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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德现在是日本军队最南部的军事要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此外，还驻扎有两个师团。

　　这里到底屯集了多少兵力谁都不知道，日本人不说，谁也甭想打听得到。日本人将这里作为起点，一丝一缕地与中国北方以及蒙古结网成片。

　　承德的街景也充斥着极其明显的军事气氛，昔日梦幻般僻静的角落现在成了一个孕育着未来紧张关系的摇篮。

　　土匪猖獗的省份

　　一年半以前，要从奉天前往热河（jehol）省的省府承德（chantee），得在路况极差的商道上颠簸行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里，土匪横行霸道，匪害无人可敌，大量强盗团伙明火执仗地掠夺民众手中的财物，被视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不仅没有组织农民来抵抗这一地域性的人为祸害，即便成立所谓的“主管部门”，其所作所为往往也与强盗团伙无异。

　　以前，面对土匪袭击的消息，如游客沦为人质、妇女惨遭奸污、村庄被烧毁、老少被杀绝、留下的儿童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老百姓们只能是顺天认命，就像一个人被突然降临的雷电击毙一样，无可奈何。没有人去想，这些强盗土匪其实是一些可以消灭的乌合之众。

　　当地“政府部门”对待农民，也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自以为“天赋很高的”官员们挥金如土的生活费用都摊派到了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头上，摊派到了当地农民、小商贩、手工业者以及来此旅游的外地游客身上。强盗团伙与“政府官员”毫无二致，他们是一群肆无忌惮、不顾廉耻、没有职业的游民，专靠抢劫弱势的同类为生。一路上农民们还告诉我，其实省府豢养的军队最坏，他们没有军饷，政府允许他们在老百姓的头上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吃农民的、向农民征收粮饷，还随心所欲地虐待农民。一个农民被杀，在这里是无人问津的，因为他不在官方的名册上，不需要“销账”。至于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亲戚们以后的生计更是不会有人过问的。

　　热河省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归并的第四个省，现在，日本人占领该省正好一年零四个月（时间段应为：1933年3月至1934年7月——译者注

　　）。

　　目前，“新政府”正在扩建交通道路，锦州（chinchow）通往承德的铁路干线即将兴建。锦州是奉天——山海关（schanghaiguan）铁路线上的一个中型城市，是日本军队攻进热河省的大门。锦州——承德铁路线全长约400公里，一年之内已经建成了一半。1934年5月1日，锦州经（锦州东北）（ku-pei-jing-tse——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

　　）、朝阳（tschau-jang）抵达凌源（ling-juan）的铁路干线将全线通车。从凌源再经三十家子平泉（ping-tschuen）和（san-sch?-djia）前往承德的最后一段也将在来年年初建成，铁路路基已经部分完成。铁路沿线堆集着大量的建筑材料，数千民工在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劳作。如果不计列车车辆和沿线车站的兴建费用，兴建1公里铁路线大约要耗资8万至10万元。

　　沿着铁路，还临时修建有一条应急的公路线，以便铁路建成之前交通不至于中断。公路上，人们经常能见到大型的货运汽车。凌源至承德的后半段公路大约有200公里，现在有定点客车往返，早晨7点发车，下午2点抵达。客运公路只有一小段还算平坦，大部分路况都差得难于言表，车有时候干脆就开进了干涸的河床。客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走峡谷、过山坳，有的地方狭窄得只有一辆车身勉强挤过去的宽度。一般总是两三辆客车与几辆货车同时出发。由于很多必须交叉跨越的河流上没有架桥，所以，在雨季的七八月份里还不能发车。

　　在飞机上鸟瞰热河省的山川，山上寸草不生。

　　——恩斯特柯德士摄

　　总算还有飞机航线，“满洲航空公司”每个礼拜都有两个航班、安排一到两架飞机由锦州飞往承德（作为与奉天城里火车的连接）。早晨7点飞机起飞，在承德停留10分钟后再返回锦州。由于机票相对昂贵，一般很少有平民百姓乘坐飞机。我两次飞承德，在飞机上碰到的都是日本军人——军官和军邮差。

　　翻越热河的山峦前往承德

　　我前往热河省南部的旅行就要开始了，奉天至山海关的快车此时正停在奉天火车站，已经做好了发车前的一切准备。

　　车站上人口密集，叫唤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一样，只要是中国人成群，就一定热闹非凡，像一年一度的庙会。他们从来不低声细语，只要开口，就是大声喊叫。车站上，中国人肩扛着大包大包的行李，日本女人穿着木屐迈着碎步“喀拉克、喀拉克”地行走着。遇见熟人，日本女人会俯身行礼，直板的上身会尽可能低地弯下去，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再直立起来看人，并发出可以听得到的表示友好的“哧哧”的笑声。

　　火车车厢里人头攒动，乱七八糟。在长时间地拥挤、碰撞和站立之后，我才好不容易在普尔曼（pullman）豪华卧铺车厢里找到自己的床位。我真希望现在自己身体里没有肺叶，不用费力地呼吸，因为车厢里的空气实在污浊得令人难以呼吸！差不多人人都在厉声咳痰，并且还毫无顾忌地将痰喷吐到车厢的地板上，好在车厢的走道上没有铺设地毯。

　　晚上11点，车站上铃声终于响起，火车缓缓启动。尽管躺在卧铺床上的我还总在想：噢！无论如何要打开一扇窗户透透气！但后来还是因疲倦过度沉睡了过去。

　　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当卧铺车厢的乘务员将我叫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车窗窗帘向上收起，晨曦流泻了进来。

　　火车还在疾驰，窗外的大地一块一块地向后迭移，一望无际的农田上，覆盖着大片大片嫩绿的庄稼，衬托着嫩绿的是一片片深褐色的土地。接近6点，西部开始出现光秃秃的圆形山丘。山势向南部、西南部延伸，越来越高，直至向南400公里外的长城。长城一带山势雄伟，陡峭险峻，约2500米高的山峰直指长空。列车现在行驶在开垦过的田野上，远方则是经过漫长岁月风化裂变的一大片无人涉足的、原始的荒原山区……

　　6点钟，我在锦州火车站下车。一出车站，黄包车夫和马车夫们就围住了我，都叫嚷着要为我提供租车服务。

　　我登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有着车篷的老式四轮马车。这种马车已经不多见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日俄战争时期留下的遗物。一匹年老体衰、一看就使人心悸的瘦马拉着这辆旧车。车座也是脏兮兮的，满是渍迹，是臭虫在座位上被压死留下的血痕？还是几天前运送的中国乘客将痰吐到了座位上呢？一想到这里，我的身上就开始痒痒了。

　　马车夫坐在前面高高的驾驭座上，手上挥舞着一根长长柳条鞭子，不停地抽打着这匹老马瘦骨嶙峋的脊背。车夫还以为，他这样下功夫地鞭打牲口，驱使这匹长期以来已经被他几乎榨干了油水的老马持续卖力，一定会使我这个外来客感到满意的。

　　车夫赶着车，不时地一左一右喷吐着口中的痰。令人十分气恼的是，我们的车是迎风前进，唾沫随风就吹到了我的身上。我请求车夫不要再吐了，可他不仅要继续吐，还幸灾乐祸地嘲笑、嘟嘟囔囔地责骂，他以为我压根就听不懂他的语言：

　　一个从前的、经日本人改建过的中国院落。屋檐加宽了，日本风格的栅栏将院子分为两个部分，大门上方是典型的日本防雨檐板。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真是怪人！竟然不让人吐痰！以后干脆不让人吃饭好了。”

　　两分钟后，他又开始继续吐起痰来，这一次他竟然迎着风吐，吐到瘦马的脊背上。我又劝说了他几次，希望他至少再坚持20分钟，到了目的地以后再吐。可还是无济于事，一两分钟后他又喷吐起来了，把我的劝诫抛到脑后，我也不得不放弃继续劝说的希望。

　　他继续鞭打着、喷吐着……我们的车颠颠簸簸地向前行驶。道路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此剧烈地、大幅度地颠簸下去，马车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散架的。

　　我四处观望着，周围的山岗上有一些日本人修建的经过伪装的碉堡工事，离机场越近，工事就越多，马路两侧都有，渐渐地，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四周都是已经开垦了的耕田，耕田里有不少大大小小堆积起来的土包子：农民的坟墓。每一个农民都将死去的亲人安葬在自己的庄稼地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没有坟墓安葬时间过长、年久失效这一说，大量的耕田也因此被占。这里的习俗是，即便是一座有400年历史的祖先坟包，如果为扩大耕田将其夷为平地都是不孝的举动，坟包要世世代代地保存下去。死一个人，堆一座坟，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耕地就会越来越少了。可以想象，如此延续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严重的耕地短缺问题的。

　　我已经看见前方飞机场上的风向标了，紧挨着机场右侧的是一个日本军营。包围着机场和军营的是两三道防御工事，工事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水泥砌成的射击孔。防御工事的墙外还拉上了一道密密匝匝的铁丝网，铁丝网可以通电。在街道穿过防御工事进入军营的路口处，左右两侧都立有一座坚固的炮楼。这种牢固的工事结构在日本军营内部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每一个营房的进口处都堆着沙包掩体。营房小部分是新建的，大部分是从中国政府手中接管过来的旧房子。

　　飞机场是一个宽阔的绿地，机场楼是一个木制连体房，连体房旁边是用铁皮波纹板围起来的候机厅。

　　我的名字早已被告知了机场。虽然日本军事顾问团设在奉天，但“满洲国”所有战略要地都设有军事顾问团的分支机构，土肥原贤二将军是顾问团的头儿。将军已经向下属打了招呼，以至于我人还没到，锦州就已经收到了我要到达的电报。没有他的帮助，飞机上是不会有我的座位的。

