通性质的论文129篇，关于各种工程学、矿业、农业、卫生、建筑、实业的论文118篇，两种数目几乎相等。“以后关于普通理论的文字逐年加多，专门技术的文字渐渐减少（请参阅《科学》第2卷以后各卷的索引），这是因为各种专门学会渐渐成立了，而且各学会都有它的专门杂志，所以许多专门性质的文字便可不在《科学》上发表了。”到1950年，《科学》出了32卷，以每卷12期，每期6万字计算，应有3000余万字。每期除了科学消息、科学通讯等不计外，以长短论文8篇计算，应有论文3000余篇，假定平均每人做论文3篇，则有作者1000余人，通过《科学》而以所学所作与当世相见。尽管《科学》销路始终不曾超过3000份，但国内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学术机关、职业团体订阅《科学》杂志的相当普遍。不但如此，《科学》曾被用来与外国的学术机关交换刊物，并且得到外国学术团体的重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翻译西书仍是五四以后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但此时译书的主体已经转变为归国留学生。他们既精通西方语言文字，又对西方文明学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不仅彻底抛弃了“西译中述”的模式，同时也远远超越了“梁启超式”的译书水平。作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翻译克服了“梁启超式”的模式，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一些主要思潮有代表性哲学家的着作，都有选择地被翻译过来。有学者研究后指出，仅在1927至1949年间，被翻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着作，有《柏拉图五大对话》、《柏拉图对话六种》和《巴门尼德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赫拉克利特哲学道德集》等；被翻译的经验派与理性派的着作，有培根的《新工具》、《道德哲学论文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巴克莱的《哲学对话三篇》、《人类知识原理》和《视觉新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人之悟性论》，笛卡尔的《方*》、《哲学原理》和《沉思集》，爱尔维修的《精神论》，霍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孔狄亚克的《认识论起源》，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致多篇》和《论知性之改进》，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序论》等；被翻译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着作，有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讲演录》，黑格尔的《逻辑学大纲》等；现代西方哲学着作被翻译的就更多，达到60多部，“五四运动前后得到传播的实用主义、罗素哲学与唯意志论，不但仍然是传播的重心所在，而且其中有的着作还有几个译本”。西方哲学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传播*。对此，贺麟指出：“这时，我国研究西洋哲学基本上已经超出杂乱的无选择的稗贩阶段，进而能作比较有系统的原原本本的介绍了，并且已能由了解西洋哲学进而批判并融会和自创哲学系统，介绍西洋哲学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是前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除直接翻译西书外，着书介绍亦为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很多对西方文明有相当了解的中国学者加入到着述介绍西学的行列。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张君劢、瞿世英、李石岑等人对倭伊铿精神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生机主义哲学的介绍，张申府、张东荪、王星拱、杨端六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丁文江、王星拱等人对马赫主义学说的介绍，沈志远、严群、李石岑、陈康等人对古典西方哲学的介绍，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瞿世英、张君劢、周谷城、贺麟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介绍，倪青原等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介绍，洪谦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张君劢对汤因比文明哲学的介绍，吴宓、梅光迪等人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介绍，李大钊、李达、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茅盾、孙席珍等对西方文艺思潮的介绍等。这些介绍对西学东渐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胡适的《实验主义》是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有代表性的名篇；张申府撰写的《罗素》、《老罗素》等文是介绍罗素学说的名篇；柏格森的代表作《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由张东荪翻译出版。1922年，《民铎》杂志出版了“柏格森号”。李石岑的《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张东荪的《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是介绍柏格森哲学有影响的文章。1924年4月，康德诞辰200周年，《学灯》和《晨报》副刊均开辟专栏介绍康德学说。同年的《学艺》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为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用“康德专号”的形式发表了30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把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工作推向*。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哲学，从古希腊柏拉图哲学到近代培根、笛卡儿、休谟哲学，再到康德、黑格尔哲学，都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

