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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交往很密切的那几年，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解决的所有问题中，只有两件案子是通过我介绍而引其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顿上校发疯案。这两件案子，对一位机敏而又有独到见解的读者来说，后一件可能更值得探讨。

　　但是，前一件，一开头就十分奇特，事情的细节又十分富有戏剧性，因此也许它更值得记述，虽然它很少用上我朋友取得卓越成就所运用的那些进行推理的演绎法，但我相信，这个故事已经不止一次在报纸上登载过了。但是，就像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叙述那样，只用半栏篇幅笼统登出来，结果远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此，还不如让事实慢慢地在你眼前展开，让案情之谜随着每一项有助于进一步让人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新发现而逐渐得到解决，这样更加引人入胜。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尽管时光流逝，两年过去了，我仍记忆犹新。

　　我简单说说发生在我结婚后不久的那件事吧。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夏天，那时我已重新开业行医，并且把福尔摩斯一个人舍弃在贝克街的寓所里，虽然我不时地去探望他，甚至偶尔还劝说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羁的习性到我家做客。我的业务蒸蒸日上，凑巧我的住处离帕丁顿车站不远，有几位铁路员工就来我这看病。由于我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位患着痛苦缠绵的病的人，他就不厌其烦地到处大肆宣传我的医术，尽可能把他能够对之施加影响的每个病人都送到我这来。

　　一天早上的七点，女佣人的敲门声吵醒了我。她说，从帕丁顿来了两个人，正在诊室里等着。我急忙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因为经验告诉我，铁路上来的人，病情大都是相当严重。我下楼后，我的老伙伴——那个铁路警察从诊室里走了出来，并随手关上门。

　　“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把大拇指举到肩头朝后指指，悄悄地说：“他现在问题不大了。”

　　“这怎么回事？”我问，因为他的举止让我感到似乎他把一个怪物关到我房间里了。

　　“是个新病人。”他悄悄地说，“我认为我还是亲自把他送来的好，这样他就溜不掉了。我现在就得走，医生，我和你一样，还得去值班，他现在在里边安然无恙了。”说完，这位忠实的介绍人，甚至不让我有对他道谢的机会，一下子走掉了。

　　我走进诊室，一位先生坐在桌旁。他穿着朴素，一身花呢衣服，一顶软帽放在我的几本书上。他的一只手裹着一张手帕，手帕上斑斑点点尽是血迹。他很年轻，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容貌英俊，但面色十分苍白。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正在用他全部的意志来极力控制由于某种剧烈的震动带来的痛苦。

　　“我很抱歉这么早把您给吵醒了，医生。”他说，“我在夜里遇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故。今晨我乘火车来这里，在帕丁顿车站打听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医生时，一位好心人非常热心地把我护送这里来了。我给了女佣人一张名片，我看到她把名片放到旁边的桌上了。”

　　我拿起名片瞧了瞧，上面印着：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师，维多利亚街十六号甲（四楼）。这就是这位客人的姓名、身份和地址。

　　“抱歉，让您久等了。”我边说边坐到我的靠椅上，“看得出您刚刚坐了一整夜的车，夜间乘车本来就是件单调乏味的事情。”

　　“噢，我这一宵可不能说是单调乏味，”他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又高又尖。他身子朝后靠在椅子上，捧腹大笑不已。由于我医学本能，我对这笑十分反感。

　　“别笑了！”我喊道，“镇定镇定！”我从玻璃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他。

　　可这根本不起作用，他正在歇斯底里地发作。这是一种性格坚强的人在渡过一场巨大危难后产生的歇斯底里。不一会儿，他又清醒过来，精疲力竭，面色苍白。

　　“我刚真出尽了洋相。”他气喘吁吁地说。

　　“没有的事，喝吧。”我往水里掺了些白兰地，他那毫无血色的双颊开始红润起来。

　　“好多了！”他说，“那么，医生请您费心瞧瞧我的大拇指吧，应当说，瞧瞧我的大拇指原来的部位。”

　　他解开手帕，把手伸了出来。这场面即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目不忍睹的！只见四根突出的手指和一片鲜红可怕的海绵状断面，这里本该是大拇指的部位。大拇指已经被迫连根剁掉或是被硬拽下来了。

　　“天哪！”我喊着，“多吓人的创伤，一定流了不少血。”

　　“是的，流了许多血。受伤后我昏迷过去了，我相信我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时，我发现它还在流血，于是我就把手帕的一端紧紧地缠在手腕上，用一根小树枝把它绷紧。”

　　“包扎得非常好！您该当一名外科医生才对！”

　　“您看，这是一项水利学问题，在我的专业知识范围之内的。”

　　“这是用一件非常沉重、十分锋利的器具砍的。”我一边检查伤口一边说道。

　　“像是用屠夫切肉的刀砍的。”他说。

　　“我想，这是意外事故，对吗？”

