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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耳聋和死亡之谜
1827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一代音乐大师贝多芬最终被“病魔交响曲”所淹没，在维也纳“黑西班牙人”公寓与世长辞。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去世了，他那饱受折磨的一生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号。
贝多芬一生与病痛为伴，特别是在他32岁时，他的耳聋更加厉害了，这对当时正步入创作成熟期的贝多芬来说，打击特别沉重。他的性格开始变得更加暴躁、孤僻，极度的绝望让他多次想要自杀。那么，导致贝多芬耳聋的病因是什么呢？世界上有关音乐大师耳聋病因的文章有很多，但都缺乏权威的说服力。
伟大的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当时，维也纳病理博物院乔·安华格纳医师被请来主持对贝多芬的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的工作，可惜的是，乔的解剖报告只提供了死后的耳疾情况。于是，有人便从他早年的疾病中去寻找线索。在1797年夏天，贝多芬曾经患了严重的下痢，时好时坏，前后拖了6年之久。现在推测起来，他可能是得了肠伤寒。伤寒是属于热病的一种，这也许是造成贝多芬年轻时产生重听的病因。
在许多贝多芬的传记中，都描写着他的脸上有许多凹凸不平的小疤痕，或许他在孩童时代曾经得过天花，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耳聋的原因。有人指出，贝多芬在听力衰退的22年里，曾经使用了各种工具来帮助听力，有时还使用一支木质的鼓槌，一端咬在上下牙缝之间，另一端则附在钢琴上，这样，声音的振动可以沿着鼓槌而到牙齿再经头骨传入耳朵里，可见贝多芬耳部负责传导声音功能的一些器官也有病变。
为确定贝多芬耳聋的病因，求得病理学上的印证，人们曾经在1863年和1888年两次开棺检验贝多芬的头颅骨，一共获得9块头骨片，但偏偏找不到他的颞骨，这就无法使人研讨出音乐家耳聋的真正病因了。颞骨到底在哪里呢？这又是个未解之谜。耳科学家波立兹是现代对颞骨研究的权威人物，曾经研究耳聋病理多年，但是对此事同样没有结果。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雕像
英国尤维尔区医院风湿科顾问医师、业余大提琴手帕尔福曼在清理和研究贝多芬私人信件、尸体解剖报告10年后，认为：“作曲家的胸腔感染、胃病、严重背痛和关节痛最后导致了贝多芬的耳聋。”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
他说：这种耳聋的最严重病症可以说是由肺结核引起的。当贝多芬16岁时，结核病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贝多芬20多岁时开始逐渐失去听力，后来的20多年里他完全丧失了听力，他一直忍受着腹泻、水肿、痢疾和痛风等病痛。
关于贝多芬死亡的原因，人们曾经普遍认为：这位作曲家的死是由于严重酗酒而引起肝病导致的，他是在55岁的时候，发现得了置自己于死地的严重肝病，但帕尔福曼对这种看法提出了异议。他根据自己新的研究成果提出：折磨了这位作曲家20多年的许多病痛是由一种少见的风湿病引起的，这种风湿病慢慢侵袭身体，使身体的每个器官发炎。贝多芬的病痛非常剧烈，以至于他禁不住要自杀。最后，贝多芬被这种风湿病折磨死了。他同时指出，一种简单的现代药物本来可以治好使贝多芬耳聋的疾病，如果用现代的类固醇给他治疗和给他做肝脏移植手术的话，可以使贝多芬多活很多年，让他完成“丢失”的第十交响曲。
贝多芬塑像
法国着名作家、贝多芬的同时代人阿尔方斯·卡尔在《在椴树下》一书中，对贝多芬之死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提供了新的线索，谈了自己的观点：
贝多芬在临死前不久的一天，他的侄子来信说，自己在维也纳牵连进一桩麻烦的事件中不能摆脱，只有贝多芬出面才能帮他脱离困境。贝多芬接信后马上动身，为了省钱，他徒步上路。当夜幕降临时，他停在一家简陋的小房子前，请求主人留宿。当天晚上，他非常疲惫。主人接待了他，并邀请他共进晚餐。之后，一家人弹起了贝多芬的乐曲。作曲家虽然不能听见乐声，但看着主人愉快的神情，便走上前去看谱，没想到竟是自己的交响乐章。
贝多芬坐在旧钢琴前，即兴弹起了不少曲子，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演奏。当夜晚到来的时候，贝多芬开始辗转反侧，很难入睡。他感到浑身发烧，觉得气闷难忍，于是爬起身来，光着脚到田野里漫步。贝多芬在外面滞留了很长时间，夜的寒气侵入了肌肤，回来时他已经冷得浑身发抖。他们（主人）从维也纳请来一位医生，经医生诊断是肺积水。医生说，即使精心护理贝多芬，他的生命也只能维持一二日，他已经危在旦夕了。
这时，知道贝多芬病重的波西米亚着名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胡梅尔来看他，但贝多芬已经不能和老友交谈了，仅用饱含感激的目光凝视着他。胡梅尔弯身俯视着贝多芬，用听音筒对他喊，表示他在这种情况下会见老友的悲伤之情。贝多芬从听音筒依稀听见几句大声的喊叫之后，顿时感觉到非常开心，他两眼奕奕闪光，对老朋友说：“胡梅尔，我果真是个天才吗？”说完这句最后的话，他两眼直勾勾地凝望着，张大了嘴，猝然断了气。
有的研究专家还试图从贝多芬的家庭关系上来揭开作曲家的死亡之谜。我国学者赵鑫珊在《贝多芬之魂》一书中认为：贝多芬过早地离开人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忘恩负义的侄儿卡尔造成的。
长期的烦扰，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给他的精神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比如他的侄子卡尔居然在别人面前管贝多芬叫“老傻瓜”，只要人家看到他同贝多芬这个“老傻瓜”在一起，他就觉得丢脸。只要贝多芬对他严加管教，言语过重，这个无赖就会用自杀来威胁。但是尽管这样，贝多芬对他慈父般的爱还是有增无减，并且一再迁就他。
1826年12月1日，卡尔不听贝多芬的劝告，硬要去军队服役，贝多芬只好陪他上路。那天贝多芬衣着单薄，在旅途中得了严重风寒，从此一病不起。据当年44岁的医学博士瓦鲁特的报告说，那晚，贝多芬落脚在一个乡村客店里过夜，房子因为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既没有炉子取暖，也没有过冬的窗户。
贝多芬奏鸣曲《月光》部分章节
第2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开始发寒热，浑身不住地发抖。12月2日，当他回到维也纳时，完全是个死去活来的老人。可卡尔得到伯父卧床不起的消息，竟无动于衷，依然在咖啡馆里打弹子。严重的肺炎过后，接着便是肝硬化，最后引起水肿。3月23日，贝多芬立下了仅一句话的遗嘱：“无条件地将自己的一切留给我的侄子。”
音乐狂人——贝多芬
第二天早晨，人们为他举行了最后一次洗礼仪式。有的学者更明确地说：贝多芬实际上是被侄儿气死或逼死的，没有他，作曲家还可以活上好多年。或许，探究贝多芬耳聋和死亡的原因已经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在病痛折磨和与声音隔绝的状态下，仍然创作出了一曲曲世界名曲的精神，令人无限的敬仰。他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句名言，不知激励了多少后来人！
裴多菲死因之谜
席卷欧洲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的炮火便在多瑙河畔打响了。年仅25岁的进步诗人裴多菲·山陀尔以极大热情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他一方面以火热的诗篇号召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同时毅然拿起武器投身到神圣而残酷的战场，并且因为卓着的军事才能而获得少校军衔及一枚勋章。
匈牙利革命的熊熊烈火极大地震撼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奥地利帝国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号称欧洲宪兵的沙皇俄国便勾结奥地利开始镇压匈牙利革命。1849年5月8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发表武装干涉匈牙利的宣言，并派14万军队分为两路进入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军在奥俄两面夹攻的困境中，展开了最艰苦也是最后阶段的战斗。
7月22日，身为军人的裴多菲同结婚不满两年的爱妻森德莱·尤丽娅诀别，来到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贝姆将军的军队中。此时，贝姆的军队已经陷入俄奥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7月31日凌晨，最后的较量开始了。裴多菲不顾贝姆的命令，离开后备部队冲到战场的最前线。在一块玉米地里，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发现并追上了裴多菲，他虽然躲过一个哥萨克兵劈下的军刀，但没能避开另一个哥萨克兵投来的长矛，诗人的胸膛被刺穿，应声倒在战场上。
裴多菲为他的祖国献出了年仅26岁的宝贵生命，实践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铮铮誓言。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里写道：诗人“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尽管这是中外文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裴多菲死在瑟克什堡的激战之中，他的尸体同许多匈牙利爱国志士一道被埋葬在有1000多名英灵的大坟冢里；但这并非是唯一的说法，因为埋葬时并没有人明确地知道其中究竟有没有诗人的尸体，于是便引出了关于裴多菲之死的其他解释。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年）出生于多瑙河畔蒂萨河大平原上的基什克勒什市。
在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的30年内，有许多人并不相信瑟克什堡战场上警告过裴多菲要隐蔽并目击哥萨克兵刺杀过程的那位军医的话，而认为裴多菲没有战死过，仍然活着。这种传说还在全国多种报刊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稿之中可见，匈牙利人民似乎接受不了诗人战死的悲剧。他们认为裴多菲是被沙俄军队俘虏，并被押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矿区做苦役。
青年时的裴多菲
一位被释放的匈牙利战俘返回祖国后发表演说和文章，说西伯利亚的战俘中有一位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的人，多次和他谈过话，他认为这个山陀尔就是裴多菲。波兰革命家维尼耶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也都曾经见过彼得罗维奇·山陀尔。
更为奇巧的是，西伯利亚东部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巴尔古金村民中，长期流传着一个名为彼得罗维奇的政治流放犯的故事，乡民们传颂着他的事迹，能描绘出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并完好地保护着葬有这位神秘囚徒遗骸的坟墓。这一情况辗转传到了研究裴多菲的机构，一个由苏联、美国、匈牙利等国的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委员会便前往巴尔古金进行了调查，并鉴定了墓中的遗骸。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巴尔古金研究中心将1989年9月21日举行的第二次国际鉴定会议纪要整理成科学报告，报道了许多与裴多菲十分相像的情况。人类学家的鉴定结果表明：墓主身材矮小，瘦弱，前额宽阔，年龄约32岁半，左腿微瘸，缺3根手指，左手比右手动作灵活，左上第3颗牙歪斜且向前突出。而裴多菲的传记也有传主身体瘦小，弯腰很困难，跛脚，因伤缺3指，左撇子等记载。
