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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师先左右挥舞着一面丝绸面料的硕大中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揉成一团，合握在空空的两掌之间，然后询问观众们：“你们猜，将会变出一面什么旗帜？”“日本国旗！”土肥原贤二将军竟令我们深感惊讶地叫喊了起来，音量之大令在座的人难以置信。魔术师慢慢将两手打开，谜底终于揭开，一面约4米长的日本国国旗出现在我们眼前。

　　在古老的中国城市

　　黄包车拉着我一路小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前往古老的奉天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老城像一幅年代久远、古香古色的中国刺绣作品。

　　300年前，这里是满洲的京都，满人统治中国后，统治阶层才迁居北京。更值得一提的是，“满族”后来不再是一个入侵了汉人的种族部落，而成了大中华帝国的统治阶层。简言之，中国的贵族。满族，作为贵族阶层的意义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成立，而作为一个种族部落的名字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

　　微风带着古城的气息迎面扑来，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置身于古老的中国神话世界中。今天的奉天城仍保留着从前古老的景致，当然，新的商店以及欧洲、日本式样的公司招牌也随处可见。

　　一如中国其他的大城市，高大、厚实、牢固的灰砖城墙也环绕着整个奉天城。城墙是抵御入侵者强有力的屏障，是远古的勇士壮汉们以弓、箭、弩、石块以及火焰投掷器为武器的时代遗迹。对比现代战争中的武器，这种坚固的工事是显得有些笨拙，用来对付重型贝尔塔（berthas）火炮、战斗机、毒气弹……城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如此，城墙仍像一位忠诚的守卫者，使城市居民们有了安全感和信任感。

　　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墙砖，已经打上了岁月难以定义的、浓浓的、灰暗的色彩，部分渐垮渐塌的墙体严肃庄重地记忆着世纪沧桑。城门上的塔楼像一尊石化了的龙首，依稀闪耀着黄、蓝、绿各色彩陶釉的光芒。塔楼上还根据传说立着一些陶瓷做的动物图腾雕像，远远望去，有点像风格化了的龙、狮子，甚至像缩小了的苏格兰尼斯湖（loch-ness）里的大水怪，毕竟塔楼有四五十米高。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黄包车夫。在即将到达城门的时候，他突然将车停了下来，要我下车步行。

　　“不能再往前走了，您必须步行进城，今天的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车辆进城了。瞧！警察……在那……”从我手中拿到工钱后，他很快就溜之大吉了。一个警察手持着令人心悸的皮鞭已经走得越来越近。

　　今天是中国的一个节庆日——秋季中的一个日子，按照传统的风俗会相当热闹。人们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中国城区，街道上人来人往，人与人之间就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贴在一起。街道两边的商店门面都装点得十分抢眼，进口处悬挂着明亮的、绘有彩画的油纸灯笼。橱窗里也是五彩缤纷，屋檐板上缀着一溜彩灯串成的光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主街道上人山人海，人们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只能亦步亦趋地顺势向前挪动，想超过前面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个头高高的我，此时像一个销子一样无助地插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挤着中国人，朝前走不行回头走也不行。

　　“臭虫现在可以放肆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听到这样的议论，我感觉浑身上下顿时痒得不行，可人又不能动弹，根本无法挠痒，那难受劲儿。

　　十字街头，拥堵的人群就更多了。谢天谢地，我终于费劲地爬上了一个临街窗台，背贴在墙壁上艰难地站在窗台上，注视着满街攒动的人头。

　　爆竹噼噼啪啪，五彩缤纷的焰火飞向夜空，舞出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夜幕中，“月亮”在我的头顶上绽放、爆炸，燃尽的纸屑碎片飘摇着缓缓落下。忽地，一道明亮的镁光划破夜空——来自某一个烟花弹，镁光刹那间将数十万张黄色的脸照得煞白——一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深感恐惧的瞬间。试想，如果这数十万张不客气的脸密谋反对一个人，群起愤而践踏之，那……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东亚意味着什么：人！除了人还是人！四万万、五万万，以至更多、更多！地球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如果他们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下反抗什么，激发出来的力量将是令世人难以想象的！

　　所有这一切如一幕幻景：脸，黄色的、富有光泽的；脑袋，光秃秃的……像伦勃朗（rembrandt，荷兰现实主义画家

　　——译者注

　　）画笔下的题材：从黑暗中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是这些黄色的、发光的脸在蒙古首领忽必烈汗（kubleikhan）的率领下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难道不是吗？！

　　我像一尊肩扛横梁的大力神站立在窗台上，人群中散发出来的体臭自下而上升腾，与浓烈的*味混合在一起冲进我的鼻腔，臭烘烘的。餐馆里飘出来的熟食香味也随着晚风一阵阵掠过鼻翼。啊哈，哪里又飘来了一阵芬芳醉人的茉莉花香，哦！原来窗台下正好走过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姑娘的发辫上插满了象牙色的花瓣儿。

　　追随这迷人的香味儿可要胜过继续待在这臭烘烘的地方！我赶紧跳下了窗台，想追随茉莉花姑娘而去，可刚一跳下来迅即又被拥挤的人群团团裹挟住了，完全迈不开前进的步伐。看来，追上茉莉花姑娘已不可能，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她像仙女下凡一般地隐入茫茫人海中，渺无踪迹了！

　　突然，尖利刺耳的哨声响起，急促响亮的警铃划破了繁星闪烁的夜空。人群里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拥挤着、推搡着、吵嚷着，反掌之间现场呈现出一片混乱失措的局面。我的脸感到灼热、发烧，这算什么欢庆的焰火，我暗自想，得赶快离开此地了。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被推来搡去，不停地有人踩踏着我的脚。我当然也一样，推着他人，踩踏着他人的脚。正当人群中一个调皮鬼，欲使出全身力量踩踏我的时候，我迎面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可他不仅没有发怒，还赔着笑脸拉着我的手臂说道：

　　奉天火车站的正面。

　　——恩斯特·柯德士 摄

　　“跟我来，跟我来，这里你根本无法通过，够你等的……你看，前面完全堵住了，警察还在用棍子打人呢。”

　　他边说边迅速地拉着我的手就近钻进了一个狭窄阴暗的拱形门廊，门廊里还回响着街面上传来的阴森可怕的咆哮声。急走几步后，我们右拐，转过几个黑暗的角落，终于进了一个小小的侧向胡同。胡同很窄，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两边黄色的纸糊窗户透出煤油灯微弱的灯光。胡同里小饭馆一家接着一家，是贫穷的苦力和叫花子们聚集就餐的地方。我本想赶快离开这里，昏暗莫测的一切使我感到恐惧，甚或毛骨悚然。

　　可又一转念，我这不正好置身于古老中国典型的氛围之中了吗？一如上百年、数百年前。这里没有悬挂那些印有欧洲字母和日本文字的黄铜招牌，过于狭窄的小巷也不会有摩登的小汽车驶过，在豪华舒适的“大和酒店”下榻的那些贵宾们也不会光顾这里。这里不是法国的蒙特玛（montmartre，蒙特玛高地是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地——译者注

　　）、不是游客们的观光场所，没有刻意粉饰的、人为艺术加工的中国浪漫，有的只是“黄色的污垢”。这里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景，是没有掺假的中国。

　　这一想法唤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我就不能待在这里，要逃避这里的肮脏和阴暗呢？那位质朴的、拉着胳膊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野蛮和危险的样子，反而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良好印象。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向他打听。

　　“chi?n schoeng（先生），如果您笔直往前走，向左拐过一个角落后再一直沿着城墙，就会见到一个城门，从那儿您就可以出城了。您一定是要再回到日本人的居住区，我可以带您去，我的黄包车就停在城门口。您要知道，如果还挤在人群中，您根本就走不了，没准会一直待到明天早上。在这种鞭炸炮响、乱七八糟的局面下，您说不定还会遇上什么倒霉的事。人群中有骗子、也有流氓，他们会利用这种混乱的机会行窃。这里的人都觉得外国人很有钱，我了解我的同胞。我……”

　　他继续说道：“我今天也是正好来这里赶热闹。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祭祀祖先的节日，因此，会燃放焰火和鞭炮，为的是将空气中妖魔鬼怪赶走。我也常来往于日本人居住区，我住在那里。我是一个黄包车车夫，我的车位就在‘大和酒店’门前，您还经常坐我的车……”

　　他说得越多，我的安全感就越强。

　　“一会儿我们到小饭馆里去坐坐，怎么样？”我边问边用手指着饭馆透着灯光的纸糊窗户。

　　“不行！不行！”他拒绝了我的要求，迟疑不决地说：

　　“不，不行，您不能进去，那里面太脏。那只是贫穷的苦力们和街道上的小贩子就餐的地方……”

　　“没关系！我请你吃晚餐、喝酒，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热情地邀请着他。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走了进去。

　　“原来是这个样子！”走进饭馆我这样想着。

　　这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木棚，来这里就餐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穷人中的穷人了（欧洲人根本想象不出中国广大民众中的穷人到底有多穷，同样想象不出他们有多顽强、多乐观、多知足）。他们在这里吃饭、喝水和享受，在这里补充能量以对付一天的艰辛劳作。为了家庭、为了缴纳国家的税款、为了他们的后代，为了保证黄种人的繁衍生长……他们年复一年地面对所有：自然灾害、战争、瘟疫、严寒和饥荒……没有哪一天他们的生活费用会超过5到13个芬尼。这个破旧的小木棚，这个人在里面甚至无法直立、呼吸困难的小木棚，不就是偌大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小饭馆里，精疲力竭、裹着脏兮兮的、满是油污的破衣烂衫的苦力们正坐在板凳上，胳膊肘支撑在肮脏且不停摇晃的木桌上。他们在吃饭，端着饭碗，用筷子往嘴里扒拉着热腾腾的干米饭，时不时喝上一小口高粱酒。高粱酒是一种劣质烈性的粮食酒，酒精含量在90%左右。桌子上还放着几小碗菜肴，每碗菜的价格均在0.25芬尼、0.5芬尼或1芬尼之间。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

　　这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小油灯燃起微微泛红的火苗。没贴墙纸，没铺地板，人们就直接站在长年累月被脚踩踏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地上，泥土地里还踩进去了不少陈年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这里是毫无忌讳的，也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人的食欲。饭馆的某一个角落还可以干一些其他的事——具体啥事，在这里我就不便继续往下描述了。

　　一个原始的土灶垒在房间一角，上面架着一口做饭、炒菜用的大铁锅，下面是烧火的灶口，一个人正在往灶口里塞小树枝、小木块和一些黑色的、花生米粒大的小泥球。一个外表看起来同样令人倒胃口的中国伙夫正在炒菜，他那个脏，就像长城修建以来就没有洗过一样。

　　尽管我一再产生要离开的念头，但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我试图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克服那种因环境恶劣而产生的恶心感。

　　“我是来干什么的？这里不是很随意、无拘无束吗？这才是真正原本的生活环境，原本就这么脏，这么臭。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完全没有理由要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心存成见呢？真正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四万万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这样劳动、这样长大、这样延续下去的。你难道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就不行吗？”我这样说服着自己。

　　我和车夫朋友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坐在一个简陋的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木板凳上，木板两端由木腿支撑着，没有扶手和靠背，人坐在板凳上还得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

　　奉天城街景。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点菜吧，按你的习惯。”我对坐在对面的车夫朋友说道。

　　我十分好奇，跃跃欲试想干点什么，充满着浪漫遐想。我人为的不断强化的意识，不再是一种怕被这里的苦力们一口吞噬的莫名恐惧，而是不自觉地、慢慢地融入到了一种愉快惬意的、无拘无束的情绪氛围中。在哈尔滨夜间低级娱乐场所和下等酒吧里产生的那种不安全感在这里完全没有。

　　店老板走了过来，端上了满满的一盘葱蒜炒肉片，还放上了一壶烈性高粱酒。这是一个狭长肚小的铁皮酒壶，其形状像传统意义上的烛台。粗糙的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把筷子和几小碟腌咸菜，阵阵菜香扑鼻而来。

　　我们开始吃饭，味道真是好极了，其细腻爽口的感觉完全不亚于享受一个正式的中国大餐。坐在对面的车夫朋友吧唧吧唧地吃得很香，吃饭的声响可算得上是“震耳欲聋”。地道、自然、不受拘束，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在这里就餐，席间的吧唧声、吮吸声、咕嘟声是完全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和害怕的。

　　喝上第一口高粱酒，我的嗓子眼马上就像火烧一般，这酒辣得也太邪乎了。看着我脸上被烈酒烧出来的那副痉挛抽搐的怪相，车夫朋友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告诉我说，开始喝酒只能小小地抿上一口，然后必须马上吃点饭菜压一压，待咽喉逐渐适应了、“润滑”了，才能大口喝。

　　喝酒也是一门学问！几杯烈酒下肚，残留在我头脑里的、对于中国的那些令人畏惧的、阴暗肮脏的不好印象也随之一扫而光。我是不是应该说，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呢？车夫朋友先前的拘谨神态也逐渐释放开来，说话间的语音语调也更显亲密了。

　　“让我们来玩划拳游戏，好吗？”他对我提议并伸出了右手，我们高兴地玩了起来，两个拳头一来一回地伸出，高声地叫喊着数字。碰巧的是，前面的七个回合总是我赢。划拳是一项十分讲信誉的游戏，输者得认罚喝酒。我的车夫朋友不得不一再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一口。脸喝红了，两眼也开始放射出混沌的浊光。在这里，人世间用以区别你我的标识消失了，没有人会问你来自何族何方，有的只是人与人相互开怀的畅饮。

　　我入乡随俗地与车夫朋友大声地“划拳行令”，不一会儿，其他桌上的食客们也围了过来，人人都要求与我这个外国人比画比画。这个夜晚我的运气也实在太好了，几乎每个轮回都是赢者，在这些黄皮肤的小伙子中间，我有了一定的名气。我心里暗暗思忖，此时，孩子们对动物园里猴子的兴趣大概也比不上这些苦力们对我的兴趣了。

　　渐渐地，小饭馆里挤满了人，人人都似乎喝高了，喧哗声也越来越大，划拳的手臂在房间贫弱的光线中异乎寻常地挥舞着。室内污浊的空气简直令人难以呼吸，炎热把汗水从毛孔里逼了出来，好几个人已经脱掉了上衣继续与对手玩着划拳的游戏。苦力们*着上身，俯腰躬背，兴奋的脸颊开始发热、放光，也更加清晰地映衬出中国人典型的亚洲式颧骨和眯缝着的小眼睛。

　　其间，一位苦力给我介绍起他的家庭，另一位苦力对我诉说起他艰难曲折的生活经历；一位苦力谈起了在风月场上与姑娘们调情的风流轶事，另一位讲述了跟随张大帅戎马生涯中的惊险传奇……语调和主题都显得十分真实、粗糙和粗俗。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之间也不会过于亲密和充满信任，这里的氛围对我来说已属少见。

　　瞧！对面已经有人开始把玩我的礼帽了，将它戴在了肥胖的秃顶上；我的手绢从裤兜里露出来一个角，一个好奇的小伙子竟顺手将它拉了出来，问都不问我这个主人一下，好像我的裤兜理所当然地就是他的裤兜。手绢在这里作为“稀有的精品”令人好奇；我结实的怀表也被他们拿在手上传来传去……饭馆的角落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响声，有人在撒尿吧？瞅过去，还的确如此！

　　伙夫们收了工也都围了过来，众多苦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围着我，压得我越来越紧，这里可没有动物园里的那种栅栏能将我与好奇的他们隔开。

　　“嘿，嘿，嘿……你的腿已经压着我的大腿了，你这腿可是又硬又沉的。”

　　我想转移话题，不再泛泛而谈，改变改变与这些苦力们交谈的兴趣点，或许他们还能离我稍微远点。

　　“你们在‘满洲国’感觉如何？”我问道。

　　“嗬嗬嗬、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

　　“我们蔑视‘满洲人’，蔑视日本人！”

　　“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身份，也会保持住我们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人干的所有一切，关我们屁事。‘满洲国’又算什么呢？”

　　“我们过去就这么穷，现在还是这么穷，将来也还会是穷。就这样了……但……”

　　话匣子一打开，大家就七嘴八舌愤怒地嚷嚷了起来，那阵势，像一个小小的抗议示威团队。

　　我到底开了一个什么头？问了一句什么话？使得这帮苦力回答的言辞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激动，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充满恶意的。