　　“不是。”

　　“什么？是有人蓄意凶残砍的吗？”

　　“嗯，确实十分凶残。”

　　“真吓人。”

　　我用海绵清洗了伤口，揩拭干净后将它敷裹好，最后用脱脂棉和消毒绷带将它包扎起来。他躺在那里，并没有因为疼痛而扭动，尽管他不时地咬紧牙关。

　　包扎好后，我问道，“您现在感觉怎样？”

　　“好极了，您的白兰地和绷带，让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之前我非常虚弱。但是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看您最好还是先别谈这件事。显然，这对您的神经是一种折磨。”

　　“噢，不会了，现在不会了。我还要把这桩事告诉警察。但是，不瞒您说，要不是我有这个伤口为证的话，他们会相信我的话才怪呢，因为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而我又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况且，即使他们相信我，我所能提供的线索也是非常模糊的，他们是否会为我主持正义还是个问题。”

　　“嘿！”我喊道，“如果您真想解决什么问题，我倒要向你推荐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在你去找警察之前，不妨你先去找他。”

　　“噢，我听说过他。”我的客人回答说，“如果他肯受理这个案子，我将非常高兴，尽管同时我也要报告警察。您能为我引荐一下吗？”

　　“岂止为您引荐，我还要亲自陪您去走一趟。”

　　“那真太感谢您了！”

　　“我们雇辆马车一块儿走，我们还来得及赶上同他一起吃点早餐。这样做您身体行吗？”

　　“行，不讲讲我的遭遇，我心里不舒坦。”

　　“那么，让我的佣人去雇辆马车。我马上就来。”我匆匆到楼上，简单地对妻子解释了几句。五分钟后，我和这位新相识坐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奔贝克街。

　　正如我料想的那样，福尔摩斯穿着晨衣正在他的起居室里一边踱步，一边读着《泰晤士报》上刊载的寻人、离婚等启事的专栏，嘴上叼着早餐前抽的烟斗。这个烟斗装的都是前一天抽剩下来的烟丝和烟草块。这些东西被小心地烘干了之后就堆积在壁炉架的角落上。

　　他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们，吩咐拿来咸肉片和鸡蛋。餐后，他把我们的新朋友安顿在沙发上，搁了个枕头在他脑后，并在他手边放了一杯掺水白兰地。

　　“您的遭遇很不寻常，哈瑟利先生。”他说，“您就在这里随便躺躺，不要拘束。把您的经过告诉我们，累了就稍做休息，喝口酒提提神。”

　　“谢谢。”我的病人说，“其实自从医生给我包扎以后，我就感觉判若两人，而我认为您这顿早餐使得整个治疗过程臻于完满。我尽可能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所以，我就现在开始叙述我那奇怪的经历吧！”

　　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脸上带着一副疲倦困乏的样子，掩饰了他那敏锐和热切的心情。我坐在他的对面，我们静静地倾听他细说他那桩稀奇的故事。

　　“您二位要知道，”他说，我是个孤儿，又是个单身汉，一个人住在伦敦。我是个水利工程师，在格林威治的一家着名的文纳和马西森公司的七年学徒生涯中，我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两年前，我学徒期满了。在可怜的爸爸去世后，我又继承了一笔十分可观的遗产。于是我就决心想自己创业，并在维多利亚大街租了几间办公室。

　　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得，第一次独自开业是件枯燥无味的事。这对我来说，尤其如此。两年间，我只受理过三次咨询和一个小活儿，这就是我的职业给我的全部工作。我的总收入共计二十七英镑十先令。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我都在我的办公室里期待着，直到最后心灰意冷。我意识到，永远不会有主顾上门了。

　　然而，昨天我想离开办公室时，我的办事员进来通报说有位先生因为业务上的事情希望见我，同时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莱桑德·斯塔克上校的名字，紧跟着他进屋的就是上校本人。他中上等身材，极其瘦削，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瘦削的人。他的整个面部瘦削得只剩下鼻子和下巴，两颊的皮肤紧绷在凸起的颧骨上。他这种憔悴模样看来是天生的，而不是由于疾病所致，因为他目光炯炯，步伐轻快，举止自如。他的衣着简朴整齐。据我判断他的年龄，大约将近四十岁。

　　‘是哈瑟利先生吗？’他说，有点德国口音，‘哈瑟利先生，有人向我推荐说您不但业务精通，而且为人小心谨慎，能够保守秘密。’

　　我鞠了一躬，像任何一个青年那样，听到这类恭维的话就感到飘飘然。

　　‘我能冒昧地问一下，是谁把我说得这么好吗？’

　　‘哦，目前我还是不告诉您为好。我从同一消息来源还得知您既是一个孤儿，又是一个单身汉，独身一人住在伦敦。’