　　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也成为五四以后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五四时期应邀来华讲学的西方学者，有美国着名哲学家杜威、英国着名哲学家罗素、德国着名哲学家杜里舒等人。杜威于1919年4月底到达上海，次年7月离去，在中国前后逗留了1年3个月，到过11个省市，发表讲演100多场。全国各大报刊对杜氏的讲演活动和讲演内容作了大量报道。后来这些讲演经过整理又由知新书店以《杜威五大讲演》为名正式出版。通过杜氏的讲演和胡适等人的积极介绍与宣传，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想之一。罗素访华期间，先后在北京、长沙、上海等地就数理逻辑、哲学问题、物的分析、心的分析和社会问题发表系列讲演，向当时渴求新知的中国文化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相对论、量子论、精神分析说、数理逻辑等崭新的科学知识，受到热烈欢迎。杜里舒在华讲学期间，除介绍康德哲学外，主要是向中国文化界宣讲和介绍他的生机主义哲学，当时不少报刊发表过他的讲演稿，有的讲演稿又经整理，被收入《杜里舒讲演录》之中。除杜威、罗素和杜里舒外，民国时期到中国从事过讲学或文化交流活动的西方学者，还有伯希和、萧伯纳、海明威、爱因斯坦、魏特夫、罗伯特·帕克、布朗萨皮尔、阿伦斯堡等人。西方学者来华直接向中国思想文化界介绍和传播西学，成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重要特点。

　　四、西学东渐对中华文明的强力冲击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从根本上讲，是一场广义的文明冲突”。中华文明的近代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两种文明相互碰撞之结果，即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冲击，以及中华文明在这种冲击下所做之回应。正是在这种“冲击——回应”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型。

　　首先，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文明转型提供了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理动力。人是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首要因素，拥有新的知识结构的人才，是社会变革和文明发展的前提之一。洋务新政伊始，就与新学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从1862到1904年间约有40多个新式学堂建立，其中外语及西学堂约15个，军事等专业学堂约30个；据胡思敬1898年统计，全国大约成立了58所新式学堂。这些旨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各类新学机构，突破了中国旧学规制和教育内容，开始按照近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特征设置教学内容。新学人才也逐步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封闭式社会流动轨道，主要以其技能和专业知识背景进入社会。据统计，京师同文馆的学生流向，“有加入电报局，或任制造局、船政局、军事学校之要职的”。在北京、上海、广州同文馆122名毕业生中，有22人从事教育、医学、农工商等业，占13%。到清末新学体制形成后，新学的知识结构及其学科分类覆盖已经比较全面，科学技术专业的新学人才明显增多。清末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理工农医类学校共23所，学生达2195人，占全部专科学生总数的9.2%。据1915年统计，在94所专科学校中有工农医类学校29所，学生4763人，占学生总数的19.8%。

　　随着新学兴起和新式学堂的创建，一批拥有西学新知的人才群体开始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新知识和新思想使他们与旧制度失去了文化上的依恋关系，科举制度的废止使他们的社会流动与清王朝失去了制度上的关联，因此他们扮演了晚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清廷规定：“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纷纷流向与社会分工相联系之各种社会新职业。企业、公司、商务、学堂、报馆、学会、谘议局等新兴社会职业，为转变中之士绅们提供了容身之所。新式学堂将有“功名”之绅士作为重要接纳对象。时人称：“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者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者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明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或者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测绘学堂等等，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新学体制下的实业教育发展迅速，为此提供了基本的人才资源。在1905年至1909年间，全国已有农业、商业、理工等专业学校16所，学生1881人；实业学校254所，学生人。至1909年，全国共有2651名工商类毕业生，多数对口供职。民初，各级各类专业专科学校达3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约6000人左右；实业学校500多所，每年在校学生约左右。

　　清末民初接受新式学堂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准确之统计显然是困难的，只能对此做大概估算。据陈启天统计，1909年全国小学教员为人，学生人；中学教员3266人，学生人；专门学堂教员1171人，学生人；各种实业学堂教员1541人，学生人；各省师范学堂教员2299人，学生人；总计教员人，学生人。这尚不包括留学生。据张朋园对留学生之估计，1904年赴日留学者1300多人，1905年2400多人，1906年8000多人；总数业已超过人。这样看来，清末接受新式学堂教育者约有200万人。

