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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朱丽兰的出现，使共和国的政坛上又多了一个当官的副主任。而副主任，就是国家部长一级的干部——像这样的位置，是无数走仕途的人连做梦都在想的事情！假如说，这次来坐这把交椅的是个男子汉，事情或许就简单了，就合情合理了，也无可非议了。但麻烦就麻烦在，来坐这把交椅的偏偏不是一个男子汉，而是个资历并不深、资格也不老、年纪还不大的“女同志”！而且，还是个“外来户”！

　　这样的事儿出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然就会让人产生几分疑虑几分担心。于是，一时间里，中国的舆论界里便有了各种说法：

　　有人说，中国这么多男同胞，为什么偏偏找了个女的？

　　也有人说，她从来没有在国家科委机关干过，猛地一下就上了那么高的位置，万一摔下来，可是很疼的哟！

　　还有人说，一个女人，要去统率一支以男人构成绝对主力的科技大军，能玩得转吗？

　　是的，昨天还是一个小小的化学研究所所长，突然就成了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朱丽兰如此快速的变化，不仅令国内一些人士感到吃惊，而且让西方一些国家的科技界人士也颇感惊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他们前不久还在中国化学研究所的车间、工厂或者办公室和这位女化学专家一起探讨有关的化学高分子等问题，没想到这位看起来很是普通的女专家突然摇身一变，一夜间便成了中国科技界的头面人物？！

　　此事不仅令当时一些西方人感到惊讶，而且事隔多年之后，一位西方记者第一次见到朱丽兰时，第一句话还问：

　　“请问朱丽兰女士，你和朱德委员长是什么亲戚关系？”

　　对这位西方记者的看法，我们该说什么是好呢？

　　在中国的各级领导班子里，有不少领导人的确既有才干、名副其实，又兢兢业业、尽心尽职。由于这类人物的存在，使其所领导的事业得以健康发展，也让他领导的群众不为他而难过，而脸红，而害臊。但是，几乎全世界也都知道，中国人多，所以当官的也多；在这个“官本位”盛行的国度里，某些部门，某些单位，也有那么少部分所谓的“领导”，既没有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甚至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当官的料！一顶乌纱帽戴在他头上后，尽管群众知道他自己也明白，实在是很不合适极不协调，可他依然还是年复一年地戴在头上，而且还总是显得笑态可掬、心安理得、感觉良好。于是，对这一类“当官”的，人们往往会从牙根里蹦出一句话来：“凭什么？！”

　　所以朱丽兰上台，不服气者也自有人在。

　　那么，朱丽兰能坐上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把交椅，凭的又是什么呢？

　　朱丽兰自身的历史，或许便是最好的回答。

　　朱丽兰不姓朱。她出生于上海，其父姓严，是上海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由于供职于上海海关的母亲是独女，朱丽兰又是长女，故根据母亲的提议，朱丽兰便随母亲永远姓了朱——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看出，一种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女性主导因素，从朱丽兰改姓这天就开始起作用了。

　　然而，随了母亲姓的朱丽兰，却并未同母亲朝夕相处，而是与外婆整天生活一起。朱丽兰的外婆信奉佛教，一贯乐善好施，热心助人，有着一副菩萨般的女人心肠。外婆的这种善良美好的品德，对朱丽兰幼小的心灵影响极大，以致于长大成人后的朱丽兰也总是把帮助他人和热衷于社会服务，当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

　　朱丽兰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将她送进了一所由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由于她在该校的成绩出类拔萃，小学毕业时便被直接保送进了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中西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892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颇有名气的老牌学校。凡是跨进这所学校的女孩子，均为权势显赫的富家小姐。而小小年纪的朱丽兰，一不靠权二不靠钱，完全靠自己优异的成绩跻身于这所学校，其聪颖的天资，由此可见一斑。

　　但家庭并不富贵的的朱丽兰与一帮豪门女杰同在一所学校上课下课，平起平坐，难免会受到种种的压抑。但正是这种压抑的环境，却刺激了她一定要技压群芳、出人头地的自尊心理。她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与人相比，唯一可比的就是学习成绩。于是，她的聪明加上她的勤奋，使她各科成绩很快便名列前茅，从而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尊敬。与此同时，她那强烈的女性自信心理，也在一次次成功的喜悦和老师同学的赞扬声中渐渐确立起来。

　　朱丽兰后来对此这样回忆说：“如果一位女子要想赢得社会的重视，那首先就得自己重视自己。而女子中学就为女孩子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使我们从小就很自信。”