　　说到底，政治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其他事情一样随意、寻常。政府是位于“新京”、还是南京，是位于东京、伦敦或其他什么地方，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也包括关心政治——雇他们干活，给他们一个美金还是剥削他们拿走一个美金。他们关心的是钱，挣钱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的价值和活动目的所在。这些从来就没有更多钱的穷人，总是想挣点钱维持今天到明天在吃、穿上的最低生活所需。

　　中国人在生活上知足不奢求的态度是欧洲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大都反对日本人，但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人性、人情、人道方面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看来，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对政治都是一无所知的。

　　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被一个世界隔开，可谓：此“黄”非彼“黄”。中日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清楚的证明，即深层的根源在于：本性差异！

　　但“满洲人”，人们也秉持异议。什么是“满洲人”？“满洲人”只是一个文学表述上的词汇。“满洲人”与中国人是无法区分的。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即生活着一个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和部落，根本就没有！尽管也有公开的宣称：在满洲还生活着一二百万“满洲人”。其实应该说，是生活着200万中国人！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群情激昂的氛围在慢慢缓解，渐渐上劲的高粱酒酒精作用使人趋于疲倦。一个苦力已经趴在桌上鼾声如雷，我的车夫朋友也蹲在一块木板上打起了盹。我想，时间不早了，该与老板结账了。

　　我与饭馆老板商量着结账，他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要为在场的所有人埋单。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店老板长时间守在我身边的进一步原因吧。饭菜钱、酒钱、茶水钱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14个苦力继续喝的酒水钱，另加75%上涨费（因为是由我这个外国人付账）共3.63元。75%是额外支付的部分，老板将它分摊给了苦力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分摊的份额足够支付他们明后两天的生活了。

　　难道就因为这样，你就认为这些苦力是一群不好的、不会言谢的人吗？你付了钱就感觉受骗了吗？不！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应该来到中国，来了你就会成天生闷气。其实，中国自古如此，不是他们人不好。

　　我付的不是3.63元，而是5元，折算下来是整整4个德国马克，将近18个人的酒饭钱！今晚，对苦力们来说，对我来说，都像是一次特别的节日盛宴。只是到了第二天，我的胃都还在咕噜咕噜地响，不得不烦请一位欧洲医生来帮我杀菌治病了。

　　黄包车夫拉着我在阴暗的、泥泞的小巷里奔跑，古老的城墙森森然耸立在路的两边，回去的一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三刻钟不停地小跑，才来到一条宽阔空荡的大马路上，已经是深夜三点了。经过了一个日本保安警察，不过，前面是奔跑的车夫，后面是坐在柔软豪华车座上的外国人，自然是用不着盘查的。

　　我已经看见远处高大的、灯火辉煌的水晶般宫殿——“大和酒店”了……

　　走过宽大的扇门，我回到了下榻的“大和酒店”。酒店大厅仍然灯火通明，还有人坐在里面悠闲地喝着威士忌酒、鸡尾酒。在这里，一杯饮料的价格几乎就是今晚我为苦力们付掉的整个餐饮费。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good evening（晚上好），张小姐，您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用调侃的语调开心地向几天前在舞厅里认识的张小姐打着招呼。人就是这样，从一个世界迅速地转换到另一个世界，马上就能装扮出另外一副嘴脸。如同从黑暗中一下子登上明亮刺眼的舞台，我滑稽地、迟钝地眨巴着双眼。

　　张小姐浓妆艳抹，身穿晚礼服独自坐在沙发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可神色则显得有些疲倦。她身前的小铜桌上搁着一杯流溢着金色光泽的饮料：纯净的威士忌。

　　“我正在思考问题。”她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同时倦态般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我落座。

　　在boy-san（对“大和酒店”侍应生的称呼——译者注

　　）那儿，我要了一杯上等的摩卡（mokka）咖啡。

　　烟灰缸和痰盂

　　张小姐是那种十分国际化、基本根绝了传统意识的中国女人。这类女人在服饰上十分讲究，且善于交际、举止傲慢。在生活形式上，她们尽可能地效仿着半上流社会的欧洲女人，或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女人。她们身在远东，混迹于“人世间”，或出没于貌似高雅但实质糜烂的“风流社会”。中国人一般称这类不正经的小女人为“野鸡”、“蝴蝶”或“摩妓（摩登女郎）”……形形*的称谓，在赞美和蔑视之间，亦褒亦贬。但不管怎样，“野鸡”在这里所转嫁的道德行为是含混不清、无法确切定义的，也可能这种伦理道德上的转嫁有它一定的道理。

　　在远东的每一个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哈尔滨，特别是在大都市上海和东京，你都能见到这些迷人的女人在卖弄风骚，靠姿色挣钱。她们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她们的社会地位摇摆于高贵夫人和其对立面下贱女子之间——以她们拥有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上的优势和劣势。“变幻无常、率性而为、难以捉摸”这些词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在她们身上。

　　张小姐没有想要与我交谈的意思，在我擦拭眼镜的时候，她很快就又沉迷于杂志的阅读之中了。我坐在一旁痴迷地打量着她，端详着她是怎样独坐角落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看杂志的。

　　她是多么美丽动人！周身洋溢着黑豹一般的悠闲与自在，就像穿在身上的那袭修长、深色的彩绸衣裳！她又是多么温柔可爱！精心描画的樱桃红小嘴儿匀称可人！长长的、闪亮的睫毛像是眼睛里闪射出来的一道道迷人的光线！细腻柔嫩的两手像白鸽子的两只翅膀，光滑油亮的刘海儿一如黑色的丝帘，垂挂在她秀丽的脸庞上。

　　约摸15分钟过去了，她还没有再次注意到我。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故意将桌上的摩卡咖啡杯弄出响声，还煞有介事地站起来在棕褐色的地毯上来来回回地踱着小步。我时不时地搓搓双手，还轻轻地咳上一下，试着走近她，又怅然若失地离开她。可张小姐还是不动声色地、冷静自若地翻看着手中的杂志，只有靠墙的大座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这里倒是应该放上一台漏斗式的沙钟，涓涓下淌的细沙与这富有情趣的寂静倒是蛮相吻合的。

　　在来来回回的踱步中，我心有所仪地偷偷瞥了张小姐一眼。我发现，她翻看着并沉迷于其中的竟是一本德语杂志。这不是德国《贵妇人》（《dame》）杂志吗？时髦摩登的照片精美鲜亮地印制在平滑光洁的纸上。我瞥到了：这是一本刊号过期的旧杂志。是啊，远在东亚，怎么会有新出版的德国杂志呢！我想着，思绪也禁不住一下子飞到了柏林。

　　“您也会说德语吗？”我大胆地问了一句，像一个不谙世事、冒失莽撞的小伙子。她抬头望了我一眼，莞尔一笑，那笑，简直莞尔极了！

　　“是的！”她轻盈盈地回答道。声音似乎很远——发自她心灵深处。

　　“我曾经在德国待过。”像低吟浅唱的大提琴声。

　　此时的我，虽不敢说已经爱上了她，但无疑，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情愫。

　　“我刚才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相当奇怪和滑稽！”她带着些许羞涩、温柔且真诚的表情继续说道：

　　“放在这里的烟灰缸似乎从来就没有够用过——这样的一篇小‘论文’，当然只会由一个女人来写——尽管房间里放上了20个、30个烟灰缸，但人们还是觉得不够，烟灰被弹得到处都是：窗台上、地上、花盆里、沙发上。翻看杂志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这种相当滑稽的想法，并不由得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一件类似的东西——痰盂。你们欧洲有烟灰缸，我们中国有痰盂。”她笑了起来，脸上飞起了一片红云，手指轻柔地拨开了额前的刘海儿，好像马上就要登上舞台似的。

　　她的神情是若有所思的，她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张小姐是一个现代女性，见多识广，去过很多地方，思考过一些问题：诸如善良与邪恶，自身、自己的同胞和她的朋友。

　　看到我面带询问的笑脸，她也笑了：

　　“是的，很对不起，我确实想到了痰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痰盂，吐痰……”

　　她为什么会感到不好意思？

　　“嘿，”她掩饰着卖弄风情的眼神说：

　　“您不要笑嘛，本来如此。您想想看，如果20个中国人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这地毯会脏成什么样子？这类完全不讲究的人一次还用不上20个。不是吗？尽管大厅的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放有一个痰盂，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入口、书柜的旁边、书桌的两侧……可以说处处都放有痰盂，就像你们欧洲，处处都放有烟灰缸一样，可人们还是习惯随地吐痰！您会感到惊讶吧！”她突如其来地发问，还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不，不，根本不。”我热情地回答道。

　　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眼神。

　　“看来，中国人不可能放弃吐痰这个习惯，”她继续说道，“我们不得不平静地原谅这个事实，即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错转嫁给了本地的气候环境，随地吐痰是因为中国有满天的灰尘。对一个像我这样为了学习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以后又回来了的中国人来说，也感觉到随地吐痰有些恶心！”她坦诚且真诚地强调道。

　　“但要对此感到愤慨又是十分愚蠢的，一个民族的生活要顺其自然。持续了三千多年并没有认为不好的习惯，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掉的，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间。您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她舔了舔樱桃色的嘴唇，踌躇地试图赢得些许时间。因为，她想讲的这些话，都像是一种自我认可式的表白。

　　我保持着沉默。

　　“无论你乘坐哪一个等级的车厢，到处都在吐痰……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座位旁边放上了烟灰缸……不不不，是放上了痰盂！到处都有，或放在狭长的地毯旁、或放在……”她笑了，就像说这话十分难为情似的，“难道以前就没有人由于疏忽将痰吐到了您的鞋子甚至您的裤子上吗？”

　　她笑起来了！

　　随后，我们两人都笑了。

　　如果张小姐没有将德语中的“r”念成“l”，听起来就会像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在说话。

　　“有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她继续说：

　　“人们是不是把吐痰也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的源泉，您知道吗？就像人打哈欠、打喷嚏和伸懒腰一样。”

　　此时，她的想法表现得十分自然，两眉间甚至拢成汉字中的一个“川”字，朝着前方，一副正在注视什么的样子。

　　“我认为，吐痰，应该是有目的的，会轻轻地，吐出口中的唾沫。但是在中国，人们吐痰没有什么目的，甚至可以说：吐痰就是目的的本身，享受的是吐痰的过程。难道您没有注意到那些吐痰者们痴迷的状态吗？不管是否有陌生人在场，对吐痰的享受者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一点也不害臊。先是大声‘嘿嘿’地咳上一阵，把喉咙里粘连着的痰使劲地‘哈’出来集中在口腔里，然后再吸一口粗气，‘嗬’地一声将集中在口腔里的痰疾速地喷吐出去。你再瞧那吐痰人的神情！惬意得就像是美美地打了一个哈欠！吐完痰后，一般还会笑着用手抹一下嘴，那神情似乎在说：‘嗨，多美妙呀！’”

　　“如果谁认为一口痰吐了之后至少会安静一个小时，那就错了。3分钟以后，又会‘嘿……哈……嗬’地重复吐上一次。当然，也可能是5分钟以后。”张小姐的话十分风趣，令人忍俊不禁。

　　“几乎一整天都会如此，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途中、是在火车上还是在街上、是在朋友家中拜访还是在商店里购物。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人们简直可以为吐痰列出一些类型来。”她最后这样说道。

　　张小姐结束了她的谈话，又开始翻看那本大杂志了。

　　我吸着烟，还在思考着吐痰这个话题。

　　沉默了一会儿，张小姐突然抬头冒出了一句：

　　“您不也一样喜欢恶作剧吗？”一下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里有许多烟灰缸，但尽管如此，您还是将烟灰弹到了地上……甚至是这么漂亮的地毯上！”

　　我能对此说什么呢？只有暗暗立誓，以后一定要注意将烟灰弹进烟灰缸里！

　　巴士车来了，张小姐从车上款款走下。我与她有约，今天晚上一起去日本舞厅玩玩的，这些场所对她而言，熟悉得就像一条鱼儿在水里一样。

　　她今天的模样与昨天可大不一样！脸略显倦意，浅白苍凉。两片薄薄的、柔软的嘴唇描上了湿润的口红，嘴角呈弧形微微向下弯曲着。尽管如此，当她不经意间若有所思地进入一个人内心生活世界时，展现出来的就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固有的那种富有魅力的容颜相貌了。

　　走近我的时候，她的两眼正瞅着地上。一双油黑发亮的秀眉弯月般对称地挂在光洁的额头上，披着一头黑色的、轻柔的短式烫发，修刮过了的后颈婴孩般细嫩。见到我时，她眼睛里蒙上的那一抹孤独的光泽消失了，马上殷勤地、友好地笑了起来，咧开的小嘴露出了几颗闪光的金牙。她把手伸给了我，一阵浓烈的香水味儿云雾般地袭了过来。

　　日本“大和酒店”——高度现代化的豪华酒店，在“满洲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能见到。它是亚洲大陆最大的日本企业“南满铁路”的分支企业。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我们来到了一家灯火通明的舞厅门口，入口上方是用红色霓虹灯管拼接成的大写外文名称“broadway”（百老汇）——一个对我而言，城市味十足、全然没有异国风味的名字。这里与奉天的老城区又有什么区别呢！进口处停了很多辆小轿车，还有马车以及一眼望不到尾的一长溜黄包车。两个日本年轻人穿着严格地讲不完全是“亚麻白”的工作制服站在入口两侧，不时地将玻璃门打开，弯腰挥手毕恭毕敬地将客人迎进屋去。

　　当我正站在大穿衣镜前整理领带和梳理发式的时候，站在我身后的两位穿着欧式晚礼服的日本小姐正在用笔描画口红、涂脂抹粉。不一会儿，她俩就收拾得漂漂亮亮，没有将外衣交到存衣处就一阵风似地跑进了舞池，随意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正当我的目光既惊讶又开心地追逐着这两个日本小姐的时候，突然与张小姐愠怒责备的眼神遭遇，她也正好在这里存好了衣服。很自然地，我马上向她装出一副笑脸，狼狈地搓着双手，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抓住了把柄一样。可张小姐却认为这不算什么，很正常，表现出一种从根本上就对这两个日本小姐不屑一顾的神情。

　　“她们是很特别。”张小姐对我说，“她们只是两个舞女，还不太懂得外面娱乐场所的规矩。她们只是应客人要求陪舞的女郎，跳完舞后客人会塞给她们几张‘陪舞票’。每张陪舞票在收银处可以换回0.25日元（约22芬尼），陪一个舞也就这些，应该说是一份令人可怜的职业！”

　　当张小姐注意到我对这两个陪舞女郎的兴趣更多的只是想做一些客观了解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表现出来的轻蔑神情感到有些后悔了。接下来谈论两个舞女的语调和口气就显得友好多了，似乎想借此弥补一下。

　　“不过，其中的一个舞女是相当出色的。”她说。

　　“为什么？”我问道：

　　“不是很多舞女都很出色吗？特别出色的那位舞女又是谁呢？”

　　“不，不能这么讲，高贵典雅的风度和仪态万方的举止并不是每一个舞女都具备的。她的舞姿好极了，您会见到，有多少男人争着要与她共舞。在整个奉天城，她是最负盛名的。”

　　我们找了一个能环顾整个舞厅的座位坐下，我点了一杯啤酒，张小姐自然还是点喝鸡尾酒。不言而喻的是，侍应生也将一打12张陪舞票放在了桌上。

　　舞厅不算太高，黯淡柔和、非直射的光线使整个空间的色彩低调且昏暗，明亮的晚礼服在其间熠熠生辉。一个缀着数块彩色反光玻璃的大彩球挂在天花板正中央，光球缓慢地旋转着，将投射到反光玻璃上的光线再以红、绿、黄、白各色光斑反射出来。小小的彩色光斑跳跃着，在半明半暗的舞厅里，毫无顾忌地追逐着亮丽的晚礼服下舞女们半遮半掩、时隐时现的性感部位。

　　这是一个真正的星空，一个将光和影投射到舞伴身上的星空。

　　舞厅里两个小乐队轮换着伴奏，乐队分别坐在舞厅墙壁两个凹进去的壁龛里面，反复地演奏着探戈、华尔兹、狐步舞、莱茵舞、英国华尔兹、布鲁士、伦巴等舞曲。每一个舞曲大约持续4至5分钟，中间没有停顿，还未等舞伴们喘过气来，下一个舞曲就又开始演奏了。就这样不间断地，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30分。