　　‘一点也没错。’我回答说，‘但请您原谅，我看不出这和我业务能力有什么关系，据我所知，您是为了一件业务上的事情来找我洽谈的。’

　　‘确实如此。但您会发现我没有半句废话。我们有件工作想委托您，但最重要的是绝对保密，绝对保密，你懂吗？当然，我们认为一位独居的人比一位和家属生活在一起的人更能做到绝对保密。’

　　‘您可以绝对相信。’我说，‘既然我向您保证严守秘密，那我就一定会做到的。’

　　我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我从未见过如此猜忌多疑的眼光。

　　末了，他说：‘那么，您作出保证了？’

　　‘是的，我保证做到。’

　　‘在事前事后以及整个事情进行的过程中，都要完全彻底保持缄默，绝对不提这件事，口头上和书面上都不行，你能做到吗？’

　　‘我已经向您保证过了。’

　　‘那太好了。’他猛然间跳了起来，闪电般地跑过房间，砰地推开门，过道上空无一人。

　　‘还不错！’他走了回来，‘我知道办事员们有时对他们东家的事很好奇。现在，我们可以安全地谈话了。’他把椅子拉到紧贴我身边的地方，又一次用充满怀疑和探索的眼光打量我。

　　看到这瘦骨嶙峋的人的古怪的行为，我的心里泛起了一种反感和近乎恐怖的感觉，甚至失去主顾的担心也抑制不住我流露出来的不耐烦。

　　‘请您说您的事吧，先生，’我说，‘我的时间很宝贵的。’愿上帝饶恕我说的后一句话，但这句话脱口而出。

　　‘工作一个晚上五十个畿尼你觉得合适吗？’他问。

　　‘那真不少。’

　　‘说是一个晚上，实际上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我不过是想请教您有关水力冲压机齿轮脱开的事。只要您指出毛病在哪，我们很快就会把它修好的。对于这样一桩委托，您觉得怎样？’

　　‘工作很轻松，报酬却极为优厚。’

　　‘一点没错，我们想请您今晚乘末班车来。’

　　‘去哪儿？’

　　‘到伯克郡的艾津。那是接近牛津郡的一个小地方，离艾津不到七英里。帕丁顿有一班车可以在十一点十五分左右把您送到那儿。’

　　‘很好。’

　　‘我会坐辆马车来接您。’

　　‘那么，还得坐马车赶一段路？’

　　‘是的，我们那小地方是在乡下，离艾津车站足足七英里。’

　　‘这么说午夜前我们是到不了。我估计赶不上回来的火车，那我就不得不在那儿过夜。’

　　‘对，我们会给您安排过夜的地方。’

　　‘那很不方便，我能在更方便的时候去吗？’

　　‘我们觉得您最好晚上来，正是为了补偿您的不便之处，我们才对您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出那么大的价钱。这个价钱用来请教您这一行中最高明的人士也足够了。当然，如果您不想接这笔业务，现在还来得及。’

　　五十个畿尼，这笔钱对我将是多么有用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会十分愉快地满足您的愿望。我想更清楚地了解一下，您要我做什么工作。’

　　‘是啊，我们要您一定保证严守秘密，这肯定会引起您的好奇心，我们并不打算委托您办一件事而又不让您知道它的底细。我想，这不会有人在偷听吧？’

　　‘绝对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您可能知道，漂白土是一种非常贵重的矿产，在英国，也只有一两处发现了这种矿藏。’

　　‘我听说过。’

　　‘不久前，我在距离雷丁不到十英里的地方买了一小块地——非常小的一块地，我非常幸运地发现，其中一块地里有漂白土矿床。然而，经过探查之后，我发现这个矿床比较小，但它却连接了左右两个大得多的矿床——可是，这两处都在我的邻居的地里。这些善良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土地里蕴藏着和金矿同样贵重的矿藏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自然，在他们发现他们土地的真正价值前把他们的地买下来很划算。但不幸，我购买土地的资金不足。因此，我找了几个朋友秘密商量。他们提议我们该悄悄地、秘密地开采那小块矿床，用这种方法来筹集购买邻居土地的资金。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这么干了一段时间了。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安装了一台水压机。正像我先前说的那样，这台机器出毛病了，我们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可一旦有人知道我们曾请过水利工程师来我们的小房子，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那时，真相如果泄露出去，那么获得这些土地和实行我们计划的机会就全完了。这就是我要您保证不对任何人透露您今天晚上要去艾津的原因。我想我把一切都讲清楚了。’

　　‘我听得很明白。’我说，‘唯一不太理解的是，水压机对你挖漂白土有什么用？据我所知，漂白土是像从矿坑里掏沙砾那样挖出来的。’

