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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中华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华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代有损益，各放异彩。众多的文化遗存，浩瀚的历史典籍，蔚为奇观的艺术创造，独特的社会历史风貌，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构成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宝库。古代中国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地传承并发展下来，堪称世界历史的奇迹。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儒、墨、道、法、农、兵、纵横、小说诸家并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特别是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儒家经典所确定的伦理纲常，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指导思想。文学、史学、哲学、教育、艺术、伦理等各个领域，以及各种流派，各种学说，都不能背离儒家经典。衡量政治的治乱得失，判断人物的功过是非，评判思想学说的正邪高下，观察社会风俗的醇陋优劣，都要以是否符合儒家经典所规定的纲常伦纪为标准。这样，儒家思想尤其是其所倡导的纲常伦纪，成为万古不变的“圣道”和人们遵循的社会规范。历久不衰、复杂多样的中华文明结构，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以其统帅其他各个文化领域和文化形态。其明显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概括而言就是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利。

　　中国古代文明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也发生过数次变革，但其基本内核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鸦片战争以前，尽管也有一些外来文明传入中国，但它们不仅不可能取代中国传统文明的统治地位，而且连自己的独立性都难以保持。如果它要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下去，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被改造、被吸收，成为传统文明的补充（如东汉以来的佛教），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如明末清初的基督教）。中国传统文明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它既有利于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同时也满足了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需求。只要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传统文明的深层结构就难有根本改变。实际上，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明，是在与周边文明冲突协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演进的。

　　西方文明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不同，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差异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不仅干预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并且渗透到人们的深层心理意识中。上帝是主宰，世俗的一切只能是神学的婢女，“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但从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新文化猛烈冲击中世纪神学，教会权威急剧衰落，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复活，人文主义复兴。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迅速完成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发展为以民主、科学、人权、个人主义等理念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明。明清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

　　由此可见，中西两种文明是在几乎彼此隔绝的情况下独立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西方文明具有截然不同的立足点和核心文化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两者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发展特点，各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系统和独特的价值观念。两种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民族性差异。同时，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形成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代表世界文明发展趋向的近代文明。无论是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还是在人的精神自由等层面，西方近代文明均高于中国传统文明。它与中国传统文明不仅存在着民族性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为时代性的差异。

　　尽管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因两种文明在地域上相隔甚远，很难有发生冲突之机遇。但16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以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为后盾，开始了向全世界的扩张。这样，中西文明就像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逐渐相交汇流了。

　　西方近代文明的大举东来，是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相伴的。欧洲殖民者携带着先进的洋枪大炮和廉价商品来到中国时，中国传统文明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仍在原有的轨道上徘徊。这就使中西文明的大规模相遇，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方式来表现的。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相遇后的此消彼长，展示着两种文明所处地位之逆转。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而且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自成文明体系的，故中国传统文明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扩展到华北平原，进而扩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中原农业文明高于周边的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故尽管游牧民族一度征服过华夏汉族，建立过少数民族政权（北朝五胡十六国、元、清），但为了稳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不得不接受比自己高级的中原汉族文明，逐渐被汉族创造的华夏文明所征服。真正对华夏文明构成有力的挑战者，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通过罗什、达摩东来，法显、玄奘西访，通过取经、讲经、翻译、研究等方式，逐渐渗透到华夏文明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中国的哲学、艺术影响较大，甚至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华文明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佛教逐渐中国化，佛教的许多精华被吸纳入宋明儒学之中。因此，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并未遇到真正的强有力对手。中国士大夫及读书人从未想到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其他高等的文明，在中华汉民族之外还有可与自己相比肩的拥有高等文明的民族。这种文化心理上的优势是强固的，几乎偏执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

　　西方近代文明不仅有中西古代文明所无法比拟的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且有着古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它是引领着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近代新文明，是远远高于中华古代文明的世界近代新文明。这种特性，决定了西方近代文明之东来，对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传统文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有力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不仅使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人真正感受到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而且使国人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真切地感受到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明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之中。西方殖民者及其近代文明不仅没有被中华文明所同化，而是要来同化中华文明，要把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到世界近代文明的新轨道和新秩序之中。