　　7点一到，飞机马达声轰然响起。飞机开始滑行，摇摇摆摆地行驶在凸凹不平的跑道上。升空，急转弯，划出一个向南、向西南方向的飞行弧线。机翼下，万顷耕田像一块块宽大的、精心编织的美丽地毯。

　　飞机飞过锦州，远方是巍峨的群山……

　　飞机飞过平原进入了丘陵地区，山坡上耕田犁沟勾画的线条清晰可见。几分钟后，丘陵渐显平坦和圆滑，一道道纵横交错、清晰明丽的水渠线条使山坡表面富有生机。山头是光秃秃的一片，宽宽的、干涸的河床蜿蜒逶迤、弯弯曲曲地盘卧在低洼的山谷里。

　　飞机上的高度指示仪显示飞机正飞行在千米的高度。这一带山脊陡峭，林木绝生，巨大的峭壁千奇百怪，形成独特的山峦风景。如果笔直地向机翼下方看，就会发现新建的铁路干线是怎样曲曲弯弯地沿着峡谷盘绕延伸的，很多桥梁上还涂抹着起保护作用的铅丹色。飞机不时会飞近危险的悬崖峭壁，冷不防就会有一块巨大的、令人害怕的、长满苔藓的灰暗绝壁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似乎就要迎头冲撞上去一样。日本飞行员稳健地操纵着方向杆，灵活地驾驶着飞机安全地穿行在一道道狭窄的峭壁之间。

　　飞过一道1400米高的山脊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山谷，沿着山谷又继续滑行了几公里。此时，飞机马力减半，低飞滑行，越过一片如画似锦的农田后，又在大约10米的高度上掠过了一个村庄的一片褐色泥土建成的房顶，最后飞过一条小河在朝阳机场降落。

　　仅仅停留了数分钟，卸邮件，装邮件，飞机又继续飞行。

　　由于峡谷过于狭窄，飞机不可能长时间地贴着地面飞行，很快又提升到了1600米的高度。山势不再圆滑，风景也越来越险峻、越来越原始和天然。看得出，眼前的山峦完全是由石头组成，嶙峋陡峭的石崖，表面长满了深暗色的苔藓，十分抢眼。只有山脊上部是巨大的、呈灰色且尖利有光泽的石块，形态千奇百怪，造型生动。这里自然是无法耕种的，就像站在月球上，地球呈现出未有人类之前的最原始的自然状态。

　　继续向前远眺，深深的山谷间，一大片灰色的屋顶呈现在了眼前，热河省的首府——承德到了。

　　远东未来的瑞士

　　小小的承德夹在光秃秃的两个山脊之间，如同藏在峡谷里一般。但不管怎样，承德是这个小山谷崇高*、充满激情的标志。这里的山势算不上太雄伟高大，四周只是一些驼峰似的畸形山岗，大概也就两三百米的高度。但由于山头光秃秃的，给人的感觉似乎高过了2000米。除了山坡上些许收割后呈棕绿色的庄稼地外，山岗上什么也不长。

　　这里山势魅力独特，不受时间流逝、四季更替的影响。尽管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但依旧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呈现出一种夸张的、非同自然的、超越自然的亘古不衰。

　　山间凹处坐落着许多庙宇建筑，错落有致，与自然山川浑然一体。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这样集中了如此多的庙宇，庙宇的存在决定了这里独具一格的风景特色——就像有些地方可能生长着别致的树种一样：冷杉树、山毛榉、橡树、云杉或桦树，等等。这里的特色就是那些与岩石、山脊搭配协调的庙宇建筑物，浑然天成，犹如从地底下长出来一样。宝塔、寺庙、亭子和围绕它们的围墙大多建在半山腰，也有的建在石崖上方一个避风的山间夹缝里。

　　放眼望去，建筑物灰色的屋顶在狭窄的山谷里密密匝匝。有时候，海水般起伏的屋顶间，你会见到一根高高的杆子，像深色的食指指向天空。这可不是什么无线电天线杆，它是做祷告的庙堂顶上伸出来的幡旗旗杆。类似的旗杆在城里面也能看到，只不过现在旗杆上已经没有什么幡旗可挂了。只有一支旗杆例外，还立在一个小小的僧人院落里，由于日本军人住在里面，旗杆顶上飘扬着的是一面小小的日本太阳旗。

　　小小的热河流经山谷的中部，数公里后并入滦河，热河省的省名就是来自这条小河。滦河在滦州（lan-dschow）注入渤海。滦河直到现在都可以行船，是日本人一条十分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他们所有的弹药箱、水泥袋、*品和建筑材料都由这条速度虽缓慢但价格极其便宜的水道运输。

　　承德现在是日本军队最南部的军事要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此外，还驻扎有两个师团。这里到底屯集了多少兵力谁都不知道，日本人不说，谁也甭想打听得到。日本人将这里作为起点，一丝一缕地与中国北方以及蒙古结网成片。承德的街景也充斥着极其明显的军事气氛，昔日梦幻般僻静的角落现在成了一个孕育着未来紧张关系的摇篮。

　　与过去相比，承德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了，西方文明的气息随着军人的步履也吹到了这里。这里开始有了日本酒吧，有日本人安家定居。城市街道两侧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和办公楼舍，相当多的商店门面上都挂上了写有欧洲字母的铜制招牌。日本人在殖民地开的食品店里飘溢出浅浅的香味，有冷冻的罐头食品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食品，如贝类、鱼类等水产食品以及蘑菇、水果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市场上穿行着脚穿木屐的日本女人。到了晚上，经常可以见到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里摇摇晃晃，嘴里哼唱着日本小调。日本军妓穿着彩色的和服，带着来自家乡的微笑。来自日本的啤酒在这里销量很好。

　　这里的中国人在干什么呢？看起来似乎也都有事干，因为，到处都在兴建。干活的苦力们和上班族要吃要喝，所以餐馆和熟食店的生意也不错。中国人的酒店总是客满，来自奉天、哈尔滨乃至北京的商人都想为开创承德的未来做一番事业，城里也新开了不少商店。揣钱来的外地游客逐月增多——尽管大部分是军人——促使着这里货物的销售额日益增长。日本商人们在这里销售他们便宜的袜子、毛巾、化妆品等。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这里流通。

　　以承德为出发点，面向四面八方都在修建铁路和公路。一年里，这里的居民人口就已经从2000人上升到了6000人，而且今后还会逐月、逐年地增长。移民们将来自中国的北方、蒙古、日本国、朝鲜国以及北部“满洲国”各省。

　　承德以前是热河省的首府，现在仍然是，用不了几年工夫，城市规模就会3倍于现在。届时可能会减少一些驻军，军队将继续向南、向北京、向西部的蒙古开拔。今后，承德将会成为一个外来人的旅游胜地，成为病人和疗养者们修身养息的疗养胜地，成为四面八方旅游者们向往的地方。这里将要兴建大的疗养院和宾馆，因为，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好，有从海面上不断吹过来的带盐的微风，冬暖夏凉，胜过了“满洲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也会繁忙发达起来。通过植树造林，周围光秃秃的山岗到时会绿树成荫。

　　一位来自“新京”的日本商人几个星期前对我说：

　　“我会很快迁居热河省，那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地方，它将成为东亚地区的瑞士。请注意，在这方面，我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热河拥有健康的气候条件和迷人的风景，现在到处都在建设、建设……人们甚至已经在考虑围堤造湖，一个大的人工湖将会出现。”

　　草场上的骆驼。骆驼仍是今天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喜爱的驮货牲口，草场后面的山峦看起来也像一匹大骆驼。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事实上，还没有一个省像这里这样在修建如此多的新公路和铁路。

　　小小的热河省省会承德，今天，它还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明天，它就将成为“远东的瑞士”。

　　在“瑞士”的新公路上

　　能行驶汽车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路已经快速地修建完成，人们现在可以乘车前往热河省的任何一个地方。从承德往西经平泉、凌源、热簰丘（jeh-pai-tschow——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

　　）、可以去朝阳。从朝阳出发，公路西行经建平（tschien ping）可到达小城赤峰（schi-fong），从赤峰再向南——西南方向可抵围场（wei-tschang）。在围场公路分叉，一路直接向西前往多伦诺尔（dolonor），另一路拐向南又回到承德，整个公路环形相连。承德还有多条公路连接周边的乡镇，如西边的丰宁（fong-ning）以及滦河，还有一条公路越过山口古北口（ku-bei-kou）直接进入北京。

　　在交通建设上，首先要连接的是地理位置最重要和规模最大的城镇，主干线上新修的旁支公路也在逐月增加。与此同时，铁路建设也很迅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锦州（或锦西）至承德450公里长的铁路线就会建成，不久也会通车。连接叶柏寿（je-bei-chu——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

　　）和赤峰之间（150公里长）的支线也将全部完工。要不了几年时间，整个热河省就不再是不知名的地方了。热河将是“满洲国”诸省中风景最美丽的省，将成为所谓“新国家”的样板省。

　　即便是现在，在新修的公路上乘坐定点运行的客运班车都是一段愉快的记忆。从承德前往凌源，将近7个小时的车程，票价才8.75元。这种价格也只有在劳动力几乎是免费的中国才会有。当然，这里的公路质量还不能与欧洲的相比，由于建设得太快，且地处多山的地区，上下斜坡也给公路的修建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坚固的石子路面几乎还见不到，也正因为如此，在降雨季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破坏，有些路段雨季根本就不能行车。

　　一路上，我都能看见数千劳作中的中国苦力，爆破、运送沙石、架桥、修筑路基，一群一群的望不到边。客车行驶在尚未完工的公路工地上，重型卡车就隆隆地在我们旁边开过去。尽管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我们乘坐的班车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疾驰。驾驶员是一名日本人，头上绑着一条白色的手绢，像一个从战场上下来还缠着绷带的伤病员。