　　‘啊。’他不在意地说，‘我们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把土碾压成砖坯，以便在搬运时不会泄露它们是什么东西，那只不过是一些细节。现在我已经向您透露了全部的秘密，哈瑟利先生，可见我是多么信任您。’他边说边站起来，‘那么，十一点十五分艾津见。’

　　‘我一定去。’

　　‘绝不能跟任何人说。’最后，他又用怀疑的眼光凝视了我好久。然后，用他那湿冷的手跟我握了一下，就急忙出了房间。

　　后来，正如您二位能想象出来的那样，当我冷静下来，全盘思考这件事时，我对我接受的这件突如其来的业务感到十分惊讶。当然，一方面我很高兴，因为假如给我的任务定个价，他出的酬金至少是我要求的十倍，而且很可能这次任务会带来其他一些任务；可另一方面，我那主顾的那副尊容和举止给我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他关于漂白土的解释不足以说明我深夜前往的必要性，也不足以说明他为何那么担心，唯恐我对别人谈到我这件差事。不管怎么样，我把一切恐惧抛之脑后，饱餐一顿晚饭就驱车前往帕丁顿，接着就上了路，严格遵守他要我守口如瓶的禁令。

　　在雷丁，我不仅必须换车，而且还必须得更换车站。但我刚好赶上了去艾津的最后一班火车，十一点钟后，我就到达了那灯光暗淡的小站。我是在那里下车的唯一的乘客，除了一个提着灯笼显得发困的搬运工人外，站台上空无一人。当我走出检票口时，我就发现我早上结交的那位相识正在另一边没有灯光的暗处等我。他一言不发地攥住我的胳膊，催我赶紧登上一辆一直敞开着车门的马车。他拉上两边的窗子，敲敲马车的木板，于是马就飞快地奔跑了起来。

　　“只有一匹马吗？”福尔摩斯突然插话问道。

　　“对，只有一匹。”

　　“您注意到它的颜色了吗？”

　　“是的，当我跨进车厢时，借着边灯我瞧了瞧，是匹栗色的马。”

　　“看上去很蔫还是很生气勃勃的？”

　　“唷，生气勃勃，毛色十分光润。”

　　“谢谢，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话，您的叙述很有趣，请您接着往下说。”

　　于是我们上了路，马车行驶了至少有一个小时。莱桑德·斯塔克上校说过只有七英里，但我总觉得，从我们行进的速度和花的时间来看，肯定将近有十二英里的路程。整个行程中，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我的旁边，有几次我朝他那个方向瞟去，我觉察到他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我。那里的乡间道路看来不太好，因为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弄得我们东倒西歪。我尽力向窗外看去，想看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但是窗子是毛玻璃的，除了偶尔经过有灯的地方时能看到一片模模糊糊的亮光外，我什么也看不清。我不时地找几句话来打破旅途的沉闷，但是上校只用只言片语来回答我。这样，话也就谈不下去了。最后，马车由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向前变成在砾石路上平稳行驶，接着就停了下来。莱桑德上校跳下马车，我跟随在后面，他突然一把将我拉进了在我们面前敞开着的大门。我们仿佛是一跨出马车就进了大厅，以致我连粗略地平视一下房子正面的机会都没有。我一跨进门槛，门就在我的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我隐约听到了马车离开时吱吱嘎嘎的车轮声。

　　屋里漆黑一团，上校摸索着寻找火柴，并低声地咕哝着。这时走廊另一端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了。一道长长的金色亮光朝我们射来。灯光越来越亮，接着出现了一个女人，手里掌着一盏灯，高高举在头顶上，她朝前探身注视着我们。我看得分明，她长得十分漂亮，灯光照在她那黑色的服装上，从反射出来的光泽我看得出那是很名贵的衣料。她说了几句外国话，听口气是在问话。当我的主顾粗暴地三言两语回答时，她吃惊得差点把手中的灯弄掉了。斯塔克上校走到她身边，对着她的耳朵悄声地说了些什么，然后把她推回她刚出来的那个房间，随后他提着灯朝着我走来。

　　‘也许得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下。’他说着，就推开了另一个房门。这是一间平静、陈设简单的小房间。房间中间有一张圆桌，上面散乱地堆着几本德文书。斯塔克上校把灯放在门旁边一架小风琴上。

　　‘我不会让您等太久的。’说着，他就隐没到黑暗中去了。

　　我瞧着桌上的书，尽管我不懂德文，但我还是看得出其中有两本是科学论文，其他是诗集。随后我走到窗口，希望能看看乡间景色，但是一扇关闭得很严的栎木百叶窗遮住了窗子。房间里寂静得出奇，一座旧钟不知在走廊的什么地方滴嗒滴嗒地响着。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寂。一阵模糊的不安的感觉渐渐支配了我。这些德国人是些干吗的？他们卜居在这穷乡僻壤干什么勾当？这个地方又是哪儿？我只知道这里离艾津十英里左右，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