现代诗人约凯也在回忆裴多菲时说：“他笑的时候，就露出上面那颗锋利的小虎牙。”这些难道都仅仅是巧合吗？研究报告还指出：裴多菲在战斗结束后被农民救出，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才遭到逮捕，被捕后裴多菲化名为彼得罗维奇，战俘营中其他被俘的战友深爱这位坚强的诗人，并没有供出他的真名，于是，裴多菲以彼得罗维奇之名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巴尔古金的村民还传说，彼得罗维奇与美丽少女阿努什卡·库兹涅佐娃结为伉俪并喜得爱子；这位神秘人物心灵手巧，擅长钳工、木工，还会配制草药为村民治病；每逢周六他还给村民们演节目，而且他非常擅长写诗作画，喜欢徒步旅行。而这些又与裴多菲的生平极为相似。
传记作家耶舒写道：裴多菲在青少年时代常到铁匠作坊去，会用斧子；他曾经是巡回剧团演员；由于身体欠佳而常常自己配药治疗；他精于绘画和舞台设计，并且非常喜欢散步。此外，裴多菲患有慢性的肺病，而考察队也认为彼得罗维奇死于肺结核。这些又都是偶然的巧合吗？
匈牙利杰出诗人裴多菲的雕像
然而，匈牙利仍然有相当一些人对考察报告持怀疑态度，认为上述种种说法仍然带有假设和推测性质，还不足相信。匈牙利科学院正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与苏联合作进行新的考察。
另外，19世纪50年代还有人传说，裴多菲既没有战死，也没有曾经被沙俄军队俘虏，而是患了疯病，成为流落在多瑙河两岸的乞丐，曾经有人声称在乡下的酒馆内见过裴多菲。
怎样认识勃拉姆斯？
关于19世纪德国着名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大家都不陌生，他的一生创作了数不胜数的着名交响曲，他也被誉为“德国浪漫乐派最后一位作曲家”。但大家对他的这一称号以及创作风格颇有争议，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最流行的观点是，他属于维也纳的古典乐派，是德奥古典乐派大师中的最后一人，甚至被理论家们定为所谓的“新古典乐派”的代表，这实际上是给这种观点以改头换面的新名词。第二种观点认为，他是一位在创作上极其矛盾的人物，既属于古典乐派，又属于浪漫乐派。第三种观点认为，他实质上是浪漫乐派的代表。
年轻时的勃拉姆斯
为了比较这三派的认识，我们有必要熟悉一下他的生平和创作。约翰奈斯·勃拉姆斯（1833～1897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职业乐师家庭里，年少时候的他就有极高的天赋，10岁左右的时候，他被许多有眼光的音乐家视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人物，舒曼认为他“一生下来便全副武装了”。勃拉姆斯的祖父本是一个与音乐无缘的人，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才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父亲由乡下移居到汉堡后，从一个街头歌舞者升至市立管乐队双簧管演奏员，并且娶了一个比他大17岁、“令人尊敬但很贫穷的资产阶级的女儿”，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他和下面的弟弟相继都成了音乐家，从此，音乐世家随着他的声名鹊起而不断提高并奠定了其基础，他的家乡已经容纳不了他的才华。
勃拉姆斯是舒伯特和舒曼以后最重要的歌曲作家
在着名小提琴家约奇姆的推荐下，勃拉姆斯开始结交乐坛大师，他首先得到了舒曼夫妇的赏识。勃拉姆斯生活得极富传奇色彩，像亨德尔、贝多芬以及舒伯特一样，他终生未婚，过着逃避社会、“自由然而孤独的生活”。但勃拉姆斯与这几位音乐家相比，生活上显得更洒脱些，也似乎更有信念，他的座右铭是：自由——但要快乐！
另外，勃拉姆斯生活随便，性格耿直；他非常憎恨法国人，鄙视英国人，讨厌魏玛那种虚荣的时尚，这种性格与他中年以后常穿着脏衣服、不修边幅、从不照镜子等情况正好相吻合。传记家们说他的男性仇人们总是嘲笑他的愚蠢，女人们则说他粗俗和孤傲。勃拉姆斯不是一个好指挥，19世纪60年代后他的仇人越来越多，“这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多疑、乖戾、自傲所造成的”。他与着名的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及其追随者交恶，与德国作曲家瓦格纳也不投机，和约奇姆也发生了争执，甚至还曾与舒曼夫人产生过裂痕。勃拉姆斯与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沃尔夫和黎希脱等音乐大师都有过争架，德国着名哲学家尼采离开勃拉姆斯，像他离开瓦格纳一样，都是必然的事。
勃拉姆斯的主要创作年代是在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这个时期，欧洲浪漫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高峰。
传记家们把他的这一切解释为缺乏早年教育。看来一个大艺术家的全面素养要与他的艺术才华达到同样高的境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这一切对勃拉姆斯的艺术事业发展并无损害。他的音乐天赋极高，为当时人所叹服。他最尊敬的德国音乐家舒曼发现了勃拉姆斯，便满意地死了；门德尔松死后，有人便说：“一个大师死去，却有另一个大师勃拉姆斯诞生了。”
勃拉姆斯乐感敏锐，他能分辨出男人和女人弹琴的不同。他自己的钢琴演奏和创作都是令人瞩目的，其一生主要作品如钢琴独奏曲、协奏都严谨古朴，时人无可比拟；他的管弦乐和交响曲是杰出的，因为他特别尊崇贝多芬，对创作交响曲十分谨慎，所以不轻易创作，如同贝多芬不轻易写歌剧一样。勃拉姆斯到了40岁才完成第一交响曲，而莫扎特8岁便创作了交响曲，但勃拉姆斯的四部交响曲被后世推崇者评价极高，认为其质量可与贝多芬的交响曲相比。
另外，他注重民间音乐，这是他创作内容的第二个特点。他的歌曲民歌风味浓郁，如着名的《摇篮曲》被认为是某个古老民歌的一种回声——“这个说话生硬的老头子是全世界最热爱摇篮曲的音乐家”，看来他很喜爱儿童。勃拉姆斯成名很晚，像300年前杰出的意大利作曲家帕勒斯特里纳一样，都是在他们晚年才名扬欧洲的。1886年，他53岁发表第四交响曲时，事业达到顶峰。他晚年“发现自己被认为是在世的大师们中的最伟大的一个”。
关于勃拉姆斯创作风格和特点，他更多地被视为属于古典乐派的作曲家，“古典乐派大师中最后一人”是他特有的注册商标。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他与三位中的两位——巴赫（bach）和贝多芬一样，只写绝对音乐而不写标题音乐。假如巴赫和贝多芬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那么勃拉姆斯则是有意识地不写标题音乐。
19世纪德国着名作曲家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是一个传统主义者，着眼并钟情于古典主义时代，他自感有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视己为“伟大传统的保护者”。他自始至终都觉得李斯特是他的一个敌人，对其一切音乐活动到创作方向都大相径庭，如他的第四交响曲更回复到巴洛克时代，他采用的是古老的帕萨卡里亚形式，理论家们说他是“新古典乐派”的代表。
勃拉姆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各种类型的歌曲，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总数共有600余首，产量之多，仅次于舒伯特。
第二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勃拉姆斯是位在创作上非常矛盾的作曲家。“他的音乐似古典主义又似浪漫主义，似纯粹音乐又似标题音乐”，具体而言，其器乐曲是古典主义的，而声乐曲则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他不赞同17世纪的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为艺术而艺术”的见解，也不走新浪漫主义乐派即标题音乐派的创作道路，而是回到早期浪漫乐派和维也纳古典乐派中去，这很容易导致他两者皆融的风格，如他史诗性的第一交响曲以接近贝多芬式的终曲结束，风俗舞蹈性的第二交响曲也接近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这里从其旋律法及和声手法来看，他已是属于浪漫主义乐派了，然而他又推崇古典乐派的形式，其音乐结构是纯粹古典式的，但内容和色彩又避免不了浪漫主义的特点。所以，“作为一个后来者，他的音乐带有过去的优雅风韵，也带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
第三派观点认为他是浪漫乐派的代表，但持此观点者不多。他们认为，勃拉姆斯实际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乐派最重要的代表，他只是采用了古典主义的形式而已。在此形式之下，他给予了浪漫派音乐以全新的温馨的气息与情感。尽管他追求传统，但时代证明他那些动人心魄的匈牙利舞曲显示了浪漫主义特征；他的交响曲及其他管弦乐的思想内容更是充满了新时代的特色；更主要的是，他的声乐曲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继承了舒伯特和舒曼的传统，进而把它传给奥地利作曲家雨果·沃尔夫。从本质上而言，他应该属于浪漫乐派大师之列。
这些不同的观点，各有其道理和根据，但至今没有一个完全肯定的结论，因此音乐界的争论也就始终没有休止。
英国报业大王死因之谜
1991年11月5日，有人在大西洋的海面上发现一具*的男尸。经警方侦查和家属辨认，死者竟是赫赫有名的英国报业大王麦克斯韦尔！
消息传出，世界各国报界，尤其是西方国家报界无不为之感到震惊。此后，西方报界对此消息作了跟踪报道，种种推测层出不穷。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西方报界普遍认为麦克斯韦尔系自杀身亡，并认为这是他必然的归宿，也是最好的归宿。西方了解麦克斯韦尔报业集团财政状况的人对这一结论深信无疑。
英国第二大报业《每日镜报》的网页截图
麦克斯韦尔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犹太农民家庭。1940年，17岁的麦克斯韦尔加入了英军。战后开始从事出版生涯，1949年创办了他的第一份报纸。1961年，麦克斯韦尔已经拥有价值6000万英镑（约人民币5.9亿元）的资产。
英国《每日镜报》封面标题
1981年以后，麦克斯韦尔的事业开始进入鼎盛时期。他收买了英国印刷公司，控制了英国第二大报《每日镜报》，兼并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建立起一个横跨欧、非、美三大洲的出版帝国。麦克斯韦尔帝国主要由麦克斯韦尔私人集团、镜报集团和通信公司组成。它在全球建立了400多家公司、出版社及其他各类企业，年收入约达25.58亿美元（约161.6亿元人民币）。但是，麦克斯韦尔帝国究竟拥有多少资产，却长期是个无人知晓的谜。
麦克斯韦尔帝国是在疯狂而无休止的兼并买卖之中日益崛起的，大规模的兼并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单单为了收买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麦克斯韦尔帝国就花费了26亿美元（约164.3亿元人民币）。而收买航空指南公司，花费了7.5亿美元（约47.4亿元人民币）。
雄心勃勃的麦克斯韦尔对这样的兼并似乎永远没有满足之时，他用负债经营的办法来筹措巨额的资金，结果是拆东墙补西墙，终于让债务的绞索紧紧地套住了脖子。
为了维持麦克斯韦尔帝国的正常运转以及弥补他私人公司的亏损，麦克斯韦尔未经董事会许可，私自挪用了镜报集团和通信公司总数达12亿美元（约75.8亿元人民币）的职工养老金，这是他属下的职工们一生的积蓄。
1992年10月，有一笔7.5亿美元（约47.4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到期。为了设法归还这笔债务，麦克斯韦尔耍弄了欺诈手段并被迫出售了部分固定资产。可是，1994年10月，还有一笔13亿美元（约82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到期，机关算尽的麦克斯韦尔却已经力不从心了。面对着巨额的债务和行将暴露的挪用养老金丑闻，麦克斯韦尔只有一死了之。