　　与舞客们所在位置相对的舞厅另一侧，一长溜靠墙坐着三四十名衣着鲜艳、色彩斑斓的伴舞舞女，舞客走过去随意选择邀请一个，然后双双手挽着手步入舞池。娇小玲珑的舞女们总是那么亲热地、高兴地依偎在舞伴的臂弯里。

　　在我们看来，日本女人的平均个头要小一些，但都相当窈窕可人。不可否认的是，她们都有着令人赞叹的伴舞能力。此外，值得钦佩的还有她们顽强的毅力和耐力。因为，每天六至七个小时连续不断地陪舞是相当需要体力的。你再瞧瞧，紧搂着她们跳舞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男人！

　　日本人是舞厅里最主要的客源。在舞场上，他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我们看来，他们热衷的舞步都相当怪诞和滑稽，动感特别强。忽而跨步、忽而跳跃、忽而旋转，忽而又像杂技般地歪斜、扭动；忽而叫喊，忽而滑行，忽而向前俯仰，以至于女舞伴的躯体都不得不像一座桥似地仰弯着。最逗乐的还有，两个人突然跳起，在空中将两腿猛地劈开。

　　日本人在这种场合是最放肆的，他们不拘泥任何约束，女舞伴自然也都得乖乖地附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付钱。舞场上，经常会发生舞伴双双跳滑步时，猛然“吱”的一声滑倒，双双长时间地躺倒在舞池地板上，然后又在其他人的哄笑声中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跳舞。在这里，人们对这些怪诞滑稽的舞步也不会感到惊讶，每一个好一些的舞厅都是如此。尽管跳舞的日本人都是西装革履，但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德性如此。

　　在正规的社交场合中，有些我们认为不得体和根本不应该出现的行为举止，日本人却敢于为之。有人说，日本人的羞耻感与我们不同，看来也确实如此。有一次，一个日本学生跳累了，他竟能在舞曲暂停的间隙站在舞池中央解开皮带、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无其事地整理扎在裤子里的那半拉子衬衣。尽管裤子已经滑到了膝盖的下面，但他却没有半点难为情的样子。

　　一个日本人不讲究地穿着衬衣、深筒长靴、无领上装在舞厅跳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同样十分寻常的是——就像现在坐在邻座的日本人一样，突然将自己的鞋子脱了下来，使劲地用手揉搓着因跳舞而疲惫的双脚，还将脚高高地搁在桌子上，让脚上的热气、臭气散发出来。此种不雅之举，除了像我这样新来的人会感到惊讶外，张小姐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你再瞧瞧对面，一个日本人正含着一口啤酒水咕噜咕噜地漱口，然后再大声地吐到旁边放着的水盆里。如果你觉得旁人会因此感到惊讶，那你也错了。如果一个日本人喝醉了，那难堪的情景更是令人难以描述。

　　相对日本男人放荡不拘的举止行为，日本女人却是十分讲究礼仪的，她们已经被*成了男人的佣人。在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情况下，她们都会深深地鞠躬。当她们受邀跳舞时，首先会送上一个感人的深鞠躬，然后才会将自己的小手递过去挽住男伴的胳膊。一曲终了，拿到了陪舞票，她们又会再一次深鞠躬答谢。而日本男人对此却不屑一顾，他们只顾自己转身径直回到座位上，根本不会考虑跳完舞后要礼貌地将女舞伴送回到她们的座位上。你再瞧他们走路的样子！地球上大概不会有第二个民族的男人会像日本人这样不拘礼节、不讲究尊容，走路时拖拖沓沓。

　　“您看看这里，”张小姐轻轻敲了敲我，并用手指了指刚才对我介绍过的那两个日本舞女中的一个：

　　“您看看，她是怎样感受音乐的，肢体是怎样随着节奏摆动的，是以怎样出色的礼仪和张弛有加、训练有素的舞步，舒缓优雅地在舞池的镶木地板上移动着、滑动着的。一步随着一步，动作是那么轻松随意、无可挑剔。这是一种合着音乐，在节奏的控制指挥下的肌肉群运动，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自然矜持地收敛着自己的肩胛，尽管腰胯下意识地在摇摆、扭动，但却没有半点卖弄风骚的做派。古埃及女郎般的发式轻盈飘逸地向后甩动着，一副多么高傲自负的姿态——贵族派头，公主风范！”此时的张小姐，目光穿透纱幔一般地紧盯着潇洒自如的舞女，自言自语般的独白让我深感惊讶。

　　“她的脸像一个面具，展现出永恒不变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那些内心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才会具有。”张小姐好像还沉浸在梦中，不过，她马上又清醒了过来，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魔鬼般的，不是吗？我很痴迷、很喜欢这上帝的灵物！喜欢她表现出来的严肃和真诚、悲情和自信以及些许感觉得到的无助。”她继续说着，看起来似乎有些激动。

　　“那她到底是谁呢？”我问道。

　　“噢！”我得到的回答是，“她是舞女中大名鼎鼎的明星，这里的人都认识她，她叫茜莉（cilly）。”

　　两个星期以后，当我外出旅游重返奉天城时，收到了一位久居奉天的美国记者留下的一张纸条：

　　“茜莉今天回东京！她得了严重的肺病，长期的辛劳摧残了她。我昨天还为她拍了几张照片。她几乎不可能再康复了，也不可能再回奉天了。你今天能去火车站吗？6点10分发车，奉天市将倾城送别。”

　　人见人爱的茜莉！

　　我去了火车站，又见到了她。完全是另外一种装束，像要去旅游。一袭长长的紧身中式旗袍像舞厅里的欧式晚礼服一样合体漂亮，蓬松的短发今天梳理得十分光滑。

　　“像个小男孩。”站在我旁边的美国记者说道。

　　茜莉倚靠在车窗旁向外挥手，与来车站的数不清的朋友们告别。张小姐也站在其中。茜莉看起来与平常无异，看不出半点病容。她微笑着——一个奉天人熟悉和喜爱的笑容。

　　“good bye（再见）。”她的声音仍柔和明亮，可这一次却没有平时那么沉稳，有些微微地发颤。因为，她的内心在哭泣！她不想走，满怀离别的痛楚——真诚的、孩子般的！

　　茜莉女士——奉天城里最摩登的日本舞女。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空空如也的宫殿

　　薄薄的、油汽般的雾霭模糊了视野，蓝色的雾霭后面是落日彩绘出的橘红色天幕，衬托出了灰色平顶房突出而又清晰的剪影。不少商店已经华灯初上，招牌上生动活泼的中国文字和日本文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宽阔的街道在高吊着的、安装坚固的路灯照耀下显得亮堂堂的。现在正是悠闲逛街随意溜达的好时光，街道上人来人往。黄色的、灰色的公共汽车不时地在身边隆隆驶过，拉客的马车把马路碾压得嘎嘎作响。如果没有车夫的叫唤，那么，黄包车就是大街上唯一噪音最小的交通工具了。

　　大街上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有穷困潦倒的白俄人、身穿欧式或传统日本服装的日本女人、穿着修长蓝色旗袍的中国妇女以及欧洲人、美国人。欧、亚两个人种在这里都能见到。

　　这是奉天城里日本区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新京”成为“首都”之前，所有一个“首都”应该拥有的标志几乎都集中在奉天。前满洲未加冕成为皇帝的君主、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军阀张作霖的政府权力机构就设在这里。张作霖一心想称帝中国，但在最高目标尚未达到之前，就于1929年死于列车谋杀（应该是1928年6月——译者注

　　）。到底是谁导演的这桩列车谋杀案，至今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只是猜测：是日本人、或是土匪、或是反对张作霖的其他阴谋家们。但不管是谁，在此之后不久，“满洲国”就宣告独立了，来得十分突然。

　　除了“首都新京”，奉天现在是“满洲国”最大的城市，有70万市民，人口还在逐年增加。

　　虽然，日本和“满洲政权”统治奉天已经好几年了，但几年前的情景至今还像乌云一样地笼罩着部分市民的心。

　　奉天原为金融中心，在张作霖军阀政府统治时期，金融机构用没有价值保障的纸币大量骗取满洲人民的劳动和收成，其收益均流进了罪恶的“巴比伦（babylon）”（寓意为繁华的都市，罪恶之都——译者注

　　），流进了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张氏家族及其同党的手中。奉天五光十色的繁荣是用压迫、欺骗和谋杀等罪恶繁衍出来的异花毒草装扮起来的。在这里，平地而起的是将军们、省长们、大买办和金融寡头们的豪华宫殿、官邸和别墅。不断地征兵，使张氏家族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型兵工厂的建立，使不少人、包括外国的贸易商们找到了真正的快感。那些十分容易地、肆无忌惮地、不负责任地从民众中榨取钱财的政府高级官员们自然不会知道，靠诚实劳动挣钱有多么不易。为了个人的福祉，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他们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钞票。下级官员也只为私利，以至于政府的钱都极不经济地付了出去。在奉天，谁善于“行贿”，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合同，就能赢得官司。

　　这样的故事，这里的每一个贸易商、军火商、包工头都能从自己得意的经历中讲出很多，他们个个都发了大财，变成了大亨。从上至下，官员们、大亨们都在挣钱，在挥霍、在极尽奢侈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对家境贫寒的农民，却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甚至还天天在盘算着，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将人民盘剥得只剩下一张皮。他们想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收获季节让政府从农民的手中将所有的粮食买下，国家银行付给农民在当时还具有正常黄金兑换价值的现钞。而一旦粮食差不多全部收购进来以后，政府银行则马上暗地策划通货膨胀，导致现钞迅速贬值至原价值的2%，是的，降至2%！农民方面，面对手持武器横行霸道、连最后一点家当都恨不得要抢走的政府士兵，只有无可奈何哀求的份儿。而政府方面，则将搜刮来的、农民全家辛苦劳作一年的收益再予以转卖——转卖给中国关内，*给日本、美国、德国……以换取稳定的货币。所有的钱财都通过这种方式流进了统治者的腰包。人们都知道，那些在奉天城里兴建城堡、宫殿的钱财都是这样昧着良心、通过欺骗、谋杀的手段获取的。这是所有民众——农民、苦力以及那些没有分到赃物或战利品的下层和中层政府公务员的想法。

　　几年时间过去了，被欺骗了的民众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丑恶。善良的中国人是很健忘的，很快就会忘记过去了的苦痛和折磨。中国的民众是如此的俭朴、知足和勤奋！这些年来，他们又开始为自己那点微薄的生活所需辛勤劳作了。尽管数百万人由于不堪忍受饥饿、严寒、洪水、疾病以及其他不幸的灾害折磨而丧失了生命，但是，这个顽强的民族并没有低头，总是前赴后继地用自己的双手继续与命运抗争。

　　尽管城堡、宫殿、别墅还在，但已是人去楼空，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城中。宫殿的主人们已经在他们的主子张作霖被谋杀之后、在日本人携“满洲人”进城之后就逃之夭夭了。

　　如今的奉天城，是一个众多宫殿空荡的城池。空空如也的宫殿就像一个个被掏空了的畸形怪胎矗立在那里，见证着昔日拥有的华贵、奢侈、妻妾成群，见证着流氓兵痞们纵酒狂欢时的鸦片大烟，见证着挥霍无度、放荡淫欲以及残酷丑陋的权力争斗……现在，别墅里几乎都没有了主人，“满洲国”已经将别墅没收，部分作为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住宅公寓、学校、博物馆以及展览厅。

　　不过，最富丽堂皇的、张作霖大帅儿子的豪华别墅庄园还完全空着、闲置着、荒芜着。作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别墅将会被拆掉，包括拆掉那道能将一个大型公园整整围上三圈、为防止不受欢迎的外人擅自闯入特别装上了高压电线的围墙。昔日的张家别墅庄园，今天看起来则更像一个墓园。

　　巧克力*和酸味水果糖子弹

　　沙尘暴咆哮着横扫大地，只有几天时间，飘落下来的细细黄沙就覆盖了整个大街小巷，一阵微风吹过都能将马路上的粉尘高高卷起。在欧洲，一般每半个星期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但在远东，你每天都得更换。黄色的粉尘到处都是，只要是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有与黄沙打交道的亲身体验。

　　城里人都躲在家里或待在商店里，大街上几乎见不到来来往往的人。在不少建筑物的墙角根下，你能见到聚集在一起的一群群乞丐和流浪儿。他们衣衫褴褛，嘴里嚼着乞讨来的食物，黄沙在齿间咬得“嘎吱嘎吱”地响，无家可归的他们自然没有逃避风沙的去处。

　　少数黄包车夫还在黄色的尘雾中奔跑着，呼吸困难的他们喘着裹挟着黄沙的粗气，宽大的棉裤裹着不断移动的罗圈腿，在铺满黄沙的街道上留下了一串串艰难的足迹。

　　一个身穿灰色皮毛大衣的俄罗斯女人正沿街一溜小跑，她是无家可归、祖国不再、有着不幸记忆的众多白俄人中的一个；是苏联革命众多打击对象中的一个；是对皑皑白雪中金碧辉煌的有着洋葱头穹形顶教堂、对遥远得再也无法涉足的家乡土地充满了思念的众多流亡者中的一个。

　　人们每天都能遇到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不再视他们为“另类”。今天，在风沙肆虐的寂寞中，我竟莫名地产生了一些关于她的思考。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迎面跑来的俄罗斯女人。

　　干脆，就叫她安娜丝塔茜娅（anastasia）吧。

　　安娜丝塔茜娅的嘴唇涂得鲜红，手中抱着两个用干净白纸包装好的小盒子，是“生日礼物”吧，我思忖着。啊，生日礼物——我的思绪不自觉地搜寻着回到了记忆中的儿时。我知道，那是遥远的过去，是孩提时代留下的记忆碎片、是一个能给孩子心灵带来激动和快乐的童话。儿时的生日憧憬，是一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是沐浴着明亮的灯火，兴奋地接过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赠送的五颜六色的生日礼物的美妙时刻……

　　抱着盒子的俄罗斯女人早已从视野中消失了，只有黄沙上留下的高跟鞋踏过的足印，我的想象也随着这清晰的足印一步步走进了她的寓所。

　　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安娜丝塔茜娅居住的那个温暖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们都在这里出生长大，压根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祖国。我想象着：妈妈正在给孩子们介绍家乡俄罗斯雄伟的金色教堂，孩子们正睁大双眼聆听着深情的讲述，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带着被唤起的浪漫无邪的遐想，走进了成年人为他们营造的童话世界。

　　如果一个人不再拥有家乡，才会倍感家乡的重要。只有远在异乡的人才会真正理解，来自家乡的一些日常消息都是弥足珍贵的。

　　“安娜丝塔茜娅，”我自言自语，任浪漫的思维自由地驰骋，“你的孩子们娇小玲珑，十分可爱。请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快乐吧。”

　　我可以给孩子们买点玩具，可我上哪里才能这么快地找到孩子们的玩具呢？

　　尽管这里的日本玩具商店很多，一家接着一家，我也经常从商店的门口走过，但到底有些什么玩具，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留意过。玩具的大致造型我有些许印象，包括红、绿、银、蓝、黄等诸多颜色，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商店里挂着的那几个彩球。难道我就不能走进其中的一个玩具商店看看吗？但又以什么为借口呢？我没有孩子——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报社记者去逛儿童玩具商店，人们难道不会笑话吗？

　　作为一个记者，你不应该热衷于儿童玩具，而应该去关心经济、政治、外交会议；关心军备、碉堡工事、大炮、飞机、*和海战舰队；关心流血的示威游行和皇帝的伎俩；去关心北满铁路的出售；去关心裁军会议、政治谋杀以及大的丑闻事件；去关心数字表格以及选举……简言之，去关心所有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动荡局势以及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不过，我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自己破格地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呢？我自言自语道。你可以这样去想，世界是太平的，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做，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既然已经赢得了安娜丝塔茜娅的孩子们的爱，那你就去给他们购买一些玩具吧。

　　我要从我的职业忧虑中、从世界大事中解放出来。我要忘掉天下的诸多不太平；忘掉新的“法律”、庞大的军费开支、海军实力的较量；忘掉石油、鸦片、军火垄断以及国际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和挑拨离间，让自己的思维活跃在美好的记忆中，奔跑在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的金色原野里。