　　就这个地方的位置来说，附近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大镇子是在这个半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并不那么偏僻。然而，这里是那么寂静，可以十分肯定我们是在乡间。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低声哼着小调壮胆，并感觉到我完全是为了挣那五十畿尼来的。

　　突然在这极度寂静之中，事先没有听到一点响声，我房间的门慢慢打开了。那个女人站在门缝里，身后是黑暗的大厅，昏黄的灯光照在她那热切而美丽的面上。我一眼就看出她惶恐不安的神色，这使我感到胆战心寒。她哆哆嗦嗦地举起一个手指警告我不要作声，飞快地对我说了声不太像样的英国话。她的眼睛就像一匹受惊的马驹那样，匆匆回顾身后阴暗处。

　　‘我要是您我就跑掉了。’她说。她力图使自己讲得平静一些，‘我要是您我就跑了，我不会留在这儿，留下来对您没有好处。’

　　‘但是，夫人。’我说，‘我还没有做我的工作。我看过机器后，才能离开。’

　　‘不值得。’她接着说，‘您可以从这扇门出去，没人会阻拦您。’她见我微笑着摆摆头，突然摆脱了局促的状态，向前一步，两手紧握在一起。

　　‘看在上天的面上！’她低声说，‘趁还来得及，你快点逃跑！’

　　但我这个人天生固执，在从事某项工作遇到阻碍时，就会更加坚持不懈。我想到我那五十畿尼的酬金，那一趟疲惫的旅行，还有看来摆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夜晚。是否这一切都要让它们付诸东流呢？为什么我不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也不领取我应得的报酬就偷偷逃走呢？就我看到的，她可能是个偏执的女人。因此，尽管她的神态给我的震动大大超过了我愿意承认的程度，我却态度坚定，依旧摇摇头表明我要留在那里。她正要重新提出恳求，这时楼上传来很响的关门声，接着就听到一些脚步声。她倾听了片刻，举起双手做了一个绝望的姿势，之后便和她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进来的是莱桑德·斯塔克上校和一个身材矮胖、双下巴的褶痕上长着栗鼠胡须的人，他是弗格森先生。

　　‘这位是我的秘书兼经理。’上校介绍说，‘顺便说说，我记得我刚把这扇门关着的。我怕穿堂风吹着您。’

　　‘恰恰相反。’我说，‘是我自己打开的门，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有点闷人。’

　　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那么，我们还是着手进行我们的事吧。’他说，“弗格森先生和我准备领您到上面去看看机器。”

　　‘我想，我还是戴上帽子吧。’

　　‘噢，没必要，就在这房子里面。’

　　‘什么？你们在房子里挖漂白土？’

　　‘不，不。这只是我们压砖坯的地方，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希望您做的只是检查一下机器，让我们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我们一起上楼，上校提着灯在前面走，胖经理和我跟在后面。这是一座迷宫似的老房子，有许多走廊、过道、狭窄的盘旋式楼梯、低矮的小门，所有的门槛都因为几代人的践踏已凹陷了下去。底层的地板上没有地毯，也没有安放过家具的痕迹，墙上的灰泥已经剥落，绿色肮脏的污渍上还在冒出湿气。我尽量摆出一副不在意的姿态，但我没有忘记那位夫人的警告，尽管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我还是留神注意着我的两位伙伴。弗格森看起来是个乖僻沉默的人，可从他说的很少几句话里还是能判断出他是一位同胞。

　　最后莱桑德·斯塔克上校在一扇矮门前停了下来，打开了锁。门内是一个小小的方形房间，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进去。弗格森留在外面，上校把我领了进去。

　　他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水压机里面，如果有谁开动它的话，对我们来说那将是一桩非常不愉快的事。这个小房间的天花板，实际上是下降活塞的终端，它下落到这个金属地板上时带有好几吨的压力。在外面有些小的横向水柱，里面的水受压力后就会按照您所熟悉的方式传导和增加所受的压力。机器很容易运转，只是在运转时有点不灵活，浪费掉一小部分压力。请费心仔细查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修好它。’

