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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的来历

　　我的“薛茂章”这个名字被整整叫了50年，除了偶尔在写文章时用笔名外，并没有别名。俗话说：“坐不更姓，行不改名。”可是我家的户口簿里却写着姓名：薛茂章，别名：薛有章。这个别名是从哪里来的呢？听我细细道来。

　　“*”后期银川市的户口簿改为卡片式的，家家的户口本都被收了回去。等新的卡片户口本送到家里，我成了“卡有章”，我怀疑是我的眼睛花了，还是将别人的户口卡给了我？可是出生日期、籍贯、民族等项目都和我的一样。我向发户口本的挺牛气的同志问道：“你们怎么搞的，我的名字写错了。”并取出我家保存的1955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印发的“上海市居民户口簿”给他看，可是那位同志却说：“你的就是你的，写成这样就这样。”我说：“你们应该改过来。”他却说：“我们是代表政府的，不能改，也不准你乱改。”就这样我户口上的名字成了“卡有章”。可能户口是卡片式的，所以我也姓“卡”并有了“章”。当时户口本可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啊，如对不上号不成了“历史有问题”的人了吗？

　　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到户口所在地——和平街派出所的户籍警，将情况反映给他，并拿出老户口本给他看，他将我的本名填在了别名一栏，并加盖了他的印章。这时我的本名成了别名，无中生有的“卡有章”仍然占据着“姓名”一栏。

　　1979年冬天，我的户口迁到解放西街派出所，因我和管段户警较熟，他将我的本名恢复到合法的地位，可原姓名栏的“卡有章”又到了别名栏，成了“薛有章”。我说：“我没有别名，这个别名就不要了吧。”可是户籍管理有规定，他也没有办法。接下来又换了红色的户口本，我不感兴趣的“别名”就一直留在上面。看来这个别名要一直带到马克思那里去了。

　　爱改名换名的人不少，我却不喜欢。局限于条条框框，硬给别人加上莫须有的别名，难道就符合政策吗？联想到有些因名字搞错，妹妹的出生日期反比姐姐早，结果小的退休在家，而老的还在上班。高考时，因户口和在学校用的姓名中的“同音字”的一字之差而出现不应有的麻烦，真让人忙活一阵子。

　　点评：

　　一方面，因“马大哈”太“马大哈”了，使作者踏上了改名的征途，且一改就是十多年；另一方面，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我还是奉劝那些莘莘学子，报名参加高考时名字千万要和户口本上的一致，否则准会有你折腾的。

　　（“名字的故事”点题征文，原载《宁夏广播电视报》1997年第50期总第703期）

　　炕与床

　　生活在北方的人，晚上休息不是睡床就是睡炕，可是我一个生活在宁夏的上海人，却有着同时睡炕又睡床经历，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

　　1958年我家从上海支宁来到银川时，带来了50年代初期做的木床架和零散的床板，住在现在解放西街邮电大楼旁边的兴利巷（后改为新立巷）。刚来时，我们还是像在上海时那样，每天晚上睡板床。可到了冬天，由于宁夏的气候比较寒冷，我们被冻得缩成一团，只好在被子里放进灌满开水的大瓷瓶取暖。一年以后，母亲单位盖了一排土平房，我家分到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仅盘土炕就占了一多半。有了炕，床就没处放了，我们只好将床板铺在土炕上，床架用铁丝绑住吊在屋内的房梁下。我们刚来宁夏，根本不会摆弄炕这“土玩意”，冷炕睡得人经常感冒。床架吊在炕上面，既不雅观又有妨碍，时不时站在炕上碰到头，成了个累赘。后来干脆就将床架支在土炕上，铺上床板，成了炕上床。先上炕，后上床，床下再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空间利用还挺好的。这样一来，俨然就像在屋内搭了个戏台，惹得左邻右舍到我家串门时不禁笑出声来，说：“你家唱的这是哪出戏呀？”

　　时间一长，我又感到在炕上支床也有很多不便，好像在二层楼上，有时不小心，一脚踩空，从上面掉了下来，头上撞起大包。过了一个时期，我将土炕扒掉，又将床支到了地上。

　　现在我住在近60平方米的宽敞楼房里，室内有电炊、暖气，躺在舒适的新式包床上，看着彩色电视，做着香甜的梦，再也不遭过去那份罪了。回想当年，思绪万千，这一切的变化，还不是缘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呀！

　　（《外地人在宁夏》有奖征文，原载《宁夏广播电视报》1998年12月27日）

　　床的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家私城选购自己满意的家具，并由卖方给你送到家中。但在20年前，买家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买家具，得凭结婚证登记排队领票，或由商业局分票到单位，大家抽签抓阄才能得到。然后再拉上小架子车到日杂商店或厂家去拉货，并且也没有挑选的余地。因为银川只有两家生产家具的工厂，品种单一，数量有限。

　　1973年我结婚时，为买一对板箱，我在现东方贸易大厦处的原日杂商店门口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还幸亏事先知道消息，凌晨四五点起床，直到下午才买上。没新床，只好将我家1958年支宁时从上海带来的大床架重新油漆了一下做新床。为此妻子还觉得不满意，撅了好长时间的嘴。

　　几年后，妻姐从单位搞到一张床票，买回来的是康乐木器厂用三合板包的床，床架用的是角铁，人躺在床上一动，床就一边摇晃一边嘎吱嘎吱响。但总算有了新床，妻子的脸上也才有了满意的笑容。

　　到了90年代，兴起了箱式包床热，稳当、美观，床头又漂亮，床身还能当箱子放衣服，很实用。又惹得妻子眼红，最后忍不住花了200多元定做了一张。也别说，躺在上边既不摇，又不响，感觉还真是舒服，头天晚上我就香香甜甜一觉睡到天大亮。