　　但是，现实的拳头又野蛮地迎头痛击了过来，大概是对我脱离现实无端幻想的惩罚。要知道，今天的现实是不会给你幻想的时间和空间的。

　　在日本玩具店里，我又见到了什么呢？什么礼物能给安娜丝塔茜娅的孩子们带来快乐呢？不！不！这里只有给成年占领者的玩具——或许只有日本儿童可以用它来消磨些许时间。

　　我的梦醒了！像肥皂泡一样爆裂了。

　　商店里的大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最现代化造型的小坦克、大炮、机关枪、轰炸机、*和毒气弹、战列巡洋舰、*艇和潜水艇、望远镜、弹药箱、枪支、军马、军服、军用口哨、军靴、背囊、军用瓶、军用铁铲、铁镐以及绑腿……一个大的水晶玻璃容器里放着糖果，凑近一看，也都是一些充满战争气息的包装，上面绘有飞机、迫击炮和轰炸机*的画面，表现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战斗中的士兵，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可以想象，当拥有这些图案的糖果在孩子们的口中溶化，孩子们受到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日本的绘画作品、儿童用来描摹的图画本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临睡前，当孩子们钻进被窝，日本妈妈会给他们讲述些什么？会给他们吟唱些什么样的摇篮曲呢？

　　商店的墙壁上挂着金属壳的收音机、野战电话机以及记录战争必需的一些表格本。

　　商店的售货员是一位身穿和服的漂亮日本女人，她带着微笑在夸耀、推销自己的商品，列举众多小军用品玩具的名称和价格，一点都没有贬低、弱化这些玩具的意思：

　　“*糖果——半磅2角5分、舰船糖果——4角5分、歼击机水果卷糖——1角8分。这里是大*球糖——3角、半打原装毛瑟枪造型的小巧克力*——3角5分。”等等，等等。她还向我介绍：怎样使用步枪和机关枪，模仿着枪“嘎嘎嘎”的响声，子弹匣是怎样拉开的，望远镜的三脚架是怎样架设的，小炮填装的“糖果口径”有多大，军用水壶甚至是可以装满水的。她还向我展示急救箱里的所有医疗用品，告诉我如何教孩子们佩戴防毒面具……

　　数百个各国士兵模型摆放在靠墙的柜子里，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军人还都留着长长的辫子，一副刻板滑稽的模样站立在后面。欧洲军人的表情是愤怒的，只有日本军人显得高贵而又富有英雄气概。

　　日本的儿童们，你们将如何成长？你们知道谁是懦夫、谁是敌人吗？如果这些年没有学过，以后在学校里还会继续学习的。胜利的日本国旗目前还滑稽可笑地飘扬着！

　　女售货员向我展示大大小小的各国国旗，她将卷着的旗帜逐个打开，以便我容易识别：

　　“世界各国的国旗我们这儿都有，每面国旗售价1角5分。有英国、苏联、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满洲国’、巴西、德国、拉脱维亚、波兰、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希腊等国的。”甚至还有一面标有纳粹双钩交叉图形的纳粹党旗。

　　“您这儿有田中（tanaka）全球占领计划的儿童读本吗？”我问女售货员，此时的我又像一位头脑清醒的记者。

　　她毕恭毕敬地向我深深鞠躬，礼貌地回答道：

　　“很遗憾，全部脱销。”

　　“太遗憾了！那么，请您给我一个已经炸开了的‘*’，并在*里面塞进四分之一磅、口径为9.6的‘子弹’、四分之一磅歼击机水果卷糖、八分之一磅冒着杏仁泥烟雾状的巡洋舰巧克力。是的，还有这些，六把糖制刺刀和两打面包里有酸料食品的*。”

　　售货员细心地将所购糖果整整齐齐地包好。

　　“我该付多少钱？”

　　“请付2.43元。”

　　“arrigato（谢谢）！”

　　“ssajonarra（再见）！”

　　街道已经完全被黄沙覆盖了，被风卷起的黄沙仍在空中飞舞着、旋转着、肆虐着！

　　日本人心系战争

　　奉天城里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一颗“步枪子弹”，其实，这是一个旅游观光景点，矗立着的实际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子弹造型雕塑，这是一座独特的、十分引人注目的、能唤起人们战争记忆的纪念碑。

　　“子弹纪念碑”修建得既不漂亮又不具有特别的艺术魅力：只是一枚被夸张放大的普通步枪子弹，这个约有20至25米高的杀人武器竖立在一个宽大坚固的基座上，子弹垂直，弹头向上，像一个伸直的手指威胁恫吓似的指向天穹。

　　“子弹纪念碑”是为纪念日俄战争中在满洲阵亡的日军将士建立的，矗立在铺有鹅卵石的广场上，纪念碑后是以宗教形式修建的阵亡将士墓碑。这里每年都会举行凭吊纪念仪式。

　　为什么是一枚硕大的步枪子弹？难道是要让人联想到，正是这枚子弹射杀了无数的日本军人？或者正是这枚子弹帮助日本人赢得了这场日俄战争吗？但不管怎样，这个创意源自日本人的头脑——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只关注战争、抵抗和冲锋的头脑。

　　纯粹从外观上看，这个纪念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审美情趣和欣赏价值，它甚至使人想起的不是死去了的“烈士”，倒是射杀这些“烈士”的屠夫。这里的景致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映入眼帘那满地核桃般大小的鹅卵石都能给人以类似子弹的联想。

　　我不甚惬意地摇着头慢慢走过，溜达着前往一所满洲中学的运动场，运动场位于日本总领事馆的对面。数天来，来自各个城区的人们都涌向那里。运动场上搭有临时帐篷，飘扬着各色彩旗，入口处还建起了一个高大的弧拱形门檐，门檐上斗大的标题题字：

　　“巡回战争展览——毒气保护”。

　　它昭示着帐篷里的内容，也吸引人们前往。入夜，白炽灯把展览题字照得通亮。

　　为了这个展览，从日本本土运来了一系列的战争物品，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干练的解说员队伍。其目的是向这里的居民展示：现代战争的表现形式？未来战争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危险？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这些武器又怎么使用？战争中，人们应该怎样自我保护和预防……

　　买上一张2角钱的门票就可以参观展览，学生免费，对学生的宣传是义务的。几个妇女正站在昏暗的展厅前院分发着讲解资料，真正的展览在一字排开的六个大帐篷里。

　　第一个展厅的门前摆放着一架轰炸机，机身被切成剖面状，以便人们能了解飞机的内部结构，诸如*投射装置是如何运行的？雾化装置是怎么工作的？机关枪是怎样安装上去的？借助一个扶梯人们还可以登上飞机，近距离地观看驾驶舱。扶梯旁站着一位日本女子，帮助幼小的学生，以防止登梯时出现意外。飞机是双舱盖的，机身涂成灰色，机翼的下方绘有一面日本太阳旗。

　　一个身穿飞行制服的飞行员站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不停地讲解着：

　　“*是这样填装上去的，它的作用是……”，等等。日本人说话特别快，只有熟谙他们语言的人才能完全听懂。

　　帐篷的内部灯光通明，墙壁上挂着宣传画、图表、漫画和数据——数据、接下来还是数据，每一张挂图前都有一位日本男性讲解员在热情洋溢地解说。只见一位解说员的拳头不时有力地在空中挥舞，那气势似乎是要砸碎眼前并不存在的来犯之敌。他身后的挂图描绘的是一幅大的地球平面图，图的正中央是日本帝国岛，一条“大蛇”蜿蜒环绕在地球平面图上，蛇头与蛇尾在日本岛上汇合相遇。向上喷吐着毒舌的蛇头来自东方、来自美洲和太平洋；鞭子一样的蛇尾来自西方，来自亚洲大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欧洲。该挂图极具象征意义地勾画了日本帝国所处的困难境地。

　　第二个帐篷里的灯光布置得十分神奇，红色、紫色和蓝色的光线在黑色的夜幕中魔幻般地交织在一起。通亮的壁龛里正以最残酷的形式演绎着恐怖血腥的战争场面：飞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城市里大火熊熊燃烧。一群群市民倒毙在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在一个灰色的窗口里，可以看到突突燃烧的火苗，看到儿童、妇女们哭喊嘶叫的惨状：*闪电般地在空中爆炸，几近疯狂的人们在四处逃命，双臂僵直地伸向天空，眼神惊恐万分，嘴大大地张着。天空烧得通红，摩天大楼被炸得四分五裂，街道上铺路的石块被炸得四处飞溅。所有这些场景，构思之缜密，设计之精巧，场面之惟妙惟肖，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个画面：团团毒气云雾般地在街道上缓缓流动、蔓延，慢慢地侵入房屋。无助的市民们在四下逃窜！刺刀捅穿了他们的躯体！

　　下一个壁龛：正在演绎一场令人胆寒的海上战斗。

　　接下来是战场上的掩体和战壕，日本士兵、士兵、士兵，穿军装女军人：日本帝国的“英雄”。

　　再下一个壁龛里，展示着一个野战医院的内部情景，一张环形的宣传画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

　　为在“满洲”阵亡的日本军人的“荣誉”修建的世界上最大的子弹纪念碑。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拯救你们，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你们将不会像胆小的老鼠那样死去。”

　　解说员正在宣讲这句口号的意义。只有少数几个壁龛画面配有解说员。解说员的话语很轻、很单调，但很能引起听众的联想，大家都在为未来战争而感到莫名的战栗和惊恐。一个年幼的男孩依偎在母亲的臂弯里哆嗦着，他就在我的旁边，一只小手紧紧地拽住了我的外套。

　　我继续前行。

　　在第三个帐篷里，我看见了一位站在讲台上、身穿制服、头发塞进军帽里的日本女解说员。她解说得很慢，像对着一群孩子们，对最小的细节部分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反复解释说明，很有说服力。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面对墙上表现毒气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的巨幅照片讲解毒气战争。画面上一具*肿胀的躯体，一张被毒气腐蚀过的脸庞，一双布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水疱的手。这幅人中毒后抽搐痉挛、窒息而死的大幅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挥之不去。宣传员边解说边用手中的小棍指指这张图又点点那张图，听众们沉默着，注意力相当集中地倾听着，体会着……

　　讲解员身边站着的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派售防毒面具，不仅便宜，还能分期付款。

　　第四个帐篷里陈列的是地面火炮、轻型和重型机关枪、直至一人高大小的空投*、探照灯以及飞机部件，诸如螺旋桨、厚胶轮胎、安装在飞机上的机关枪、飞行员佩戴的眼罩、机械师工作服、无线电台、雾气制造与喷射装置，等等。除此之外，还陈列有大小*、小潜水艇的横截面实物、口径不同的炮弹和各式各样的钢盔，甚至还有老式武器——日俄战争时期留下的纪念物。陈列的各类武器旁都贴上了写有说明文字的小标签，对该武器的用途和产生的作用都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倒数第二个帐篷里贴着一张大的世界地图，日本国在地图上用红颜色标示了出来。红色的箭头从日本国发出，直指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奉天、哈尔滨、满洲里以及苏联的赤塔（tschita）、哈巴罗夫斯克（habarowsk）、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westschensk）、符拉迪沃斯托克（waldiwostok），甚至指向了蒙古，如多洛诺尔（dolonor）、乌兰巴托，还继续延伸至黑海边的城市、阿富汗和喀什噶尔（kaschgar）……射线有粗有细，每条射线上都标上了数字：距离和飞行需要的时间。

　　“世界是如此之大，作为一个日本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谁，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解说员用这句话结束了整个讲解，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都在不停地解说着。

　　出口处有一个桌台，上面堆放着供参观者带回家的传单、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以及给孩子们拿在手上的小纸旗。外面昏暗的院子里还能见到一尊高射炮，长长的炮筒像伸出的食指在告诫着人们：

　　“不要很快就忘记你今天在这里见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这是十分严肃也是十分紧迫的事情。”

　　展览的组织者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还想到了人们参观完这个展览后的疲劳程度。孩子们在出口处能得到糖果，成年人可以喝到茶水。出口处还专门搭建了一个供参观者休息的小屋，当然，所有的花销均来自宣传经费。

　　这个展览还将在其他“满洲国”大城市巡回展出。

　　玲鹿（sussuka）——小巧玲珑的日本军妓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日本军人？”我询问坐在身旁的漂亮日本姑娘。只要有人来日本咖啡厅品尝咖啡，一般就会有一位坐在桌旁作陪的日本姑娘——军妓。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除了自己的母语，她不懂任何外语。

　　参观巡回战争展览确实让人感到十分疲劳。因此，结束参观后我迅速找到了一家咖啡馆稍事休息。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小型的咖啡馆在“满洲”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上百家、上千家不等，现在处处可见，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中国人和“满洲人”一般不会来，他们完全不熟悉这种场所，来的只有日本人，偶尔会有不清楚这一习惯的欧洲客人来此落座。

　　五彩缤纷的灯箱广告向路人显示着咖啡馆的存在，咖啡馆的窗户用厚厚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人们一般会做如此猜测，窗帘遮住的一定是一个供人纵酒作乐、放荡狂欢的场所。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人们走进咖啡馆，要上一杯啤酒，与军妓聊上半个钟头，如此而已。大多数咖啡馆里还会有一台留声机，不时地播放着日本歌曲，但按规定不能跳舞。

　　“你爱那些军人吗？”我继续与那位军妓交谈。

　　人们不可能长时间沉默地坐在那里，或只是出于礼貌礼节性地相视笑一笑，这样未免太过尴尬。况且，一般男士都有兴趣与军妓聊天。由于她并不懂我的语言，我不得不试图凑合着使用大家常用的肢体语言与她交谈，又伸指头又扮鬼脸地比画着。

　　啊哈——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爱那些军人，边点头边用手指了指邻桌坐着的、一些正在饮啤酒的日本军人。她用手捂住胸口，意味深长地表达着她无尽的爱意。为了让我更加明白她对军人们的心意，她从和服的胸带里掏出了一封邮自战场的信封，取出了里面的一沓照片、明信片——全是军人肖像和前线战斗的画面。

　　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她的男朋友——一位军曹中士穿着军装站在一幅秀丽的人工绘制的风景画前。画面背景是一棵大柳树，纤细的柳枝上栖息着一只玲珑的小鸟，小鸟正滑稽地不自然地张着小嘴，很可能是“啾啾啾”地在唱歌！军曹一副严肃甚或野性的表情，两只手臂拿破仑式地交叉着，优雅亦不乏呆板地倚靠在一尊仿制的岩石上。

　　“soudesuka”——我说出了我唯一能说的一句日本话，意思是：

　　“哦！是这样——我懂了。”

　　是的，她现在爱着他。

　　小巧玲珑的军妓——名叫玲鹿——又拿出了另外一张一个日本士兵穿着陆军军服的照片。我问她：这些照片是不是在奉天城拍摄的，她回答（当然是用肢体语言）道：

　　“远得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前，不，一年、两年半前（用手指表示），当时嘣！嘣！嘣！（步枪射击发出的响声）……”

　　她拍起手来了，多么温柔可爱的一对小手啊！她高兴得不得了，滔滔不绝地想要把所有的都告诉我。对她来说，那一定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经历。

　　留声机音乐又响了起来，一首日本舞曲：拉长的、沙哑的声调，忽而声高近乎尖叫，忽而低吟近乎沉闷——伤心抑郁的、多愁伤感的，这就是日本的本土音乐。听着听着，人们的神色就会不自觉地凝重起来。

　　陪我的日本军妓此时也陷入了沉思，她不停地给我斟酒，你喝上一口她就斟上一次，我的啤酒杯里总是满满的。一瓶空了，她不会问你就会又拿来一瓶，突然间满满的一瓶酒就又放在桌上了。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况且日本啤酒不仅可口还极其便宜，一如所有其他日本出口商品一样。日本货便宜，世界闻名。

　　突然，玲鹿表现得又活跃起来，“哈”，她笑着将一张照片递给我。她终于找到了：一张她穿着军服在战壕里拍的照片，在一个真正的掩体战壕里。在激烈的战斗中，她正歪戴着军帽，端枪瞄准。

　　“这是你吗？”我惊诧地问，她自豪地以笑作答。

　　“我……热河……和士兵们在一起……很多、很多其他的军妓也在……嘣！嘣！嘣！嘣！”她的激情在燃烧。

　　我又一次注意到她那纤细修长的手，是那样的娇嫩而又柔软，这是一双能采摘紫罗兰花朵、却折不断玫瑰花枝条的小手。

　　soudesuka——我明白了：每一个地方，只要有日本军人，就有日本军妓。玲鹿女士讲述的不是一个童话，她参加了真正的战斗。“嘣！嘣！嘣！”她是多么地憧憬和向往着战斗！