　　客车忽而驶进宽宽的山谷，忽而在危机四伏的山道上盘旋爬行，忽而又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地。有时候，客车还得强行通过狭窄的山口，山口左右两边耸立着森严的岩壁，有的地方狭窄得只能硬生生地通过一辆客车，车子必须“摩擦”着石壁蹭过山口，所以，大多数汽车车厢的两边外表都留下了与石壁摩擦的痕迹。

　　公路穿过乡村。

　　只要客车驶进乡村，总会引起当地妇女和儿童们的围观。他们的感受与百年前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火车一样，既难以想象地感到新奇又阴森森地感到些许恐惧。不过，这里的人们肯定要比我们的祖辈在初始阶段能更快地适应科技时代的先进技术。因为，在欧洲，技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像器官的生长一样，是一个缓慢而又缓慢的过程。而在这里，眼前的新技术似乎一夜之间就拿了过来，强制性地。运用新技术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义务，是政治，是日本人——远东“美国人”的政治。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农民是不可能推动这种技术进步的，他们对技术法则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还一窍不通。即便是自己的语言，他们中也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读能写。因此，面对先进技术的突然而至，他们拒绝、恐惧，甚至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这些发展还是他们不喜欢的日本人引进来的。不过，对于一个贫穷的、缺乏抵抗力的民族，不满意又有何用呢？

　　日本人在冷酷无情地推动着这一发展，他们投入到这个国家的资金和努力都要做到有利可图！中国人必须顺从、适应并习惯新的技术。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中国人也会甘于接受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一辆汽车和一列火车将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或敌对的产物了。

　　远东正在觉醒，会逐渐成长为一股强权势力，它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切地估量，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我们翻开远东的历史篇章、读到关于地球上这一地区众多伟大历史人物的表述。数百年前，不是有一位强权人物统治着这整个世界吗？他不一样没有掌握现代技术吗？在世人的眼中，他统治的这个帝国，难道不曾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吗？

　　不过……直到今天，这里的乡村一切都还是祥和安泰的。

　　为了加油，客车在一个大的乡村停留了约20分钟，很快，车旁就围上了一群深感新奇的人。商贩也跟了过来，畏畏缩缩地兜售着食品。我走下车来，来来回回地踱着步，活动着腿脚。几个孩子朝我走了过来，胳膊上还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鸡蛋。

　　“多少钱一个鸡蛋？”我问道。

　　“一个铜钱一个。”他们回答。

　　我花10个铜钱买下了10个鸡蛋，10个铜钱折算下来才8个芬尼！鸡蛋十分新鲜，一看就知道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土特产。如此低廉的价格我们又如何能与之竞争呢！

　　客车继续行驶，急驰在紧靠小河边的公路上。公路两侧绿柳成荫，垂挂着长长的柳条。又是上坡、下坡、进洼地、走峡谷，盘旋在令人发晕的坡道上。客车司机紧闭着双唇，像一个驾驭着云朵的骑手。

　　我们在热河省穿行，奔驰在亚洲大陆上。

　　暮色渐渐降临，风景也显得亲和了一些，尽管到处还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人烟。我们真的是在公路上行驶吗？不是，此时我们正颠簸在干枯的河床上，接下来的季节里应该不会有雨水了。

　　乘客在客车的摇晃中，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好几个已经疲惫地低下了头，整个车厢了无生气。汽车马达仍在辛勤地劳作，对它倒不需要寄予什么特别的同情。同车的还有9个乘客，2个日本军官、4个士兵，随身携带着一挺机关枪。还有3个中国人，一男两女，女士一个年轻，一个年老。每个人的行李都放在车顶上的行李网袋中。

　　这种旅行两年前有可能吗？不大可能！那个时候，走不出50公里就可能遭遇土匪袭击。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滑稽，但确实没有错。

　　小小的罂粟种植园

　　在中国内地旅行，您不用匆匆忙忙。天上的太阳就是钟表，日子就像广袤的田野一样，一望无垠，没有尽头。久而久之，人渐渐地就会囿于这种命中注定的安宁，按部就班地打发时光。外来的游客也只有从这份与生俱来的安宁中学会理解这个国度：在他们深层的、真实的生活中，在他们乐观的、不气馁的性格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那些大部头的历史教科书、政治性社论或上海统计表中学到的东西多多了。纸上的东西，之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大众（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的现实，很多方面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我在一个名叫三十家子（ssan-sch?-djia——中文地名根据音译

　　——译者注）的小乡村下了车。从这里开始，我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继续寻访中国内地。或步行，或乘轿，或坐那种极为原始简陋的畜力车，或骑在灰色的驴背上，或坐在吱吱呀呀响个不停、“马力”就是苦力的独轮车上，或坐水筏、木船逆水、顺流上下……这里，有陡峭的石崖和光秃秃的山头，有经千年岁月风化侵蚀留下的灰白和苔绿……这里，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树林，只有近旁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熟悉的轰鸣声，河水呈深褐色，像爽口的可可饮料……一切是那么平和、宁静，人们又像回到家乡一样，能倍感亲切地听到四野蟋蟀啾啾啾悦耳的叫声了……

　　一个身穿红色长裤、裤脚扎着的农村姑娘正站在一片大约有40平方米面积的白色花海中间，用响亮略带发颤的乡音，唱着一首山村夜曲。歌词的内容不外乎“天空”、“花朵”、“庄稼”、“皇帝”之类。

　　啊！原生态中国，天籁之音！

　　遗憾的是，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我竟发现了拳头般大小的白色花朵——罂粟花，人们能从这些花朵成熟的茎秆卷团中提炼出令人厌恶的成品——鸦片。花开时节，罂粟花十分漂亮耀眼，除了白色，还有朱红和淡紫色。不过，罂粟花的颜色并不能决定其花汁以及鸦片的成色。

　　迎着微风我悄悄地走近这位农村姑娘，当她发现我后，歌声戛然而止，带着惊恐的神色将身体蜷缩在齐腰胯高的花海里。我赶紧打招呼，叫她别怕，我只是散步经过这里，不想干什么，也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

　　听了我的解释，姑娘这才站起身来，亭亭玉立地站立在随风起伏的花浪之间。她深感惊奇，为什么我会对她说一口中国话？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与乡下人模样完全不同、长相怪怪的人？还穿着一身古怪异常的衣裳。

　　由于没有语言隔阂，我和小梅姑娘（“梅”是她的名字）彼此间很快取得了信任，开始交谈起来。小梅显得相当腼腆害羞，甚至有些害怕。我的谈吐得特别小心，以免她像一只受惊的蝴蝶从我的身边飞走。

　　我先称赞她的歌唱得好，然后才慢慢地将话题引向罂粟花：

　　“什么时候这些花能成熟收割呢？”我问道。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挡在眼睛前面的这个东西。”姑娘说道，看来是我戴上的眼镜使她产生了几分恐惧。我得首先将眼镜摘下来。

　　四下无人，村子坐落在离这里约半公里远的、小山岗的半山腰上。长长的充满倦意的阴影从山那边漂移了过来，河水仍在欢快地流动着。

　　“花瓣，”她终于开始回答了，手指着一束罂粟花说，“一个月左右它就会凋谢，8月至9月之间，花头——这是雌蕊——将长大并越来越重，直到茎秆无法承受的时候，花头就会忧伤地低下来，到这个时候就成熟了。”

　　“然后会怎么样呢？”我问。

　　“然后就割破它，每一个花头每天用小刀割上3到4次，让稠稠的花汁滴下来，再将花汁抹到一张小油纸上。这样持续劳作10到14天，直到花头不再流汁为止。将这一小块地里的所有鸦片汁提取出来，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这段时间里，全家人都得跟着忙活。”

　　“你们家有几口人？”我又问道。

　　“哦，不是很多，8个兄弟、5个姐妹、爸爸和妈妈，还有祖父、祖母和一些亲戚，如姑姑、伯伯、表兄妹们……加在一起大概有23人吧。”

　　“这样一个家庭你还觉得小吗？”

　　她告诉我，中国人家庭成员多与少期待的意义是不同的，它与“福气”联系在一起，家庭成员越多意味着越有“福气”。

　　她觉得有趣，给我讲起了原始的民风民情，边说还边摘下一株罂粟花给我看。

　　“是的，这确实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一株罂粟花每天要割三到四次，而这块地大约有一万株花头。”她继续说。

　　“什么是真正的鸦片呢？就是流出来的那些花汁吗？”我接着又询问。

　　“是的。”我愚笨的问题似乎太多，她都显得有些不快意了，“不过，它首先得在阳光下干燥，晒成鸦片粉后才能运到城里去卖。”

　　“那么，这块地里又能收获多少鸦片呢？”

　　“很少，只能收一公斤半。不过，我现在得走了，全家正等着我吃晚饭呢。您也一块去吃吧。”她突然向我发出了邀请，还带着一脸羞涩的笑容。

　　我说过，我有的是时间。我四处闲逛，是想更多地了解中国。

　　跟着她，我也走上了山岗。

　　避暑山庄里的老和尚

　　这是一个疲惫年迈的老人，留着一缕长长的花白的胡须，迈着艰难蹒跚的步履。自打帝制时代、中国还是真正的“天子”之国时，老人就在热河的这座寺庙里操持着。现在，和尚老了，老态龙钟的样子超过了他实际的年龄，是在汤玉麟（热河省最后一任中国省长）当政的日子里，在他的敲诈勒索下，老和尚才熬成了今天这个疲惫年衰的模样。

　　一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热河省之前，汤玉麟就逃往南方了。

　　老和尚领着我沿着陡斜的石阶向上，一步一步向金殿走去，金殿是昔日康熙皇帝为宣慰蒙藏在世的王公贵族而修建的。

　　“现在，所有的寺庙厅堂都是空的。”老和尚无不抱怨地说道，“寺庙里最有价值的珍品现在都流落到了美国以及国外的一些王宫和博物馆里去了。老汤（汤玉麟）把它们都拿去换钱了。”

