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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家还点着昏暗的煤油灯。

　　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洗完澡后，我便高高兴兴地和奶奶下老屋的卧房里准备睡觉了。

　　奶奶早年因为帮盐商挑盐过度劳累及被风吹雨淋后没有及时更换衣服导致风湿而腿脚不便，所以，我一手举着个小煤油灯照亮，一手扶着我奶奶并排走。

　　门口有一个高高的水沟，有一个台阶上下，可是，那个台阶又高又陡又窄，对奶奶来说，一点都不方便。真不明白，建这个台阶时，为什么他们不考虑下我奶奶呢？

　　于是，我只有先下两级台阶，和奶奶面对面，然后，牵着奶奶的一只手慢慢的下。成功下来后，叫奶奶站着不要动，我再下一级站稳后，又小心翼翼地伸手牵着奶奶下。如此反复，一直到平地上。

　　有一天，我们俩刚下了一级台阶，就碰见我大伯，他非常感动和高兴的说：“阿税舵（大伯给我的昵称）很棒！很棒！将来你长大了嫁人时，阿伯给你买最好最贵的嫁妆打发你啊！”

　　我们住的是地主曾经住过的老屋，很大很大，有许多的客厅和天井。住了十几二十户人家。

　　七十年代末，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小孩，所以，同龄的小伙伴很多。做游戏，很热闹。

　　放学回到家后，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的自家出来一起玩，打野战，捉迷藏，打石子，击狗豆，跳房子，拔墙，跳绳，老鹰捉小鸡……玩得满头大汗，不亦说乎。

　　可当我玩得最起劲时，总是会被奶奶叫去做家务，无奈，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

　　有一次，又听见奶奶呼唤我，我连忙敏捷地躲藏在一台打谷机后面。谁料还是被奶奶发现了并把我揪了出来，我极不服气，嘟着嘴巴，很不情愿地跟着奶奶往家的方向走。一边走，奶奶一边埋怨道：“这么大了，还只知道玩”。我奋力反驳：“我哪里大？才六岁而已，连英婆都十三了。”“可是，人家有哥哥有姐姐，你有没有？”

　　哥哥姐姐？这个充分的理由像一道闪电般把我击倒了，我沉默不语，我开始沉思和醒悟。是啊，谁叫自己是老大呢？

　　从此，我总是极力克制自己，再也不和他们疯玩了。我开始主动自觉地帮奶奶帮妈妈分担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

　　当他们嬉戏玩闹时，我却默默地扛着锄头，或扛上担官，或挑着箩筐、奋箕，或别着重刀，拎着灌满水的水壶……出门了。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没有同龄小伙伴应有的玩乐和趣味。

　　因为我的节假日、我的校外生活几乎都被家务活所替代和霸占了。还没有到星期天，妈妈就早早的瞄好了哪里的卢基枯干而异常茂盛。因此，一到星期天，便领着我径直上山割。此外，还要挑水，做饭，浇菜，翻土，摘菜，采摘野猪草，铡猪草，拔鱼草，放鹅，放鸭子，放牛……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放牛和放鸭子了。

　　因为放牛，可以和小伙伴们玩耍，更重要的是，春天，可以近距离地欣赏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夏天，可以尽情地采摘各种各样的野果子，如：茶耳，茶泡，筒古肮，沙泡仔，吊茄子……秋天，钻进白茫茫的晨雾里，我犹如置身于如梦如幻的仙境中；冬天，可以在平坦宽敞的小溪草坪上，在干燥的稻田里，跳高。

　　有时，我也会在一旁静静地看课外书。或者，拿一把镰刀，割点草或卢基，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一个礼拜后，被太阳晒干了，才去把它们捆回家做柴火。

　　放鸭子呢，可以拿一个奋箕，在小溪里捞鱼虾。

　　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你看我捞了多少，我看你捞了多少。如果谁捞了大鲤鱼，一定将情不自禁的尖叫起来。