　　玲鹿女士看过一场欧洲电影，她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形象兴奋地说道：

　　“我在这里，像电影中的玛塔·哈丽女士（matahari——荷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是巴黎红得发紫的脱衣舞女，更是一位周旋于法、德两国间的美女双料间谍，人称‘谍海女王’。她的生平多次被搬上银幕、出版成书——译者注

　　）。”

　　“那边坐有那么多日本军人，”我想提醒她，“既然你那么爱戴他们，为什么不坐过去陪他们呢？”

　　“欧洲人——”她对着我说：

　　“都是军人——所有的、所有的——你也是！”

　　soudesuka——我明白了。

　　按照我们欧洲人的眼光标准，玲鹿女士应该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她留有一头短发，脑后发髻形成的漂亮弧拱给人的印象好极了。她穿的是蓝色丝绸料制作的和服，宽宽的黑色胸带上缀有白色的图案。玲鹿女士的坐姿总是笔直的，举止优雅。她没有穿鞋，脚蹬一双普通的日本木屐，如果走过石板路面，总会吧嗒吧嗒地作响。玲鹿女士月薪约150元（约130马克），她是众多爱戴军人的小军妓中的一个。

　　我的朋友刘先生

　　“hallo! mr. liu, how do you do?（哈罗，刘先生，你好吗？）”在酒店大厅里，我遇到了中国朋友刘先生。

　　“very good（很好）！”刘先生殷勤地、颇为恭维地回答道。

　　刘先生喜欢在酒店侍应生面前表现自己的英语，尽管他英语、法语、德语……简言之，所有的外国语言都不会说。如果用英语将问候之类的话说过之后卡了壳、再也说不出一句讨人喜欢的话来时，他就会主动将自己这种语言上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来，马上说道：

　　“我是中国人，让我们还是说中国话吧”，他习惯这样说。不言而喻的是，他这样说的前提，是要给人以印象，即要使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事实上是能说英语的。其实，酒店的侍应生也了解他的语言能力，他所掌握的、被他喻之为“高雅”的外国语言，比“boys”还要少。

　　在这里，人们习惯称呼酒店侍应生为“boys”。

　　刘先生是一个有个性特点的人：中国摩登青年类型。实际上，他只是在装模作样，故作高深。他的思想很狭隘，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但自我感觉却始终十分良好，总觉得自己是青年才俊，是“优秀”的典范。如果他在看一朵花或嗅一朵花，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不是在赏花，而是带着刻意表现自己的意识，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份虚荣和自尊。他还喜欢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拉拉衣角扯扯袖口，像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女人。

　　不言而喻的是，刘先生的着装也是刻意西化的。他那身不伦不类的打扮，的确叫人不敢恭维。他穿的裤子要么不合身，要么就到处乱起褶子，上衣和坎肩也是如此，连脚上的鞋都不合适。看见刘先生外表，或无意识地注意到他，给我的那种不舒服、不自然的感觉，就如同在听他说蹩脚的英语和用英语与他磕磕巴巴地对话一样。

　　有时候，他一个人低着头在吸烟室里来回踱步，但又完全感觉不到他是在思考什么；有时候，他晃动双脚，踱着舞步，但夸张的节奏与他刻意表现出来的动作又完全不合拍；他的头总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感伤的、多愁善感的样子，面部表情是那么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时，一朵红色的纸花总是插在他上衣扣眼里，一副金丝边眼镜总是架在鼻梁上，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既不弱视、近视，也不远视。他有一双长、窄、呈褐色、欠生动、无一根汗毛的手，手指上套着好几个粗大的、彩色的、嵌有宝石的金指环。

　　看到他摆出一副若有所思来回踱步的样子，我主动向他打招呼：

　　“嗨！刘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嘘，”他做出一副奇怪且做作的样子：

　　“我的舞步好看吗？像一个地道的gentleman（绅士）吧？”

　　“gentleman”这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那音调就像在中餐馆里点的一道菜肴——“鸡特焖”。然后，他又煞有介事地整整自己的上衣衣领，故作细心地掸了掸插在衣服扣眼里红色纸花上根本就不存在的灰尘。

　　“前不久，为了熨帖裤缝，我在一个日本商人那里新买了一块熨衣板。”说着说着，他微微地向前弯下腰，欣赏着他裤腿上笔挺的、刀切一般的裤线。

　　“怎么样，漂亮吗？”他自鸣得意地问我，带着一副不容置疑的眼神。

　　他向后滑了几个舞步接着又向前踩了几步继续说道：

　　“我很喜欢跳舞，所有的‘鸡特焖’（gentleman绅士）都喜欢跳舞。”我又能说什么呢，刘先生给我的印象就好像他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贵人似的。

　　尽管刘先生已经结了婚，但家人却仍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看太太了。他今年34岁，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5岁、9岁、3岁，最小的孩子他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今天，我问他：难道你就不思念你的家人吗？他的回答是：不！他觉得自己的老婆太土气也太老气了。他的三个孩子就像某一天自己来到人世间一样，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生下他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的竟已经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是他最恼火的。3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他回去了一趟，就那么一次又降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他压根儿就不回去了。

　　“你应该清楚，就我这个样子，一个‘鸡特焖’（绅士），我那家庭实在太土气了。”刘先生说。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相识，现就职奉天，相当于一个市长，日本人抬举他。一次我来这里玩，这位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职位。我现在是奉天市市政厅采购处的处长，这就是我的工作。”说到这里，他探身向前，用两只细长的手指从上到下又捋了一遍两条笔挺的裤线。

　　“我的父亲是一个豆油厂的老板，日本人破坏了他的生意，反正生意也不好。现在我的兄弟管理着榨油厂的生意，并替我养着老婆和孩子们。他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人，我与他也合不来。”刘先生小心地用手指摸了摸油光水滑的头发，像是在检查发式是否还那么油光水滑、井井有条。

　　今天，刘先生穿着一身带条纹的褐色西服，配的是一条艳丽的红色领带，这种搭配在我们看来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此时，他取下了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哈上一口气，然后再从裤兜里抽出一条并不十分干净的手绢，不慌不忙地擦拭着镜片。他刻意模仿着美国西部片里引人注目的男爵的样子，眼睛微闭，作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不久前，我做了一个带预言性的梦。”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我一个当大将军的亲戚，让我当上了有权有势的省长。”那认真严肃的神情，似乎完全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一个不熟悉他的人，还真能被他唬住，会真以为哪一天他就当上省长了。

　　突然间，他又变得像一个工业界的企业家了，好像分分秒秒都有重要事情要办似的。他看着手腕上的表说：

　　“哦，我得去厅里了，有重要会议！”说着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

　　刘先生就像这里的某些年轻的中国人：越是私下不承认，就越是表现出了他们骨子里深藏着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本色。他们追求、强求一副没有内涵的令人可笑的、空泛无聊的欧式外表，没有自己的脊梁骨，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志气、也没有干劲去干点自己想干、该干的事。

　　三年来，刘先生一直住在一家欧式酒店里，在这一段长长的时间里，他哪怕有过那么一次认真地下决心干一件事，至少可以学点英语吧！没有！根本没有！

　　看在眼里，真令人感到痛惜！不仅仅是为刘先生感到痛惜——他个人能否成为有作为的青年实际并不重要——而是为举世公认的伟大中国深感痛惜。遗憾的是，刘先生还不是个例，这样的青年人还不在少数，中国不少富家子弟都是这样。他们的病是中国的病。在中国，没有比年轻人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更加糟糕的境况了。因为，年轻一代肩负着责任，是中国未来的栋梁。

　　当然，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还是拥有一批严肃认真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这些人家里的墙壁上一定不会挂有那么多用来孤芳自赏的穿衣镜。

　　在计较刘先生英语或日语知识水平时，刘先生就成了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私底下他却是“满洲国”政府的官员，尽管他并不需要去工作（工作由日本人去干），但工资照拿。刘先生没有任何个人的内在价值，因此，他也总是爱吹嘘自己的外表。在佣人面前，他总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而又不乏宽容友善的主子姿态。他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小人，也不是工于心计伪善欺诈的伪君子。他相信所有，即所有他想到的和他自以为是标榜的一切。他具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泛艺术化的虚幻、浪漫和神秘情调。他的这种生活趣味还能延续多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严峻的现实一旦来临，需要他实实在在地付出干劲、担起责任、作出个人牺牲的时候，简言之，需要他的意志和专注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像一个束手无策的小孩子。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耐、没有活力和毅力、没有内涵，对古老的传统既没有认识、也没有经历，又如何能形成对这一传统的热爱呢？在这里，聪明才智只是一种没有血色的、苍白的纯理性的存在，是与社会集体、个性与民族共性没有任何关联的。

　　“满洲国”的独立与刘先生的表现一样，是不伦不类的“鸡特焖”。

　　我又想起上个星期与刘先生共进早餐的情景，他看起来像没睡醒一样，睡眼惺忪的。因为，头一天晚上与日本舞女在街上溜达的时间过长了。

　　“刘先生，情绪不好吗？”我问道。

　　他没有立刻回答，正切着荷包蛋并“吧唧吧唧”地吃着。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对我的问话回过神来：

　　“不，不！我正在思考。”他随口回答并径直往下说：

　　“吃饭实际是吃药的一种形式，因为人的身体会生病，不吃饭就会死，吃饭就会防止疾病产生，延续生命。人病了，要康复，想不死，就得吃药。吃饭也是一样，因为身体自己会病，要不然就用不着天天吃饭了。”他边说边在烤出来的面包上抹着黄油。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他转过头来问我。

　　不过，没等我回答，他马上又转移了话题，对话完全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稍稍停了一会儿，他抓住刚刚用来切了煎荷包蛋的刀叉，独自出神地打量着，好像第一次才见到这刀叉一样。

　　突然，他又中断思绪继续说道：

　　“其实，欧洲人吃饭的方式是很危险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与一位商界朋友共进晚餐，而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之间互存芥蒂，久有宿怨。一开始，我们会十分客气、彬彬有礼地谈话、喝酒。但一旦其中一个喝醉了，内心真实的感觉就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就有可能丧失理智、失去控制力而利用这两样餐具，”说着说着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和叉，狠狠地说道，“面向客人，刺死对方。”

　　刘先生显得十分激动，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刀和叉在他的手上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件杀人的凶器。

　　“我说得不对吗？”他问我，自己也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我只能是笑笑而已，因为，我无法对这种问题作出回答。此时的刘先生，嚼着松脆的白面包又开始琢磨其他的话题了。

　　红果子和青果子

　　一如所有的东方人，中国人也很喜欢“灯光”，但很少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如有了灯光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而是出于对五彩缤纷的光线的一种纯粹的乐趣。

　　人造灯光是相当奢侈豪华的，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富裕的象征。

　　此时，黄包车拉着我快速地奔跑在灯火明亮的大街上，大街上的各家店铺已经点亮了红、绿、黄、蓝五光十色耀眼的电灯光。街道上人来人往：破衣烂衫的穷女人、绫罗绸缎的贵夫人、商人、女售货员、闲逛的人、水果商贩、黄包车苦力、穿着艳丽服饰的儿童和豆蔻年华的少女……餐馆里不时传出有节奏的吆喝声，叫卖着热气腾腾、刚起锅的新鲜肉馅包子和饺子：

　　“一个铜板一个啰！”

　　还有穿着传统和服的日本女人，有的脚踏木屐在大街上“呱唧呱唧”地碎步行走，有的不厌其烦地在与商贩们讨价还价。

　　大多数商品是日本进口：手绢、布料、玩具、皮带、衬衣、长筒袜、灯罩、瓷器、丝绸、毛线织品、网球、帽子、卫生用品、宝石以及宝石仿制品、橡胶管、手表、凉鞋……可以说，应有尽有，且全部来自“大日本帝国”。

　　这是一条夜市街，每天晚上8点开张，11点结束，出售的商品比白天商店里的要便宜1到2个铜板。就连日本原产的留声机和照相机，也能很便宜地买到。

　　离夜市不远处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风月场所。妓院、娱乐场馆分布在大约300米长的街道两旁，也是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与夜市不相上下。这里的妓院一家接着一家，家家都有一个诗意般悦耳的名字，诸如“飞云坊”、“清香馆”、“金花园”、“西天堂”、“柳烟巷”、“茉莉香”，等等。家家门口都挂着彩灯，年轻人面带笑容，成群结队地进进出出。

　　黄包车车夫将我拉到了一家妓院的门前，妓院门是一个大的拱形门廊，直接通向幽暗的前院——一个阴森得令人感到有些恐惧的前院！前院潮湿的地上或坐着或躺着一些年龄大约在8到10岁间的孩子，他们是一群贫穷的、没有爹娘的小叫花子。

　　白天，他们沿街乞讨，晚上，随便找一个角落栖身睡觉。春夏秋冬，四季如此。衣不蔽体的他们，叉开双腿背躺在地上，暴露着营养不良、消瘦柔弱、满是油腻的黑污污的躯体，两只小手还紧巴巴地攥着拳头。他们干瘦的身体从来就没有用水和肥皂洗过，脏兮兮的样子令人感到恶心。他们的头普遍过大，超过了与身体的正常比例。每年冬天，这里都会死数千个这样的儿童。孩子的尸体要么长期躺在某一个完全没人注意的角落，要么，就被人扔进了垃圾堆。

　　中国人对此情景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到处都是如此，他们不会正眼去瞧这些孩子们。如果黑夜中被躺在地上的小乞丐绊了脚，他们最多会不耐烦地咒骂上一句，然后径直走进院子里的某一个房间寻欢作乐。

　　走进妓院的大堂，客人们就会遇到姑娘们。大堂里，还有几个上了年纪、太监模样的男人正蹲在板凳上抽着烟斗。如果嫖客来了，他们会客气地、皮笑肉不笑地咧开嘴，嘴缝里露出满口的黄牙。他们是姑娘的监管人，姑娘们是不允许随便离开妓院的。

　　这里的姑娘都是买来的，很小的时候就被无钱抚养的父母卖给了皮条客或女童贩子，10元、15元、20元就可以让人贩子将一个女孩带走。在人贩子那里生长到12岁、13岁至14岁，就会被带到这些有着诗情画意名字的风月场所，然后在这里根据所谓的“商品质量”，即美貌的成色——姑娘“可用的”本钱——与妓院老板以50至300元成交。

　　最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公开禁止了对*和儿童进行贩买贩卖的行为，但并不是说，私下的、实际操作中就不存在。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特别丑恶的，就连姑娘们自己也根本不以为耻，大多数反而还以能送进妓院为福。在这里，除了没有人身自由之外，她们几乎什么都有。有吃的、有穿的，还能被体面地、礼貌地对待，有时候甚至能得到一些零花钱。这里的姑娘们看起来也很幸福、很满足。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处境不会差过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故也完全不需要特别的怜悯和同情。

　　我被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领着，弯来拐去地走过了好几个过道，才进了一个房间。接下来是姑娘们形体展示：十几位姑娘轮番来到我房间的门前，像时装模特一样站在门框处露露脸、转转身、扭扭腰，然后离去。

　　被我选中的姑娘名叫翠兰，意即“纤细柔嫩的兰花”。

　　翠兰身材窈窕纤细，穿一身长长的丝绸罩衣，一双小巧精致的绣花布鞋。翠兰脚小，约10至15厘米，是闻名的中国女子裹脚。涂脂抹粉的脸蛋上一对整整齐齐、细长弯曲的蛾眉，长长的耳环在耳垂下摇晃着，玫瑰色口红描画出性感饱满的一对嘴唇。尖细的、精心保养过的指甲点缀在白白的修长的手指上。杨柳般的腰肢盈盈可握，油亮光鲜的短式黑发，像粘贴在头上抛过光打过蜡的乌檀木，发髻在脑后裹成漂亮的弧拱状，显得格外妩媚动人。我猜测，翠兰的年龄大概也就在十七八岁上下。

　　房间简单整洁，布置得不算讲究，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旧的欧式五斗柜，上面放着玻璃杯和茶杯，一个玻璃杯里还插着一只牙刷，旁边是粉盒和各式化妆用品。房子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个大炕占据着，炕是中国一种没有弹性软垫的睡床。炕上铺着白色的床单，炕沿上方从天花板往下垂挂着至少一人高的帘子，墙上贴着几张香烟广告画。