　　我从他手里接过灯，非常彻底地检查那机器。这的确是一台庞大的机器，能够产生巨大的压力。然而，当我走到外面，压下操纵杆时，就听到有飕飕声，我马上明白这机器里有细微的裂隙，裂隙让水能经由一个侧活塞回流。经过检查表明传动杆头上的一个橡皮垫圈已经皱缩了，因此不能塞住在其中来回移动的杆套。这很明显是浪费压力的原因，我向我的伙伴指出了这一点。他非常仔细地听着我的话，并问了几个关于应该怎么修理好这台机器的实际问题。对他们交代清楚以后，我回到机器的主室。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仔细地打量这个小房间。只要看一眼就会明白，漂白土的故事完全是胡扯。因为如果认为这个功效如此之大的机器竟然是为这么不恰当的目的而设计的，那才真是荒唐可笑呢。房间的墙壁是木头做的，但是地板却是由一个大铁槽构成的。当我开始察看它时，我看到上面积了满满一层金属积屑。我弯下腰，正用手指去挖，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就听到一声德语的低沉惊叫，同时我看到上校那张死灰色的脸正朝下望着我。

　　‘你在那儿干什么？’他问道。

　　由于上了他那精心编造的故事的当，我十分生气。

　　‘我正在欣赏您的漂白土。’我说，‘我想如果我知道了这台机器的真正目的，我不是更能向您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吗？’

　　话一出口，我立即就为自己鲁莽的语言而感到后悔。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灰色的眼睛射出了邪恶的光芒。

　　‘很好。’他说，‘你会知道这机器的一切！’说完，他退后一步，砰地一声关上了小门，将插在锁孔里的钥匙转动了一下。我向门冲去，使劲地拉着把手，可这门关得相当严实，尽管我连踢带推，但它却纹丝不动。

　　‘喂！’我大叫起来，‘喂，上校！放我出去！’

　　这时，在寂静之中，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声音让我着急地心都要跳出来了。那是杠杆的铿锵声和水管漏水的飕飕声。他开动了机器。灯还在地板上，是我检查铁槽时放在那里的。借着灯光我看到了黑黝黝的房顶正缓慢地、摇摇晃晃地向我压下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它的压力足够在一分钟内把我碾成烂肉酱。我尖声呼喊，用身体撞门，用指抠门锁。我苦苦哀求上校放我出去，但是无情的杠杆铿锵声淹没了我的呼喊。房顶离我的头只有一两英尺了，我举起手就能摸着那坚硬粗糙的表面。这时候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到一个人死亡时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临死时的姿势。如果我趴着，重量就会落在脊椎骨上。一想到那压断骨头时可怕的劈啪声，我不禁浑身发颤。也许另一个姿势会好一些，然而我是否有胆量仰面躺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那一团要命的黑影摇摇晃晃地向我压下来？我已经站不直了，突然我的目光落到一件东西上，心里迸发出希望的火花。

　　我曾说过，虽然房顶和地板都是铁的，但墙壁却是木头的。在我向四周投以最后的一瞥时，我发现两块墙板之间透过来一线微弱的黄光。随着一小块嵌板被往后推去，亮光也变得越来越亮，一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那儿是一扇死里逃生之门。我立刻就朝那里冲了出去，失魂落魄地躺在墙的另一边。嵌板在我身后又阖上了，但是那盏灯的碎裂声以及其之后两块铁板的撞击声表明我是怎样在千钧一发之际脱的险。

　　是有人发狂似地拉扯着我的手腕，我才苏醒过来的。我发现我躺在一条狭窄走廊的石头地面上，一个女人右手拿着一根蜡烛俯身用她的左手使劲地拉我。她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好心的朋友！当初我多么愚蠢地拒绝了她的忠告！

　　‘快！快！’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他们会发现您不在那。哎呀，不要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啦，快走！’

　　这次我没有无视她的劝告。我蹒跚地站了起来，跟着她沿着走廊跑去，紧接着跑下一条盘旋式楼梯。楼梯下面是另一条宽阔的过道。就在我们刚跑到过道时，我们听到奔跑的脚步声和两个人的叫嚷声。一个人在我们刚待的那一层，另一个在他下一层，两个人互相呼应着。我的向导停了下来，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那样朝四周看看，紧接着她推开一扇通向一间卧室的房门，皎洁月光从窗外照进卧室。

　　‘这是您唯一的机会。’她说，‘很高，但也许您能跳下去。’

　　就在她说话时，过道的尽头处闪着灯光。我看到莱桑德·斯塔克上校急步奔来的瘦削身影，他一手提着提灯，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像屠夫的切肉刀那样的凶器。我拼命地跑过卧室，猛地推开窗户向外望去。月光下的花园看上去是多么恬静，多么芳香，多么生机盎然，它就在下面最多不过三十英尺的地方。我爬到窗台上，但在我知道我的救命恩人和追赶我的恶棍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我踌躇着，没有跳下去。因为如果她被欺负，我决心不管冒什么危险都要去援助她。这个念头刚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已到了门口，想推开她闯过来，但她伸开两臂抱住了他，使劲把他往后推。

　　‘弗里茨！弗里茨！’她用英国话喊着，‘记住你上次答应我的诺言。你说过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他不会说出去的，哎呀，他不会说出去的！’