　　如果说科举时代的书院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的话，那么，科举废止之后的新式学堂则以西方新学为主。关于晚清学堂学生知识结构之变化，台湾学者张朋园根据陈启天着《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将小学、中学、师范三类学校在清季及民国两阶段相互比较后认为：第一，清季新式学堂设立之初，无论小学、中学或师范学校，惟恐一旦纳入新式课程，学子尽弃传统知识，因此读经课程仍占相当比重。尤其是高小及师范学校特别重视读经。第二，到了民国时期，读经的课程显然减少了。清季占27.1%，民国仅得8.4%，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政府明令废止读经后，传统知识的课程更为减少。第三，新式课程，数理化三者，小学仅授算术，中学则授代数几何、三角及理化，另有博物及外国史地。清季占38.2%，民国占34.9%，两时期相差虽然不大，但在全部课程中，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第四，读经的课程在高小较重，而新式课程则在中学及师范学校较重。故其得出结论：“由新式学堂的兴起而知有新知识的兴起，由新知识的兴起而知有知识阶级的蜕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由知识阶级与非知识阶级所组成，前者领导后者。自科举考试之废除，旧的绅士阶级不再有继起者，新式学堂的兴起，知识阶级的内涵亦为之一变。”

　　在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理工农医诸科中，开设有465种完全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课程。新学内容不仅改变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改变了学生的思维方式，从知识到思维方法、心理素质等方面，为近代社会变革和发展造就了主体力量。“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谋也藉此表达思想。”新学及其新学群体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新与旧包含了社会选择和判断的诸多内涵。时人指出：“近年来为学之士，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这些接受西方近代知识和理念的新式知识分子，成为创建中华近代新文明的社会力量。

　　其次，持续不断的西学东渐，直接推动中华文明的全方位变化，使中国传统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前所未有的转轨。

　　西学东渐首先带来了器物层面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新的西方近代科技事物如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逐渐改变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接着，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随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和政治制度的移植，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联省自治运动及北伐统一，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运动等，都可视为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

　　西学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是由于西方文明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国传统文明，使得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改变。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渠道，其所掌握的传统儒学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逐渐瓦解，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对中国传统文明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的传入，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和新的价值观念，进而对儒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重义轻利、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崇俭抑奢等核心文化价值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发生了动摇；自甲午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20余年间，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君贵民贱、男尊女卑、纲常名教等观念，也相继受到严厉批判，儒学及孔子的独尊地位随之发生动摇，中华文明受到空前的冲击，不得不发生转轨。以个人主义、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新文明逐渐成形。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给予近代中国之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最突出的变化还是器物层面的变革，是西方近代工艺、技术和科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物质文明基础逐渐融合形成中国近代物质文明。而在制度文明层面，西方近代文明虽对中国传统制度文明有过猛烈的冲击，但很长时间在中国的传播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始终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接合点。至于精神文明层面，则并未被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全面接受。因此，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开始了中西物质文明的融合，并奠定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冲击了中华古老的制度文明，致使中国的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并开始仿照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国进行尝试。但由于中西国情、政情与民情之差异，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西方近代制度文明，也没有建构起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

　　五、中华文明基本结构的变化

　　中国有五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华先民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明模式。从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种伦理——政治型文明模式日趋成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文明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明观念，与中国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维系着古代中国社会生活平稳地运行。

　　古代中国文明的基本结构，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文明模式，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它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指导思想，又是文明构成的主干。儒家思想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既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儒家所谓的天不像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进而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于天。故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不可违背的事情。（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明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传统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社会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之上的。古代中国实际上是家族的扩大，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即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代中国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单一性、凝聚性、稳定性，对于外来文明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消融。因此，虽有几次较大的外来文明的输入，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内在结构，而只是儒家文明体系自身的衍变发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文明逐渐在中国传播之后，则根本改变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儒家独尊的文明一统格局受到西学的强力冲击，导致中华文明结构在两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中华文明构成的核心，从纲常伦理转向自由平等。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也有着漫长的发展变化。宋明时期以儒学融合释、道而成的理学，是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的，并非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纲常伦理的体系化和严密化。纲常伦理作为这个文明体系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各个部门。纲常伦理贯穿在这个文明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均是为了“扶持名教，砥砺气节”。在传统士大夫的文明观念中，纲常伦理既是最美好的，又是最根本的。在鸦片战争以后的较长时间里，西方文明虽然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也已经产生了近代新文明，但他们仍然固守这种文明观念，鼓吹“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正因如此，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纲常伦理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就不能不使士大夫们忧心忡忡，忧虑彼教“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担心“孔孟之道将废”。他们殚精竭虑地保卫“圣道”，同时又不无自信地认为儒学必将盛行于西方各国，而“大变其陋俗”。这些士大夫津津乐道“仁之至，义之尽，天理人情之极则”的圣道将行于西方：“今此通商诸国，天假其智慧，创火轮舟车以速其至，此圣教将行于泰西之大机括也。……尧舜孔孟之教，当遍行于天地所覆载之区，特自今日为始，造物岂无意哉。”这显然是因封闭自大而产生的文化优越感。但西学之输入则对传统儒学带来了极大挑战，进而动摇着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云：“其尤在颇中国祖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诸星同为地球，俱有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七曜拟不于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人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器，可不重思乎？”若西学为中国人所接受，则儒家的价值观念就会发生根本动摇：“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念显然受到了猛烈冲击。