　　每一个这样的妓院里都住着30至40个姑娘，年龄均在17岁至22岁之间，每一个姑娘都有自己的一间私房。如果来的是一位熟客，就会免去姑娘形体展示这个环节，他也不用再看其他姑娘而直接被领进“他的”姑娘的房间。如果这位姑娘正在接客，那他就会立即转身再去别的妓院。在同一个妓院里不会有两个“他的”姑娘，这是一种习俗，以保护姑娘的“面子”。中国人说的“面子”应该就相当于欧洲人常说的人的“礼节”。

　　翠兰笑盈盈地来到了房间，一个殷勤的深鞠躬，对我表示欢迎，然后坐到了椅子上。那位年纪大、为房间服务的仆人，将茶和茶杯放到桌子上就离去了。姑娘斟上茶并抓上一大把瓜子递到了我的手上，这也是好客的一种表示。我们嗑着瓜子，吃着瓜子仁。瓜子其实没有什么好吃的，有些咸，中国人一般在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嗑嗑瓜子，让自己有点什么事可干。我和翠兰边嗑瓜子边聊天，瓜子壳则随意地吐在地上。

　　在此期间，时不时会有年幼的小女孩光顾我们的房间，这些女孩子被称之为“青果子”，是童贞未失的处女，芳龄约在12岁至15岁之间，每个妓院都有一些。她们是妓女的后继者、接班人，是妓院的新生力量。她们大都长得玲珑秀气、孩子气十足，对职业的认识还暂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只是听年长的“姐姐”们——被称之为“红果子”的姑娘——口头传授过。如果客人与姑娘进了房间，那么，外人就不得擅自闯入了，但这些“青果子”们除外。她们会出人意料地走进房间，露个脸，笑一笑，喝点茶，以她们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举止为房间里的交谈增加点趣味，然后再离开。所有的“青果子”都穿戴得十分鲜艳。

　　“青果子”被照管保护得很好，不能有半点闪失。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即到了十四五岁，女孩有“幸”被一位有钱的客人相中了，客人就会与女孩的主人就“处女权”进行交涉。在一份书面契约中，老板必须向客人做出这个女孩子仍然是“青果子”的保证，不然就要将钱退还给客人。现金交易，价格在200至800元不等。定下一夜契约，这一夜里双方都应该感到“大幸”。根据客人的要求也可以马上商定“婚礼”，然后“未婚夫”要付钱操办婚宴，高高兴兴地庆祝，办一个形式上中规中矩的中式婚礼。

　　客人此时有权不付报酬地将女孩作为妻子一样地拥有2至4个星期，这段时间，他可以将女孩带回家，当然，会有一个监护人陪伴随行。

　　年轻的女孩对这一切协定都不得提半点疑问，一般也不会感到伤心，只能顺从，最多有那么一点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毕竟隐藏其后的是刺激和诱惑。大部分“青果子”都高兴地盼望着“大幸”。

　　到了约定的期限，女孩子则被送回妓院，成了“红果子”。

　　如果客人确实爱上了这个女孩，欲娶女孩为妻或纳女孩为妾，则必须再与妓院的老板交涉，继续缴纳800至2000、3000或4000、5000元的赎金，金额的多少是不确定的，正所谓情人是无价的，付上1万元都有可能。如其他同命运的女孩们说的：这个女孩有了“很大很大的幸运”。

　　如此这般，女孩成了太太，一个花钱买来的太太。

　　一般来说，带出去的女孩最后还都又回到了妓院，不是客人富得还不够，就是客人不愿意再养第二个老婆，其中的原因太多了。不过，即便是回到了妓院，命运也有可能改变。一旦哪一天又被有钱人相中了，要赎她，付四五百元的赎金就够了。不少有钱人的二房都是这样娶来的。

　　如果身为妓女的姑娘到了30至35岁的年龄，妓院老板会给她们自己为自己赎身的机会。老板会先确定姑娘的身价，然后再告诉姑娘，要赎身还得交多少多少钱，这笔钱一般不会超过500元，但从即日起到离开妓院期间吃、穿以及所给的零花钱等费用就得从姑娘的收入中扣除了。有可能的话，临走时，姑娘会从老板处得到40至80元的礼金。这样，姑娘就有了自由身，尽可以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多姑娘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好，她会马上搬到相好的男人家中去住。回自己娘家不太可能，因为姑娘们从小就离开了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有些姑娘会作为女佣继续待在付出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妓院，有些姑娘会去找一个端盘子的跑堂工作，有些姑娘也会找一个穷人，如黄包车夫这样的苦力嫁出去。有些就可能一辈子靠沿街乞讨为生了。到了这个时候，她们才会真正体会到，自由的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过去了。

　　坐在我房间里的翠兰姑娘给我讲述这些历史，讲述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她很高兴，能和一个对她们的身世感兴趣的人待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她们的命运不怎么为人们和社会所关注，就像四分之三的中国儿童，像那些在饥饿中挣扎、躺在门前潮湿地上睡觉的小叫花子，像一群行将倒毙的小猫。

　　这样的一个姑娘又能挣上多少钱呢？

　　在大众的嘴里，她们被称之为“花女”或“花苑女”。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宴请通常都不会在自己家中举行，而是在一个大的餐馆里以吃喝开始，最后在这种“花苑”——妓院里结束。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大型宴会是男人们独享的机会，一般都不会携太太参加。宴请结束以后，主人会将客人们带到“花苑”这种风月场所，让客人们继续与妓女们聊聊天、喝杯茶、吃点水果、也调调情。在没有外人参加的内部聚会时，人们也会选择去“花苑”，每个人都有一个姑娘陪伴着。男人们脸上堆着笑，姑娘们削苹果、斟茶，与男人们坐在一起。如果客人们有进一步的要求，姑娘还会倒在他们的怀里。客人们快活乐意，也可以对姑娘们动手动脚。一两个小时以后客人们离开，每一个客人会完全随自己的意愿给上1到3元。

　　社交女、陪聊女是“花女”的本职所在，其他的活动都只是附带的，所谓其他的活动对中国人来说也完全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不存在有伤风化一说。很多在中国理所当然的事，在欧洲人看来则是不怎么理所当然的。你想，在朋友和熟人的引领下走进这样的风月场所还会有什么“秘密的事”可言呢。

　　如果客人对一个有着诗意般好听名字的姑娘中意，那他可以再来，明天、后天或任何有兴致、有欲望的时候。他来了，再点姑娘的名，再一起坐在房间里，嗑嗑瓜子、喝喝茶（顺便说一句：有时还可喝到新式饮料——啤酒），嘻嘻哈哈、吧唧吧唧地调情、接吻、开玩笑。

　　男人为所有的消费只需付10元。

　　学抽鸦片第一课

　　时间已经不早了，翠兰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待在这里，我回答说，不，我不能待在这里，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还有约。实际上，我有其他考虑。

　　她恳请我留下，那就再待上一会儿，我也愿意。

　　“我们可以快点……”她边说边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吮吸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抽鸦片。”

　　我不能抽，但诱惑太大，很想尝试一下。我装模作样地、似乎有所顾虑地看看手表，摇摇正在权衡利弊的头说：

　　“可以，不过我只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满洲国”，鸦片买卖由“国家”垄断，没有私人交易。只有“国家”才能经营鸦片贸易，鸦片生产商也必须按垄断集团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国家”。对“国家”而言，鸦片交易是一笔很大的进账。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抽鸦片在这里不被禁止。所谓的鸦片馆以及其他一些抽鸦片的场所，如大多数中国的酒店或这种“花苑”妓院，均持有特别的许可证。许可证花钱就能买到，至于是否有利于大众卫生、健康之类的观点在这里是不用考虑的。鸦片馆的老板有责任每月向“国家”垄断机构上交最低款项，这是一笔相当高的款项（钱），这笔钱必须事先预付。鸦片馆是否、如何将负有义务的这笔款项转让给他人，“国家”垄断机构是不会过问的。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获得设店开馆、经营鸦片吸食生意的许可。

　　一个托盘放在炕的中央，托盘里有一支点燃的烛火、一根长烟枪、几包用纸卷起来的烟膏和一根长约20厘米的长针，这是抽吸鸦片必备的工具。烟枪是一根长约45厘米的竹管，烟枪的一头是白玉质料的烟嘴，在靠近烟枪的另一头管壁处固紧的是葱头形状的烟斗，烟斗是用来充填鸦片的。

　　吸食鸦片是一门技艺。首先，要在小小的烛火上方烘烤，要调和、配制烟膏，然后由抽烟者自己将烟膏放进烟枪。两者所具有的困难程度都必须在亲身尝试之后才会知道。

　　翠兰躺在炕上，将纸卷的烟膏展开——其实鸦片量很少，最多只有5到6克。她先用长针挑上这些黏稠的、呈棕黑色的烟膏团放到烛火上烘烤，待烟膏团溶化、沸腾、产生小泡后，再用手指将还挂在长针上的烟膏团捏揉成小小的颗粒，将揉成的小颗粒再次放到烛光上烘烤。这一过程重复两三次。最后，用手将烤得软软的、黏稠的烟膏团从长针上剥取下来，压成约1厘米宽、3厘米长、2毫米厚的烟膏条，再用长针将还没有完全冷却的片状膏条折叠成6块。

　　在这个准备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不能产生灰烬，以避免损害烟膏的纯度。待6块片状膏条冷却、硬化后，再在大膏条的折痕处将其切开，分成5到6个小膏块。一个这样的小膏块就可供抽吸一次了。

　　翠兰将小膏块再次插在长针上，放到烛火上再次烘烤，使其软化，将软化了的烟膏块揉捏成小颗粒塞进了烟枪的烟斗。塞进去以后，翠兰又用长针戳了戳被烟膏颗粒塞满了的烟斗口，以方便烟枪通气。如此这般，烟斗填装完毕，可以吸食了。整个准备时间大约需要10至15分钟。当然，翠兰已经是训练有素，职业使然，这是她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门外汉不仅需要的时间长，还毫无疑问地会将烟膏烧糊、损坏。

　　翠兰将装好了的烟枪递给我抽，我谢绝了。我请她先抽，做个示范，她害羞地接受了，毕竟吸食鸦片在这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好的放荡行为。此外，作为女人，让她先抽，也会使她感到难为情。

　　在中国，男人是主人，女人是仆人，先男人、后女人，连进门都很少让女人走在前面的。大男人高人一等在前，小女子卑微谦恭在后。如果一个男人在自己未做一件事之前破例让一个女子优先做，对女子来说，则是一个莫大的恭维和客套，一种少有的敬意。尽管翠兰知道，欧洲人的习惯不同，但对我请她优先仍心存感激，同时也觉得有些羞怯难当。

　　填满烟膏的葱头形烟斗放在烛火火苗的上方，在烟膏煮沸燃烧的过程中，翠兰以独特的方式短促地、不间断地迅速对着烟嘴一口一口地吸着，深深地吸进肺部。烟雾在吸进肺部的同时又从鼻孔里喷了出来。将小小的烟膏球吸尽，大约需要足足一分钟。抽吸不能间断，不然的话，煮沸的烟膏团会将烟斗内细小的烟流通道堵住。

　　翠兰就这样连续吸食了三泡鸦片烟，她将准备好了的第四泡烟递给了我。看来，第一个回合吸食三泡已经足够了，现在轮到我了。她仍然躺着，目光虽有些呆滞、混浊，但看起来还很清醒，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

　　翠兰，你现在感觉如何？微亮的烛光映照着她的脸颊。我躺到了油灯的另一侧，我们面对面地躺着，中间是吸食鸦片的用具。我很激动，心跳在加快：

　　“抽吸鸦片！陶醉鸦片！鸦片天堂！”

　　翠兰姑娘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呼吸，如何不间断地、深深地吸进肺里，又如何同时将肺里的烟雾从鼻子里喷吐出去，等等等等。

　　烟斗又一次放到了烛火火苗的上方，烟膏沸腾了。我开始抽吸。一个生手开始总是会显得急促、神经质的。烟雾渐渐飘进了口腔，我尝到了一丝丝令人回味的清甜，一阵适意愉悦的酸涩，一种难以定义的混杂着糊味的中草药香味。我琢磨着、抽吸着——由于吸食的方法不甚得当，烟雾没有吸进肺叶。出现故障，我呼吸急促，像刚刚跑完了100米的赛程，烟斗里的烟流通道被堵住，我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翠兰再一次耐心地解释说明，教我在吸食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在吸烟的同时呼气的方法，婉转的声调轻柔动听。

　　烟斗的通道又打通了，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这一次强多了，好几口都吸进了肺叶。但又是一次不自觉的、欠灵活的呼吸停滞，烟斗的烟流通道又被阻塞住了。

　　不过，我的第三次尝试近乎成功。

　　这次，翠兰满意地笑了，笑我的成功，也笑我表现出来的笨拙和愚钝。她的面部表情是幸福而又平和的，她的眼睛放射着光芒，眼神清醒而又动人。她是多么的幸福啊！无忧无虑地平躺着，伸展着四肢。

　　“啊，生活真是上天的一个美好恩赐！”她梦呓般地自言自语道。鸦片已经融进了她的血液，开始发作了。

　　不过，我的感觉还没有上来。好，再吸上一泡，翠兰为我又装上了一杆。这一次吸食可以说是完美无瑕了。翠兰姑娘在自我消遣，我在不断地抽吸、吸着、吸着……还太清醒，还很费力，慢慢地、慢慢地轻松了，抽吸自如起来了，白色的雾团浓浓地从鼻孔里喷出。鸦片烟雾深深地沁进肺叶、融入血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浓烈。

　　再抽第四泡，姑娘能做到的，我几乎都可以做到了。

　　我继续抽吸，越来越简单、熟练，自如得竟像一个老烟膏子了。我的肢体在梦游中徜徉、在催眠术中飘飘然，我沉浸在愉快的、浪漫的、对已经逐渐远去的过去的回忆中。

　　我瞅着翠兰，她变年轻了，更年轻了……我们像是老相识，她完全信赖我。我认识她已经很久很久了，从学生时代起……我认识她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女伴……我感觉是如此的好，飘飘然，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烟膏烧完了，我把烟枪放到了一边，继续躺着。就这样躺着吧，长久的、永远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幸福……就像躺在德国北海细软的沙滩上。我的心灵此时正随着白云在自由地翱翔，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我没有昏迷、没有恍惚，我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想象还十分活跃，甚至有些自主，有些放纵。人和事、情与景在我脑海迭出。我一下子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忘记，包括儿时读过的寓言故事，我现在都几乎可以凭记忆完整地复述出来了。

　　我没有醉，只是失去了重量，没有了忧愁……

　　我的思辨力还完全正常，还十分理智，我分得清大和小，没有糊涂。一个杯子掉到了地上，下落得并不快，地上是打碎了的瓷片，一如平常。我说话的语音语调也完全与平时一样，不轻、不重，没有像发高烧那般胡说。只要我想讲，我就可以讲，可以长时间地讲。讲述久远的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中的所有细节，而且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但我没有讲述，甚至连话都很少说。

　　翠兰还在安静地、认真地吸烟，她给自己又装上了一泡。我的思绪仍萦绕在脑际，我的理智甚至还十分强势，十分清楚我现在的处境。

　　我站了起来，一点没有晕乎的感觉，走路也与平时一样，只是稍稍有点儿轻飘感，要稍微用点劲。我发现，我完全正常。房间门框的绿色令我心旷神怡，因为它是那么的美丽，能使我想起在德国图林根（thuringer）森林散步时见到的鲜亮的绿苔——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绿苔位于何处，是和谁一起散步时见到的……那是一个春天。试想，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理智，还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对绿色产生好感吗？

　　我还知道，我要离开了，我似乎有了些许恐惧和担心。

　　我叫了一声：“翠兰，叫你小家伙也同样好听，或叫你丁香嘴、或其他什么名字，让我……我想回家了。我想……我会再来的。谢谢了……再见！”

　　翠兰笑了，我会再来，她很高兴，我要离开，她也很高兴。她领着我穿过过道，直到大门口：

　　“再一次，再见！”又一次告别。

　　我给了看门人5毛钱的小费，他谢过并笑开了，露出两排难看的黄牙。

　　我站在昏暗的前院，小叫花子们还三三两两地躺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孩子蜷缩着身子正在一个大空筐里睡觉。来时的思绪又浮现了出来，我想给几个小铜钱，好让孩子们明天吃上一顿早餐。但是，他们都熟睡着，我又不忍心惊醒他们。好好睡吧，我跳过睡着孩子的筐子，轻轻地……

