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电梯谋杀案 三三小说网【333books.com】”查找最新章节！

　　我不知道有考据癖的先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中国人是个喜欢没事找事的民族，我真盼望有勇敢者告诉我们，到底是先有桌面下的“抽屉”呢，还是先有我们衣服上的“兜”？

　　但可以肯定的，最早在头脑里形成“抽屉”想法的发明家，也许是鲁班，也许是鲁班的师傅，大概是受了人们衣服上兜的启发，给桌子装了个口袋，要不，就是最早的裁缝，被木匠师傅影响了，干脆在衣服上，缝一个类似抽屉，可以放东西的兜。人，就是这样互相受到启发，然后又各领风骚。文学世界也不例外，你来新体验，我来新状态，他来新表现，像流行性感冒似的，很快就传染上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快每张桌子，都装上了抽屉，而每一家的大大小小的“抽屉”，也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兜”。至于“兜”里装了些什么值钱的和不值钱的，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东西，那就因家而异，各个不一了。

　　抽屉是一部彼此不相干的先锋小说，是一部哭笑不得或者欲哭无泪的历史书。

　　不过，假如哪一天你老婆不絮絮叨叨，你上司不谆谆教诲，你邻居不偷偷窥视，你简直想象不到的一种新体验，一种新状态，就是翻开这些不常翻的抽屉。你会发现那里面，简直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

　　那天，我找到老眯，为一位办婚姻家庭杂志的朋友，要他的一篇千字文，做卷首语。卷首语者，就等于是社论，而社论者，又等于是教诲，而教诲者，没有真理是不行的。老眯，我过去的同事，恰恰就是专写社论，既有教诲，又有真理的一把好手。朋友找我来约他撰文，看中的，也正是他不怎么费力气，就能说出许多正确语言的特长。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已经写好了，你来取走吧！”

　　我们两家，相距不远，两站地的样子，我就走去了。此公笔锋甚健，昨天电话里跟他敲定的，今天就交稿了。其实两三千字，对老眯而言，不过是援笔立就的事。难怪当年我们俩在报馆同事时，他被视为倚马可待的才子了。那时，配合上头精神的社论，无不由他来执笔。要两千字，就两千，要三千，就三千。有时主编来情绪了，老兄，来个通栏吧，五千！你放心，两三个钟头以后，一篇社论拿来了，决不少于四千九。

　　神不神？

　　老眯当然不是他的大名，因为他高度近视的缘故，才得了这个绰号。不过，我们当面都不叫他，因为他从文章到人，都像社论似的，很正经。跟正经的人相处，你想不正经也不行。正如你和文坛上的老丑、中丑、小丑在一起，你想不丑都不行，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

　　“关于道德维系家庭方面，我朋友的这份刊物，很想得到一篇你的近作呢！”我跟他约稿时，给了他一顶高帽子，“遍观海内文人，能写这种启导芸芸众生道德觉悟文章者，非你老人家莫属——”

　　“少来这一套！”我可以想象他那张板着的脸。

　　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难得向你张一次嘴！老兄，你可不要拒绝！”

　　“好吧好吧！”他给了我面子。

　　“写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去取稿，顺便聆听一番教诲，思想上也好提高提高——”

　　老眯把电话挂了。

　　看来，此公眼神虽然不济，耳朵倒不糊涂。人有点其貌不扬，但文章写得不错。官运不算亨通，道德人品，却接近众望所归的程度，这就是上帝的公平了。好，不让你体无完肤的好，坏，也不让你百分之一百二超额的坏，光荣适可而止，倒霉也适可而止，快活适可而止，烦恼也适可而止。不像某些文学评论家，好，巴不得亲吻某位作家的脚后跟，不好，恨不能把那位作家，打下十九层地狱（如果有这一层的话）。老眯做正面人物，写正面文章，讲道德修养，求身心健康。不拿架子，不发脾气，不开玩笑，甚至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说人坏话，不生病，不乱吃补药，不随地吐痰，不吃野生保护动物，不白吃白不吃，不白拿白不拿，凡属于好的“不”，他都具备了。