　　我们继续拾级而上，满眼残垣破壁。窗子框棂歪斜地挂着、参天古树遭到了砍伐、厚实的围墙垮塌、沉沉的砖瓦碎片散落得满地都是。一面面精美的陶瓷浮雕外表也被严重损坏变形。我问老和尚：

　　“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损坏得这么严重呢？这么厚重的围墙应该能承受住千年的风雨才是，又是谁把这千年古柏砍掉了呢？”

　　老人缄默不语，继续迈着蹒跚的步履，好像是在冥想沉思，也可能是年老耳背没有听见。

　　站立在围绕着古塔的大理石石阶上，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老人停在一个古老的石雕龙头旁——石阶护栏栏柱上众多龙头雕塑中的一个——倚靠着龙头喘着粗气。

　　我们的对面是起伏的山峦：光秃秃的山峦，褐色、淡绿色、灰色的山脊像一尊巨大的、石化了的骆驼身躯卧躺在那里，在我们站立的山岗与驼峰间是宽大的沙石河床，河床只是在雨季才会积水。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康熙皇帝授意修建的、令人感叹自豪的石头城堡——普陀寺山庄遗址（应为避暑山庄外围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之庙”——译者注

　　），它是专门为接待朝拜清皇帝的蒙古王公侯爵的，昔日雄伟的建筑群现在却成了一个不幸的、令人伤感和悲哀的巨大废墟。

　　山庄的进口处还立着一个大理石石壁，石壁站立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雕塑的背上，正面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下的历史年表数据。石壁是以前臣服清帝的民族叩拜皇帝时献上的贡品。现在，石壁前通往寺庙的进口处有日本士兵站岗，日本军人驻扎在这里。

　　老和尚在石阶上坐了下来，燃起烟斗，开始讲述山庄的过去和现在：

　　“乾隆年间，这里有80多位和尚，皇帝给我们发饷，生活比较宽裕，地位也不错。皇帝会带着高官显贵来这里祈祷祭拜——十分隆重的、吸引人的大型庆典活动。我还认识最后一个‘女皇’——慈禧太后，她可是一个高傲自负的女人。

　　“民国以来，我们这里的情形是每况愈下，只是偶尔接待一些对山庄感兴趣而对我们一无所知的游客。80多位和尚，大多都离开了寺庙，有的投亲靠友回到了乡下，有的进城拉黄包车或者干一些可怜的体力活糊口。他们荒疏了经文，信仰也……”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即便像我这样现在仍留在庙里的人，念经祈祷也没有以前那样多了。我们的宗教——如您所理解的——是一种全民式的宗教，可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它了。寺庙香火不旺，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寂寞。我们不再相信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我们的皇帝还活着、他是我们的上帝可见的象征。即便还留存下来的那么一点点信仰，现在也不值一提了，都成了迷信。”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我们这些做和尚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祈祷只是一种供他人看的装模作样，也确实是如此。但我们不会欺骗，因为，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老了，还毫无意义地站立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我们理解这两个世界，但新世界我们却无法体验。

　　“现在，寺庙里只回来了25个和尚，我们的生活很艰难。从政府那里，每个月只能得到2.4墨西哥美元，也就是说，每天只有8个美分。您要知道，这些钱也就刚够买点小米和高粱。从以前的中国省政府那里，我们是得不到一分钱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旧的政体不复存在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也知道，现在是日本人当道。

　　“老汤（汤玉麟）把这里糟蹋得太严重了，对您这样一位外国人士说这些事，我都感到羞耻。您看看这一片废墟，以前该是多么华丽和壮观，现在都被残暴地毁坏了、拆除了，愚蠢地毫无意义地毁坏了。老汤亵渎了我们过去崇敬的东西，他拆掉了这一雄伟的寺庙群，用寺庙里的砖瓦来修建自己的别墅。他的士兵在寺庙里住过，里里外外都被这群兵痞子肆无忌惮地打坏了。您自己看看这些被砸坏的浮雕表面吧！”他垂头丧气地叹息着。

　　“这里，曾经有很多参天古树，但老汤将它们砍了、烧了。他掠走了寺庙里所有珍贵的东西，少数剩下的都是他不愿意要的土制品。由于他为人不正派，他的士兵也在愚弄他。”

　　曾经豪华、而今几近垮塌的城堡普陀寺。普陀寺在热河省省会城市承德附近。

　　——柏林atlantie图片社提供

　　沉默一会儿，老和尚又说了起来：

　　“就像您在这里看到的，您明白吗，我们的内心也是这样一片废墟，民众的内心也是这样。”

　　老和尚站了起来，我们又继续向下走去。眼前这一切：大理石的大象雕塑歪歪斜斜地站立着，大象鼻子的一半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时值秋季，脚下石板缝里钻出了棕褐色的干草，被砍伐的树干躺在地上像一具具深色木乃伊残骸，一派肃杀的凄惨景象。神殿空荡荡地敞开着大门，供奉神像的壁龛也是空空如也，到处积满了一指厚的灰尘。

　　避暑山庄美丽的天空与中国各地一样，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特的、水一样的蓝色。微风吹拂，碧蓝的天空悬浮着的悠长的白云被风一缕缕地撕破，慢慢地飘移，像一条横空出世的巨龙。

　　“chueii djien（回见）！”我向老和尚告别，并在他手中塞了5角钱的小费。虽然他高兴地接下了钱，但却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并非感兴趣的模样。对此，我也深表理解……

　　一群正在寺庙前玩耍的孩子们跑了过来，他们将一件件小瓷器递到了我的眼前，这些小瓷器都是原来寺庙里的装饰品：

　　“做个纪念吧——只要1角钱。”一个黄色的瓷器珐琅，黄色是昔日皇帝的色彩象征。

　　我骑着一头毛驴回城，要去采访日军的师团参谋本部。毛驴驮着我，走过一幢幢房屋建筑，房顶上的日本国旗在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宫苑，以前乾隆皇帝避暑的夏宫，可现在，已经不再对普通游客开放了。宫苑的大门口有戒备森严的日本岗亭，只有在日本军方的介绍或带领下，日本哨兵才会放行。高大的石门拱形门梁上日本军旗在肆无忌惮地、不无滑稽地飘动着。

　　受委派陪同我的日本军官与门岗说了几句以后，就带我走进了“宫苑”。我们走过了几处前院和几排房子，又经过几道岗哨，才来到真正意义上的园区——日本军营。在这里，陪同我的军官又把我交给了另外一位能带我直接去师团参谋本部的军官。

　　昔日的夏宫现在成了日本军方的师团参谋本部所在地，那些令人陶醉的一幢幢美丽建筑现在也成了日本军人的办公室、宿舍、大厅、医院、食堂，房子周围的地坪也用作运动场、训练场和射击场了。除了这些用途确定的设施之外，余下的就是皇家那些古老华丽的建筑了。

　　野战医院的后面耸立着一座30层高的亭阁，是乾隆皇帝登高望远环顾四周的了望塔。了望塔周身是大理石浮雕，彩色的陶瓷瓦盖在30层层层叠起的圆形亭顶上。当年皇帝的寝宫现在已经成了师团高级官员普通的住房。山岗上那座美丽的供皇帝散步后稍事休息聊天的亭榭楼台，现在也成了日本军官的食堂，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整个山庄——大大小小的池塘湖泊，不同的、修建精巧的小桥过道以及宁静森然的参天古树。山岗下则是弹药库所在地。

　　军官食堂前的平台上放有很多长凳和躺椅，中午时分躺在这里小睡一会儿，应该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美丽的园林景致，给人的感觉如同在梦幻中的天堂一般。不远处，几只俏丽的鹭鸶在池塘里来回游荡，它们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活生生的见证。休息的时候，日本士兵们逗弄着它们，给它们喂点小鱼小虾或中午吃剩的饭菜（日本人午餐的主食大多是经特别调制过的生鱼片和蚌蚶类，有的很好吃，但很多都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被领进了军官食堂，军官们刚刚吃完午餐，三三两两地来到了平台上老槭树的树荫下。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们正卷着衣袖、脱掉了高腰军靴安逸地躺在竹椅上，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士兵为他们提供新鲜的冰镇饮料。一缕缕阳光在浓密的树叶中寻觅着缝隙。放眼整个皇家宫苑，夏日的湿气蒸腾起一抹淡蓝色的氤氲，好一个灿烂的、梦境般的夏宫。

　　当我走近的时候，好几个军官都站了起来。陪同我的军官将我介绍给他们。循着日本人的礼节，他们向我深鞠躬并礼貌地发出“哈依”的声音……

　　“您从北平来吗？”一位日本军官操一口德语问我。

　　“不，我来自北方，来自奉天。”我回答。

　　相当多的日本军官都能说一点德语，在日本军官学校，德语是他们必修的外语课程，差不多每一位日本军官的德语表达都达到了使人能够勉强地、正确地听明白的水平。

　　“这里真是太美了！”我感叹道。

　　“在这里，你们要干的事多吗？训练任务很重吗？”听到我的问话，他们都开始有了笑容。

　　静下来后，他们问我，不想来点啤酒吗？并说道：

　　“啤酒是你们德国的饮料，我们不仅接受了你们德国军人的气质和勇武精神，还学会了喝德国的啤酒。我们的朝日（asahi）啤酒也是相当不错的，尽管我们不想吹嘘，但它确实与德国慕尼黑的皇家（hofbraeu）啤酒一样好喝。”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大笑了起来。看起来他们十分开心，给我的感觉甚至还有些恣意放纵。