　　维新派从西方近代文明中吸收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尖锐地批判君权，批判纲常名教，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必须“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兴民权”，“君末民本”，宣传“人人平等”思想。以西方近代民权、平等观来反对儒家的纲常伦理，正是戊戌时期新旧文明冲突之焦点。守旧势力所极力维护的是纲常伦理，“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所猛烈攻击者为西方近代民权平等。在他们看来，倡民权、平等之论可谓荒谬之极：“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视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也。”故民权平等思想之提倡，根本动摇了封建纲常伦理之权威，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使中国文明结构的核心价值理念发生了变化。

　　其次，随着西方近代新学科的引入，中华文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空前变化。文史哲融为一体，学科分类不明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织在一起，是中国传统学术之明显特色。中国传统学术内部虽然也有分类，但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分科标准，而是以研究性质作为分类的标准。中国传统学术从性质上主要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这四类学问，以经史之学为主，包括了经学、史学、诸子学、小学、天文历算之学、算学、舆地学等。

　　西方近代学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自然科学主要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这些近代西方的学科门类，与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传统的学术门类主要有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辞章学等。两者间既有相似的学科门类，也有不同的学科门类，更有许多彼此互缺的学科。中国之算学、天文、舆地、史学，与西方之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比较相似，有着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史学的学术基础。实际上，当西方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移植”到中国后，很快便在这些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上找到了结合点和嫁接点，使传统的算学、天文学、舆地学、史学发展为近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当然，这种“结合”和“嫁接”，更多的不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为主干，而是以西方近代学科为主干的。

　　但在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中，却有不少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中没有的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也有一些中西学术根本不同的学科，如哲学、逻辑学等。对此，近代西人在翻译西方格致诸书时曾说：“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仅仅靠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演变，能否创化出这些中国所缺乏的学术门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此，梁启超指出，清代学者之研究法，近于“科学的”，但并没有发展为近代科学。其解释其中之原因曰：“凡一学术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正因如此，当西方学术在近代传入时，这些中国所没有的学术门类，是通过翻译西书，逐步地“移植”到中国来，使中国增添了这些新学术门类。这些新学术门类，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来自西方，是被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以翻译西书、开设课程、设置学科科目等方式“移植”到中国来的。换言之，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不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演变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之结果，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

　　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也称“益智书会”），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材。初级由傅兰雅主编，高级由林乐知负责，其具体内容包括：直观教学用具，简单的和高级的各一套；初二、三年级发蒙课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博物学和天文学课本；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和描述地理学、犹太地理和自然史；古代史、现代史概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西方工业技术；语言学、语法学、逻辑学、精神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声乐、器乐、绘画；教学地图、动植物学教学挂图各一套。到1890年，该书会编撰了50种书籍，并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计98种。其中算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这些教科书主要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

　　大致说来，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所了解的西方近代学术门类，主要有天文学、算学、重学、天学、地学（地质学）、地理、矿学、化学、电学、光学、热学、水学、气学、医学、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就是后来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到20世纪初，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开始在中国确立下来。其最重要标志，便是这些学科门类在清末颁定的新学制中得到明文确定。1898年，京师大学堂分为溥通学、专门学两类。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10门。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等15门。

