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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跳舞，”她说，“你会过上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生活。”

　　我不干了。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下了男孩女孩俱乐部的第一堂芭蕾课，我就暗自决定这是最后一堂。整整一小时里，我都觉得自己像个断线木偶，扭动躯干，伸展手臂，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也算跳舞吗？十二个女孩站成一排，花一小时练习活动脚趾，控制手臂，弯曲膝盖？这和操典队里我喜欢的大踏步和跳跃完全不同。

　　第二天，我快速穿过健身房去参加其他的活动，第三天、第四天都是这样。但辛迪没有放弃。在我决定退出后约一周，她看到了我。

　　“米斯蒂！”她叫道，“你能来一下吗？”

　　我呆住了，不情愿地跟着她来到教室前面。对于爱紧张的我来说，这种感觉真的太糟了。第一堂课已经让我觉得不堪重负，短时间内要学的东西太多，而且，我落后其他学生太多了。我讨厌不知所措的感觉。现在，让所有人都盯着我看，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都要吓死了。

　　但辛迪轻轻地帮我拉伸身体，摆出不同的姿势，让我给其他孩子做示范。她把我的腿抬到耳朵边，活动我的脚掌。不管她让我摆什么姿势，我都能做到。辛迪说，她教了这么多年舞蹈，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但她的赞美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不好意思地站进了把杆的队列里。我决定再尝试一次。

　　辛迪·布拉德利真的非常有说服力。

　　第一次见面你就能看出来，她有自由的灵魂。她有一头火红的短发，剪成了平滑的波波头，戴着闪闪发光的耳环，耳环拉扯着她的耳垂。我总是好奇，她那么瘦，那么高挑，居然承受得起耳环的重量。

　　后来，她告诉我，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在父母的电唱机上听到了《公路之王》，那时她就知道自己想站在舞台上，在观众面前又唱又跳，而不是仅仅在客厅里在家人面前跟着罗杰·米勒（roger miller）唱歌。她从小就学习芭蕾，十七岁获得成为职业舞者的机会，与弗吉尼亚州芭蕾舞团和路易斯维尔芭蕾舞团一起表演。但不久后，她遭遇伤病，不得不在大放光彩前放弃了职业生涯。

　　于是，她从舞蹈转向学习音乐。她改名为“辛迪·沃多”，创立了一支朋克乐队叫“假发团”，在圣佩德罗朋克圈小有名气。他们出过一些颇受欢迎的歌曲，比如《僵硬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很受欢迎。但辛迪仍然靠芭蕾付房租。她在帕洛斯弗迪斯开办了一所学校，那里是南加州的富人聚居地，离圣佩德罗不远，她可以在那儿兼职教芭蕾。最后，她嫁给了自己的学生，帕特里克·布拉德利（patrick bradley）。后来我才知道，相比精灵古怪且戏剧化的辛迪，他是个稳重而安静的人。

　　“假发团”决定在圣佩德罗落脚，因为这里靠近洛杉矶音乐圈的心脏，也离乐队大部分成员的工作地拉古纳奈杰尔市不远。辛迪后来把学校搬到了这边，与帕特里克合办了圣佩德罗芭蕾舞学校。

　　辛迪跨越了优雅和古怪、利己和利他之间的界限。但她让我这么一个笔直站立时膝盖自然后弯的女孩，这么一个长着7号大脚的瘦小女孩，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受欢迎的小芭蕾舞演员。我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人。

　　最初，在男孩女孩俱乐部上课的那些下午，我从学校走过来，站在十几个未来的舞蹈演员之中。她们拉伸，下腰，神情专注，眉头紧锁。辛迪聚精会神地观察，同时做笔记，似乎只专注看我一个人。

　　课程内容非常基础。我们只学习了芭蕾舞最基本的脚位。

　　一位，脚跟并拢，两脚脚尖指向两边。

　　二位，保持一位姿势不变，脚跟之间空出两个脚掌的距离。

　　三位，一只脚的脚跟靠近另一只脚的脚心。

　　四位，一只脚放于另一只脚之前，相距约一只脚掌的距离。

　　五位，两只脚交叉，像平行等号。

　　通常，芭蕾老师都会把脚位、芭蕾舞姿混编在一起给学生练习，但辛迪推崇简单化。

　　她领着我们，我试着松开把杆跟着做。我踮脚站着，伸出双臂，仿佛抱着一个大气球。我双臂呈圆弧形，悬着，既要有力地稳住想象出来的球体不掉落，又要轻柔地保证气球不破。接着，我抬起一只脚，转身，落在另一只脚，一次次重复，直到我来到健身房的中间——我的第一次原地旋转。

　　一天下午，我将双臂举过头顶，起跳，同时，右腿向前伸展，左腿向后伸展。这就像我在后院和操典队练习的劈叉一样，只不过是在空中做。这是我的第一个大跳。

　　我还能做很多动作。当我腾空，变得更强，跳得更高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

　　不管我做什么，辛迪都印象深刻。

　　“太惊人了，你居然能做这个！”在我做了阿拉贝斯克[12]之后，在把我弯来弯去之后，她总会喃喃地说。

　　我的身体仿佛有主见似的。感觉就像我生来就是跳芭蕾的，那些被意识遗忘的东西，肢体都能本能地记住。我对此毫不怀疑，但也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的学业，我在操典队的编舞，以及所有我要做的事，我渴望取悦别人，渴望完美无缺，在芭蕾课中也是这样。