1991年11月2日和3日，他在马德拉岛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随即便跳海自杀了。
英国《每日快讯报》说，麦克斯韦尔在马德拉岛期间已经显得意气沮丧，喜怒无常，但是人们没有想到这位响当当的报业大亨会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西班牙当局尸检报告说，麦克斯韦尔系死于心脏病和肺功能衰竭，没有迹象表明是死于暴力。他很可能是在心脏病发作时而失足落水的。麦克斯韦尔的家属则证实，他生前患有绝症，每天依靠药片才能维持生命。
尽管有人对西班牙当局的尸检报告提出异议，但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英国与西班牙的官方认为麦氏是“自然死亡”，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位于大西洋中部的葡萄牙着名的旅游胜地马德拉岛。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截图
不过，1992年1月9日，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却发表了很惊人的见解，称麦氏系“他杀身亡”而非“自然死亡”。该报公布了一批尸检照片及法医对照片所作的分析。从照片看，死者身上有12处伤痕，头颅内还有内出血，法医说，如果是从甲板上掉入海中的，那身体上是不会造成这些伤痕的。
这一惊人消息在英国引起了新的争议。英国《卫报》发表质疑，认为麦氏尸体“没有显示曾经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所通常具有的迹象”，尸检对麦氏左耳下一可疑的针孔未作解释，同时，并没有以牙齿和指纹对尸体的身份进行确认。
事实上，自从西班牙当局公布了尸检报告以后，就不断有人对尸检表示疑问，结果导致了第二次的尸体解剖，并进行录像，《巴黎竞赛画报》公布的就是第二次尸检时拍摄的画面。如果是被人谋杀，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麦克斯韦尔生前与以色列关系密切并参与过以色列的机密事务。人们猜测，可能是以色列的敌人干掉了他，但是也可能是以色列“为防泄密”而“忍痛割爱”。
麦氏生前曾经参与向伊朗提供大宗军火的交易，因此，有人想叫他永远的消失。麦氏生前曾经大肆裁减《每日新闻》的雇员，因而引起雇员们的愤恨，他也有可能是死于被雇佣的纽约黑手党。
1992年3月，英国《星期日快报》中披露，麦氏是苏联克格勃的一名高级间谍，此消息来自克格勃档案馆的一位高层人士。该馆的机密文件证实，麦氏生前与苏联领导层有过多宗秘密交易。但是，苏联克格勃又称麦氏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一名高级特工。由于麦克斯韦尔的身份复杂，如果是他杀，则究竟死在谁的手里尚有待时日证实。
后来，英国《太阳报》刊出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声称麦克斯韦尔没有死，他还活着，“很可能隐身在南美洲的某个地方，而躺在耶路撒冷公墓里的可能是哪个替死鬼”。如果这不是什么无稽之谈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梭伦尸骨今何在
凡是读过希腊史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梭伦这位历史人物，他是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生活在古雅典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
梭伦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和诗人，也是古希腊的七贤之一。梭伦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历史上叫做“梭伦改革”。他在诗歌方面也有许多成就，诗作主要是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的。他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
梭伦改革
古希腊政治家、诗人梭伦的雕像
公元前594年，正当雅典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紧要关头，梭伦以其出众的才华受命为首席执政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颁布“解负令”，取消一切债务，解除了压在下层平民肩上的沉重重担，接着又一鼓作气地打破氏族贵族依血统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惯例，采取按个人财产多少划分公民为四个等级，并且改革国家的机构，创设400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他又因地制宜地制定了一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改革措施，如改革币制、鼓励橄榄油输出、禁止雅典粮食出口等；命令公民传承技艺给子孙；以授予公民权的优厚条件，引进人才，让有专长的外邦人定居雅典等，从而打击了旧的氏族贵族制度，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恩格斯曾经把他的改革称之为一次“政治革命”。
就是这样，一位在古代知名度很高的政治改革家兼诗人，究竟死在何地，他的尸骨哪里去了，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据说梭伦出身名门，原籍萨拉米斯。萨拉米斯是一个海岛，濒临雅典西海岸，地扼要冲，是雅典的门户。由于其父乐善好施，以致家道中落，梭伦一度外出经商，周游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很多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
早在青年时代，梭伦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雅典与邻邦墨伽拉为了争夺萨拉米斯曾经多次发生激烈交战。雅典出师不利，屡遭败绩，人们厌战情绪与日俱增，于是他们做出了反战决议，对凡是再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再言战者，全部处以死刑。不少有志青年非常害怕这个反战法令，大多敢怒而不敢言。但只有梭伦，胆识过人，为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竟然不顾个人安危，头戴花冠、佯装疯癫，跑到市场中心，站在传令石上，向聚集在周围的人群朗诵他自己创作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号召人们到萨拉米斯去，“为这可爱的岛屿而战斗”，洗雪那令人难堪的耻辱。
为了论证夺取萨拉米斯是一个正义的举动，梭伦还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并实地考察，说明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来看，萨拉米斯理应是雅典的领土。
正是在他的鼓动下，雅典当局终于废除了那条有失民族尊严的反战法令，与墨伽拉重启战端，并任命梭伦为前线指挥官。智勇双全的梭伦不负众望，亲自率领雅典士兵，出奇制胜，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步入而立之年的梭伦从此崭露头角，声威大震，赢得了雅典平民的信任，被推举为首席执政官，实现了他对雅典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夙愿。亚里士多德称赞梭伦，说他以此曾经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了自己的国家。这些都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爱国主义者。
雅典古城遗址
梭伦与克洛伊索斯
后来，迫于雅典内部的斗争形势，梭伦在任期届满后，晚年再次出游他乡，历访埃及和塞浦路斯。有人讲10年后，梭伦又返回到了雅典，归隐在家，从事着述直至终老。
一般认为，梭伦享有高寿，活了七八十岁。有人则有不同的说法，说梭伦因为反对僭主政治的专制统治，一直游历到了外邦，最终客死在他乡。
到底哪里是梭伦的最后安眠之地，他的遗体是埋葬了还是化为灰烬撒掉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明确结论的问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
苏格拉底死因之谜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雅典城邦的公民。和同时代的孔夫子一样，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积极倡导他的学说，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弟子众多，可以说是有很多跟随者，其中最着名的要算是他的学生柏拉图了。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的一个民众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他随后服毒而死，这年苏格拉底71岁了。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大哲学家。他的死，震动了当时的希腊乃至世界，并以它的悲剧色彩而震撼着后人的心灵。同时，他的死也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人们不禁要问，像苏格拉底这样终生以讨论哲学问题为唯一乐趣的人，至多也不过是同其伙伴们闲谈形而上学的人，在后人眼里又是如此伟大的哲学家，是触犯了哪条法律而终受极刑的呢？而在雅典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和民主的城邦里（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一次着名的葬礼演说中即如此标榜过），又是怎样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苏格拉底雕塑
苏格拉底要从阿丝帕娅处带走阿希比尔德斯
判决苏格拉底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399年三位雅典公民美利图斯、阿尼图斯和莱孔对苏格拉底提出公诉（按照雅典的法律，每个雅典公民都有权对危害雅典城邦的行为或个人提出公诉），指控他不尊敬神灵和毒害青年。一个由501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双方的辩护和证词以后，以281票赞成，220票反对的结果判苏格拉底有罪，并处以死刑。但是，学者们很难相信，就凭这样的两条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的罪状便足以判处苏格拉底极刑吗？
其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然而至于这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却又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在和同伴们的讨论中毫不留情地揭雅典社会名流们的短，而得罪了许多人，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忌恨而最终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这种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在《申辩篇》里，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苏格拉底如何为证实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而各处抨击雅典各界的名流，让他们丢尽了脸而终于遭到忌恨。