　　1903年，张之洞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提出“八科分学”方案，其中“格致科”分为六门：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算学包括微分积分、几何学、代数学、函数论、整数论等分支科目；星学包括球面星学、实地星学、天体力学、光学等分支科目；物理学则包括理论物理学、数理结晶学、应用力学、物理实验法、气体论、音论、电磁学、电气学等分支科目；化学则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平衡论、物理化学等分支科目；动植物学则包括普通动物学、骨骼学、普通植物学、植物分类学、人类学、霉菌学、组织学及发生学、生理学、寄生动物学等分支科目；地质学则包括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晶象学、矿床学等分支科目。这样，晚清时期“移植”到中国之自然科学主要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动植物学）及其所属的学术科目，便正式确立下来。《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政法科”，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这两门学科，又包括政治总义（即政治学）、政治史、统计学、行政机关学（行政学）、警察监狱学、法律原理学（法理学）、泰西各国法等10多种分支科目。这些科目，基本上将当时“移植”到中国的法学、政治学各科目明确规定下来。在“文学科”中，历史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外交史、科学史等），地理学科及其所属的分支科目（如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地文学、地图学、气象学等），文学学科及其分支科目（如文学研究法、各国近世文学史、声音学等），都被明确确定下来。同时，西方的辨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公益学、人种及人类学、金石文字学等学科及科目，也被作为大学所要开设的“随意科目”确定了下来。

　　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学科体系是经过两个渠道创立起来的：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方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来，这主要是那些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之学术门类，如自然科学中之数、理、化、生、地等门类，及社会科学中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法学等；二是“转化之学”，即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这主要是那些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之学术门类，如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字学等。在传统学术门类向现代学术门类转型过程中，中国学术必须从两方面进行学科整合：一是文史哲分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离；二是引进西方近代学术门类、创立中国近代新学科。西方近代分科性质的日益专门化的学术文化，代表着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这个学术转型及学科整合的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期基本形成。

　　1912年10月，蔡元培为总长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不再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应以教授高等学术为宗旨。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这是一次学制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在近代中国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之范式，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体系。1913年颁布的“七科之学”方案，基本上是在1903年张之洞“八科分学”和王国维分科方案基础上形成的。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是沿袭张氏“八科分学”方案中的文学科、格致科、政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而来的。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一）哲学门下分2类，一是中国哲学类，包括的科目有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认识论、社会学、西洋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美学及美术史、生物学、人类及人种学、精神病学、言语学概论等16个科目；二是西洋哲学类，包括西洋哲学、西洋哲学史、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认识论、社会学、中国哲学概论、印度哲学概论、教育学、美术及美术史、生物学、人类和人种学、精神病学、言语学概论等16个科目。（二）文学门下分8类，包括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三）历史学门下分2类，包括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四）地理学门，包括地理研究法、中国地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地理学、海洋学、博物学、殖民学及殖民史、人类及人种学、统计学、测地绘图法、地文学概论、地质学、史学概论等科目。

　　大学法科分为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门：（一）法律学门，包括的科目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罗马法、法制史、法理学、经济学、比较法制史、刑事政策、国法学、财政学等。（二）政治学门，包括的科目有宪法、行政法、国家学、国法学、政治学、政治学史、政治史、政治地理、国际公法、外交史、刑法总论、民法、商法、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社会学、法理学、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社会政策、交通政策、民政策、政党史等。（三）经济学门，包括的科目为经济学、经济学史、经济史、经济地理、财政学、财政史、货币论、银行论、农政学、林政学、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社会政策、交通政策、殖民政策、保险学、统计学、宪法、民法、商法、经济行政法、政治学、行政法、刑法总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此外，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交通学等6门；医科分为医药和药学等2门；农科分为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等4门；工科分为土木工学、机械工学、船用机关学、造船学、造兵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学、采矿学、冶金学等11门。

　　这套以文、理、法、商、医、农、工为骨干建构的“七科之学”知识体系，不仅迥异于经、史、子、集为骨架的“四部之学”，而且与清末“八科之学”知识体系也有很大区别。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最重要的“经史之学”，被消融在“文科”之中，西方近代重要学科门类，均被确立在这套学制体系中。“七科之学”是以西方近代分科观念及分科原则，依照西方学科门类及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之新知识体系。“四部之学”被纳入到“七科之学”知识体系之中，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融入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中，而且标志着中国知识体系开始转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之轨道上来；标志着以注重通、博的中国传统“四部之学”知识体系，在形式上完成了向近代分科性质的“七科之学”知识体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