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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的少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高位截瘫，他的轮椅人生该怎样度过？

　　妈妈不要为我流泪

　　1987年3月12日下午，年仅14岁的美国少年游泳队运动员、加利福尼亚州一所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张士柏，怀着“今天——训练场；明天——奥运会，为炎黄子孙争光”的雄心壮志，走上自己的赛位，与队友们一起作赛前的最后一次练习。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事故：他由于起跳时用力过猛，头部触及池底，造成颈椎骨断裂。

　　经过72小时的抢救、观察，医生终于在最严酷的诊断书上签了字：他已经高位截瘫，不可能再站起来。

　　14岁，这正是人生憧憬五彩理想的年华。要一个在各科学业和武术、网球、游泳、跳水等方面都才华出众的少年，突然接受这沉重的打击，是多么难以承受啊！张士柏不断轻声问自己：“今后该怎么办？”此刻，从小意志坚强的他，想起了残疾人中的那些英雄。他们勇敢接受命运的挑战，终于使生命之花重放异彩。士柏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对身边的亲人、医生、护士说：“你们放心吧！我不会自暴自弃。”

　　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痛，按照医生的要求坚持锻炼。学校派到医院来给他上课的老师，无不钦佩他顽强的学习精神。他在病床上学完了八年级最后三个月的课程，当年9月升入高中。四年高中的课程，他又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荣获美国总统布什签名颁发的“学业成绩奖”。他被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同时录取。在大学里他又用一年学完了两年的课程。

　　5年多过去了。直到今天，张士柏的父亲张东平先生一听见救护车的尖叫声，仍会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楚。他会立刻想起那天在训练场把士柏抬进救护车赶往医院的情景。士柏的母亲刘黎芬女士是个画家。每当她回忆起事故发生的前两天，士柏对她说的“妈妈早盼望我们幸福的一家一起去跳一次舞，我们一定让您在最近就实现这个愿望”；每当她想起童年时代的士柏从学校捧回演讲、速读、劳作等比赛的奖品时那副兴高采烈、天真可爱的样子，她仍会情不自禁地流泪。张东平先生说：“我和黎芬这5年能熬过来，恰恰是士柏惊人的毅力鼓舞了我们；也只有我和黎芬最清楚士柏这5年走过的路是多么不容易。”士柏读书，起初只能用嘴一页一页地翻；写字，只能用一支特制笔，套在手腕上，依靠还能稍稍活动的大臂，带动小臂和手一笔一笔艰难地写。为了不让大臂的肌肉再萎缩，他让家人把一个特制的哑铃系在手臂上，一下一下地举。经过反复的练习，他现在终于能自己推轮椅。操作计算机时，也能每分钟击键25次了。由于胸部以下的皮肤不能排汗，他每天都严格按照医生的喝水要求来调节体温：早上和中午各100毫升，晚上625毫升。

　　斯坦福大学为了便于士柏学习，特地把教室从二楼改到一楼，又花了一万多美元改装教学楼和宿舍的门及卫浴设备。校方对他说：“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为你的学习创造方便条件，但考试的要求却不能因为你是残疾人而有丝毫降低。”熟悉美国大学教学方法的人都知道：教师通常只在课堂上作简单的提示和答问，然后就布置大量的书目让学生在课下自己阅读和写论文。这对士柏来说，是多么艰难！但是，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专业学习，而且还刻苦学习中文，通读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唐诗三百首》这些古典名着。张东平夫妇为有士柏这样超凡的儿子感到自豪和骄傲。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赠予爱子士柏20万美元作为他的生活保障费。1991年6月25日是士柏的18岁生日，吹熄大蛋糕上的最后一支蜡烛后，他向全体家人亲友宣布了一个经过认真思考，感人肺腑的决定。他说：“爸爸妈妈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20万美元的巨款赠给我，使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家庭的幸福和温暖。但是，我已经成年，即将进入博士班学习，我相信自己已有谋生的能力。4年多来，我之所以能战胜命运的挑战，关键就在教育二字：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我决定把这20万美金捐献给我们的故乡——宁波北仑作为奖学金，为中国的教育兴旺、科技发达、人民幸福尽到一份海外赤子心。”