也有些人认为是出于政治报复，这同雅典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民主政治在雅典已经推行了一个世纪，而且深入人心。但在公元前5世纪末，却屡屡受挫。公元前411年，受西西里远征失败的余波冲击，雅典民主政治第一次被推翻，被一个400人会议组成的寡头政府所取代，此后不久，400人会议也垮台了，民主政治随后得到恢复。
公元前404年，持续了几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最终被斯巴达所打败，在斯巴达的操纵下，一个由30人执政的僭主政府上台，雅典民主政治再次被推翻。这两次颠覆活动，深深地震动了雅典公民。而在这两次的颠覆活动中，雅典反对民主政治的贵族们都充当了急先锋，这些人中有些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失败，而间接导致了第一次颠覆活动的雅典将军阿尔西比阿底斯曾经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学生。然而，他却背叛了雅典而投靠了斯巴达人。公元前404年，三十僭主的领袖之一克里提阿斯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事实上，苏格拉底周围也确实聚集了一批贵族子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如柏拉图）。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1年再度完全恢复以后，即把苏氏看做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处以极刑。
苏格拉底塑像
美国着名记者撰写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对这个问题再度做了探讨。他认为苏格拉底同雅典民主政治的矛盾，有自己更深刻的原因。苏氏的判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生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动者，也就是说，这不是因为政治报复，而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从根本上是同民主政治的原则相悖的。
着名欧洲油画《苏格拉底之死》
苏氏认为，统治一个社会的不应该是少数人，也不应该是多数人，而应该是“有智识的人”（色诺芬语），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应该由那些知道如何管理的人来统治，由专家统治。基于这点，他不赞成所有现存政治制度，也包括雅典民主政制。但是在雅典，任何人都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而这种思想仍然得到了容忍。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由于雅典民主政治连连遭受挫折，民主派因而对反民主的思想越来越感到害怕，丧失了从意识形态上同它抗衡的信心，而终于采取了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极端措施，造成了这一幕悲剧。
当然，这些都是后人的分析，而在当时，人们也许确实相信，苏格拉底的过错是对神的不敬和对青年的毒害，至少陪审团里的501人中有大部分人相信。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也把苏格拉底描述成一个蛊惑青年的能手，这可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当时人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不过，即便如此，苏格拉底之死这个谜仍然没有完全解开。
我们知道，苏氏有几次避免被判刑的机会，雅典的民众法庭的审判程序是这样的：在原告和被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之后，由陪审团投票表决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表决有罪，再由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对被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然后陪审团再次投票，选择其中比较合适的刑罚。
而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他本可以提出比较合适的刑罚，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他可以提议被流放到某个地方，这是当时比较重的惩罚。但是苏氏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激怒了陪审团。他先提出自己应受的惩罚是由政府把他作为有益者供养起来，给他提供免费就餐，而后又提出罚款3000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约人民币70多元），但这也是一个较轻的惩罚，苏氏的弟子和朋友都劝他提出了一个重的罚款，并主动帮他出钱，但苏氏都一一拒绝了。
即使是在判决以后，他也有机会逃走，而且他的弟子和朋友们也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但他再次拒绝了。他自己选择了死，为什么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雕像
马可·波罗是否在说谎
在上古时代，由于交通不畅，东西方之间的联系颇为艰辛。在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云游天下，行踪甚广，并有“旅行家之父”的美称，但他心目中的“天下”，只不过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所知的一隅之地，十分有限，他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历史》对中国也缺乏记载。后来，盛传一时的亚历山大东征曾经到过中国的说法，经史学家研究证明也亦属无稽之谈。
在中古时代，由于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在东西方之间起到了某种桥梁和媒介的作用，阿拉伯的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留下了许多记载，其中有不少地方曾谈到中国。尽管如此，当时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了解，仍是很隔膜的。
希罗多德塑像
这一情况，到了中古时期（由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开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53年之后）才发生了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他于1271年随父亲与叔父来到中国，1275年5月到达蒙古帝国的上都。从1275年至1291年17年间，马可·波罗一直以客卿的身份在元朝供职。归国后，他因参与本邦威尼斯对热那亚人的战争被俘，在狱中通过他的口授，由同狱的比萨文学家鲁思梯谦笔录，也就是成为流传后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叫《东方见闻录》），至今已经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在我中国就有七种之多），成为风靡一时的“世界一大奇书”。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
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的情况，其中尤以第二卷（其82章）记载的中国部分最详细，诸如元初政事、战争、宫殿、朝仪乃至中国名都大邑的繁荣景象，记载翔实，引人入胜，如游记里写到的一种能燃烧的“黑色石块”，显然指的是煤炭。马可·波罗把这种在中国早在汉代就开始使用的燃料知识带回了西方，使西方人非常惊奇。
他书中介绍的许多奇异的知识，为欧洲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的窗户，无怪乎人们要说，马可·波罗“在欧洲人心目中创造了亚洲”。
但是，从此书问世以来，对它的真实性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关心马可·波罗的友人，甚至在临终前劝他为了灵魂的安宁，最好把一些离奇的事实删去。到了1829年，德国学者徐尔曼不仅指出此书是一部冒充的游记，实为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而且对他是否到过中国也发生了怀疑，说马可·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过大布哈里亚境内（该处是意大利人常到的游历之地），又说该书的编者假马可·波罗之名，谓其曾经侍奉元朝皇帝忽必烈17年之久，可谓是荒唐之至。
马可·波罗雕像
那么，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吗？对此，中外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大多承认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但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书中的缺点。
国际上，对马可·波罗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法国的亨利·戈尔迪、伯希和美国的柯立夫和意大利的奥勒吉等人都持肯定意见。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他只到过北京，例如美国的海格尔在1879年写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一文中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书中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在北京听到的。即使这样，作者并没有否定他确实到过中国的事实。
但是，问题还是不断地被重新提了出来。1965年，德国史学家福赫伯宣称，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1982年4月14日，英国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位大旅行家只到过中亚的*教国家，在那里他和从中国回来的波斯商人或土耳其商人交谈过，很有可能依靠某些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作者的“证据”有以下四点：
（1）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2）书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灰茫茫的一片，对蒙古皇帝的家谱说得含混不清。
（3）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产物——茶和汉字，书中从未找到。
（4）他写的许多中国地名，似乎用的是波斯叫法。
我国学者杨志玖教授撰文，以详尽的史实对上文进行了反驳，做出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结论。杨教授在文章中说，他早在1941年，就在我国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条研究马可·波罗来华的珍贵史料：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等人的奏折中提到“今年三月奉旨，遗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这个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载完全吻合，从而确认马可·波罗一行在1291年离开中国。