　　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使中华文明内部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和产生自己的近代文明，故中国近代文明不是从内部自然孕育和产生的，而是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经过中华古代文明的近代转型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文明的产生与形成，是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及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密切相连的。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自然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发展和演进的主要方式，也自然构成了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历史主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不遇着西方文化，中国本身并无多大问题。无如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个必然之势，于是问题乃起。如何调和中西文化，使西方文化进来而又不致推翻中国固有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这样，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与冲突，采用的便是“血与火”的暴烈方式。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围绕着三种矛盾展开，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儒家文明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冲突显得格外猛烈和复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文明带着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烙印，逐渐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的确对封闭、守旧的中国传统文明给予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着古老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在激烈动荡与复杂多变的时代，西方近代文明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秩序，动摇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社会根基。中国固有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急于寻求文化出路，焦虑地寻求文化变革，并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中西文明：对中国传统文明要么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要么固步自封地予以坚守；对西方近代文明要么全盘抗拒，要么全盘肯定。这种复杂的而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历程显得格外曲折和坎坷。

　　晚清以降的中西文明冲突，最早体现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的冲突，并且以“教案”、“反洋教”的暴烈方式逐次展开。两种文明的直接碰撞必然反映到国人的文化取舍和文化选择上。如果说晚清教案是中西文明直接碰撞与冲突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文化论争，则是西方文明输入后必然引起的中西文明冲突在中国朝野内部的集中反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逐步输入，两种文明的冲突按照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由片面到全面地展开：一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二是传统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及民主政体的冲突；三是儒家纲常名教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冲突。两种文明冲突的性质，不仅仅是所谓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上的全面冲突，是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之争。

　　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之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激烈的争论，而且也存在着中西文明之间的沟通融合。如何看待中西两种文明的特质、地位和关系，成为困扰近代中国志士仁人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他们而言，如何认识中西文明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中国传统文明以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于是，晚清朝野相继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等沟通中西文明的思想主张。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中华文明的前途开药方，探寻中华文明在近代的新出路。

　　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但最根本的是文明的核心——儒家的纲常名教受到空前未有的冲击。由于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使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捆绑在一起，故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君主专制主义进行批判时，与其紧密相连的儒学也难免遭到质疑，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彻底崩溃。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力挑战和儒学独尊地位的根本动摇，中华文明面临着严峻的近代转型的使命。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吸纳中西文明之长而创造出中国近代新文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肩负的重大文化使命。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是两个过程的统一：一是中华文明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自身蜕变与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影响其演变的速率与形式。二是西方近代文明随着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而大规模输入中国，从而发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文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好“古今中外”问题。所谓“中”指中国传统文明，包括了“古”；“外”指西方近代文明，基本上代表了“今”。故“古今中外”的核心是“中”和“外”。所谓“古今”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化问题；所谓“中外”问题，就是中西文明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从而创建中国近代新文明。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乃为近代中国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

　　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开始进行近代转型的，并长期困扰于古今、新旧、中西等纠缠不清的文化纷争之中，故“变”是中国近代文明演进的突出特点。正因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变动不居，致使国人在追求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找到构成中国近代文明的核心准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中国先进分子才真正形成了民主、科学、人权、理性及个性主义等现代文明的新准则。民主与科学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又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的有用的内容。故民主与科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和严峻的文化危机，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复兴机遇。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不是儒家思想的复活，而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必须建立在中西文明沟通与融合的基础之上，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老根上。这是需要几代中国人完成的任务。遗憾的是，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没有能够在近代中国完成，而是落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肩负着中华文明复兴使命的当代中国人，需要沿着前人的思想轨迹，在文化理论上开拓创新，继续进行中西文明的沟通与融合工作，继续创建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新文明。

　　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接受西方文明而不被同化，如何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时与国际社会接轨，如何将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之中而创建中国的新文明，显然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异常紧迫的伟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