　　是的，朱丽兰从小和宠她爱她的外婆生活一起，不曾受到父母严厉的管束，因而她的精神、性格和意识在人生之初便显得既独立又开放。而长达六年之久的女子中学生活，又使她不但没有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反而让女性意识、女性追求和女性风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张扬，从而牢牢地树立起了女性难得的独立意识和自信心。这种独立意识和自信心的确立，为她后来走向社会走向成功，无疑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朱丽兰还有两点需要提及，一是她乐于助人，喜欢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承揽各种社会服务性工作。这些频繁的社会活动和服务工作不但没有影响她的学习（她也从来不怕因此而影响学习），反而还丰富了她的社会阅历和锻炼了她的组织能力。二是她特别偏爱哲学。那些孩子们玩得如痴如醉的游戏和小姑娘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她似乎天生就缺少兴趣。她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读哲学方面的书了。这些哲学书帮助她思考问题，认识世界，使她从小便比一般的女孩更有思想。

　　因此，女子中学毕业前夕，她决定报考哲学系，以实现自己将来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不巧的是，上海当时刮起了一股参军的热潮，于是热血澎湃的她又积极报名投考了解放军军政大学。但最后，还是学校为她作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去苏联继续学习深造。

　　怀揣哲学家梦想的朱丽兰来到苏联后，被安排在了位于黑海边上的敖德萨大学学习高分子物理化学。所谓高分子，就是我们生活中通常说的塑料、化纤和橡胶等，它较之高深玄妙的哲学，自然要枯燥得多。但“学什么就学好什么，干什么就干好什么”，是朱丽兰从小的生活信条。而且，从这时起，朱丽兰开始懂得了“祖国”这两个字眼的真实含义。因此为祖国而学，便成了她当时神圣而不可动摇的的信念。

　　不久，朱丽兰成了班里的优等生。后来，她在由敖德萨大学校长亲自主持的高分子研究领域又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毕业论文还受到了校方高度的重视。于是，1961年，年仅25岁的朱丽兰出席了在苏联维尔纽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化学方面的某个专题学术报告。这位年轻的中国姑娘新颖奇特的观点和流利出众的口才，为苏联的科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中国的留学生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此期间，朱丽兰还是城市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的主席和城市留学生党支部书记，负责敖德萨地区100多名留学生方方面面的事情，当然就很忙。但她从不肯放过任何锻炼自己的机会，像做毕业论文这样的事情，别的同学写好论文后都是花钱雇人打字，只有她坚持自己动手打字，为的是不愿放弃一个学习打字的机会。尤其是当中苏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局面后，随着校内校外政治环境和各种关系的日趋复杂，她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她频繁往返于敖德萨和莫斯科等地，既要领会上面的精神，又要了解下面的情况；既要处理各方关系，又要协调各种矛盾。在火车上准备考试课程，便成了常有的事情。但，正是这些繁杂的社会活动，使她在政治上比同一时代的女性又多了几分老练，几分成熟。

　　遗憾的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断了朱丽兰继续读研究生、硕士、博士的梦想。1961年10月，朱丽兰结束了五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了祖国，被分配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所高分子物理研究室，开始了对高分子反应动力学和高分子溶液性质的研究。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苗子”的朱丽兰只因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揭发他人的“罪行”，也被揪上了台。幸亏此时的她已身怀六甲，才侥幸躲过了一场灾难。由于“革命”浪潮的冲击，高分子物理研究室渐渐名存实亡，烟消云散，但朱丽兰对科研工作却依然一如既往。她重新调换到高分子材料剖析组，不久还担当起了该组的组长，不管外面如何“莺歌燕舞”“万寿无疆”，她每天带着组里的人照常上班，且一丝不苟。1968年4月，北京西单商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这个案件当时被认为是“西单商场反革命破坏案”，有人为了借此大作文章，指示要严肃追查。此案到底是普通的刑事案，还是重大的反革命政治案，关键在于对炸药的成分作出准确的鉴定，于是炸药成分取样分析的重任便交给了朱丽兰所领导的高分子材料剖析组。可由于案件发生后，现场破坏严重，对取样工作极为不利，朱丽兰火速带着小组人员来到现场整整搜寻了一天，也一无所获。有人对此失去信心，朱丽兰却表示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当晚，朱丽兰又返回现场，经反复仔细查找，终于在距离爆心16米处的一个糖果柜台的玻璃上发现了不少白点和小坑。后经过200多次的取样、1500余次的总量分析，终于确定罪犯所使用的炸药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土炸药而已，这才避免了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清查。

　　在此期间，朱丽兰还参加和领导了多次重要的材料剖析任务大会战。只是这一时期的朱丽兰无论是外部工作环境还是内部生存空间都极其困难。她全家四口人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里，平常是双人床，老人来了，双人床就得改革成三人床。至于知识分子们最喜爱的书房就更是甭提了，不仅容不下一个小小的书架，就是想放一张一米长的写字台也不可能。但年轻时候的朱丽兰就是一个做事认真、韧劲十足的人，在她的性格中，总是充满了挑战的意味。每当遇到困难时，她最擅长的就是动脑子。家里不是没有写字台吗？她就以床当桌——每晚把小板凳往墙角一放，爬在床板上坚持工作到深夜，坚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她参与完成的科研项目“高聚物材料剖析”，后来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