　　街道上仍灯火通明，彩色的人流木偶般地来回移动，生动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知道，我人在中国——悬浮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的身躯，在异国他乡，出于纯粹的高兴，带着轻快的、飘飘然的步履，融入到了耀眼的五光十色之中……

　　“嘿！黄包车……”

　　一个苦力死了

　　一个年纪较大、面容慈善的老人坐在花园的藤椅上，惬意地沐浴着阳光。一条牧羊犬温顺地躺在老人的身边，犬的口鼻平置于交叉着的两只前腿之间，闭着眼睛，同样舒适地沉迷在午后温煦的阳光之中。除此之外，花园里别无他人，静悄悄的。

　　靠墙边直立着一排结着硕大石榴的石榴树，石榴果长得像一个个大洋葱头，果尖已经开裂。花园的门前停放着一辆辆黄包车，车夫们坐在车的踏脚板上等候着从酒店里出来的客人。几个车夫正靠在车上闭着眼睛打盹儿，还有几个正端着烟袋抽旱烟，一个车夫买了一个大西瓜，正埋头出声地吸吮着那水分饱满的红色瓜瓤。

　　坐在花园藤椅上的是酒店老板凯宁格（keining）先生，牧羊犬就是他养的。以前，牧羊犬常陪着“主人”赴兴安岭捕猎豹子、雄鹿、野猪等野兽。现在，牧羊犬老了，加上山里强盗出没越来越多，或者如当地人习惯说的土匪团伙日渐猖獗，危险性太大，凯宁格先生也已经多年没有进山打猎了。当然，牧羊犬不知道这些，它还没有放弃进山的希望，还期待着能有一天再与“主人”进入自由野生狩猎区。牧羊犬训练有素，只与野生动物搏斗，从来不对人狂吠，罗尔夫（rolf——牧羊犬的名字）是一条既勇敢又忠诚的猎犬。

　　劳工居住区的街道，在我们看来，他们贫穷的生活难以言表。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我正好出席了一个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回来，这个发布会是日本官方机构专为外国记者举办的，在发布会上能知道一些公开的最新新闻。

　　“您好，今日的发布会上有什么新闻吗？”见到我，凯宁格先生问道。

　　“您好，凯宁格先生，都是一些寻常的新闻，诸如令人担忧的生存环境，猖獗的土匪活动……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颇令我吃惊的是方才在回酒店的路上见到的惊人一幕……”

　　“是的，是的，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们就像坐在*桶上。如果哪一天苏联的轰炸机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下一颗颗‘鸡蛋’，我是一定不会感到奇怪的。很快将这座城市……”凯宁格先生没等我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话茬。

　　“啊，说什么呢，我说的不是政治性的匪患事件……我说的是酒店前面那个墙角垃圾堆旁发生的事儿。平时我们经过垃圾堆时都得屏住呼吸，今天却不同寻常地围着许多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们，大家都围成一个圈子，那个角落里到底有什么我开始并没有看清。只听见人们在笑、在喊叫，还说出了不少痛惜怜悯的话。一个茶水贩子，还端着一大壶热水在那里叫卖，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他就指望能卖茶水赚上几个铜板。”我说道。

　　凯宁格先生点点头又说道：

　　“是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卖茶水的，即使是待上几分钟。在中国，喝茶就像美国人吃口香糖一样。中国人每天、每时、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喝水，要不然，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么多的口水呢！只能这样解释，中国不仅是一个微笑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多痰的、多唾沫的国度。”

　　我接着往下说：

　　“好奇心往往会大过来自神经谨慎的告诫和警告。尽管从垃圾堆方向飘过来的空气难闻——虽说还谈不上有令人作呕的恶臭，但我还是一步一跳地踩在咯吱咯吱作响的烂泥地去了那围站着许多人的垃圾堆边上。垃圾堆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厨房里扔出来的污秽之物、破烂的衣服、坏掉了的草帽沿子、各种不同的破碎盆钵、腐烂了的西红柿、一堆堆切下来的瓜皮……围观的人带着浓厚的兴趣到底在关注什么呢？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人们没有被那‘美好的气息’熏倒而能在此长时间地逗留呢？是垃圾堆上爬行着一个奇怪的动物？还是有一个不寻常的大昆虫？您想想看，凯宁格先生，说不定是一个中国巫医正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吹嘘他神药的疗效，久病衰弱的穷苦病人没准正欣喜若狂地站在那里喝着巫医叫卖的‘可口的康复药水’呢。在中国，这种吸引人的场景我见多了。当然，我没有半点贬低中国医生的意思。中国医生‘原始蒙昧’的经验疗法往往能够收到奇妙的效果。”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凯宁格先生强调。

　　“我终于完全靠近了围观的人群，我询问人群外蹲在大茶壶前的卖茶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这都是一些没事干的人，那里躺着一个快要死了的人……先生，您想来一杯茶吗？一个铜钱一大杯完全沏好了的茶。’他竟不失时机地做起了我的生意，五六个盛满了茶色水的杯子就放在他身前的地面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面！尽是些肮脏垃圾和腐臭食物。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臭气算不了什么，在这点上，中国人显得十分不可思议，讲究卫生不太符合中国人的特点。”

　　“我十分清楚这一点”。酒店老板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个行将死去的人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我继续问卖茶人，我的神情甚至有点尴尬。因为我想争取点时间，我不想这么快就走过去揭开人们围着的‘谜底’。我克制住出于本能的反感，要继续向前走。我设想了最坏的结果，见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怎么说都是有点不吉利的。

　　‘谁知道，死人是否有亲戚，亲戚又在哪里呢’？卖茶人回答道。

　　‘警察也不管吗？’我又问。

　　‘警察来干什么！警察有别的事干！人都要死了，他们还能帮上什么呢？帮不上什么了’。说到这里，卖茶人看起来也不想再接话茬了。他转过脸去，对着围观的人群又开始有声有色地吆喝起来：

　　‘滚烫的热茶啰，一个铜钱一大杯啰。’那吆喝声像是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凯宁格先生插上一句。

　　“我拨开众人，拓开一条路继续走近‘谜底’。在经过了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孩时，孩子啃着苹果抬头看了看我，眨巴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笑咧着嘴对我喊叫道：

　　“他死在那里了！”边喊还边用小手指着前面的坑。

　　围观的人都哄笑了起来，笑这位孩子的俏皮活泼，笑他这么迅速地就与一位‘陌生的鬼佬’搭上了腔。凯宁格先生，接下来的情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我真切地看见了：一个用破布裹着的人躺在那里，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人的身体周围是垃圾、腐烂发臭的水果、石块、破碎的陶罐以及装过杀虫粉剂的马粪纸盒子，我看到了纸盒上贴着的绿色商标。皮包骨似的干瘦躯体从头到脚都是肮脏的，双脚光着，手臂上一个糜烂溃疡的大毒疮正流着脓水，数不清的苍蝇正叮在上面。同样的一个毒疮从左腿的踝关节一直延伸至小腿肚上，已经完全腐烂掉了。一只手因疼痛紧紧地插进了潮湿肮脏的泥土，另一只手则痉挛抽搐地将一条脏兮兮的旧麻布毛巾盖在头上。

　　我看见了人行将死去的这悲惨的一幕，悲惨的模样完全超出了我之前最坏的想象，我无心待在那里，得马上离开，您怎么都想象不出我惊讶的程度。小孩还是笑逐颜开地在啃着手中的苹果，围观的人们还在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甚至还有一位怀里抱着孩子哺乳的妇女，卖茶人仍隔一段时间就吆喝上几句。一个人——还活着的人——就在众多围观者的眼前腐烂！没有人考虑该做点什么。这可是一个人就要死了啊！”

　　“是的，是的……可谁又能够探究到中国人的心灵呢？中国人民是亲切善良、有人情味、期盼和睦、勤劳努力的人民，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人民、有无限创造力的人民。但这里的这群中国人，面对一具行将腐烂的活人躯体竟无动于衷，像是在围观一条令人感兴趣的、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蠕虫……这种情景在这里我见多了。”凯宁格先生说道。

　　“还有更让人寒心的。我给卖茶人一个铜钱，指望他能端上一杯热茶给那位躺在垃圾堆上的病人喝。可他，很快将钱塞进口袋说道：

　　‘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喝水了，况且，谁又愿意走过去呢！’说话间还笑了起来，嘿！他竟笑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就会死的。’他还在我的身后喊。可我已经走远了，我逃跑似地离开了垃圾堆和那个已经腐臭了的、但还活着的人。”

　　“之后，我急急忙忙跑到了在不远处执勤的警察身边，想请他去看管一下那个病人。可他十分友好地笑了笑对我说：

　　‘我已经见到他了，但我必须待在这里。我的主人现在正在他的私人墓园里，他的第六房太*葬在那里。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号，是我们祭奠死去亲人的日子。人们在坟堆上焚烧金、银纸钱。’他十分风趣地继续夸夸其谈：

　　“许多豪华的美国轿车停在街边。‘瞧，那是他的车。’

　　‘他与他的三房太太今天都在这里，儿子也在。我的主人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他的私人住宅连同花园就像一个豪华的宫殿。’

　　每年都有大量的苦力（主要来自山东省）来到这个新建的“国家”，他们期盼着能在这里得到工作和较好的生活条件。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但那是什么？”我用手指了指离这里不足30米远处垃圾堆旁围观的人群说道。

　　‘嘿，嘿，那只是一个穷人死了！’他不解地边说还边笑。”

　　“对此，您也说得太可怕了。”凯宁格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个钟头了……阳光明媚，石榴马上就要成熟了。走，我们进去吧，去酒吧掷骰子喝上一杯，我想给您讲一个更加有趣的故事。”

　　不思考危险、不思考战争、不思考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在花园里，人竟莫名其妙地联想起了毫无关联的石榴。

　　即将成熟的石榴在厚密的绿叶丛中呈现出金黄色和红色的光芒。

　　奉天城里的神树

　　我们穿过酒吧大厅，牧羊犬罗尔夫慢吞吞地在前面走着。

　　大厅里，几个坐在那里的客人都纷纷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打招呼：

　　“how do you do？（你好吗？）”

　　互致问候是这里有钱人一个十分寻常的礼节。此外，他们也都是常住酒店的熟客。

　　坐在皮沙发上的是郭将军，“满洲国”的“副军政部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从“首都”“新京”来这里开几天会，并下榻这家酒店。

　　坐在大堂角落沙发上的两位老人是“皇帝”溥仪的叔伯，他们刚到奉天，用过午餐，正坐在这里短暂休息，以解除长途旅行的劳顿。今晚，他们还得乘坐夜间特别快车去“新京”见侄子——“皇帝”溥仪。其中的一位“叔伯”，其生动的形象与一张传统中国画中的老叟形象别无二致：高高的额头刻下了长长的弧状横皱纹、长且浓密的白胡子、稀疏的头发像是人工插在毛孔上似的。

　　在绿色沙发上半躺着的是一个矮个子日本人，我们这些当记者的都很熟悉他——一个日本秘密警察。平时他总是表现得那么和蔼和友好，一小撮黑胡子点缀在他鼻子下面，我们“欣赏”他都得十分小心谨慎。只要见到他，我一般都会请他喝上一杯。

　　“hello, have a drink？（哈罗，喝一杯吗？）”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有的是时间。

　　几位中国女人带着孩子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透过酒店妇女休息室的门，我看见里面坐着好几个人。一位正在翻看杂志的妇女是大帅张作霖的太太，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了。她正在与日本人交涉，要收回那些被没收的别墅和地皮，也就是那座“空空如也的宫殿”。这位过去的“中国无冕皇后”看起来还是那样高傲，黑色的中国式旗袍很好地展示出她窈窕的身段，亮闪闪的钻石插在黑色的头发上。尽管日本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丝毫也看不出一点受穷的迹象。

　　几位德国妇女也坐在这个房间里，她们正在一张小桌子上玩着扑克牌。经过房间的时候正好听到其中一个在唠叨：

　　“今天晚上，我先生从哈尔滨来这里出差，真希望不要再遇到偷袭火车的土匪了！”

　　在酒吧间里我们坐了下来，日本秘密警察也跟了进来。

　　“那位去北方采访的德国记者是您的同事吗？”秘密警察问我：

　　“为了对苏联边境的局势进行报道，他去了‘远东的凡尔登’黑龙江，几个星期一直都没有音讯。他回来了吗？我们有些担心，那个地方经常有土匪出没，不安全。如果有绑匪……以及这……”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自从他出发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

　　“今天，您想喝点什么呢？啤酒？苦艾酒？或来一杯杜松子酒？”我问他。秘密警察开始讲述一些日常新闻——大概他感觉到有义务要说点什么，因为我们在掏钱请他喝酒。

　　“今天下午有两个欧洲人在柏岭（原文为

　　beiling，根据原文音译——译者注

　　）遭到了土匪袭击，作为人质被抓起来了。绑匪索要赎金2万美金，不然不会放人。”秘密警察说。

　　“如果不交赎金，土匪会把他们二人怎么样呢？”

　　“怎么样？”凯宁格先生插进来说道。作为一个“老东亚”，他经常接触这样的事，深知这种情形。

　　他介绍说：“绑匪抓住这些人质以后，一般都会先寄上一封写有期限的通牒信函，令24小时内交出赎金。反之，就会把人质‘干掉’。难道您完全没有听到过有关绑匪劫持人质的事件吗？”凯宁格先生带着些许德国威斯特*方言激动地继续说：

　　“可怕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过！这可不是开什么玩笑！您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

　　在这期间，日本人已经将酒喝完，想离开了。不过，他还是三言两语地很快将他的故事讲完：

　　“一个美国人，顺便说一句，是一个犹太人。”日本人一张笑脸对着我们。

　　“犹太人正想与他的俄罗斯籍女朋友在公园里举行野餐，可就在他们将地毯在草地上漂漂亮亮地铺好的时候，灌木丛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对他们说道：

　　‘天气真好，是吗？跟我走吧！’说话间手枪已经掏了出来……算了，还是不说了……让我们做最好的设想吧。”秘密警察言简意赅地评论着。

　　“美国领事馆反应比较激烈……对不起，我有急事，得走了！many thanks! good bye！（多谢了，再见！）”

　　付之一笑，秘密警察走了。

　　“再来一杯啤酒，好事成三！”凯宁格先生提出建议。他好像已经在思考另外的问题了。

　　“ok！”我附和着。

　　凯宁格先生掷着骰子，滚动的骰子发出骨碌碌的响声。

　　“好，凯宁格先生，好事成三！”我们都会意地笑了。

　　“我差点忘记了，我说过要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你一定很喜欢听。”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在座，老板凯宁格先生也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

　　“您一定知道‘大和酒店’前面的一个大广场吧，‘大和酒店’是我的竞争者。那里兴建了一些现代化的砖房建筑，日本警署、横滨正金（yokohama specie）银行和朝鲜（chosen）银行都坐落在那里，斜对面是‘满洲铁路总局’，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人们经常经过那里，除了建筑物，广场上没什么可看的了，只有几个石头堆和一棵高大年迈、叶子几乎都掉光了的大树，巨大的树冠在背景天空衬托下形成的黑色剪影像奇特的海底植物。没什么特别之处，过路的人不会特意关注广场或广场上的这棵老掉牙的枯树以及那些石头堆的，人们只是为了抄近路才横穿广场。

　　昨天，当我偶然地再次经过广场时，您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那棵老掉牙的大树已经被数百人围起来了，整个广场上都是人。人们拥挤着、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地用力往大树近前靠。我暗自思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一条狗陈尸树下吸引了围观凑热闹的中国人，也可能是一个日本商人为做商品广告在向中国人免费派发手巾什么的。这种商品促销宣传在这里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我继续前行。

　　五个小时以后，当我返回再次经过广场时，不得不深感惊讶！嗬！广场上竟人山人海，比先前要拥挤多了。我想，这下该走近探个究竟了。

　　广场上甚至还临时支起了卖水果、香烟、茶水、副食品的摊位，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挤在一起，穷人、富人、叫花子、久病不愈的、咳嗽的、哮喘的、嗓子嘶哑的，有坐黄包车来的，也有坐小轿车来的……都在往广场中心的那棵老树近前挤。老树上已经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红色布条，布条上书写着黑色、银色、金色的中国大字，熠熠生辉。