　　‘你疯啦，伊利斯！’他咆哮着，竭力从她的双臂中挣脱出来，‘你会毁了我们的。他看到太多了，我说，让我过去！’他把她摔倒在一边，奔到窗口，用他那沉重的凶器向我砍来。这时我身子已经离开窗口，当他砍下来时，我的两手还抓着窗台。我感觉到一阵隐痛，松开手，我掉到花园里了。

　　我只是震动了一下，并没摔伤，我急忙站了起来，拼命冲到矮树丛中，我明白我还远未脱离危险。可是，正当我向前跑着，我突然感到一阵要命的晕眩和恶心。我瞅了一眼那只疼得阵阵抽搐的手，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大拇指被砍掉了，血正从伤口不断地涌出来。我竭尽全力用手帕把伤口裹了起来，这时突然一阵耳鸣，接着我就昏了过去，倒在蔷薇之中。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时间一定很长，因为当我苏醒时，正好星沉月落，旭日东升。我的衣服全被露水浸湿了，袖子被血浸透了。伤口剧烈的疼痛立刻让我回忆起夜里的危险遭遇，一想到我可能还没摆脱追赶我的人，我顿时跳了来。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当我朝周围张望的时候，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花园。原来我一直躺在紧挨着公路树篱的一个角落里，前面不远处是一座长长的建筑物。我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我昨晚下车的那个车站。如果不是手上这个吓人的伤口，在过去这段可怕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很可能不过是一场噩梦。

　　我昏昏沉沉地走进车站，打听早班火车的时间，得知一小时内会有一班开往雷丁的火车。我发现值班的还是我来时见到的那位搬运工。我询问他是否听说过莱桑德·斯塔克上校，他对这个名字很陌生；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昨晚等我的一辆马车，他说没有；我问他附近有没有警察局，他说三英里外有一个。

　　像我这样伤疲交加的人，三英里对我来说实在太远了。我决定回到城后再去报警。回到城时才六点稍过一点，所以我先去包扎伤口。难为这位医生陪我到这里，我把这个案子托付给您，我会完全按照您的意见办。

　　听了这段不寻常的叙述，我们两个人都沉默地坐了好一会儿。然后，福尔摩斯从架子上取下一本贴周剪报的笨重大本子。

　　“这里有一则会让你们感兴趣的广告。”他说，“大约一年以前所有报纸都刊登过。您听我念念：寻人。杰里迈亚·海林先生，现年二十六岁，职业水利工程师，于本月九日晚十时离寓所后下落不明。身穿……等等，等等。哈！我想，这是上一次上校对他的机器进行大检修的时候。”

　　“天哪！”我的病人叫道，“那这就解释了那夫人说的话。”

　　“毫无疑问。很显然，上校是一个冷酷的亡命之徒，他绝不会让任何东西妨碍到他的小行当，就像那些彻头彻尾的海盗一样，他们绝不会在他们俘获的船上留下一个活口。好啦，现在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所以，如果您还支持得住，我们得马上去苏格兰场报案，这是我们去艾津的第一步措施。”

　　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一起上了火车，从雷丁出发前往伯克郡的小村子。一行数人有福尔摩斯、那个水利工程师、苏格兰场的布雷兹特里特巡官，还有一位便衣侦探跟我。布雷兹特里特在座位上铺开一张本郡的军用地图，忙着用圆规以艾津为中心画圆圈。

　　“就在这儿，”他说，“这个圆圈是以这个车站为中心、十英里为半径画的。我们要找的那个地方大概是在靠近这边线的某个地方。先生，我记得您说的是十英里。”

　　“马车足足跑了一个小时。”

　　“您认为他们是在您昏迷之后把您从那么老远送回来的吗？”

　　“他们应该是这样做的。我模糊地记得似乎是被抬起来运到什么地方去过。”

　　“我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他们在发现您昏迷在花园时会饶了您？可能那个坏蛋因为那个女人求情所以心软了？”

　　“我认为那不大可能。一生中我从来没见到过比那更冷酷的脸了。”

　　“哦，不久我们就会把这些搞清楚了。”布雷兹特里特说，“瞧，我已经划好这个圆圈，我唯一想知道的就是在哪个点上我们能找到那个家伙。”

　　“我想我能指出来。”福尔摩斯平静地说。

　　“真的吗？现在！”巡官叫了起来，“您已经做出了判断！那好，让我们看看谁和您的看法一致。我觉得在南面，因为那一带乡间更加荒凉。”

　　“我觉得东面，”我的病人说。

　　“我觉得西面，”那便衣侦探说道，“那一带有好几个十分平静的小村子。”

　　“我觉得北面，”我说，“因为那一带没有山，而我们的朋友说他注意到马车没上过坡。”

　　“咳！”巡官笑着喊道，“分歧还真不小。我们兜了一个圈子，您这决定性的一票投给谁呢？”