　　1991年10月25日，张士柏和他的父母姐弟都特地从美国飞到宁波北仑。当士柏用他那萎缩的双手，把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交给北仑区区长时，学生们高声唱起了他们献给张士柏的一首歌。

　　1992年9月16日，张士柏和他的父母，又一次回到北仑，向600多位在中小学教学中成绩优异的教师和学生颁发奖金，并和师生们一起开了6天座谈会。有一个不到10岁因受电击失去双臂的孩子，去年来参加了座谈会，今年他又来了。他对士柏哥哥说：“我现在已经能用牙咬着笔，写好多好多字了。”

　　现在，张士柏已经成了世界知名人物。*向全世界播报了他的感人事迹。美国太平洋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套录相带介绍张士柏的奋斗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30多家中外文报纸刊登了张士柏的事迹介绍和照片。其中有一篇英文文章的题目是：“在这个中国学生的字典中，没有‘不能’二字”。

　　（选自《辽宁青年》1994年第5期，唐贤可 文）

　　在一月的一个恐怖深夜里，一个暴徒绑架并且强奸了她。当暴徒把她从公路桥上推入12米以下的冰水中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活下去

　　伊丽莎白驾驶着一辆褐色的“本田”小轿车，飞也似的驰进惠顿市（马里兰州）广场中的停车场，车里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小号悠扬的音乐。她是一位普普通通、不爱说话的人，此刻愉快地跟着音乐轻声哼唱。伊丽莎白已经30岁了，从事医院门诊咨询工作，专门规劝那些嗜酒者戒酒，并做他们的家庭工作。今天，她的5场接待交谈，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她驱车穿过停车场，找了一个距那家自动售货商店有5个空车位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商店也快关门了。她来这儿是想买些柑橘汁，为明天的早饭作准备。

　　一个名叫鲍姆加特纳，年方25岁的青年人正守候在这家商店的外面。他曾因盗窃和强奸罪在1978年被判了10年徒刑，在监狱中呆了6年后，已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被原来的老板解雇，连女朋友都跟别人跑了。如今，他对一切都充满仇恨。

　　伊丽莎白走出商店的时候，注意到自己的车旁停靠着一辆深蓝色的小货车。她还看到有一个男人在那儿晃动。她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会出事吗？”

　　她赶紧向车子走去，打开车门，一下子溜了进去。可是，正当她伸手去关车门时，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门边，手里还拿着一把长长粗粗的刀。

　　“不准叫，否则就干掉你。”鲍姆加特纳低沉而又凶恶地威胁说。他叫她挪过去，然后命令她发动车子。他一手驾车，另一手握着刀对准她的胸部。她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会平安无事的。”她心里安慰着自己。

　　“我饿极了，”他开口了，“我又饿又累。”

　　“我的钱存放在马路对面的右边那家银行里。”伊丽莎白说着，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取钱，不过，你要答应我，给你钱后得放我走。”

　　“好吧。”

　　伊丽莎白这才稍微端详了他一下。这人看上去很肮脏，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竟然只穿一件薄薄的棉布做的拉链开领夹克衫。当车子驰到那家银行自动取款机前时，他掏出一副手铐。咯嗒一声，一只锁在伊丽莎白的左手腕上，另一只抓在他的右手上。

　　取走80美元后，鲍姆加特纳又重新开动了车子。“现在该取下我的手铐，”伊丽莎白说，“你已经得到钱了。”

　　“不行，把手放到背后去！”他命令道。他把她的双手一起扭到身后去，再将另一只手铐卡在她的右手腕上，然后才开动车子。

　　“你骗人！我们做了一笔什么样的交易呵！”伊丽莎白使劲地挣扎着，用脚踢他，想把脚踩到刹车踏板上，再把他一下子推出去。可是，他根本不理睬她，他驾车在惠顿市转了10分钟后，就往北开去。这时候，他开始讲话：“我当过囚犯，现在我要人爱，懂吧，我正想找个人爱爱。”

　　伊丽莎白这才知道鲍姆加特纳是想奸污她。

　　她的脚和膝盖天生就有毛病，小时候动过好几次手术。手术后的好几个月，她的双脚被石膏固定住只能坐在轮椅里，一直到10岁那年，她才重新慢慢学会走路。所以，她是懂得如何抵御痛苦和恐惧的。“这场苦难一定会过去。”她苦苦思索着，“我要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平安度过。”