　　我试图挤进去，但终因人太多、人墙过于严实而没有成功。在人墙外围，我与近旁的一位中国人聊了起来：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一棵神树。’他告诉我。

　　‘什么？神树……怎么突然间就变成神树了呢？几天前还没有人理睬它。’我说。

　　中国人耸耸肩回答道：‘嘿，我也不知道，就是如此。如果人对着神树祈祷作揖，就可以消灾祛病。只要你供奉祭品，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也正因为如此，树上挂满了红布条，人们在布条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在树根处摆上了祭品。你难道没有看见，人们在树下的火堆旁干什么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疑惑不解。

　　‘这是一棵神树，’更多的，中国人也说不出来了。

　　一棵神树！对相信迷信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理性解释的，特别是对那些狂热的‘信徒’。

　　我继续向前挤去，推着、搡着，夹在这群体弱多病、受痛苦折磨的人中间动弹不得。吐痰的、咳嗽的、喘气的、*的……人人都有病痛，都需要神树显灵。挤在这些不拘礼节、举止随意的病人和体弱者中间，一个健康人的难受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止不住要咳嗽起来了。一个人将痰吐到了我的胳膊上，站在我后面的一位患红眼病、正在流泪的妇女，由于在拥挤的人群中无法抬起手来揉眼睛，为了止痒，她竟将红得发烂的眼睛使劲地在我的背上磨蹭，真令人恶心。我站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受到了挤压。我想，一个人即使没病，在这里也可能什么病都染上的。

　　“在人群的簇拥下，我几个小时后才靠近了大树。暮色已经降临，树底下的燃烧的火焰更显明亮，黑暗中，大树树冠闪动着红色的火光光斑，像一只传说中的阴森可怕的神秘动物麒麟仰朝着天空。火堆前的树根旁跪着体弱的叫花子、病魔缠身的苦力，也有生活富裕、受病痛折磨的别墅拥有者和政府公务员。他们双手合十，磕头跪拜，一遍一遍地，口中念念有词，吟诵着虔诚的祈祷语，怨诉着、哭泣着。他们用手将火堆中已经燃尽的、冷却了的灰烬小心翼翼地拨成小堆，然后在灰堆前再磕上几个头，为的是能用纸袋将灰烬包好带回家中。”

　　“为什么？”我问。

　　“在家里，他们将这种神化了的灰烬作为治病的药粉撒进汤里、茶水里或任何一种煮开了的水汁里喝掉。神灰可以治疗所有的病痛、可以将空瘪的钱包填满、可以给信徒重新开始和取得成功的勇气。这种迷信目前在中国还很盛行，不仅一般的平民百姓、就连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包括在欧洲留过学的人都深信不疑。

　　“群众的狂热情绪往往会排斥少数人理性的逻辑思维而直接创造奇迹。这也是事实，人们虔诚接受的这种迷信有时候还真能解决问题。例如，我就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喝了数年撒有这种灰烬的汤汁后，瘫痪的双腿竟突然间痊愈了。他只认可‘这是神的力量’。

　　“可以理解的是，这种个别成功的例子证明了神树的神奇，也就能不断地吸引善男信女们前来朝拜。神树的轰动效应直接显示出了它存在的意义。一个小小的建筑场地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各地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了，人们不得不挤到邻近的大街上，因此也很快给街道交通带来了不便。报纸也开始关注报道这一突发事件。狂热的情绪使人们聚集成团，人人都在奋力地往神树近前挤靠，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事故的发生，体弱患病的人被挤死，小孩被踩在脚下……

　　“每一个有病的人都听到了偶尔成功的病例：失明的人重见光明、瘫痪的人站了起来、久不怀孕的妇女突然挺起了肚子、贫穷的人一下子中了六合彩，等等等等。报章杂志上的白纸黑字、新闻照片报道的成功例子，都极为有效地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

　　“事情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造成了这里的交通瘫痪不说，围绕着神树，狂热的信徒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打架斗殴，叫骂连天，事故一个接着一个。很快，一个有着70万居民的奉天城迅即陷入了混乱之中。

　　“警察不可能长时间坐视不管，日本宪兵队也赶过来了。宪兵队将愤怒的人群分开，警察则把神树围了起来。报纸也按官方的要求统一了口径：说这是胡说八道的迷信。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二天还是涌来了大批民众，与警察对峙，试图冲破警察防线靠近神树。

　　“怎么办？警察局的头儿在会议室里寻求良策。如果将神树砍掉，则无法面对狂热的民众，将会带来更大的地方暴乱，这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一旦失控，它甚至有可能蔓延到中国各地，引火烧身，形成反对日本人的暴动。民众起哄事件是不能简单地靠武力镇压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报纸仍在连篇累牍地进行疏导宣传，神树仍由士兵们守护着。为了禁止人们靠近，在离神树20米开外的地方还拉起了一道铁丝网。不过，神树还是站立在原地！”

　　说到这里，凯宁格先生在座位上往后靠了靠，又要了一杯威士忌酒。

　　“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我思索着，“是何迷信？怎么产生的迷信？怎样产生的谣言？”

　　“这个故事是如此的不寻常，它还有续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力量。”

　　“什么，这事还没完？”我饶有兴趣地插话。

　　“至少还有一个真正关心‘神树’的人——一个中国人，他本是神树所在的那片广场的拥有者。由于广场地段好，他本想在这块闲置的土地上建一座大楼，使资本升值。可中国人的计划落了空，日本人不仅不给他发放建楼许可证，还要求他必须将这块地转卖给另外一个日本人。

　　“当然，这个中国人相当气愤，他对日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怎么办？无计可施！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广场上的树是一棵神树。他把这个梦说给周围的朋友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很快传遍了全城。民众的骚乱就是这样引起来的。

　　“现在，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棵树是不能砍了。鉴于目前这种局势，日本当局也不会给买下这个广场的日本人发放兴建大楼的许可。神树一天不移走，这里就一天不许大兴土木。神树不能砍，这个日本人暂时也只能干着急，他的投资就只能冻结在这里，不能动用，不会产生利息。

　　“‘chué-gei（活该）！’中国人这样诅咒并暗自拍手称快。”

　　有着丝绒般眼睛的男人：土肥原贤二

　　“哈罗！这样进去是不行的！”当我站在日本餐厅的进口正要越过门槛走进去的时候，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把我给拉住了。

　　“您是不能穿鞋进去的。”他告诉我，“这是日本人的习惯，进屋之前要脱鞋，在屋子里只能穿袜子行走。”

　　不穿鞋？这未免也太难堪了吧！如今，谁穿的袜子上不会有几个破洞呢？不管怎样，当我把两只始终保持着无可指责的外表的鞋脱下来的时候，我的两个大脚趾头就像两只大蜗牛似的不安分地从袜子洞里钻出来了。幸运的是，这位在东亚生活了24年的英国记者，针对这一习惯已经做了准备，他总是善解人意地随身携带着几双完好的备用袜子，以便在必要时能给自己的同事穿上。他笑着从外套里掏出一双给了我，我轻声地向他道了谢。

　　我穿着新袜子轻轻地走在打了蜡的光亮地板上，沿着餐厅里曲曲弯弯没完没了的狭窄走廊，走进了一间屋子。主人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日本人的屋子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能落坐的唯有铺在地板上的草席垫子。

　　在遍访中国关内各省之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doihara）先生又回到了奉天，今天利用招待外国记者吃日本餐的机会接受采访。正如大家心里所想，我们每一位记者都对他甚感好奇。在远东，土肥原贤二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最着名、也是最令人敬畏的人物。

　　有关土肥原贤二先生的这次访问旅行已经在不同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了，他拜访和接触了中国关内各省地方大员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与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也进行了接触并举行了私人会谈。人们私下议论他的这一重要的试探性的访问活动，其目的是想为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赢得中国支持，或者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迫使中国东北部与中央政府分离，再渐渐地过渡到其他日本直接感兴趣的地区。

　　早在1931年以前，土肥原贤二就已经逗留在中国了，他一直在暗中阴谋策划溥仪的“满洲国”政变。土肥原贤二先生还是1931年将“皇帝”溥仪偷偷劫持到“满洲”的当事人，是他一手操纵了这一行动，正是这“多事之秋”使土肥原贤二名声大振。

　　作为东京委任的临时全权代理，他处理事情十分干练——但他从来不直接以军方的名义出现，在事件双方中，他总是以秘密间谍、特别外交官、新闻发言人、行政官员、咨询人、私下的说客、牵线人等身份出现。哪里要做点什么，土肥原贤二就会以合适的角色出现在哪里，但都是暂时的。例如，1931年，他突然就被任命为奉天市的“临时代理市长”，在这个紧要时期，管理着“满洲”这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也就短短一段时间，局势稳定后，他又退到幕后，隐入暗处，回归他的特务本行。

　　日本大陆政策的灵魂人物：土肥原贤二将军（左）。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土肥原贤二的能量、作用在于不公开，他是日本“满洲”政策的精神领袖。他的人格力量总是短暂地在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上显现一下，以便日后再次隐身于神秘沉寂的黑暗之中。如此人格，会特别地招来很多议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土肥原贤二现在是“日本南满军事顾问团”团长。“日本南满军事顾问团”是一个分支相当缜密的秘密情报机构，分支机构遍及“满洲国”各省的重要地区，甚至还分布在边境地区。当然，是作为非官方的机构存在。人们把土肥原贤二的情报机构形象地称之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精神网络”。

　　关于土肥原贤二的传闻可以写上厚厚的一本书，他的人格特点一直都是人们乐意追逐的热点。只要事件一发生，不管在什么地方，土肥原贤二都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如果他出现在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马上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受到攻击。因此，人们送他外号“风暴之燕”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还根据他的性格特征送给他了一些其他特别的绰号，如“满洲的劳伦斯（lawrence）”、“血钢两面人”、“披着羊皮的老虎”，等等。现实中，他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与扮演战争使者的角色一样多。人们常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或长或短地成为日本的领地。”

　　土肥原贤二先生是日本人中的“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大多数人都很畏惧他。

　　土肥原贤二的政治主张，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机智灵巧地将它隐藏在慈善的笑脸后面。他的政治主张是形成日本亚洲大陆政策的一种隐秘的思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所谓的东京内阁、陆军部以及关东军起关键作用的维护者。尽管他拥有日本军衔以及全权代表的身份，但这些特殊的官方身份他从来就不显现出来。他更像一个中间人物，像一阵“阴风”，一个“不可捉摸的隐身人”，忽而这里，忽而那里。中国大陆上15年以来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都与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其目的就是要努力使中国屈从日本。就在他跨上座驾的时候，车里发现了一枚*，但没有爆炸。

　　一走进屋子，一个身材魁梧、腰圆背阔、像一尊佛似的双腿交叉、盘坐在榻榻米上的男子站了起来，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就是邀请我们来的主人土肥原贤二先生——一个和蔼亲切的人，举止礼貌、态度诚恳，一对深邃的黑眼睛柔软得像黑丝绒。他几乎一直面带微笑，这是一种具有嘲讽意味的笑、一种令人费解的笑，但尽管如此，给人的感觉还算良好。

　　一个简短的、就日本礼节而言并不讲究的、笑比说多的日本式欢迎仪式结束以后，我们被土肥原贤二先生领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吃的东西已经摆在房间里低矮的饭桌上了。三个小饭桌，四人一桌蹲坐着，长时间蹲坐在榻榻米上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十位娇小玲珑的歌妓穿得花枝招展，轻盈地像蝴蝶一般在桌子边飞来飞去地为我们服务。每个桌子的中间都放上了一个小炉子，炉子里燃烧着通红的木炭块，歌妓们拿着精美的小扇子不时轻轻地摇着。摊在桌上的不同菜肴都将直接放在架在我们眼前炉子上的锅里烹煮。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生菜的情形，以及从生到熟直至美味可口的全部烹饪过程。

　　日本餐的品种大多是鱼类，如蚌、金枪鱼片、龙虾、鳌虾。还有小的去刺鱼片、不同种类的蔬菜以及类型独特的熟面食。小巧玲珑的歌妓夹所有的菜都用筷子，一次接一次的，以一定的、合乎日本烹饪艺术的顺序要求，将生菜夹送进木脚架上汤汁沸腾的锅里……

　　值得一提的是，蹲坐在榻榻米上也并不像刚开始那样觉得难受了。人甚至可以不坐，舒适地半躺或全躺着，还可以脱掉外衣，解开衬衣扣子，以便使自己躺得更舒适一些。敞开衣领、挽起袖子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不合礼仪之嫌的。

　　很快房间里热了起来，热得使人立即想到，要么放点新鲜空气进来，要么自己再脱掉一件衣服。这个念头还没来得及从我的头脑中冒出来，就看见一位正欲脱衣解带的日本人，他大概也有我这种想法。只见这个日本人走出了房间，大约一分半钟后又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可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个日本人脱掉的不是上衣，竟是裤子！他穿着内裤就这么随意地坐下来了。我自然是感到十分惊讶，可其他客人，包括土肥原贤二将军却都是一副毫不在意、熟视无睹的样子，漂亮的歌伎们对这位只穿内裤的客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刺激和恼怒。此情此景，我不得不接受：这也是一个习俗，无伤大雅，没有什么不得体的。

　　锅里的菜肴慢慢熟了，在将军和歌伎们礼貌的要求下，我们开始一块一块地吃了起来，一小块一小块的，就筷子能夹住的那么一点点。我使用筷子的技术还不到家，无法大口大口地享受。我们端举着精巧的小瓷杯，品尝着被日文称之为sakki的日本清酒，频频举杯欢饮，对酒畅谈。

　　慢慢地，气氛营造起来了，大家可以开始交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吗？”一位记者向土肥原贤二将军提问。

　　“在中国的北方、南方和中部地区，民众是怎样欢迎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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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嘛……”土肥原贤二先生说着，并令人捉摸不透地笑了起来，那是一张变形的、感情冷漠的脸。丝绒般黑色的、沉静的、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一直盯着地板。此时，土肥原贤二将军正好在费劲地下咽一块金枪鱼片。

　　“民众我倒没怎么注意，但所到之处的政府官员对我都表示了衷心的欢迎。我的这次访问实际只是在表达一种礼节性的姿态，几乎没有举行真正的政治性的会谈。就我从公开的报刊中了解到的……”举着筷子，他又夹了一块玫瑰红的蚌壳肉扔进嘴里，边嚼边说道：

　　“……中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未来。就我的感觉，中国人现在也开始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了。”

　　说到这里，走进来了一群手抱琵琶的女子和一位穿着燕尾服的男士，一个魔术表演团进来为客人们的交谈助兴。魔术表演的招式十分老套，其目的还颇具政治意味。

　　魔术师先左右挥舞着一面丝绸面料的硕大中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揉成一团，合握在空空的两掌之间，然后询问观众们：

　　“你们猜，将会变出一面什么旗帜？”

　　“日本国旗！”土肥原贤二将军竟令我们深感惊讶地叫喊了起来，音量之大令在座的人难以置信。

　　魔术师慢慢将两手打开，谜底终于揭开，一面约4米长的日本国国旗出现在我们眼前。

　　魔术师的表演赢得了客人们的热烈掌声和满堂喝彩，最开心的笑声还是出自土肥原贤二将军自己。他生硬地咽下一口沙拉菜后就不停地咳嗽了起来。

　　“沙拉菜似乎都要从两只耳朵里喷出来了。”有人这样小声地议论道。必须得马上有人过来给他捶背，以免窒息。可未等咳嗽完全止息，他蓝红色的脸上又堆起了干笑，并说：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你们记者——咳！咳！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答案！”

　　一席话又引起了一阵满堂的笑声。

　　休会，干什么呢？人们开始品尝水果，并有所谓的义务，即一对一地与蹲坐在一旁的歌妓们娱乐消遣，让小巧玲珑的歌妓们拿着小牙签插上水果块送进我们的嘴里。

　　音乐歌伎们坐在对面演奏着，舒缓、清脆、悠扬的音乐带着袅袅的尾音从长脖子似的琉特（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译者注

　　）乐器里飘逸出来。器乐演奏的时间难以想象的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则像一尊佛似地蹲坐着，静听着，黑丝绒般转动的眼睛追逐着雾气般空气中的任意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