　　我的不安感也是这样。尽管我实力不俗，芭蕾课依然让我觉得自己像刚学会闭气就被扔进了游泳池深水区。每一天走进健身房，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门外汉。我连必备的紧身衣和紧身裤都没有，每天依然穿着操典队训练时的宽松衣服上芭蕾课。再看看芭蕾课上的伙伴们，显然，从芭蕾的角度看，我是个古董。

　　大部分芭蕾舞演员从她们还在学前班喝盒装果汁时就开始学芭蕾了。而我已经十三岁了。自我怀疑在嘲笑我。

　　“你太老了。你落后太多了。你永远赶不上她们。”

　　但辛迪不这么认为。她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人选。

　　辛迪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芭蕾班只是暂时的。她的工作室圣佩德罗舞蹈中心，位于社区另一端。那边的人更有钱，但没有我所在的社区这么多样化。但是，她渴望将舞蹈的魔力和训练带给那些可能还没接触过舞蹈的人，因此她才来了南卡布里奥大道。她和男孩女孩俱乐部的负责人迈克·兰辛（mike lansing）是朋友，他们决定将俱乐部变成一个人才储备库，或是侦查基地。她教贫困阶层的孩子们学习芭蕾基础，从中选出最具有天赋的孩子，带到她的舞蹈学校继续深造，淬炼。辛迪选择了我和另外两个有前途的学生。

　　“你需要强度更大的训练，需要和那些能逼你一把的强大舞者在一起。”在我花了四十五分钟的课堂时间练习单一基本站姿和蹲后，她告诉我，“在我的学校，这些你都能得到，我们应该尽快开始。”

　　我礼貌地听着，但内心没有任何起伏。为什么我要穿过整个镇子去学芭蕾？我怎么去得了？

　　我知道自己有天赋，也喜欢跳舞，但操典队依然让我感到兴奋。我很高兴自己终于可以跟上大姐埃里卡的步伐，也跟上了妈妈的步伐，她曾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啦啦队队长。操典队——那才是我的梦想。

　　辛迪意识到她在我这里无法取得进展，于是转而争取我母亲。她给我家送便条，写到对我能做她学生，她感到非常高兴。但她选错了信使。我把这些夸赞我天赋和潜力的便条留在了文件夹里，或任它们粘上油脂，和我的三明治包装纸、其他午餐残余一起直接扔进垃圾桶。

　　当然，我没有告诉辛迪，她的便条在我回家之后就不复存在了。相反，我找了些借口，比如我妈妈很忙，或者她还在考虑，或者她还不确定。但辛迪不停施压，许诺我全额奖学金，金额足以支付训练费及置装费。最后，我有了那身紧身衣，她甚至愿意每天下午从学校接我去她的工作室。

　　现在，我知道我必须告诉妈妈了。这感觉就像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你并不是特别喜欢，但你却不得不承认，它的津贴和福利太好了，让人很难拒绝。我告诉辛迪，也许她应该和妈妈谈谈，然后不情愿地给了她我家的电话号码。

　　辛迪当晚就打了过来。我不知道妈妈会说什么。我想，也许每天二十五分钟的车程会让她拒绝这个提议。我希望。但马上，妈妈说跟着辛迪学习对我有好处。妈妈没有看出我的紧张和矛盾，她只看到机会。

　　“你知道吗，小时候你很喜欢芭蕾。”挂断电话后，她微笑着告诉我。

　　“真的吗？”我怀疑地问，在开始到男孩女孩俱乐部上课前我对芭蕾完全没有概念。

　　“真的，”妈妈说，“四五岁的时候，我给你买了蓬蓬裙做万圣节装扮。你根本不想换下来。你想穿着去上学，每天一回家你就换上，你甚至穿着它睡觉。后来裙子实在是太破了我就偷偷拿去扔了。”

　　我仍然不可置信。

　　“无论如何，”妈妈最后说，“布拉德利小姐似乎觉得你很有潜力。我们不妨试试，看看行不行。”

　　于是就这么开始了。有时我会搭姐姐埃里卡和她男朋友的便车。那时候她十七岁，她的男朋友杰夫有一辆1989年的白色铃木武士车，我会溜进后座，搭他们的车去辛迪所在的富人区。但大多数日子里，我都坐辛迪的车。她会在校门口等我，看我的小身板和大脚丫出现在人群中。

　　尽管我还没有觉得自己像芭蕾舞演员，但多亏了这身用奖学金买的黑色紧身衣、粉色紧身裤和粉色舞鞋，至少我看起来像了。每周五天我都会站在一群学生中间，尽全力跟上节奏。他们比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同学厉害多了。