　　“你们都错了。”

　　“我们不可能全错呀！”

　　“哦，是的，你们都错了。你们听听我的观点，”他将手指放在圆圈的中心，“这就是我们能找到他们的地方。”

　　“但那十二英里的路程呢？”哈瑟利气喘吁吁地说。

　　“去六英里，回来六英里，没比这更简单的了。您自己也说过当您上那马车时，那匹马精神饱满，毛色光泽。如果它已经在那么难走的路上奔驰了十二英里，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呢？”

　　“的确，这很可能是个诡计。”布雷兹特里特若有所思地说，“当然，至于这个匪帮是什么性质那就毫无疑问了。”

　　“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福尔摩斯说，“他们是大规模伪造货币的罪犯，他们用那台机器铸造合金来代替白银。”

　　“我们发现有一帮机灵的坏家伙干着这个行当一段时间了。”巡官说，“他们一直在大批大批地铸造半克朗硬币。我们甚至一直跟踪他们到了雷丁，但再远就没有线索了，因为他们用了某种掩蔽他们踪迹的方法。这说明他们是熟悉此道的惯犯。但现在，多亏这个侥幸的机会，他们跑不掉了。”

　　但这位巡官错了，这些罪犯命中注定不会这样落入法网。当我们所乘的火车驶进艾津车站时，只见一股巨大的浓烟从邻近的一个小树丛后面滚滚而上，有如一匹硕大无比的鸵鸟毛悬挂在美丽的田园上空。

　　“是房子失火了吗？”当火车喷着气开出车站时，布雷兹特里特问。

　　“是的，先生，”车站站长回答。

　　“什么时候起的火？”

　　“我听说是昨夜起火的，先生。但火越烧越旺，现在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了。”

　　“是谁的房子？”

　　“比彻医生的。”

　　“告诉我。”工程师插了一句，“比彻医生是个非常瘦削德国人，有着又长又尖的鼻子，对吗？”

　　站长放声大笑，“不对，先生，比彻医生是个英国人，在我们这个教区里还没有比他穿得更讲究的人了。据我了解，倒是有位先生和他住在一起，那位先生是外国人，是个病人，但是即便您请他饱餐一顿上好的牛排，他也不会觉得油腻。”

　　站长的话还没说完，我们就急忙朝失火的方向奔去。这条路一直通向一座低矮的小山顶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高大的白灰粉刷的建筑物。每一扇窗，每一道缝都还朝着外面喷着火舌，前面花园里有三辆救火车正尽力想把火势压下去。

　　“就是这里！”哈瑟利特别激动地喊着，“瞧这沙石路，那边就是我躺过的蔷薇花丛。那第二扇窗就是我跳出来的地方！”

　　“那么。”福尔摩斯说，“起码您已经报仇了。毫无疑问，是您的油灯被那台机器压碎的时候烧着了木板墙。无疑他们在追赶您时太激动了，以至于当时没发觉。您现在睁大眼睛看看，人群中有没有您昨晚见过的那几个人？不过，我想目前他们已经走出足足有一百英里了。”

　　福尔摩斯的担心果然成为现实。从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无论是那位漂亮女人，那个阴险的德国人，还是那乖僻的英国人，都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踪迹。当天清晨，有一位农民遇到过一辆马车，载着几个人和几只沉重的大箱子，朝着雷丁的方向飞快地驶去。但是这些亡命之徒逃到那里后就销声匿迹了，甚至连足智多谋的福尔摩斯，也没法发现哪怕只是一点点有关他们去向的线索。

　　消防队员们发现房里的布置很奇怪，很伤脑筋。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在三楼的一个窗台上还有一截刚被砍下来的大拇指。大约日落西山时，他们才总算没有白费劲，控制了这场大火。但房顶已经烧塌了，整个现场变成了一片废墟，除了一些弯曲的气缸和铁管子外，我们不幸的朋友为之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那台机器，竟没有留下任何其他遗迹。我们发现了贮藏在一间附属外屋里的大量镍锭和锡锭，但却没找到硬币。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沉重的大箱子。

　　要不是那块松软的泥土给我们留下了清楚的足迹，我们这位水利工程师是如何从花园被送到他苏醒的那个地方可能永远是个谜。显而易见他是被两个人抬过去的。一个人的脚异常小，另一个人的却大得出奇。总的来说，很可能那个沉默寡言的英国人不像他同伙那么胆大妄为，或者说没有他的同伙那么凶残，是他帮助那个女人把失去知觉的人抬离了险地。

　　当我们再次坐上火车返回伦敦时，这位工程师沮丧地说，“唉，对我来说这真是件糟糕的事情。我失去了我的大拇指，失去了五十畿尼的酬金，我得到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