　　1977年后，中国开始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朱丽兰当然早就盼望着能有这么一天，并一直很想到一个发达的英语国家去再深造一番。没想到的是，等轮到她头上时，只剩下一个去德国的名额了。去，还是不去？不去，事业已成的她日子当然也会过得不错，但她又不肯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提高自己的机会；若去，她虽对俄语、英语都很熟悉，却惟独与德语素不相识，这意味着她必须要向德语发起一次艰难的冲击。思前顾后，进退两难。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去！

　　为了攻下德语这一关，她每天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德语。可她那12平方米的小家可以四个人同时看书写字，却容不得有一个人背诵德语或者收听磁带，她只好一人躲在寒冷的走廊里借助微弱的路灯收听磁带或小声背诵单词。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说她已经事业有成，犯不着再去自己折磨自己。可她想的是：人好比水，必须时时更新。她过去在苏联学的那一套，虽有好的一面，却也有明显的不足。现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若能到西方国家去学习学习，既可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又能打开眼界，增加了解，更新知识，而后即可找准自己的位置和确立新的目标。

　　1979年，已到不惑之年的朱丽兰以学者的身份，带着满满的两大箱子书，只身飞往德国波恩，而后再改乘火车前往弗拉堡大学高分子研究所。但火车快到弗拉堡时，故事发生了：她所带的两大箱子书又重又沉，就凭她那一双拿笔杆子的手，根本不可能把书箱子搬下车去。她叽里哇啦说了好大一阵子半生不熟的德语，意思是请德国人帮帮忙，可她的德语非但没让德国人听懂，反而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后来，她急中生智，想了个绝招：火车快到站台时，她把两个箱子拖到车厢门口，将车门死死堵住，然后躲在一旁。心想，今天若是不帮我把箱子搬下车去，谁也甭想下车。结果，她那两个大箱子还真的从德国人手上顺顺当当地下了火车。

　　“到了弗拉堡我才知道，”朱丽兰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对外国人真是照顾得太周到了。中国人到国外，一切都要靠自己。为了找到价格既便宜环境又好，而且离学校还近的房子，我拖着行李从东到西，四处寻找。把我折腾得好苦！”

　　朱丽兰跨进弗拉堡大学高分子研究所的大门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闯进德国弗拉堡大学的第一个中国人——准确地说，是第一个中国女人。但一进学校，她便面临一次严峻的选择：弗拉堡大学有两个课题供她挑选，一个是她已经熟悉的，一个是她毫无所知的。若选前者，轻车熟路，马到成功；若挑后者，铤而走险，凶多吉少，甚至还会钻进一条死胡同。

　　一向勇于挑战的朱丽兰选择了后者。可德国的一位副教授很看不起她，因为这个选题必须要用显微电镜才能做，而她连显微电镜都不会（在国内时她就从来没用过）。为了拿下这个不少外国人都未曾拿下的课题，她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

　　1.我是一个中国人，不能给中国丢脸；

　　2.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显示出一个中国科学家的 水平；3.我虽然是一位女性，但不能输给男同胞。

　　此后，朱丽兰一头钻进实验室里，从自学显微电镜开始。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有一段时间简直到了做不下去的程度。德国的那位教授让她重新换个选题，她依然坚持不换。最后，她终于取得了成功！当她拿着研究成果向她的德国教授报告时，德国教授欣喜若狂，大声宣布说：“这是一个新的突破！”接着，朱丽兰对此又进行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否定了过去文献上写就的某些观点，从而在新型高分子材料领域得出了自己带有独创性的结论，为发展以聚醚酯为主的新型高分子材料的性能提供了依据。

　　昔日傲慢十足、待人冷淡的德国人开始对朱丽兰热情起来，尊敬起来，当有其他外国教授来研究所学习或参观时，朱丽兰总是首先被德国教授很高兴很自豪地广告一番。但朱丽兰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自豪不起来，因为，作为个人，她虽然是受到了德国人的信赖与尊重，但作为中国人，依然没有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因此，两年的域外生活使她真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尊严总是建立在国家的尊严基础之上的，祖国不强盛，漂泊海外的游子就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

　　两年学习转瞬即逝，朱丽兰又面临一次新的选择。一天，她的德国教授和她进行了一次交谈，很真诚地希望她能继续留在德国工作，其条件当然是相当的优厚。但朱丽兰几乎想都没想，便婉言谢绝了。她说：“我是中国人，我没有理由不回到中国去。”