杨志玖教授的这一发现及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推崇和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判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一个“极可靠的证据”。
杨志玖的论文还就英人克雷格·克鲁纳斯文章中提出的四个“论据”，逐一进行分析，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回答。当然杨在论文中也指出《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的错误以及夸大之处，但马可·波罗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其书又是在监狱恶劣环境中口述而成的，能达到这个水平已很不简单了。杨志玖教授的观点，获得了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赞同。
杨志玖教授
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蔡美彪宣读了《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长篇宏文，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与各地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的感情。虽然某些记述不免有夸张的成分，却洋溢着对中国的热爱与友谊。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过影响的学术文献，而且是马可·波罗与中国人民友情的记录。蔡美彪的论述是对他的业师杨志玖教授在50年前有关观点的延伸与发展，也是对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所做出的最新说明。
卡拉扬是纳粹战犯吗？
20世纪奥地利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全名：赫伯特·冯·卡拉扬）也许本想活到1991年——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大师莫扎特逝世200周年——以参加纪念他的这位同乡。然而他度过了自己的80寿辰后不久，便身不由己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引起了全世界隆重的纪念，震动了世界乐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作为导演的卡拉扬
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
尽管如此，有许多人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纳粹服务的事实，仍然没有忽视，并且坚持认为，与其他众多受审判的纳粹战犯相比，如果不是他在音乐上的成就，他也终究逃不过审判。
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1989年）出生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他幼时的天赋极高，5岁时便公开演奏，俨然是一位钢琴家。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兼业余音乐家，如同莫扎特的父亲一样，渴望自己的儿子早日成名，极力鼓励儿子从事音乐。这位传奇式的卡拉扬一生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如果再多活10年，他的人生历程便经过整个20世纪了。
卡拉扬的指挥生涯正式开始于拿破仑曾涉足过的小城——乌尔姆，那年他才20岁；5年后，当他被解职时，曾经漫步于这个小城街头，后来，他走遍全国谋生，但连试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1988年4月5日，当他在全世界文艺界的祝寿中度过80岁的生日时，他已被全世界舆论界赞誉为“20世纪的奇迹”、“艺术界的巨头”以及“指挥界的帝王”。
这位驰骋乐坛60年的着名指挥家，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二战”时期的生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着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的组织官员们呼吁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托斯卡尼尼参加这一重大节日，但托斯卡尼尼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决不与为希特勒服务过的孚尔特温格勒、卡拉扬之流混在一起！”可见那时把卡拉扬定为纳粹战犯的观点是有一定市场的。
卡拉扬
认为卡拉扬是纳粹战犯的证据似乎比较充分。卡氏自1933年到1942年期间一直是一名纳粹党徒。他的音乐生涯中，声誉的日益隆盛同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势力兴盛紧密地相伴随。当一些犹太籍指挥家如孚尔特温格勒、*、克赖伯、布许、缅恩等被迫辞职或离开德国时，卡拉扬却加入纳粹组织，这是他26岁时想取得亚琛的艺术指导职位而走的第一步。他曾在1967年的《纽约时报》上刊文承认这点，并表示愿为取得这一重要职位而“担当任何罪责”，同时卡氏为了往上爬，为超越孚尔特温格勒这位当时象征德意志文化传统的人物的声望，他利用一切纳粹政权给予他的机会。
1939年11月，他接受了柏林歌剧院艺术指导的位子；1941年他放弃亚琛的工作，全力经营他在柏林的事业。卡氏的事业在第三帝国期间（通常指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得到顺利的发展，这无疑说明了他是纳粹政权下的一个不光彩的人物——这是从政治上而言的，因为文化生活受政治牢牢控制的现实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基于卡拉扬为希特勒政府服务的事实，他完全是一个纳粹战犯，因而战后由于他有加入纳粹党的污点而成了首批被带到临时法庭而准备接受审判的犯人。
但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卡拉扬不能算是战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是客观的，当时一切文化生活处于纳粹强权统治之下，一切活动都带有被迫的性质。在当时纳粹强权及狂热的沙文主义气氛下，如果对抗这一强权便如同以卵击石，卡氏在那里服务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即便他有为取得各种职位的私心和机会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战后有一个专门为他成立的委员会为他请愿，要求赦免其“罪责”，不久卡氏便得以解脱了政治上的干系。这些人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一位忠心耿耿献身于音乐艺术的指挥家，卡拉扬根本就与战争和政治毫无联系，那么何谈他所犯下的“战争之罪”呢？
卡拉扬的生活照
塞万提斯葬在哪里？
塞万提斯·萨维特拉（1547～1616年）是西班牙伟大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也是西班牙作家在国际上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成名作《堂吉诃德》于1605年1月在马德里正式出版，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拉·曼却》。作品问世后立即获得极大的成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小说，当年就再版了六次。到了今天，此书已经被译为100多种外国语言，是译本种类仅次于《圣经》的作品。
有位《堂吉诃德》版本收集者声称，截至1959年的4月，他已经收集到不同语种的《堂吉诃德》版本2047种，其中西班牙语版本840种，法语版本397种，英语版本319种，德语版本130种，意大利语版本84种……
英国19世纪作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堂吉诃德》是一本“最逗笑的书”；英国浪漫诗人拜伦则说《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俄国着名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世纪的人民都一定或将要读一读《堂吉诃德》”。这些评论道出了《堂吉诃德》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界限所永远具有的艺术魅力。
《堂吉诃德》剧照
300多年来，《堂吉诃德》一直是世界各国评论家分析研究的对象，其作者塞万提斯也自然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世界级”文化伟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塞万提斯留下的传记材料却极少。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直到19世纪，学者们经过多方努力，查阅了许多国家的档案，甚至到塞万提斯工作过的机关去寻找他当征粮员和收税员时的收支账目以及他当俘虏时的记载和史料，才从中搜集到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资料，使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即使如此，塞万提斯一生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和他主要生活阶段的主要事件，仍然充满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和长期不决的争论。
例如，塞万提斯的确切出生日现在便不得而知，后人推测可能是在9月29日（圣米盖尔日）。从阿耳卡拉的圣玛利大教堂的受洗登记册上，我们可以确切知道，塞万提斯是10月9日受洗的。按当时的习惯，出生和受洗不会相隔这么久，因此出生的推测并没有多大根据。塞万提斯究竟在什么地方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究竟在哪里上学，现在同样是个未知数。
1569年12月，塞万提斯到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他出国的原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塞万提斯究竟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开始构思他的《堂吉诃德》，还是在阿加马西亚小镇的一间黑暗地窖里开始构思，这个问题目前同样是个难解的谜。
塞万提斯雕像
1592年到1605年，塞万提斯曾经多次入狱。1592年，由于他“擅自征粮”，他在卡斯特罗·台尔·里奥入狱了；1597年9月12日又因为“亏欠公款”而在塞维尔入狱；1602年则因“账目不清”之罪名在塞维尔被监禁；1605年，他又一度入狱候讯，原因是有个贵族青年在塞万提斯当时所在的瓦雅多利德的住所附近被人杀害，塞万提斯全家为这件事情遭嫌疑而入狱候讯。前述几次入狱的原因、时间和地点只是后人的推测而已，真实情况仍然不得而知。
1613年，塞万提斯正在埋头写作《堂吉诃德》的第二部，且完成了将近一半的章节。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是托尔台西利亚斯地方的人使用阿隆孛·德·弗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维达的化名，发表了一篇冒名顶替的《堂吉诃德》续篇，极力歪曲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形象，并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塞万提斯对此十分气愤，他开始加紧写作，于1615年年底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这个阿维利亚维达究竟是谁，至今无人得知。