　　“你问我们要干的事多不多？”军官中的头儿开始答话了。

　　“很多！我们要时时保持住良好的临战状态。您一定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训练场，山头上还有我们构筑的小型工事。这里到处都是掩体包……必须管教、训练士兵，不能让他们变得懒散和松懈。您看，山头上的一支部队从早晨6点就开始训练，一直要到晚上6点钟才会结束。只有在休息日他们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每个星期要训练两天。”

　　我举起了手中的酒杯，邀请这些军官们：

　　“来，干杯吧！我很高兴，能在这有着梦境般田园风光、富有诗意的地方与你们见面！”

　　“我们在这里唯一拥有的就是美丽的风景、宜人的荫凉和可口的啤酒了，除了这些，我们一无所有。”

　　“不，我们还有温柔的军妓……”一位少校风趣地插话。

　　“只要不发生什么，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就会相当平静，在这里，我们只是待命。平静实际上会更令人感到不安，您懂吗？如果我们想要干什么，但又不被允许的话！要依照我们的愿望，今天就可以打到北平、天津去。唉——外交官们有外交官们的想法和谨小慎微的措施！他们只是在妨碍我们。”

　　“这个省大概布置了多少兵力呢？”我问。

　　“一个师团……”军官头儿说这话时显得有些迟疑，不仅看了看我，还看了看他的同僚们，接着说道：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布置多少兵力。两年前，我们仅靠28个日本军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这些军官们是如此地傲慢、自信，真令人感到惊讶！

　　如果说，数年前日本人是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来解决国内困境，那么，现在则是通过对外扩张。日本人在各个方面都要做主宰者，他们知道自己背负的责任。在对待天皇和宗教方面，军官们相当保守，但对于接受现代文明，他们却是走在前列的。

　　身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minami）将军。直到几个星期前，他还是“满洲国”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同时也担任关东军司令。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关于德国，他们谈及最多的是德国军队以及德国军队与世界大战。那位少校军官接着说道：

　　“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正在德国军校学习。每天，我们都在追踪电报上传来的战地新闻。我还清楚地记得，听到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我们是怎样真诚地欢欣鼓舞、热烈鼓掌的。就是现在，我们也对德国的形势、德国的再次统一表示完全理解，也常常高兴地回忆起在德国的那段岁月，回忆德国在哪些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时近傍晚，挂在西边的太阳已经开始泛红，公园里人工湖反射出绚丽的色彩。淡红且泛蓝的波光在湖面上闪烁，一派祥和气氛与这里时刻准备出击的森严军营难以协调。想到这里，令人既兴奋又伤感。休息中的日本军人，有的坐在小桥头哼唱着家乡小调，有的在一旁晾晒着刚刚洗净的衣服。

　　“服务生，”军官头儿对端酒水的年轻士兵叫唤了一声，“给我们再来几瓶啤酒，客人要在我们这里吃晚饭。”

　　很快，庞大的中国皇帝的宫苑沉寂安睡了，笼罩在黑暗的夜色之中。

　　在日本军队的秘密特务机关

　　揣着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片，我走到大院门口来回巡逻检查的哨兵身边。由于昨天与日本军官们聊得太晚，又喝了不少“东京——皇家”啤酒，到现在头还是晕乎乎的。

　　哨兵很快从我递过去的名片上发现，我是他们的最高长官介绍来的，特别是读了名片后面那几行引荐的文字之后，立刻就显得客气殷勤起来。他先是礼貌地将我引进门廊，用清楚的手势语言，示意我在此稍候，然后热心地走进去通报我的到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居家庭院，前、中、后三个院落由三排平房分别隔开。每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房也同时是连接前后两个院落的穿堂过道，左右均另有一间。站在门廊处，我可以看到前院，前院院落长约20米、宽约15米。一棵树干上布满节疤、身形高大的合欢树撑起了整个院落的一片荫凉，后墙边放有几个陶土做的花钵，里面栽种着几棵小石榴树。一根绷紧的绳子从左到右跨过整个院落，绳子上晾晒着军装。秋高气爽，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门廊前，另外一边有一条通道延伸到一个小广场，一辆锃光发亮的新雪弗莱轿车停在那里，司机正坐在司机座上打盹儿。对面院墙狭窄的荫凉处有一个流动的剃头挑子，理发匠正在为一位苦力剃光头。光头是普通中国人目前最流行的发式，长辫子早就被剪掉了，只是偶尔在中国内地不知名的地方还能见到。“流动理发匠”正用一把宽宽的、镰刀形状的剃刀修剪着那位穷苦力的头发，由于刮得太疼，苦力的脸都扭曲得变形了，样子滑稽得很。

　　哨兵又走了过来，他可以带我进去了。一个由土肥原贤二将军掌管的、布满全“满洲国”的神秘基层间谍组织的“特务头子”把我请了进去。

　　当我在哨兵的带领下刚走进中院，就听到了从后院传出的几近狼嚎般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叫喊声，伴随着气急败坏的斥骂声，随即又是一阵摔打东西的叮叮咣咣的撞击声。后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此时，哨兵也站住了，并示意我理解，我们要在这里等一等。我当然很想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陪我来的哨兵既不会说中文又不会说英语。况且，日本士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也都是沉默寡言的。

　　我们只好在第二个院子里等着。第二个院子的大小看起来与第一个院子不相上下，但院子里没有栽树，也没有绿色的植物，只有一口深褐色的、上了釉的陶土缸放在中间，缸里沉积着腐臭发绿的脏水。

　　后院的叫骂声又持续了好几分钟，待平息之后，我们才得以继续往前走。我被领进了设在第二排房子里的特务机关秘书室。三个公务员正在三个办公桌前写着什么，其中两个是日本人，一看身穿的军装就能知道。另外一个肯定是中国人了，不仅穿的是那种中国人常穿的长罩衫，还带着一副愠怒铁青的神色。一台电报机放在房间的一角，土肥原贤二将军的特务机构之间都是通过自己的通讯网络互相联络的，一个日本军人正在电报机桌上俯身发报。

　　特务头子的办公室设在后院，他是土肥原贤二安插在这里的亲信。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睡房。两间房布置得都十分简单朴素，只有必不可少的几件实用桌椅。

　　这个院落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靠经商维持生计的中国商人，实际上做的是鸦片生意，将鸦片从这里卖到中国北方。不用说，商人早已经逃走，说不定现在正在上海的某一座小洋楼里过着优裕的生活，时不时地咬牙切齿咒骂着中国人的敌人——日本人呢。

　　“特务头子”在院子里候着我，他穿着一条长至膝盖、没打绑腿、连裤扣都没有扣上的裤子、袜子和拖鞋，正闲适地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着太阳。五短身材但体魄健壮，一看就是一个有野心有统治欲的人，无疑也是一个容易激动、脾气暴躁的人，从看到的那些摔坏的椅子以及之前听到的椅子摔到墙面上的噼啪声就能得出这个印象。虽然军纪严明，但在这里，这个小个子军官却是一个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

　　他向我表示欢迎，话不多，完全是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他的神色凝重严肃，没有一点日本人通常带有的那种礼貌的微笑，我感到有些怅然所失。

　　“他只是一个‘特务头子’，除了这什么都不是了。”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看来，我不快的情绪他自己都感觉到了，因为几分钟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您想参观热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切便利，因为您是我在奉天的顶头上司介绍来的。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我的接待不周向您表示道歉。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在这里有条不紊地完成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您看，这个椅子就是我刚才扔向一个下属时摔坏的。一封电报来了，这个年轻人6分钟以后才送来。6分钟啊！我决不能容忍这种懒散的作风！如果这种不可靠的习气继续蔓延，我就会陷入困境。”

　　他自顾自地说着，看都没看我一眼。看来，他还得消消气。之后，他才将头转向我，问道：“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只想知道，你们机构在这里的任务——详细的。”我说，当我想继续说下去时，他却不听了，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我掌管着这个机构，我有6个文书、2个电报员、1个司机和4个勤杂人员，这是我的办公室。我的任务是观察监视从这里到蒙古边境以及相邻的中国关内，继续向南至北平。我经常开车前往这些地区，一天、两天、三天不等。我将我看到的、听到的、观察到的情报随时向我们位于奉天的总部报告。从总部我再得到进一步侦察、监视和出行的指令。我们的工作没有昼夜之分，随时随地都要写、发电报和打电话。我们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没有我不知道的。在某些重要的位置，我还安插有常年监视的特工人员，其中也有中国人……”说完又是一阵沉默。

　　“与驻扎在这里的司令部官员我们也有联系。这是我能告诉您的所有，其他的您只能自己看了，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想从这里去什么地方，可以用我的车。如果您今天中午没有什么安排，我请您在这里吃一顿便餐。我得先请您谅解，我只有20分钟吃饭的时间——从12点35分至12点55分。下午1点，我就得处理电报了。”他站了起来，非常正式地弯腰鞠了一躬就告辞了。

　　领我进来的士兵又将我领了出去，他一直都是毕恭毕敬、沉默寡言的。

　　在我看来，这位特务头子就事论事的求实作风还是挺令人佩服的，他的近乎冷面无情也并非是不懂礼貌，而是在执行他的任务、履行他的职责时表现出来的一种严谨态度。

　　日本人太不讲究，他的那身打扮——裤子都没有扣上裤门，穿着拖鞋和袜子、没有衣领的衬衣，倒也并没有使人特别感到厌恶。应酬、交际是在其他的场合，而不是在前线战场。

　　滦河边的小山寨

　　我正在从承德前往渤海海岸的途中，在滦河上航行已经是第二天了，目的地也快到了，我们都感到十分疲惫。因此，我们4人，即*划桨船工、一个艄公和我作出决定，停船休息一个晚上。