　　一位从台湾去德国学习的科学家对此很不理解，劝告朱丽兰说：“在这儿学习的人能被德国的教授看中，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既然这儿诚心留你，你干吗还要走？德国无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很好，而大陆各方面的的条件都很差，你回国去岂不是自找苦吃吗？”

　　朱丽兰笑了，说：“你错了。正因为国内现在条件不好，我才要回去；如果国内条件已经很好了，还要我回去干吗？”

　　1981年，朱丽兰从德国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继续从事她在德国选定的研究课题（她在德国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回国人员成果展览会）。为了能在化学领域做出新的贡献，她甚至推迟了一次大的手术。1984年，她承担的两项研究课题在第一届电镜应用成果经验交流会上，分别获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

　　如果朱丽兰继续沿着科研的路子走下去，无疑将会成为国内一名出色的化学家。但她在工作中显示出来的学识胆魄、组织才干、开拓精神，似乎更为引人瞩目。于是，1985年2月，朱丽兰被前任所长、着名化学家钱人元推荐出任化学研究所所长，似乎便成了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情。

　　朱丽兰上任之际，正是化学所形势严峻之时。当时，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国家大包大揽的拨款制度的突然变更，打破了化学所几十年来一贯靠坐吃皇粮过日子的平静。化学所人心惶惑，财务部频频告急，今后如何继续生存、发展下去的问题，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摆在了全所数百名科学家们的面前。

　　上任伊始，朱丽兰就横下一条心来：“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出点名堂！”她找到科学院领导，立下军令状：既然让我当这个所长，就得实行所长负责制。所里的领导班子由我来组阁，搞不好由我负责，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接着，她确定班子，统一思想，并号召全所人员丢掉幻想，转变观念，积极投身于改革大潮中去求生存、求发展。而后，她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清理、削减原有课题，确立一批真正能为国民经济服务和有重要意义的前沿基础学科的重点课题；撤消原有的已经名存实亡的研究室，重新组建研究组，并实行组长负责制和人员自由组合制，从而把中青年业务骨干推上第一线；改变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给重点攻关项目及重点课题增加专有经费。

　　与此同时，朱丽兰在管理制度上大胆革新：废除人治，实施法治。即是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化学所就得有化学所的管理章程。最科学的管理不是靠人，而是靠管理章程本身。因此，朱丽兰根本不把精力花在处理各种乱七八糟的人事关系上，而是花在如何制定好管理章程上。章程就是法典，管理章程一旦制定，那就是所里最大的的法，让它按科学的程序运作就是了，大家按章办事就行了。一旦出现违反者，依法办事，认法不认人。

　　比如，调级、分房子、评职称，是令研究所的领导最头痛的事情，也是令全中国各单位所有的领导最头疼的事情。朱丽兰的办法是：先走群众路线，认真定好客观标准，再排好程序，实行管理科学化。然后不管是所长副所长，还是司机炊事员，一律按规定打分，照程序排队。此外再加一条：谁也不许上窜下跳，到处活动，拉关系走后门，领导更不得营私舞弊，享用特权。为此还专门设了一个检举信箱，一旦查出，马上扣分。而她自己则当众表示：凡是涉及到调职调级分房子之类的事，本人一定“撤退在后”，决不“冲锋在前”！若有违反，欢迎检举揭发！

　　于是，等到调级、评职称、分房子之际，当不少单位的领导都为此愁眉苦脸焦头烂额、到处躲藏不敢露面时，朱丽兰却每天照常上班下班，照常读书看报，照常吃饭睡觉，高兴了，还要坐下来弹上两曲钢琴，其轻松小潇洒的程度，简直像压根儿就没这回事情一样。在办公室里，她不和任何人谈及此事，也不允许任何人和她谈及此事，有什么问题该找那个部门就找那个部门，该怎么处理按规矩办就是了；回到家里，她安民告示，不接待任何客人，即使已经来到门口，也决不开门——规矩早就公开摆在了那里，还用得着我再多说一句废话吗？

　　对此，朱丽兰深有感触的说：“当领导的，绝不能欺软怕硬，让老实人吃亏。欺软怕硬的领导是最无能最窝囊的领导。这种领导人家捏着你的鼻子牵着走，上你家躺着闹，活该！公平与公正，是领导艺术的两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不需要什么高难度的技巧，但却需要领导者本人的正直与无私。”

　　正是依靠了这种“领导艺术”，朱丽兰在当所长一年的时间里，硬是把一个化学所搞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从而在潜龙藏虎、群英荟萃的中国科学院里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最佳人选。

　　对此，朱丽兰本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生的确离不开机遇，而机遇又往往与挑战并存。你只有干得好，才可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机遇。别人都说我运气不错，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运气是不错。”

　　这种“运气不错”的说法，当然是朱丽兰的一种自谦。然而透过这自谦的表层，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朱丽兰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磨砺与准备之后，一种厚积薄发的才干和与众不同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