　　因此，他基本上算得上是23K赤金，八九不离十的完人了，有四本中国的、外国的名人大辞典，都收有他的条目。有的把他放在作家一栏中，有的把他放在哲学家一栏中，不管什么家，一言以蔽之，人是正人君子，文是道德文章。那立论行文，严谨缜密，引经据典，很见功夫的短论，是眼下各报刊的抢手货，我怕别人捷足先登，放下电话，就一路小跑赶到眯兄家去了。

　　等我敲开门，问他太太：“人呢？”那位贤惠的太太笑而不答，示意在他屋里，不知搞什么名堂，你进去吧！就转身给我泡茶了。我进书房，他正满头大汗，脸伏在写字台上，这儿翻，那儿找。

　　“干什么呀！老兄？”

　　“那篇给你写好的稿子，不知塞哪儿去啦！”

　　“这岂不是笑话奇谈！你没有写，不必想出这种拙劣的遁词！”

　　这位正人君子好像受了侮辱似的，跳起来。“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把人想得那样差劲。”

　　第一，他写这种文章，行云流水，信手拈来，不费事的。第二，他不怎么开玩笑的，都打电话叫我来取稿，谅是真写了。第三，也许，别有什么报刊的编辑，到他这儿，顺手牵羊了吧？

　　“没有人来过。”端茶进屋的他太太，为他证实。

　　我好说什么呢？“你老兄为人行文，无不让人佩服，不过，也许大智若愚，你这些不拘小节的毛病，我可不敢赞美。”

　　“那就不要坐而论道啦，你眼神好，帮着找找吧！”

　　就这样，我在那张写字台上，翻了半天，什么稿子都在，长的、短的，刚开头的、快收尾的，就是找不到给我写的那篇《失重的天平》。

　　“会不会塞进抽屉里了？”

　　他说：“不会的。”

　　“保不齐吧？你老兄！”

　　他动摇了，拉开一个个抽屉，见我抄着手旁观，他急了。于是，我也卷入了他的找稿子行动。

　　我敢担保，就冲抽屉深处的霉味，和呛鼻子的尘土，至少三年灾荒以后，日子好过以来，二十多年，此公这写字台的抽屉，就没有彻底收拾过。“哦，天哪！你这哪是抽屉，简直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微型博物馆呀！”我不禁赞叹系之。

　　他大概也没想到抽屉里，藏着半个世纪吧？怔住了，索性统统倒出来。

　　那些黑白照片上，男的戴八角帽，女的穿列宁服，可见年代之久远。一支老牌的关勒铭钢笔，还穿着线织的笔套。票面一万的人民币，夹在胡风的反革命材料一书中，也不知谁更值钱些？画了红杠杠的九评和《陶里亚蒂往何处去？》的旧报中，有一纸营养就餐证，注明处级干部，准订奶一份，买烟一条。接着，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文革”小报，粗制滥造的纪念章，以及各式各样的本市的，外地的，全国通用的粮票、面票、米票、布票、棉花票、工业券、购货本，大概报销不了的天津到北京才两元四毛钱的火车票，亏他还保存着。

　　还有不少当编辑、做记者的记事本，既有首长报告，内部文件传达，也有陈芝麻烂谷子的账目，什么鸡蛋七毛一斤，什么带骨猪肉三块钱两斤，什么吃顿狗不理包子，外搭一杯生啤，花了两块五，什么东来顺涮肉，一人才摊五块钱云云，现在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你居然也舍不得扔掉。留着它，存心让物价局神经受刺激啊？”

　　“你这个人就是阴暗心理作怪！”老眯马上面孔一板。他天生的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那种君子，“草上之风，必偃。”被他正色地一说，我也就哑然了。

　　想从这满地板上，天女散花似的杂货铺里，找那份《失重的天平》，是困难的。因为他的陋习，是很少用稿纸，正正经经地写，即使用，也不按行按格。大多数情况下，不论是烟盒、信封、台历、商店包装纸，只要抓到手里，有巴掌大的空白，他都能在上面写文章。于是，我不得不把所有写过字的纸，一一过目。