　　这个晚上，她还从她的犹太血统中获得力量——祖辈教导她，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她不断在心中默念着：“任何痛苦都能忍受，我只要能活着。”

　　夜里11点过不久，鲍姆加特纳把车停在马里兰州埃里克里杰镇的一个有16个房间的埃克塞克汽车旅馆门前。他停好车，把伊丽莎白的双手锁在汽车方向盘上，然后进去登记住宿。

　　第8号房间又小又冷，鲍姆加特纳打开伊丽莎白的手铐。他先是看了一会儿色情电视，突然，猛地一下将伊丽莎白拎了起来，扔到床上……

　　鲍姆加特纳像野兽一般地发泄着*，伊丽莎白的心在淌血。

　　15分钟以后，鲍姆加特纳爬起身来，凶恶的目光使她不寒而栗。

　　上了汽车，她的双手又被铐在身后，手臂不住地颤抖着，人也恍恍惚惚。可是，她不时惊醒过来，焦急不安地朝车窗外看，想弄清是在什么地方。

　　突然间，鲍姆加特纳来个“u”形大转弯，把车子停在一座桥的中间。这座桥从一座山谷水库上跨过，周围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地带，显得非常僻静和荒凉。他叫伊丽莎白下车，然后把她推到近一米高的桥栏杆旁。

　　伊丽莎白尖叫起来，她只感到自己被抬起来，扔了下去，一直往下掉，往下掉，掉到了12米以下的冰水中。她的右边身体先碰到水面，她把头露出水面，月光下，她看到自己离岸边约有140米远。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只有奋力挣扎，才有可能活下去，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失去知觉而死去。由于双手被手铐铐住，她只能背朝下地在水中漂浮。她拚命用脚蹬水，大口大口的喘气声在桥下回响着。“蹬！”她心里不停地呼唤着，“蹬，蹬，蹬！”

　　终于，伊丽莎白的肩膀碰到了花岗石的堤岸边，从她被扔入冰水中，时间过了差不多10分钟。“救救我！”她使足气力叫着。四野除了偶尔从桥上急驰而过的汽车发出的哀鸣声外，没有任何动静。她只得靠自己的力量攀着石堤往12米的高处爬去。

　　伊丽莎白使劲摔打着手铐，真是不可思议，她的一只手竟然奇迹般地挣脱出来，她甩掉了身上湿透的外套，抓着陡峭的石堤往上爬。她终于爬到了顶上，浑身上下直打着哆嗦，摇摇晃晃地站在公路边。这时，鲍姆加特纳和她的车子已经不在了。

　　“要继续前进，不然，你马上就会冻死在这儿。”她想，“一只脚已经跨出去了，你能行！”

　　终于，大约在凌晨2点15分，也就是伊丽莎白从寒冷的水中爬出约有20分钟后，有人驾车经过，发现了她，停住了车子。

　　“我被坏人强奸了，”伊丽莎白哀求说，“请搭救我吧！”

　　“上车吧。”那人驾车迅速朝两英里以外的伯顿斯维莱镇驰去。沿途是零零落落、各式各样的百货商店和快餐馆店，可是，在伊丽莎白的眼里，这都是她所见过的最美的一些景致。她，平安了。她，死里逃生了。

　　伊丽莎白被送进蒙哥马利州立医院接受医生和护士的治疗护理。与此同时，警察也开始搜寻那个暴徒。过了10天，鲍姆加特纳的哥哥直接把他送到惠顿——格伦蒙特警察局里。

　　在候审期间，伊丽莎白努力使自己从对生活悲观失望、精神压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她相信自己的精神不会被这场不幸击垮。她几个小时地泡在游泳池中，强迫自己僵硬的膝盖弯曲活动，因为她懂得，受伤的部位再不活动，肌肉就会萎缩。伊丽莎白决心重新开始生活，她需要的是自信和生活的勇气。