尽管《堂吉诃德》使塞万提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坎坷的经历与数度入狱以及狱内生活，却使塞万提斯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因水肿病在其马德里的寓所中逝世，终年69岁。塞万提斯死后被埋葬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个谜。对此，有下述一些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这位大作家于1616年4月23日死在了马德里，第二天就被人埋葬在“三德派”的一个教堂的坟园，这个坟园在甘太伦那司街。又有一说认为，1633年塞万提斯被改葬于米拉特罗街，但这一改葬之说被人斥之为毫无根据。
另有人认为，塞万提斯死后被人们草草安葬，教会对塞万提斯恨之入骨，连一块墓碑也不许为他树立，因此人们至今找不到他的墓冢。西班牙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于1835年在马德里为塞万提斯树立了一块纪念碑。
还有人认为，塞万提斯一直生活非常贫困，在他逝世前不久，才得到其保护人托雷多大主教赠送的一笔款项。他死后被葬在一个修道院的墓地里，除了他妻子外，没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其墓地里没有一块碑石。1635年，修道院迁移到另一条街道上，原来墓地里的尸骨都被人掘出来进行火葬，所有的骨灰便掩埋在一起，但是他的骨灰究竟埋葬在哪里，别人还不得而知。
塞万提斯这位大作家生前只不过是一个贫困的军士和潦倒的文人而已，他死后究竟被埋葬在哪里，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
塞万提斯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
安徒生身世之谜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月夜，海面浮出一位美丽的人鱼公主，她慢慢地游向了海岸。她向往人的世界，爱上了人世间一位英俊的王子，毅然抛弃在海底能活300年的生命，服下了海巫婆剧烈的药物。她感到就像有一把利刃劈开了她纤细的身体，当即昏厥过去。待她苏醒时，在金灿灿阳光的映照下，她的鱼尾已变成了双腿。她发现自己的意中人——那年轻美貌的王子正站在她的面前。这个动人的童话使我们想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那座海的女儿的雕像，它是安徒生（全名：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写的《海的女儿》的一个片段。
权威的传记作家们都确切无疑地告诉我们，这位举世无双的童话作家是1805年4月2日出生在丹麦富恩岛上，欧登塞城中的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里。他的父亲是一位迫于生计而整日忙碌的鞋匠，他的母亲是一位迷信的洗衣妇。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由于童年贫穷的生活，安徒生梦想着自己成为一名演员，因为那些平凡的人，一到戏台上就变成了威严的国王、娇艳的王后、英俊的王子和美丽的公主。当他献身表演艺术的愿望受到挫折后，安徒生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开始了向文学高峰的跋涉。他写出了《维森堡大盗》、《阿英索尔》等剧本，《阿马格岛漫游记》等浪漫主义幻想游记和《卡尔里克·克里斯蒂安二世》等历史小说。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丹麦作家，诗人，因为他的童话故事而闻名世界。
183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他在为深深理解穷苦孩子的生活而创造的美好、幸福和快乐的童话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以后每年的圣诞节他都会出版一本童话故事书，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这些礼物中有已经列入了世界不朽名着的《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夜莺》等。他整整写了近40年，共发表了160多篇作品。因此，安徒生成了丹麦人民心目中永久的骄傲。
然而，权威传记作家们所提供的论证并没有使丹麦人信服，据称，1990年数百位丹麦人在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大学举行听证会，探讨这位童话大师的身世。一位名叫延斯·约根森的历史学家写了《安徒生——个真正的童话》一书，声称安徒生出生于王族，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和劳尔维格伯爵夫人的私生子。孩子出生后，王室把他“隐藏”在欧登塞的一位鞋匠家里，也就是安徒生父亲的家中。该书推论的根据之一是安徒生尽管出身低微，后来却打入了王族的圈子，出入皇家剧院，还曾经在皇家的宫殿阿马林堡宫住过一段时间。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约根森认为，一个鞋匠的儿子当时能够不进贫民院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只有受到王室的秘密资助才有可能。丹麦作家皮特·赫固也支持约根森的结论，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份资料加以旁证，曾有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亨丽艾特·吴尔芙，于1848年给安徒生写过信，信中提到过安徒生也发现自己是一位“王子”。
然而，令欧登塞大学听证会上的许多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安徒生在自传《我一生的童话》中只字不提“王子”之事，或多少加点暗示呢？有的学者拿出了180多年前教堂户口登记册的复印件，那上面记载着安徒生1805年4月16日受洗礼整个情况。登记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4月2日星期二凌晨一时，鞋匠汉斯·安徒生与其妻安娜·安德斯达特得一贵子。”
为了搞清这位世界着名大作家的出生之谜，丹麦着名历史学家塔格·卡尔斯泰德曾经被允许查阅大量的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档案，其中包括这位国王的信件和日记。卡尔斯泰德称，档案表明，国王和贵族与一般平民妇女生了一个男孩子确有其事。
根据档案，这种情况发生后国王会给有关妇女写信，并寄钱给她们，直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国王还为这样的孩子之一——挪威的福雷德里克·里德安排工作，让他掌管王室的狩猎活动。但在全部档案中，既没找到有关安徒生的材料，也没找到有关他的母亲安德斯达特的相关材料。
因此，直到现在，安徒生的身世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也成为了众多学家的研究课题之一。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海滨的和平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巍峨雄壮的圆柱形纪念碑，纪念碑面临着浩瀚的地中海，碑身高约60米，是用赫红色大理石建造而成的，上面书写着“光荣属于哥伦布”、“向哥伦布致敬”两行大字。环绕柱体的中部，雕有5个凌空飞舞的女神，底座侧周雕有8只巨大而神态各异的黑狮。碑顶端是一尊哥伦布全身立雕像，他的双眸凝神远望，挥手指向前方。
离纪念碑百米处的港口，停泊着哥伦布首次出航探险时乘坐的“圣玛利亚号”复制品。这是一艘黑色的木帆船，船身长25米，最宽处8米，重90吨。而原来的“圣玛利亚号”因航行途中触礁已经沉没。
巴塞罗那哥伦布塔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将世界的历史推进到一个伟大的崭新的时代。尽管不少人着书立说，证明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到达过美洲，如10世纪后期11世纪初期的挪威人、冰岛人，《梁书》记载的5世纪僧人慧深等；但他们的到达均不能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前者只是零星的、个人的活动，没有对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而后者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美洲大陆历史进程的改观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因此，哥伦布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将名垂史册。
然而，这样一位新世界的发现者、伟大的航海家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呢？其中不乏有说他是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亚人、加泰隆人、科西嘉人、马霍尔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希腊人、美国人，甚至个别美国人竟说哥伦布是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只是因为“被风吹过去了”（一种神话中常用的交通手段），因而他知道回家的路，这自然是十分荒诞的说词。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哥伦布145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城，祖父乔瓦反·哥伦布是一个经营毛纺织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的作坊开设在距离城东2.5千米处的昆特镇，父亲多米尼科·哥伦布是一个独立经营呢绒作坊的手工业能手，拥有纺织机，作坊建在热那亚城东门附近。同时他还是织布行会会员，在同行中享有一定的威望。
1445年，多米尼科·哥伦布与一位住在比萨格罗河谷的纺织工女儿苏珊娜·丰唐纳罗莎结婚。6年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降生在这里。
关于哥伦布家庭情况以及他的早期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他在14岁时，只上了一年不到的拉丁文学校，以后就开始出海航行。他曾经还当过海盗。1476年，他参加了葡萄牙反对热那亚的一场海战，当时哥伦布的船中弹起火，他靠一把桨游到了岸边，登陆后流落在里斯本，后投靠了一位自己的同乡谋生。此后到1479年，他一直替商馆做生意，1479年起，重又过着海上漂泊生活。1483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西航印度的探险计划，请求给予援助，但是遭到了拒绝。1486年，他又向西班牙君王求援也没结果。此后又分别向英法协商远航事宜，但是仍然没有成功。
直到1492年4月，他才与西班牙王室签订了实现“伟大事业”的协议。当年8月3日黎明，哥伦布率领“圣玛利亚号”、“平培号”、“尼尼亚号”从西班牙帕洛斯港扬帆出航，横渡到大西洋，终于在10月12日登上了“新大陆”。
欧洲人为纪念哥伦布而建造的雕像。