　　尽管有人警告过我，不要让船偏离主航道拐进不知名的乡村，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做出了进村留宿的决定。当然，我是单枪匹马一人。谁会担保这两个船工不会在旅途中伺机袭击我呢？在偌大的中国内地，他们要这样做，是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这里的山水风景既是英雄史诗般波澜壮阔的，也是阴森可怕、恐怖莫测的。置身于昏暗和朦胧的山水间，人就像困在一个闭塞的巨大洞穴里，与传说中的山妖水怪为伍。墨绿色的悬崖峭壁，笔直向上，一眼望不到顶。混沌中，峭立的山峰似与茫茫云天相接，融为一体。滦河——“乖张任性的河流”，在巨大的悬崖间咆哮着、怒吼着，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滦河水可怕，是因为水中游弋着的一种绿色的水蛇和盘子般大小的乌龟。只要天空一放晴，乌龟就会纷纷爬上岸来，在干燥的河岸处晾晒龟背。一旦有人走近，它们便会纷纷逃走，啪嗒啪嗒地跳入水中。更神秘莫测的是那种一般很难见到的颜色呈绿色的水蛇，在两天的航程中我都没有见到。当地村民一谈到这种爬行动物都十分敬畏，根据当地的风俗，这种神圣的水蛇掌有生杀大权，与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田里的收成、雨水、洪水灾害都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此外，它还是一种剧毒动物。在每年夏天的某一个日子里，村里的人都要举行仪式来祭拜这种“神蛇”。

　　滦河的右岸是高耸的山屏，左岸河滩则比较平坦，约100米之后河滩才会形成坡度，直到渐渐地与高崖林立的山峦相连。山坡上，有一个叫齐南居（chi nan-ju，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的山寨。

　　粗糙的石板呈阶梯状层层向上，山民的房子建在阶梯上方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山寨。山寨里的房子不是用黄泥糊成，而是用从石头山上凿下的不规则的石块堆砌而成。石块之间用黄泥塞住缝隙，以避免透风。山寨里的寨民一定不会超过50人，全寨人共一个姓氏。中国的村寨原本就只是一个大户人家，经过多年的繁衍才形成了今天这样大大小小的规模。一个寨子里的人是不能通婚的，除了那些有数千人口的大寨子。

　　山寨由10至12幢小房子构成，每幢房子有3到4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没有门。每幢房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小院子，院子用一人高的石墙围住。天热时，全家老小都会坐在院子里，在那里吃饭、聊天，打发夏夜的时光。院子里还建有一个牲口棚，圈养着猪或者山羊，鸡群则在院子里自由走动。院子的前面是一垄垄窄长的庄稼地，地里种着高粱、黍子、玉米或者大豆。放眼整个山寨，即将所有的房子、院子和菜园子加在一起，面积大都也不会超过两三个并列着的网球场地。

　　一个欧洲人来到了山寨可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前所未有，寨民们感到惊讶，也感到有趣。见识过文明世界的船工们一定不失时机地向寨民们介绍过“白色妖怪”，可不，一个“白色妖怪”现在就在眼前。寨民们围着我们，还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的行李箱，我身边的艄公流露出一副炫耀自夸的神采，十分得意地瞧着他的同胞，好像在说：

　　“瞧！我的旅行该是多么的高贵啊！”

　　当然，我是艄公家的客人，他接待我，我就得接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而这里又将怎样接待我呢？

　　艄公家有三间房，进屋首先进厨房。厨房除了做饭，同时也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逗留玩耍，从这里可以去后院的猪圈。

　　左边房住着年纪大的老哥和他的所有孩子们，5平方米是老哥一家全部的天地。一个大平炕占据了房间的一半，炕的宽度也就是整个房间的宽度。炕是全家十多口人共同的床，上面铺着草席，厚厚的棉被卷着放在炕的一头。

　　右边的房间住着艄公一家——父亲、母亲和7个孩子。房间里每一个小小的角落都塞得满满的，墙上、房顶上也挂满了东西：一串串葱蒜头、乌龟背壳、风干的蔬菜以及一些破衣烂衫。面向后院的墙面开有一扇大的窗户，实际上是嵌在墙上的一个有许多小四方格的大窗框，窗框内到处都是可见的缝隙，窗格上还糊着一些报纸、白纸或碎纸片。这些纸都是艄公出行外地带回来的，这一带是不可能有报纸的。

　　在再三的劝请下，我进了艄公老哥的房间，在炕上坐了下来。茶端上来后，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就围住了我。由于房间太小，不可能人人都能进来坐，其他人就只能倚门而立了。房间里跳跃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

　　厨房里，架在灶上的锅里正熬着黄米粥，炉膛里干树枝烧得旺旺的，一位妇女正在煽火，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烟雾。我所在的这间侧房也飘进了浓浓的烟雾，熏得我眼泪直流，而其他人却像没事一样。呼吸困难的我不得不边咳边往房外的院子里跑。

　　“乖张任性”的滦河两岸风景。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眼前是一望无际壮观的山川景色，滦河水在山下哗哗流淌。薄雾渐垂，远处，传来“呱呱”的蛙鸣和几声蟋蟀“啾啾”的欢叫，偏远的山寨深深地沉浸在一派祥和安宁的气氛中。

　　近千年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自然与人在这个遥远的山寨里得到了永恒……

　　房子里的烟雾渐渐散去后，艄公一家人开始蹲在泥巴地上出声地喝粥了，晚饭是黄米粥加上拌了盐的咸菜。这里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着这种饭菜，只是在极少的节假日里，他们的饭桌上才会有点猪肉或乌龟肉。中国的国食——大米饭在这里吃不到，因为土壤里石头太多，不长粮食作物，可种的地方很少。所以，这里的劳动力大多出去行船，或到外地给田多的地主家帮工，一年下来，可挣上约20元（约15马克）。从这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中，还得抽出3到4元交纳赋税。这是现在！在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的过去，农民不仅要缴税，当地省政府要钱时也得上交，一年之内，税务官要来4到5次。至于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是没有人去真正关心的。

　　政治上，这些农民是一窍不通，他们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里没有报纸，也从来没有火车经过，只有这条波浪汹涌、暗礁重重、水匪出没，处处隐藏着危险的河道与外面世界相连。很多人都不知道，满洲现在已经是“满洲国”了——“皇帝”又来了。

　　山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竟能说他们的语言。随着谈话的深入，屋子里渐渐充满了信任的气氛，他们不再感觉到我是那么陌生了，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白色妖魔”了。

　　“你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对艄公说，“你有7个儿子。”

　　“是的，”艄公回答道，“人们都这么说，但我要养活他们。今天，孩子是男是女对我们已经无所谓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现在都成了负担，女儿甚至比儿子还要好一些。”

　　“为什么呢？难道女儿也要干活吗？”我问。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把女儿送出去，送到城里的富裕人家，还可以得到一些钱。”他结结巴巴地，显得有些难为情，“世道不好，人活在世上太难了！”

　　“一个姑娘能换回多少钱呢？”我又问。

　　“不多，”他想了想，“就8到15元吧。”他沉默着，眼睛盯着闪闪晃晃的油灯，好像在远眺辽远无垠的平原。接着又说了下去，还是延续着这个话题：

　　“送出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再也听不到有关她们的任何消息了……”

　　“那么，男孩又会怎么样呢？”我又问道。

　　“男孩在这里长大，帮家里干点活，以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帮工，为外地人拉拉船。他们也不会再回到家里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有两个儿子被抓了壮丁，当了兵，也不知现在在哪个将军的手下当差。如果将军完蛋了，他们就只有流浪街头了。他们不再适宜乡下的劳作，他们只学会了使用武器，只知道四处游荡。我不知道他们会靠什么生活。”

　　土匪团伙就是这样纠集起来的，我暗自思忖。

　　“有那么一次，”他继续说，“一个儿子回了家，但他已经不再能够长时间地忍受这穷乡僻壤的荒凉、穷苦与孤寂，不再能够尊重山村里的风俗习惯，对什么都看不惯。这里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过艰苦、简朴，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由的四处游荡的生活。圈守在家已经十分困难了，就又出走了，再也见不到了……”

　　时间渐渐晚了，我提议大家都上床睡觉。

　　大炕上躺满了人，我睡在打呼噜的男人和呼吸急促的孩子们中间。只有我睡不着，床上一定有“臭虫”，我总是这样在想。干脆不睡了，尽管人十分疲倦。我裹上一件大衣在房子前的山坡上上上下下地踱着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等待着接下来的航程。

　　热河省内一个典型的、坐落在半山腰的中国住宅区。

　　——恩斯特柯德士摄

　　夜深了，大山也已经沉睡，我却思绪万千，思考着耳闻目睹的一切，思考着在永恒的深邃和幽暗中隐藏着的奥秘和生活……

　　屋子里，船工一家仍在酣睡之中，一如3000年前。

　　行船前往长城

　　第二天一早……

　　两个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船工又站到了船头，开始有节奏地向前摇动着双桨。摇桨声嘎吱、嘎吱……船工们肌肉健硕的脊背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扶桨的手臂一会儿伸直、一会儿弯曲……长时间持续不变的节奏颇令人感到单调乏味。船工们面朝前方，船在缓缓前行……

　　巨大的、造型奇特的悬崖峭壁形成了眼前一派雄伟壮观的山峦景色。山崖呈灰蓝色调，形似波浪冲刷而成的、栩栩如生的云朵。神工鬼斧般的壮观景致，直接诱发着人们编撰传说故事的冲动。面对大自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伟大业绩和英雄史诗。