　　看着人家那乐不可支的样子，所有人都羡慕地疾跑过去，也不管溅起来的水花把自己的裤子弄湿了。

　　可是，每当我说要去放鸭子时，爷爷往往不让我去，说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放鸭，其实是去捞鱼虾。

　　我最害怕的是挑水。

　　因为我年纪小，没力气，只能挑两瓢水，一个水桶一瓢。而我家的水缸很大很大，有我的个子高，我必须来来回回几十趟，才能装满。

　　为了能尽快的完成任务而少跑几趟，有时我会挑战自己的极限——多挑半瓢。可是，沉重的担子，迫使我一路缩着脖子，踉踉跄跄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爸爸看见，往往黑着个脸，说我“笨”。

　　我们家附近有两个泉水井，一个要过桥，一个要过石渡。

　　我比较喜欢过桥去挑，因为没那么害怕。可是，那里经常要排队等候，甚至有时还没水挑。所以，不得不去远得多的那个井里挑。

　　只是，那里没有桥，只有六七个石头整齐的摆放在那，石头与石头间就是哗哗流淌的溪水。必须踩着那一个一个的石头跨过去。

　　挑着空空的木桶过去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挑着水后，我每次都会双腿发抖、胆战心惊，害怕自己不小心踩空了，掉到河里去。

　　当然，那样悲惨的经历也不是没有过。

　　夏天还没什么，衣服湿了就湿了，冬天就惨了。伤痛且不说，还会冻得你半死。

　　所以，当我终于小心翼翼的跨过来后，往往出了一身冷汗。

　　我家门口的右侧有一个很陡的坡，每次爬上那个坡后，就会累得要命，可想想马上就要到家了，所以，我咬咬牙又继续前进。

　　可是，有一天，也许，太累了；也许，肩膀上的担子太重了。

　　我歪歪斜斜地往前走，一不小心，我就偏离了那仅仅五十厘米宽的屋檐，连人带桶被重重地摔下了两米多深的水沟里。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那么远挑回来的水却在家门口倒了，滴水不剩，连水桶的底也掉了出来。而且自己的膝盖也渗出鲜红的血，我不禁大哭起来。

　　爷爷听见我的哭声，连忙走了出来，见我人在沟底，非常吃惊。于是，一边朝着沟底狼狈不堪的我安慰道：“不要紧，不要紧”，一边小跑着从那边的台阶下来解救我。爷爷俯下身问我：“哪里痛？”我哭着指一指自己的膝盖和手掌。爷爷满是怜爱的低头看了看。

　　把钩担和水桶递上屋檐下后，爷爷牵着我的手慢慢的走出长长的水沟。我也渐渐由大哭转为抽泣。

　　奶奶见到受伤的我，十分心疼。帮我小心翼翼的把流血的伤口清洗干净。

　　然后，把摔坏的木桶修好。

　　因为，我只是皮外伤，还可以正常走路。

　　所以，奶奶把桶修好后，我带着泪痕和伤痕，带着奶奶的叮咛，又挑着木桶去挑水了。

　　有什么办法呢？连做午饭的水都没有。

　　再说，在农村，摔跤，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八十年代初，村里做新房，蔚然成风。我家也不例外。

　　一九八四年，才九岁的我，就要和妈妈一起挑沙子、挑石头、扛墙拔、扛走廊梁，甚至，天不亮，就要翻山越岭地去很远很远的山上的窑里挑石灰、挑砖头。

　　和我们同屋的有个孤寡老人，不知她姓甚名谁，因为她是广东韶关南雄人，所以，大人们叮嘱我叫她“南雄阿伯”。她除了说话的腔调和我们不一样外，还有个和别的农村老太太不一样的特征，那就是会抽烟。

　　为了谋生计，她会炸豆巴子、炸云片卖。因为那个东西是米浆做的，所以，我会常常帮她推石磨。

　　我也经常帮她挑水。不过，不用天天挑，因为，她才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水。一般挑满一缸水，她可以用两三天。

　　每当过年过节，我奶奶就会叫我去请南雄阿伯来我们家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