但是，在198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观点却表示，这些不能证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哪个场合声称自己是热那亚人。1476年的海战，他是以葡萄牙一方的人员与热那亚作战，战后哥伦布就再也没有回过热那亚了。他没有用意大利文写下任何的东西，甚至给家人的信件和日记都是用西班牙文写的。他自己的名字也习惯用西班牙语拼写，并希望别人也这样用。因此，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他是一个定居在热那亚的西班牙犹太人。西班牙历史学家拉斐尔·卡尔萨达、伦敦地理学会的曼斯菲尔德也从大量历史史料中证实这一观点。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委内瑞拉历史学家埃尔马诺·内克塔里奥·玛利亚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于1978年在马德里发表的《美洲发现者哥伦布是西班牙的犹太人》，更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提出，长期以来，由于两个哥伦布的名字和拼写相同，人们一直把热那亚的哥伦布和西班牙的哥伦布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全称为克里斯托福尔·哥伦布，出生在热那亚；后者全称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马略尔卡岛的赫诺瓦。发现新大陆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虽然他也从事过航海业。
经过考证，埃尔马诺·内克塔里奥·玛利亚还得出，西班牙的“哥伦布”是“鸽子”的意思，这是马约卡岛上一个很古老的姓，来自犹太人家族的祖姓。而1981年版的《西班牙历史百科辞典》、1983年版的美国《柯利尔百科全书》都断言哥伦布是意大利人。前者还以1498年2月22日哥伦布家族的长子继承权立法的文件作佐证，不过同时声称，这份文件仅仅是个抄件，以致人们怀疑它的真实性。另一本《美国百科全书》认为哥伦布之所以用意大利语，是因为其母语利古利亚方言并不是一种书面语的缘故。
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一位海运史作家桑纳斯撰文称，哥伦布可能是挪威人。他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个来自挪威的欧洲人》一书中提出，哥伦布是挪威的一个贵族，名叫克里斯托弗·邦德，同时他还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77年，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1492年。
这本书在挪威引起广泛报道、怀疑和兴趣。有些人以此作为一个迟到的雪耻机会，为什么忽略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家，要知道挪威航海探险家埃里克松早哥伦布500年就发现了北美洲。
欧洲关于哥伦布航海题材的油画
关于“新世界发现者”哥伦布的国籍至今还扑朔迷离，相信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它还将是一个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课题。
比才的死因之谜
提到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许多人并不熟悉，然而他的歌剧《卡门》却为更多的人熟知。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会经常听到雄壮、欢快激昂的《卡门》序曲，这是广播电台中播放次数最多的歌剧序曲。事实便是如此，《卡门》比它的作者的名声更响，它如今成为世界十大着名歌剧之一，自1875年3月3日在巴黎首演后，60年里先后被译成24种文字，在35个国家里盛演不衰，如今全世界的歌剧院都在上演它。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4年后，欧美出现了“卡门热”。这种热浪的原因，据萨拉说是歌剧《卡门》的版权到了1983年便无效了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卡门》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出歌剧已经成为许多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甚至其主角卡门已经成为“神话般的人物”，这在欧洲已经是事实。
如前所述，提到比才，必得谈到他的《卡门》；这里说到《卡门》，就必须要说说比才。不太熟悉外国音乐的人们，也许对比才的评价并不十分高，实际上比才是世界少有的天才音乐家之一。他不到37岁便辞世，而且死得那么突然，人们对其死因至今都是众说纷纭，在解释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生平。
比才在1838年出生于巴黎附近的布吉伐尔，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他的父亲是位声乐教师。比才4岁便开始学习音乐，9岁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当时的名家巴列维，师生的感情非常深，后来便娶了老师的女儿。1857年比才19岁那年，他获得了罗马大奖，然后到意大利继续进修，那时他的杰作《c大调交响曲》和轻歌剧《米拉克尔医生》已经问世了。比才的音乐才能像李斯特、莫扎特及舒伯特等一样，很早就已经显现出来，只是后来才被大众所认识。他的钢琴技巧和阅读复杂总谱的能力使李斯特感到非常震惊；大哲学家尼采称赞《卡门》的作者堪称“地中海艺术的太阳”；柴可夫斯基1880年给梅克夫人的信这样写道：“我深信，大约10年之后，《卡门》将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部歌剧……这部作品自始至终都是引人入胜、妙不可言。有许多强烈的和声、全新的组合，但这一切并不是唯一的目的。比才是一位合乎时代要求而又怀有真正灵感的艺术家……”
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
乔治·比才（georgesbizet, 1838－1875），法国作曲家，生于巴黎，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卡门》的作者。
10多年后，剧院演出的统计数字证实了这一预言。
然而当《卡门》在1875年3月3日首演后，演出就失败了；3个月后，它的作者在家乡意外地亡故，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疑团。
关于比才的死亡，当时报纸所载的原因是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音乐界也传闻他因《卡门》的失败而导致心脏病发作。
后来的医生们通过研究认为，1859年8月到10月，比才住在那不勒斯，在那里得了严重的喉病，导致自己终生未愈，在演出失败后因此病发作而猝死。这种喉病在当今也是癌症的一种。
对此种解释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的，是一位书写传记的作者，他从比才的同代人口述中得知下列“事实”：比才有个习惯，也就是亲自操持家务。他在临死前的一天清早，起床后穿了薄薄的浴衣便到厨房去和洗衣妇算清一周的洗衣费。当时虽然是6月份，但从近旁小河吹来的徐徐凉风使他着凉，突发的肺炎在两天内便夺去了他的生命。这种说法的旁证是比才一直就有肺病，而且是从其母亲那里传染来的，只是他的病情时轻时重，不被人们知道罢了，所以比才猝死完全是由于突发的器质性病变。
绝大多数人相信这种说法：比才猝死与《卡门》有着直接的关系。要知道《卡门》首演失败对作者影响非常大，看看它的失败情况便不难了解。1875年，巴黎还没有从巴黎公社引起的“混乱和恐怖状态”里恢复过来，这部“叛逆”的歌剧的上演，便使巴黎上层社会的思想秩序大乱。因为歌剧一反过去千篇一律的以骑士、小姐为主角的格式，而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下层人物的真实形象——女工、士兵和走私贩的生活。这里强盗、走私贩被描绘成英勇者（听听其组曲中《走私贩进行曲》便知），卡门这个“恶魔般的、只会勾引男人的美丽而邪恶的化身”反被颂扬。剧中歌词的大胆引起上流社会的不安，《卡门》中散发着“硫黄的*气味，充满着犯罪恶习”，这是一部“伤风败俗的、现实主义的，至少也是不道德的”作品。这是当时社会一般的评价，至少上层社会这样认为。这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并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受到它的赞誉的比才来说，无疑是惨败了。
1995年长安大剧院演出的《卡门》剧照
比才的《卡门》戏剧招贴画
当时首演失败也有“客观或偶然的”因素：首演头晚排练时，人们仍然吵嚷不休，指挥迪洛克勒当时悲观丧气，毫无顾忌地宣称：“这些音乐就像交趾支那（法属殖民地，位于越南南部、柬埔寨之东南方）一样，我一点也不了解！”乐队的伴奏一直在捣乱，演出时鼓手的“失误”，演员们“发挥不出来”，甚至还抽起烟来。这使比才大为伤心。
在比才一系列作品遭受到失败后，这部他寄予了厚望的《卡门》的失败使他悲观失望，据说整个晚上他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巴黎的街头，加上他平时积劳成疾，身体本已经有病，如果他真有心脏病或者喉肿之类的疾病，突然致死的原因也许是心力衰竭或喉肿突发性溃烂。但若没有《卡门》首演失败这一悲剧，没有伤心地彻夜游荡，比才会不会几天之内猝死呢？相反，如果演出大获成功，情形又将如何呢？
他的猝死的原因有很多，最后一种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忽视：在比才死亡的当天晚上，有一人已经预感到巨大不幸的预兆：《卡门》的演员的加琳-玛琳夫人，在三重唱中觉察出凶兆而大为悲恸，她的心脏一直都在剧跳，感到巨大的悲痛在空中旋转，她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坚持演完，在退场的一刹那间，她昏倒了。当她苏醒后，仍感到比才的死亡凶兆在徘徊，次日早晨，她便听说比才在那晚已经辞世了，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真实的记述。果真如此，也许可用心理感应或人体生理的特异功能去解释，否则这又将成为一个供心理学家们研究的谜了。
司马迁死因之谜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曾经出任过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宫刑。服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50万字的历史巨着——《史记》，鲁迅称赞他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3000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出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今人满意的结论。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后人尊称为“史圣”。
正史中没有记载司马迁的卒死的年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疑点颇多。《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所以卫宏、葛洪的笔下均有记载。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悲其“既陷极刑”（指宫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并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记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司马迁雕像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过去的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驾崩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了，江充后又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扯到当时的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写的“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有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者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依据，有待于今后新的发现和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