　　这里造型各异的山崖怪石、深渊峡谷已经被人为神化，被想象成非凡的、史前洪荒时期不可一世的巨兽、自然界的庞然大物、妖魔鬼怪等等，它们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威严，一种神秘，一种超乎于凡人所能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巨大能量和本领。置身此景，就像孩子读到了汉斯（h?ncel）和格瑞特尔（gretel）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的情节，会不由得打上一个冷战；就像有人在绘声绘色地给你描述神出鬼没的山妖（rubez?hl）而让你不寒而栗；看到它，人们会联想到北欧的故事、艾达（edda）传说、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人物形象；想到诺曼人（wikinger）、印度的食人水怪……恐怖的山景使人深深地感到战栗、震撼，也激荡着人们心中潜藏着的英雄主义情结。

　　不算太宽的滦河在这里也像寓言中的湖泊，山崖的倒影使湖水呈现出可可豆般迷人的色彩，一如画家笔下苦苦寻觅的生动题材。

　　小船忽而得紧挨着石崖边缘行驶，忽而要在河流中部翻滚起的巨大漩涡中摇摆，每一个河湾都关系着船上人员的生死存亡。在这里行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稍不留神，轻飘的小船就会滑进激流，要么加速冲向石崖撞得粉碎，要么毫无生还希望地被漩涡卷进浪底。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山景会使人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和丧失自主意识，相对而言，山崖对面隐于茫茫夜色中的深邃山林倒是更值得人信赖的地方。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置身于遥远的宇宙天国。是与激流搏斗？还是被漩涡卷进浪底？它挑战着尘世间的英雄。大山充满活力，充满神秘，一种并非虚幻和空想的神秘。陡峭伟岸的石崖直冲云霄，像要从上天那里获得力量和威严——中国画常见的画面。不理解中国风景的人是断然理解不了传统的中国画的内涵的。

　　在巍峨陡峭的两山之间，船尾的艄公更显矮小了，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他竟会是这么的矮小。瞧他那副胆怯的样子：两只手——我甚至要说：两只小手——拽着船舵，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神情就像一个迷失了回家方向、心中充满恐惧的孩子。

　　天渐行渐暗，一种可以察觉到的凉意偷偷地裹挟着山川。

　　艄公的眼睛瞻前顾后，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我坐在船的中部，一种不安全的念头突然间掠过脑际，我也开始左顾右盼起来，恐惧感渐渐压过了先前的不甚确定的新奇感。

　　山水间到底隐藏着什么呢？人此时好像行走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阴森森的洞穴里，像听到了地球深处沸腾的声响，又好像嗅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为了打破此间的沉寂，也为了麻木失落的感觉，我开始与艄公攀谈起来：

　　“你们怎么啦？神色都显得那么奇怪，难道这里会有吃人的野兽或妖魔鬼怪不成？”

　　“哦！不可背后乱说！不可背后乱说！”他颇为担忧地说道：

　　“鬼怪听见了会生气的，这个峡谷里生活着形态如虎、豹、蟒蛇和乌龟的神灵动物，经常有船工因说错话或做了亏心事在这里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不会受到……”话音未落，船身忽地一阵剧烈的抖动，艄公迅速抓住舵柄将船领进了右边河湾处漩涡聚集的角落。

　　“老天在上！”他带着颤抖的声调继续说道：

　　“刚才的抖动很可能就是一个警告。”

　　前面的两个船工开始扯起沙哑的喉咙有节奏地喊起了船工调子，听到这微微发颤的音调，人就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恐惧和颤栗。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经过这妖魔鬼怪出没的区域，瞧，前面水平线处，就是我们今晚停船过夜的地方。在这一区域夜间行船不够安全，可能会有土匪出没。以前更加糟糕，几乎每天都有土匪抢劫的事件发生。”艄公继续说道。

　　“你们遇到过土匪抢劫吗？”我问他，也希望他不要再去想那些妖魔鬼怪之事。看起来，他对妖魔鬼怪的畏惧超过了对土匪强盗袭击的畏惧。

　　“经常遇到。”他回答，“不过，土匪强盗不怎么对我们下手。他们知道，船上除了不属于我们财产的货物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对我们下手他们发不了横财。不过，如果我们载有客人，客人看起来又……”

　　“你是说我吗？”我强作笑脸，并产生了些许异样的感觉，“难道土匪会对我……”

　　伟大的长城！

　　——恩斯特·柯德士 摄

　　说到这里，我掏出了屁股裤兜里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也给他人以威慑，对着峭壁，我放了几枪，枪声在空谷间回响。我要提醒船工们，我是有枪的。难道这三个船工就不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来袭击我、抢劫我、将我作为人质抓起来吗？这个想法使我极度地不安起来。不过，我没有说出来，相反，我显得十分镇定自若。我紧紧地握着手枪以防万一，手指一开一关地把玩着保险盖，咔——嚓、咔——嚓，附和着船工摇桨的节奏，可思绪却游移到了其他方面。我心里暗想：人要在这里消失可就太惨了！

　　面向东南方向，我们航行的前方渐显平坦，最高的山头已经被甩到了我们身后的北面。前方逶迤起伏的山脉隆起了山脊，山脊上呈现出一排呈锯齿状有规律排列的剪影，在朦胧的夜色中，像传说中史前巨龙脊背上的龙鳍。

　　“前面那很少见到的、有一排锯齿状剪影的景致是什么地方？”我指着远方的一排“龙鳍”询问后面的艄公，同时“咔——嚓”一声，又打开了手枪的保险盖。

　　“那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沿着山脊修建，你现在见到的呈锯齿状的剪影是长城城墙上端的垛口。长城从山海关海港的海湾起步，经数千公里直奔大西北内蒙古。”在他讲述的时候，我开始对我的担忧感到好笑。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还十分热情友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咔——嚓”一声，我关上了手枪的保险盖，将手枪又塞进了后面的裤兜。

　　又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我们完全靠近了长城。

　　现在，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建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多次耳闻的长城城墙，是数百年来将中国封闭、与外部世界以及所有发展进步隔离开来的长城。长城在这里断开，给出了一个河流通道——人们大概可以如此象征性地去理解。长城在河岸一边陡峭的石崖上断开，在河岸另一边悬崖上再继续延伸。在宽宽的河床上，长城断开处就像一个洞开的大门，左右两侧是笔直高耸的崖壁，长城屹立在高耸的山脊上。时而断开、时而顺着山势逶迤延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蜿蜒曲折地引领着人们的目光，一眼望不到头。长城的上端是墙的垛口，被上百、上千、甚至是上百万个宝塔状的小烽火台有规律地隔开。历经岁月沧桑，难以计数的墙垛上留下了累累疤痕。

　　长城有3000多公里长（3000多公里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据《辞海》，长城长度约为6300公里——译者注

　　），是哪一个当权者的突发奇想？是谁修建的？在一个地势险峻无路可循的地带，用石砖堆砌了这样一座约3000公里长、7至9米高、10米宽的长城！

　　一个近乎荒唐、不可理喻的幻想！但尽管如此，幻想变成了现实，长城至今巍然屹立！

　　从中国的编年史里，我们可以知道长城修建的历史和年代。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互相防御，各在其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长城，公元前214年，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将秦、燕、赵三国的北边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

　　长城的作用是抵御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入侵，也就是抵御在第一个世纪编年史上被称之为东胡（tung-hu）和匈奴（hsing-nu）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入侵。据称匈奴是蒙古人（hunnen）的祖先。

　　不过，长城也只能是暂时地抵御外侮入侵。4世纪，匈奴人抓住了*皇帝，并强迫他们的继位者将京都南移迁至长江岸边上的南京，即今天的中华民国首都。4世纪至6世纪，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统治了中国北方，京都在今山西省的大同，后迁至今河南省的洛阳。之后7世纪、8世纪、9世纪又是汉族人统治的唐朝。在下一个世纪，满洲人的先人契丹人占领了中国至黄河边的大片疆土，建立了辽朝，京都设在北京。又经过两个世纪以后的12世纪，辽人被满族金人（女真人）推翻，国土面积延伸至长江边上。在此朝代之后，大蒙古建立元朝，统治了全中国，成吉思汗（dschingis-khan）的征战扩大了疆域，最后由他的儿子忽必烈汗（kublai-khan）完成了全部的统治。这是第一个蒙古人当上了中国皇帝。他的后代持续统治了这一偌大疆土134年，在世界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疆土。忽必烈汗曾入侵欧洲，他的部队曾经站在了欧洲疆土列格尼兹（liegnitz）上。

　　我让小船靠了岸。

　　我终于站立在长城上了，两千多年的建筑现在还完好得与我们的海德堡（heidelberg）城堡一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惊讶地摇着头，目光追随着逶迤延续的城墙、墙垛，时而上、时而下、时而左、时而右，极目远眺……

　　天渐渐暗了下来，当地一位收缴关税的中国税务官留我在他家里过夜，他家简陋的小房子就修建在长城另一侧的半山腰上。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天津人，胖胖的一副富态样，给人留下了受过教育、满意知足的良好印象。他的家只有一间房，整洁简朴。特别是干净整洁这一点，在中国是最难能可贵的。与其他中国家庭一样，一个大炕占了房子一半的大小。

　　税务官与我很快成为朋友，我们俩在一起聊大城市，聊汽车、交通，聊北平、天津的生活和繁华热闹，谈得十分投机。这里的山民很欠缺这些知识，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在交谈中我得知，税务官姓王，他在天津税务局以每年350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收税点。缴纳了这笔租金后，他就可以作为“公职人员”以当局的名义向每一条过往的船只征收10个铜钱的过境关税。他告诉我说，每年大约能征收关税约700到800元，这样他每年就能挣上350到400元。在中国，这个收入对一个一般家庭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他不再另有固定工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在这个山村，他很受人敬重，他没有理由不快乐、不高兴、不整天挂着笑脸。他的家庭在天津，每年回去上缴税收，也顺便回家一趟。

　　还得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长城同时也是“满洲国”与中国关内的分界线。我所在的位置已经不属于“满洲国”了，我已经站在了长城以南的中华民国境内，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没有被检查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跨越了“国境”。