　　老床架和旧包床呢，卖的卖，烧的烧，早已没了踪影。我想，大概这也叫更新换代吧。

　　（“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1978-1998”《身边的故事》征文，原载《宁夏日报》1999年2月22日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已过去多日，可元宵节那天我的所见却在心头久久不能散去，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为了活跃节日气氛，银川市的商家搞灯谜竞猜，这是一项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寓教于乐有益于精神文明的活动。但遗憾的是我市两家知名商家将只有四个字的“元宵灯谜”却一家写错一字。xx百货大楼在厅堂上挂着“元宵灯迷”四个大字，将“谜”写成“迷”。谜：谜语，影射事物或文字的隐语，如灯谜，又称文虎、廋词等；另外比喻还没有弄明白的或难以理解事物。“迷”乃是分辨不清，失去了辨别、判断的能力；醉心于某种事物，发生特殊的爱好；沉醉于某种事物的人。因此说“迷”不等于“谜”。另一个是xx大酒店搞元宵灯谜晚会，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的是“元霄灯谜”，将“宵”写成“霄”，“宝盖”写成“雨”字头。“宵”：乃夜，“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晚上。“霄”：是“云”；是“天空”。如果说在飞机上猜谜，那倒真是“元霄灯谜”了。将“元宵”二字写错很有代表性。

　　以上两个商家已连续两年将字写错，如不及时指出纠正，到明年的元宵节很可能仍然出现这样的错别字。希望这些商家注意正确使用汉字，对商家也是一种正面广告宣传，不要在公共场所写错别字以讹传讹，贻笑大方了。

　　（原载于2000年3月15日《宁夏日报》第八版《税务周刊》“样品透视”）

　　城防图岂可通用

　　央视八套播出的连续剧《康熙王朝》第23集中，康熙启用周培公平三藩、灭吴三桂，先招降陕甘总督*。在大帐中悬挂的是“平凉城防图”，可接下来演到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他的大帐中身后悬挂的仍然是“平凉城防图”。平凉是甘肃的，*可以用它，吴三桂在云南，他的帐中挂甘肃平凉的城防图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道具乱用岂不成了笑柄了吗？

　　（原载于《宁夏广播电视报》2001年12月30日《吹毛求疵》）

　　银川两条主干道 父子两代筑路人

　　每当看到现在银川的两条宽阔平坦的黄河路和北京路，不由得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追忆往事，我家与这两条路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为什么呢？因为我家父子两代人都有着修筑这两条路的经历。

　　在1958年以前，从银川老城（即今兴庆区）到新城（即今金凤区）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出了西门过唐徕渠老桥仅有一条七拐八弯、坑坑洼洼的土路，赶着大马车晃晃悠悠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新城。没有公交车，只有为数不多的卡车小心翼翼地开着，一遇到刮风下雨，特别是下雪天，就根本见不到汽车的影子了。

　　1958年10月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我们全家从上海来到银川，我父亲时年已50多岁，被市民政局分配到银川市市政工程公司（即今宁夏展览馆东南角）修筑银新公路（后改为银新南路，即现在的黄河东路）。在施工的队伍中多为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操着南腔北调的支宁人员，其中不乏有戴着所谓“右派帽子”的老同志。我曾到父亲的工地去看望过，当时唐徕渠西边还是荒郊野外，湖泊草地。修路时根本没有什么筑路机械，工具就是铁锹、洋镐、扁担、筐子、小架子车，唯一的机械就是一台压路机。垫土方全靠工人背着背篼从两旁的地里将土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到路基上，肩膀上虽披着劳动布的垫肩，但经常被磨得双肩红肿。这背篼是用树枝做成的框架，用芨芨草编成“u”字形的簸箕状的器物，框架上拴着麻绳套在肩上，有单肩的，也有双肩的，现在已成为历史，再也见不到这样的背篼了。每当火车站来了砂子石子，工人们就到火车站去卸下，再用架子车拉回工地。在工地附近搭着帆布帐篷，吃住都在工地。夏天的晚上，父亲被指派看守压路机，睡在压路机的驾驶室内，蚊子也特别的凶猛，叮得没有办法，只好穿紧衣服，用毛巾将脸裹严，蜷缩在里面直到天亮。寒冬腊月依然施工，戴着棉帽子和棉手套，仍然不停地干着，只有过年时，才放假休息几天。在铺浇沥青路面时，工人用木柴将汽油桶里的沥青烧化成液体，端着长柄勺将沥青泼在路面上，再由压路机去碾压。在筑路工人的辛勤劳动下，银川市从老城到新城总算是有了一条像模像样的公路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银川市为了发展交通，决定新建北环路（即现在的北京东路），给各单位下派修路任务。我所在的单位——银川拖拉机厂负责铺设中山公园北城墙外，银川师范附近二百米路基。厂里接到任务后，组织五六十个工人在路基两边挖土，用小车推着倒在路基上，俗称垫土方。每天按时上班点名，交代任务；下班检查工作量和进度。我和同志们奋战在工地上，小车装得少，又不易推，后来就从厂里开来了手扶拖拉机拉土。我们下大力，流大汗，不怕苦和累，热火朝天奋战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单位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并在中山公园西北角（即现在的动物园北门处）镌刻的纪念碑上有我单位的名字。

　　现在的筑路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大型机械，工作起来又快又好，再也不用人拉肩扛了。如今的黄河路、北京路，六车道、八车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快速驶过，从老城到新城最多只需要10分钟左右。两旁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新颖的路灯光芒四射，漂亮的绿化带及景观水道让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银川变大了、变美了，真是今非昔比，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感到骄傲、我感到自豪，我为父辈们骄傲，我为我们这一代自豪，毕竟在这两条主干道上，父辈和我们曾经洒下了汗水，付出过辛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