海明威自杀身亡之谜
欧内斯特·海明威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作家代表，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人们对他的死众说纷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江郎才尽说
海明威是个多产的作家，自1923年他创作出版了《三篇故事和十首诗》；到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他先后创作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春潮》、《太阳照常升起》等大量的作品。尤其是1952年出版的《老人与海》达到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深受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称誉。这部作品不仅在1954年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奖也称为普利策新闻奖，是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成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而且为他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此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却陷入了低谷的状态；一直到他自杀身亡，再也没有惊世之作问世。自己事业上的衰败，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从这以后，他经常大量酗酒，结果弄得自己病魔缠身。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一步步把他逼到了绝望之路。他在遗嘱中也是这样写道：“我所有的希望已破灭，我那意味着一切的天赋如今已抛弃我，我辉煌的历程已尽，为维护完美的自我，我必须消灭自己。”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美国小说家。
青年时的海明威
二、身患重病说
海明威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曾经多次负伤。1918年7月8日，海明威在为意大利前线的士兵运送香烟、贺卡和巧可力时，一枚奥地利*在他附近爆炸，海明威的右脚和右膝盖严重受伤。最后他住进了意大利米兰的医院里。医生从他身上一共取出二百三十个弹片。1944年8月，他在英国因车祸受了重伤，报纸上已经刊出了他逝世的消息。1954年1月他前往非洲，途中飞机两次失事。海明威的头盖骨曾经几乎破裂，两块脊椎骨也受到损裂，右臂和肩膀脱臼，盰、右肾和脾裂开，括约肌因椎骨压迫髁骨神经而麻痹，双臂、面部和头部在飞机起火时也已经严重烧伤，视力和听力也逐渐减弱……尽管他九死一生，逃过了一次次的劫难，活着看到过自己提前的讣告；但是，多次负伤后的伤痛，消磨着他的生命，为他后来患糖尿病、高血压和精神病埋下了祸根。
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1960年7月，海明威离开古巴，回到美国。此时，他饱受病痛的折磨。同年8月，他去了西班牙，但中途被迫返回爱达荷州（美国西北部一州）。11月30日，海明威住进了梅奥诊所，呆了一个月。不久，他又接二连三地住院治疗。这段治疗也并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反而致使他的记忆力衰退，已不能用写作来使自己平静下来，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这导致了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四、争强好胜说
海明威是一个喜欢奋斗的人，这也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海明威在小说里塑造了一系列猎人、斗牛士、拳师等“硬汉子”形象；而他自己也是这一系列“硬汉子”形象的化身。在失败和死亡面前，他从来都不轻易妥协，面对困难也毫不怯懦，决不认输。
海明威从小要强争胜，雄心勃勃，喜欢出类拔萃。无论是在展示自己的体力还是艺术上，总希望自己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海明威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体育运动。如果他在一项运动中当不上第一名，他宁可放弃那项运动也不愿成为一个在队伍中滥竽充数的人。他热爱写作，为校刊写稿总是争当第一。课余时间和同学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小伙伴们的中心，为同学们讲故事。在学习上，他精力充沛，刻苦认真，只要是他感兴趣的科目，学起来都快得惊人。他有一种永不服输，争强好胜的精神，这种性格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他人生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海明威决不服输的性格在成年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情，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毫不迟疑，也从来都不后悔。他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也受过多次伤；每次伤愈合不久，他就又返回了战场。他在战斗中总是奋勇当先，十分英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喜欢在非洲和怀俄明州（位于美国西部落基山区）的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打猎。后来，他来到古巴，经常在巴哈马群岛（西印度群岛的三个群岛之一）和古巴的深海里钓鱼。他一直顽强地面对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海明威多次战斗中负伤后的伤痛，糖尿病、高血压等。伤痛不断在折磨着这头“老狮子”，但他从不把这种痛苦流露出来，在为他治病的医生面前，他也常以精彩的表演征服他们，忘记自己是伤病员的身份。海明威为他自己创造了人所共知的形象，现在逼得他只能采取花费巨大的精力来维护这种形象，这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在许多时间里，不管他睡得多晚，或者失眠多长时间，他一大早就走到写字台前，以一种责任和一种痛苦的纪律恢复他自己的写作习惯。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海明威着作《老人与海》
20年代，他写出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春潮》、《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大批短篇，他还写了五部书稿《不固定的节日》（1964年出版）；30、40年代，他塑造了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第五纵队》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50年代，海明威塑造了以桑提亚哥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形象”（代表作《老人与海》）。但在50岁时，他经常耳鸣，身体发胖，血压升高。身体的每况愈下并没有引起他的在意，他的酒量还是那么大，并且还教会了他12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喝酒。后来，在西班牙，医生检查出他肝硬化。
海明威坚持不懈地想让自己像曾经的那样有旺盛的精力，屡经努力，但还是没有任何的转机，直至最后才承认失败，这种性格与他笔下的桑堤亚哥是非常相似的。海明威很喜爱狮子，他的作品中也有好多处对狮子的描述，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狮子是山林之王，不仅威武勇猛，而且所向无故，这与海明威的性格正好相吻合。
天文学家考证凡·高名画
荷兰着名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1853～1890年，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离开人世之前创作的一幅画《月亮升起》，以艺术家特有的笔法以及生动的色彩，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美景：金黄色的麦田上，有一轮明月冉冉地升起；一个峡谷遮掩住月亮的一部分，一座农舍恰到好处地坐落在远处。
梵高这幅美丽而神秘画卷所展示的景色，是真实的还是梵高奇异想象力的产物？
梵高作品《月亮升起》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gogh, 1853～1890年），荷兰后印象派代表性画家。
为了破解这个谜，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唐·奥尔森开始着手研究调查这项工作。奥尔森还邀请他的妻子——英语教授马丽莲和他任教大学的物理学家卢梭·多斯彻，一起对《月亮升起》中的谜题进行研究。他们将研究目标确定为，梵高在绘制这幅油画时，究竟是否真的见到了明月升起的特殊时刻：该画的组成部分——金黄色的麦田、晴朗的夜晚、峡谷后面的月亮，这些都是同时出现的吗？如果是这样，当时的梵高应该是直接在自然景色中作画了！
从梵高的信件看，这幅画是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圣雷米（是法国罗讷河口省的一个市镇。它位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它位于一个自然国家公园里。它是一个旅游城和葡萄酒城，拥有重要的文化建筑）创作的。梵高到达这里的时间是1889年5月8日；之后在同年9月底将该画寄给了他的兄弟提奥。奥尔森的计算显示，在那期间的晚上，月亮以满月或接近满月的形态升起共15次。
为了调查这幅画中的其他情节，比方说麦田、农舍以及峡谷，奥尔森等3人来到了法国。在圣雷米，他们发现峡谷和农舍果然在那里，正像梵高描绘的那样！如今，麦田已经是一个大花园，而峡谷则被高大的松树挡住。
后来，奥尔森等人又以田野中的一个点作为参照点，确定峡谷的坐标。他们首先测量峡谷的仰角及方位。结果测得仰角（视线在水平线以上时，在视线所在的垂直平面内，视线与水平线所成的角叫做仰角）为4度，方位是东南36度；奥尔森又查阅了1889年5月和同年9月间的天相记录，以确定那时每日月亮的圆缺。他们还比较了地球赤道、月球和其他天体位置的偏差，因为正是这种偏差导致了月球在天空升落方位的变化；最后，他们查看了同一时间有关圣雷米城天气的历史记载，从中得知哪个晚上乌云密布，哪个晚上晴空万里。
上述所有信息均输入到一台计算机中，计算机把梵高能在这段时间看见月亮从峡谷升起的可能日期，确定为1889年5月16日或7月13日。
奥尔森推测，梵高作画的日期不可能是5月16日，因为梵高在5月给他的弟弟写的一封信中提到，麦田非常绿。由此，奥尔森断定，梵高看到月亮从麦田旁的峡谷上升起，是1889年7月13日晚上的9点08分。
令奥尔森感兴趣的另一个梵高绘画之谜，是在《夜晚白房子》中。
画中明亮的星斗在白色的房子上空闪烁。根据1890年的天文学记录、天气记录，以及梵高的信件，奥尔森发现这颗星实际上是金星，这是梵高在1890年6月16日黄昏时见到的情景。
奥尔森说，关于《夜晚白房子》的调查，其最有成效的部分是从法国的奥佛获得的，这里曾是梵高活动的中心。奥尔森还认为，历史和艺术中存在的种种谜底，都会尽力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