　　我感到很高兴，在这里，听不到在“满洲国”已经听得十分腻味的“请出示证件”的吆喝声了，我已经厌烦了这种吆喝，已经感到相当的不愉快了。尽管这里也是“边境”，但“边境”两边都没有安排检查证件和行李的边防官员，没有这种身份的中国人、“满洲人”和日本人，这里被视为自由通道。这里只有一个“公职人员”，一个收关税的官员，一个完全没有危险、只在这里安安静静收取税银的人。

　　10米厚的城墙分割了两个世界——今天仍旧。

　　当然，这里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是所谓的“中立区”、“非军事区”。长城左右两边50公里宽的区域，是所谓的“无人区”，实际上既不属于中国，又不属于“满洲国”，尽管在主权意义上，这个区域仍隶属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长期以来的边境冲突，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与中国南京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使这一带成为“非军事区域”，以实现边境安定。在这一漫长的、遍及整个“中满边境”的区域里见不到一个武装人员。不过，不难想象的是，到处都潜伏着的日本特务，他们在这里监视着、在做准备，寄希望于今后、也可能是很快就对中国北部发动进攻。北平离这里不远，对占领者来说也就250至300公里。

　　第二天下午我们的船抵达滦州，到了北京——山海关——奉天铁路干线上的滦州车站。滦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中国小镇，滦河由这里往下连接渤海。滦河上日益繁忙的航运交通使滦州成为河北省一个重要的转运站，尤其是拥有重要铁路干线上的滦州车站。

　　尽管滦州仍位于“非军事区域”内，但令我深感吃惊的是，在滦州火车站，竟看到了背着背包、戴着钢盔来来往往的日本巡逻兵。看来，日本方面并没有完全接受制订的“非军事区域条约”。因此也更令人不愉快的是，这里根本就见不到武装的中国士兵。这样做难道是对的吗？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无礼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呢？现在——什么也不是。日本军队驻扎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要遮遮掩掩的秘密了。在滦州，居住着一些日本居民，他们的存在是日本军队必须驻扎在这里的理由。日本军队要保护日本侨民不会受到土匪袭击，不会遭受来自其他方面的任何危险。

　　到底驻扎有多少军队？这可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问题，人们也不用去谈论这个问题。军营享有治外法权，是不可能去清查人数的。人们只能相信公开的数字，即驻扎在这里“保护日本国民的只有10个日本军人”。

　　在车站，我弯腰鞠躬与面对着我的日本士兵告别。其实，他根本就不再注意我了，他在注意观察那些下车的乘客。瞧，他已经跑过去了，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有嫌疑的人。

　　奉天至北平的快车在呼啸疾驰，载着我继续向西南进发，前往北平——中国永远的皇城。

　　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权力、华贵、伟大、宗教信仰，这些持续了数百年的东西，现在都消失殆尽了，只有北平还见证着这些。北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人一口气叫出名字来的大城市，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可与之相比的要塞城池。北平之大，举世无双，她的魅力无与伦比。用“魅力”这样动听的词来形容一个城市是不多见的。

　　北平——一个巨大的文物、是权力与伟大的石化。

　　北平以前是作为皇家贵族、亲戚、王子皇孙和清王朝高官们的一处最高贵、最雅致的大庭院修建的。北京城的中央坐落着皇宫，皇宫里庭院连环相接，今天仍能见到皇宫里的人工湖泊、亭台楼阁、宝塔以及人工堆积而成的山丘。皇宫被称之为“紫禁城”，在皇帝当政时期，一般平民百姓随意闯入可是要处以极刑的。4米高的血红色围墙将这块圣地与中国普通的城区隔开，“黄色宫廷”内所有房子都覆盖着上釉的金色屋顶，所有的护栏都是大理石精心雕凿而成。在这个“兰花像野草一样”茂盛、唯一的布料是绫罗绸缎的地方，皇帝端坐在金色的龙椅上代表上天，统治着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

　　皇宫周围海洋般波浪起伏的一大片灰色平房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平城，包括环城修建的城墙。北平城的城墙修建得像大型工事要塞一样，有27公里长、10米宽、9米高，全部用灰砖砌成，环绕着整个北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墙外向南的一片，也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区，远远近近地住着那些与皇城做买卖的商人。这个城区也相当大，也用灰砖高墙围了起来。在这个城区还建有两座雄伟的祭祀建筑：天坛和先农坛。每年，皇帝都要来这里，带上祭品，祈求上天赐福于他的皇座和他的臣民。

　　北平仿佛是中国等级制度中最高级别的一个象征，直到今天，这种集权制度仍能从辉煌卓越的城市格局中反映出来。北平城规模宏大、威严凛凛、冷漠无情、坚实有力，其建筑形式完全依据法度，极具象征意义，同时又处处借喻于、寓意于大自然。中国传说中的龙是“上天”万能的图腾，赋予皇帝合理的存在，成为皇帝的化身。

　　现在，北平的创造力和活力已经荡然无存，它已经死去，给游人留下的只是一个垮掉了的、被掩埋了的印象。今天，还能在生活中残存下来的只是一个所谓梦幻中的传统的北平形象、一个记忆中传说的北平形象——就像那条龙。

　　要说完全被掩埋也不甚确切，因为，数百年历史的城墙和城市还在，还十分完好，令人深感惊讶的完好，完好得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在宽宽的墙头上来回悠闲地散步游览。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能够俯瞰整个幅员广阔的京都：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天坛仍伟岸屹立、皇宫仍壮观美丽，屋顶上蓝色和金黄色的琉璃瓦仍波光粼粼。

　　难道这光芒会有一天消失吗？它还能承载未来的希望吗？当我的眼睛扫过这逝去了的权势和华丽的世界时，问号就不由自主地浮上我的脑际。

　　我现在正与一位年迈的原清朝官员一同站在北平城墙上的一座塔楼下。这位清朝官员原在皇宫当差，现在靠领取一点养老俸禄勉强地生活。他的宅院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我们刚从他家出来。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谈论中国艺术。老官员对我讲述的中国艺术，内容上很有象征意味，他的表达形式或主题大多都很随机。在一块没有什么审美价值的礁石中，中国人却能窥探到整个宇宙，自相矛盾的悖论在中国的格言里并不是什么幽默和诙谐，而是体现了现实世界中缺失的、不充分的悲情和愉悦。中国艺术是通过解密宇宙的渴望来美化和神化日常生活、大自然、甚至是想象力的。

　　高贵的官员继续侃侃而谈：

　　“您还记得放在我桌上的那一尊修补过的花瓶吗？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花瓶由一小块一小块的陶瓷碎片组成，碎瓷片又通过一条长且结实的铜扣带连接在一起，以保持它雍容华贵的形象。应该说，花瓶本身并不特殊，形体像一个大的、对称的南瓜，上下均成平面，上面的平面瓶口连接着花瓶内腔，下面平面瓶底则可以直立地放在桌子上。

　　“实心花瓶就不是花瓶了，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年迈的清朝官员继续说着。他那长且稀疏、呈银白色的腮胡垂挂着，两只眼睛在两个满是皱褶的眼袋上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北平城内威严雄伟、呈血红色的“紫禁城”入口处。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花瓶的釉色可以是漆红色或靛蓝色的，但这个花瓶却十分意外地呈葱绿色，有些部位还呈现出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红色。这个花瓶完全是我的象征，是我生命的象征。”昔日的高官显贵一副鉴赏家的模样，深思熟虑般地将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弯曲着留有长长指甲的其他三个手指。

　　“虽然破碎成了一块块瓷片，但花瓶的形状依旧。这个家传的花瓶已经有903年的历史了，它是皇帝的赏赐。花瓶经受住了沧桑岁月的考验，岁月将花瓶变成了碎片，但人却挽救了它。”老人交织着血丝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家里的那尊神秘的、心爱的花瓶。他接着说：

　　“其实，一个花瓶的真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的实际存在，而在于它的形态和造型，在于它独一无二的形式，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天道、天意，人是无法探明其究竟的。生命本身不是鲜活的，鲜活的是形式。艺术就是这样，是关于形式的。艺术，供人们欣赏，它将事物的瞬间美化定格，与永恒的、无法探究的上天意志之法则，与‘宇宙的泡沫’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艺术道明了真理，但它本身却不是真理！

　　“只要人还没有放弃，没有意外地成为一块碎片，那他将始终拥有上天的本质和天性，他就是艺术品中的一个合适的、隶属的部分，是与之和谐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质。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对我来说，花瓶是我的象征。一个花瓶没有内腔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生命，一个花瓶没有瓶壁同样是不堪设想的，就像一个生命没有了活力一样。花瓶上的裂纹和裂口是我们命运的犁沟，将花瓶上的瓷片连接在一起、不让其散架的铜扣带则是我们意志力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

　　“嗬——嗬——嗬——嗬！”年迈的清朝官员笑了起来，笑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自豪甚或带着些许狂妄的滑稽情绪，笑自己以这种方式来介绍那尊古董——经过补缀的花瓶。

　　“但是请您相信我，我常常用心地注视着这个花瓶，有时候它能将绝望中的我解救出来，它是最理解最能安慰我的好朋友。只要花瓶还一直被一个中国人视为可以信赖的命运象征，我也就会一直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不会垮掉，不会失去意义，不会失败。”

　　我深深地感觉到，要真正理解这位年迈的、曾经为皇帝鞍前马后效劳的前清官员关于他心爱的花瓶的一席话甚至要比理解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的着作还难。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中国老人，寂寞得像穿过云彩高高在上的峰尖。

　　“回家吧！”老人催促着我。

　　落日像一轮红色的圆盘还悬挂在北平西山的上空，故宫屋顶上的琉璃瓦在余晖中闪烁着落日前的最后一道耀眼的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