　　先前，他老婆不知吼过他多少回。“你得为那些编辑、排字的人想想——”也不知多少次为他重新誊抄，再寄出去。后来，老眯渐渐老了，老眯的发妻自然也要渐渐老的，甚至老得比他还要“迅速”一点。于是，她提不起兴致，为她丈夫那种脏抹布似的原稿，工工整整地誊清了。这一来，他桌上的笔墨纸砚，抽屉里的物件，从此就漫无头绪了。她只恪守一条原则，老眯书房里的东西，一律不动。丢是你丢，找也是你找，与她无关。

　　所以，我和眯兄在书房里，找他那篇不知塞到何处的稿子时，她只当没有这回事地，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看她的电视。偶尔过来一下，给我们续上一点茶水。然后用幸灾乐祸的神气，看着老眯和这满地的杂货铺。

　　“行啦，行啦！谢谢你啦！你接着看那个第三者插足的电视剧去吧！”他把她轰走。然后一面翻找稿子，一面和我评论那部电视剧，很遗憾，我没看过，无法和他对话。他说他不喜欢，他太太在那屋说她挺喜欢。

　　老眯说：“编导没有抓住要害。”

　　他太太在隔壁说：“我觉得真实——”

　　“真实不等于真理！这个家庭的天平所以失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问题。”

　　他太太不愿和他争论，关上门，集中精神看电视剧了。

　　我和老眯至少有半辈子的交情了，大家也就不那么见外。我建议把那些零零碎碎的文具杂物，莫名其妙的旧货废品，推到一边。集中精力对付那一大摞乱七八糟的书信，很可能，稿件就夹在这里面，他同意了。另外，我也不讳言，我有一点集邮的兴趣，没准找到一两张有价值的邮票呢？

　　“你快找吧！”

　　如果不是一封信上，贴着生肖票，引起我注意的话，也许放一边拉倒了。

　　“这信封上的邮票，你不要吧？老兄！”

　　“你拿去好了！”他也没有在意。

　　我把信纸抽出来，光要那个信封。没想到其中，一串干枯的枫叶，红艳艳的，跟着跌落出来。老眯别的时候，视力通常是不好的。这一回，好像有第六感觉似的，眼明手快，一把攫了过去。我也来不及看那密密麻麻好几大篇信纸，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但那红得耀眼的枫叶，好像仍残存往昔的情味，未等我意识过来，立刻，老眯像魔术师变扑克牌似的，一眨眼工夫，那封信，那串枫叶，无影无踪了。

　　“怎么回事？”我问他。

　　他面不改色。“没有什么呀！”

　　我悄声问，怕他太太听到。“那是谁给你写的信？还夹着那么罗曼蒂克的东西！”其实，我也并不认为偶尔的浪漫一下，就是犯了天条似的不可饶恕。虽然他是正人君子，但也存在正人君子，例如柏拉图式的感情，好像没有什么吧？

　　他根本不理会我，当然更不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他正色地对我表示奇怪，他不懂我为什么不找稿子，干正经的，还收集邮票，真莫名其妙了。好像压根儿不曾有过那封信、那串红叶，他站起来，有点不耐烦了：“好了，好了，别再找了，我马上给你重写一篇，还不行？”

　　“还是要谈家庭道德的维系哦？这是人家的要求。”

　　“那还用问！你烦不烦？”他有点恼怒了，看得出来，这是股无名毒火。

　　不过，他说罢，抄起地板上一张破纸，就龙飞凤舞地写起来。那一脸“君子之德风”的样子，我想，这篇文章，肯定错不了。果然，洋洋洒洒，满纸正气。不久，就见刊了。朋友告诉我，读者反应不错，都说这篇文章，很有教育意义呢！

　　撇开那些来路不明的红叶，我当然很佩服老眯的了。但是，我不禁疑惑，若是张嘴去教训别人，启导众生的时候，而且居然那样声严色厉的话，是不是先拉开抽屉，看看自己在那里面的形象呢？

　　那样的话，也许可以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火气，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