　　在俱乐部的健身房里，我们在硬地板上跳舞。这里完全不同，辛迪的工作室是真材实料的，就像它的创始人，它有自己的怪癖。

　　工作室位于购物中心。走过玻璃前门，你就能看到前教室，年龄最小的学生在这里学习踢踏舞。接着是后教室，芭蕾学生在这里排练。教室看起来像一个有镜子的盒子，结构紧凑，空间宽敞。当我们在塑胶地板上滑过后，面前是灰色的墙壁。角落里藏了一些更衣室和一间厕所。大部分芭蕾舞班都有钢琴老师现场弹奏背景音乐，但圣佩德罗舞蹈中心没有钢琴，只是一个便携式音响、一堆cd和磁带。

　　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对这里的每一条墙缝都了如指掌。我几乎每天都待在这里，除非有演出或在外地。

　　大多数同学都是白人，也有几个其他肤色的孩子。

　　其中一个是卡塔利娜。到今天，她仍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拉丁裔，身材圆润，声音洪亮，性格开朗。她会用金线装饰黑粉相间的制服，在编好的头发上插上鲜艳的小花。我年纪比较大，但没人猜得出来，因为我个头很小，才六十斤出头，身高才一米二。卡塔利娜立即承担了大姐姐的角色。

　　“需要帮助吗，小妹妹？”我到学校的第一周，她这么问我，当时我在更衣室整理我的紧身衣。

　　“不用，谢谢。”我回答，瞟了她一眼。小妹妹？“你多大了？”我问她。

　　“十岁。”她回答说。“好吧，”我语带傲慢地说，“我十三了。”她的眼里满是不相信。但是，从那天起，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另一个是杰森·海利（jason haley）。他是个非裔男孩，我们后来变得很亲近。他个子高大，皮肤黝黑，举止优雅。我在舞蹈中心的每一堂课都和杰森一起上，他常常做我的舞伴。他和我一样，是个芭蕾路上的迟来者，是辛迪奖学金得主之一，也是男孩女孩俱乐部的成员。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共同点。

　　对我们俩来说，芭蕾让我们在动荡的生活中得以喘息。

　　杰森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直与贫穷和毒瘾做斗争，小时候他就辗转于亲戚家。我们见面时，他住在一个阿姨家。他很有天赋，且姿态优美，但还需要打磨。你永远不知道他能否准时上台演出，而且他很少准时来上芭蕾课。最终，他离开了工作室。

　　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这三个褐色皮肤的孩子都在班里。正是我们的存在反映了辛迪的性格和愿景。芭蕾舞界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吉赛尔》和《卡门》应该由鸽子般的精灵来扮演，演员应该身材轻盈，拥有象牙色的皮肤。但辛迪和他们不同。她认为，芭蕾因吸纳不同身材和肤色的人而变得更丰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时候我努力说服自己相信这点，最终我都会回到这个信念，相信这个舞台因为有我而更加闪亮，即使一些观众、一些同事并不认同。

　　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接着，这个念头出现了。

　　我不记得那具体是什么时候。是到辛迪学校的第一周，我发现自己沉浸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还是几周之后，到舞蹈中心上课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在日出前的黑暗中按掉闹钟那样。

　　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严谨和日常训练，我和舞蹈班同学在把杆边一字排开，挺拔如尖塔。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墙上散发着清洁剂气味的镜子，发现镜子里那位优雅、美丽的芭蕾舞者，是我自己。我只记得，操典队，我小学时代梦寐以求的东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芭蕾异军突起。这才是我想要的，我要做的。

　　辛迪从一开始就激励我，她让我进高级班，看我能不能跟得上已经训练了很多年的学生。我去了，而且我做到了。这让她把我推得更远，更快。有些技巧，青年舞蹈家通常耗时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掌握，而且还练不到完美，而我几分钟就能学会。辛迪是这么说的。

　　进入辛迪的学校八个星期后，我立上了足尖。

　　立足尖，穿上经过特殊处理的足尖鞋，这种鞋能让芭蕾舞演员跳舞时通过脚趾尖站立，对年轻舞者来说是一种仪式。后来我才了解到，大部分新芭蕾舞者得求上老师好多年才能试穿足尖鞋。一旦他们收到自己的第一双足尖鞋，他们不会再做其他事，而是反复练习多年，适应动作，确保他们的足尖能支撑他们完成更复杂的舞步：挥鞭、原地旋转、翻身转。操之过急很容易出问题。准备不充分的舞者会导致脚部严重受损，好几年里都没法正常演出和练习技巧，最后，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但辛迪相信我有实力，有能力立足尖，尽管从我第一堂芭蕾课到现在不过几个月。她非常确信，准备好了相机，拍下了这意义重大的时刻。这有点像妈妈拍下第一次放手，让孩子自己走路的瞬间。尽管很多人都错过了，但辛迪没有。我觉得，她打一开始就认为，按她的计划，我注定会成名。她下定决心要记录这一路上的每一次探底、翻身和突破。

　　“完美的芭蕾舞演员都有小头、溜肩、长腿、大脚和纤细的肋骨。”一天下午辛迪说，她正在读舞蹈家乔治·巴兰钦的描述。

　　她抬头盯着我，深情款款。“说的就是你，”她轻轻地说，“你很完美。”

　　我笑了。

　　“你会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跳舞，”她说，“你会过上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