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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保持健全的文化心态,创建中华现代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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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并长期遥居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处于这种文明系统中的儒家士大夫坚守“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形成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自大虚骄心理。而明清以后形成的“万邦来朝”、“四夷宾服”及由此而形成的宗藩秩序和朝贡制度,更加强化了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大虚骄心理。由于对西洋文明缺乏必要的了解,故其文化优越感多半来自国人的臆想和附会,带有明显的自大的虚骄心态。

  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外夷之船坚炮利,不能不师夷之长技。但多数人抱着这样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在这种文化心理优势支配下,在对待西方文明冲击时,国人的自大虚骄心理首先畸变为盲目排外的抗拒心态。儒家士大夫坚持“夷夏之辨”,认为只能“以夏变夷”而未闻“以夷变夏”的文化观念,视引入西方器物文明为“以夷变夏”,拒绝引入西学。倭仁以传统的夷夏观、“道器”观和义利观振振有词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种论述的背后包含着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恐惧。随着对外战争的失败,这种恐惧感不断强化。朱一新表达了对西方“技艺”冲击中国“道义”之忧虑。其云:“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出,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今以艺之未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吾义理以徇之,何异救刖而牵其足,拯溺而入于渊?是亦又可以已乎?……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又其次。况(中国)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说导之哉?”

  对西方近代文明的顽固抗拒,既难以说明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更难以挽救晚清面临的危局。故盲目的自大虚骄心理难以持久,逐渐形成了“西学源出中国”之说。他们将西学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说有利于西学传播的一面,但同样反映出国人抱定的中学高于西学、西学来源于中学的自大心理,体现出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但当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技艺高于中国技艺之后,中国士大夫固有的自大心理情结逐渐衍生出“中国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议论。在他们看来,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胜于中国,但“教育文化远逊中华”。这种文化观显然体现了士大夫自大虚骄的心理。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对文化保守派“爱国的自大”的文化心态作了揭示。他指出,爱国的自大的意见可归纳成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夸耀中国文明的起源早。乙云:“外国物质文化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是西学中源论,古已有之论,使中国固有文化包含西方各种有价值的事物,使中学凌驾于西学。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用西方的缺陷消抵西方的成就。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更是冥顽地拒绝外来文明。

  如果说儒家士大夫的自大虚骄心理来自对中华文明优越感的坚守,并主要体现为学理上的抗拒与附会的话,那么,一般社会民众的自大心理,则集中体现为对西洋文明的极端仇视和盲目排外情结。这种仇视和排外情结在义和团民众的言行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义和团公开“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不加区别地一概烧教堂、杀洋人、拆铁路电线电杆等洋物,反对一切带“洋”字之器物,表现出非理性的“剿灭洋鬼”狂热和虚妄可笑的自大神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民族文化自大神话的幻灭,由此也造成了国人文化心态上的巨大失落。

  自大与自卑是一对孪生兄弟,当虚骄的自大心理破灭及文化优越感动摇之后,国人的文化心态很容易趋向自卑和崇洋:“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自大心理导向盲目排外,自卑心理则必然滑向崇洋媚外。在对外抗拒屡遭失败,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之变后,国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逆转:从自大转向自卑,从盲目排外转向崇洋媚外。

  清季出现的“全盘西化”思潮,便是这种文化心态失衡之具体呈现。胡适对守旧派的言论曾进行过严厉批评:“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这种批评是中肯的,但胡氏在批评“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之后,却不恰当地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这种偏颇的论点,带有明显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这种对民族文化缺乏自信力的心态,同样不是健全的理性的文化心态。

  因此,近代以来在对待中西文明问题上,国人存在着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一是自大的虚骄文化心态,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二是自卑的文化心态,带有明显的“全盘西化”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文化心态上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国人对中西文明的冷静认识和理性取舍,导致了中国现代新文明创建的复杂性及曲折性。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是伴随着西方军事侵略与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的,由于中国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师法与抵御西方侵略交织在一起,故处于迷局中的国人难以保持心平气和的健全文化心态。*指出:“西方人再度东来时已失去了传教士的宗教精神,而是在武力的优势支持之下,怀着征服殖民地的迫切情怀,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此,维系着中国和西方的不是彼此交流的文化关系,而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强国与弱国、刀俎与鱼肉之间的片面压迫关系。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图存的中国人民实在也不可能再保持着清明的理智、从容的态度、宁静的胸襟去仔细观察、体会以至欣赏西方的文化。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仇恨妨害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之间觅取有效的配合的努力。这当然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表现在五四运动以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偏执,表现在五四以后便是‘全盘西化’的极端。从心理上分析,前一种错误是由于‘夜郎自大’,后一种错误则导源于过度的自卑。自大与自卑都是不同文化接触中最容易发生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建立起理性的健全的文化心态的话,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国人有能力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树起健全的文化心态,从容地对待中西文化问题。要树立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健全文化心态,就必须对两种错误偏向保持清醒的警惕:一是食古不化、拒绝接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华夏中心主义。大讲“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华夏中心主义在作怪,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在作怪;二是否定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这两种倾向妨碍国人对中国固有文化及现代化的正确认识。只有树立健全的理性的文化心态,才能摆脱近代以来在所谓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的种种困惑,才能使中西文化的问题转化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真正弄清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个性特点和独立地位,才能真正解决好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因素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近百年却备受歧视,受尽屈辱。中华文明在近代骤然落伍的现实,使国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畸变,产生了一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从妄自尊大的华夏中心主义、封闭保守的天朝中心主义,到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仇外心理,再到“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国人的文化心态从自尊、自大到自卑、自贱的畸形变化,严重影响着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评判,影响着中华现代新文明的重建。保持健全的文化心态,是创建中华现代新文明的必要条件。耿云志明确指出:“今日的中西文化问题,其主要意义不在于——至少是不仅仅在于——如何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问题。如果把眼界与思想局限于此,那么,很可能将来某个时候,人们又回到‘天朝上国’的观念中去自我陶醉,使我们重新经历一个闭塞落后的时期。我们不应重犯历史的错误。在今天,讨论中西文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应着眼于确立一种全民族的健全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简括地说应当是: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之中,充分活跃本土文化的生机,大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提高民族的创造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亦指出:“文化运动的成败最后系于它能否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根,因此,它发生的原因虽可以是外烁的,它最终的成就却必须是内在的。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这一点已无可疑。同时中国必须站在完成自己文化的内在发展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文化,而绝不能也不应走上‘全盘西化’的方向,这一点也能获得多数人的了解。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我们的文化运动便必须朝着求致中西文化有生命的真实融合的方向迈进。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贯通中西文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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