　　然而，她还是不能使自己完全摆脱忧郁的心境。她变得神经衰弱、心烦意乱，时常会一下子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过了不久，她同另外3名同样的受害者一道参加了一个医疗中心组织的为期6周的心理治疗。有整整大半年，伊丽莎白的老朋友都相继来关心探望她，听她不断重复讲述自己的遭遇。而她每讲一次详情，都感到心灵上的痛楚减轻了不少。

　　10月6日，法庭审讯的第一天，气候转晴且有凉意。伊丽莎白身上带着一条绣花手帕上法庭，这是另一位“难友”送给她的纪念物。是呵，这条手帕会使她想到人世间许多美好的事物和真挚的友情。

　　在法庭上，暴徒的辩护律师争辩说，伊丽莎白同意那个暴徒的奸污，甚至还说，她从桥上掉下去，是为了逃脱绑架而故意跳下去的。这位律师的辩护激起了听众的极大愤慨。伊丽莎白站了起来，她平静而又坚定地回答着问题。

　　经过将近4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陪审团做出了判决。

　　鲍姆加特纳被判处犯有蓄意谋杀未遂、非法绑架、强奸、故意性虐待、持刀抢劫、还有另一起抢劫等罪名。1个月后，法官判决他连续4个无期徒刑再加上60年的监禁。法官还建议，罪犯鲍姆加特纳将“永不假释”。

　　1987年1月6日，也就是伊丽莎白遭到暴行整整一年后的这天，她同朋友们一道来到那座石谷桥上。“我要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来使这一日成为我新生活的开端。”她说，“我们取一个盒子，外面绕着一些东西，然后把它高高地扔到水里。”

　　山谷寒气逼人，朋友们都拥挤在一起，伊丽莎白点燃了警察局的判决书，从桥上扔了下去。这意味着她的一场噩梦已经结束。然后，她无限感慨地高声朗读了《圣经》诗篇中的第23首诗句：“我不再畏惧任何邪恶了。”

　　（选自《青年博览》1988年第7期，[美]拉里·埃利奥特 文 罗立芳 编译）

　　医生说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没有别人的帮助就无法生活下去，然而他飞上蓝天，成了第一个通过鉴定获得民航驾驶执照的四肢麻痹患者。

　　独自飞上蓝天

　　1976年7月28日，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梅德福机场，从事飞行25年的潘·帕特森从未碰到过这种奇事，他面前这个坐在轮椅里的年轻人麦克·亨德森，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居然想学飞行。

　　帕特森瞟了一眼亨德森的四肢，他的大腿软弱无力，根本无法使用尾舵踏板，又怎么能驾驶一吨多重的飞机呢？最让这位飞行教员伤脑筋的是亨德森的手，他的五指虽在，但简直不能动。帕特森认为这是不可能飞行的。然而是什么促使他没有照直说呢？也许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显而易见的决心以及他那迫切的表情。无论如何，有某种东西在这位直率健壮的飞行教员内心引起了共鸣。他说：“也许我可以教你，但按照联邦飞行条例，你必须具备自己上下飞机的能力。”说罢，朝不远一架单引擎教练机努努嘴：“我去准备一杯咖啡，如果我回来的时候你登上了飞机，那我们就算说定了。”

　　8年前，22岁的亨德森是一名海岸警卫队队员，一次不幸从船坞上跌落下来，刚巧摔在一根漂浮着的圆木上，摔伤了第五与第六根脊椎骨，致使他胸部以下完全瘫痪，手臂也没有多少活动能力。医生说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没有别人的帮助就无法生活下去，但他仍积极锻炼恢复身体。

　　3个星期以前，他被人抬着坐了一次飞机。当时他曾想到自己可以学开飞机。他有时间，有特级抚恤金做学费，当时主要担心的是自己是否有操纵飞机的能力，然而现在他才认识到，登上飞机的艰难也许不亚于驾驶它。他身体的恢复状况还远远接受不了一架派珀·切罗基的挑战，那驼峰似的座舱，宽宽的机翼在早霞中光彩夺目。

　　麦克将轮椅靠近机身，一只手搭在机翼的后缘，另一只手支撑在轮椅上，尽可能将自己撑了上去。然后转身面对着机身，用右肘机敏地挪动着，一点一点地向驾驶舱移动。

　　帕特森在屋子里目睹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他说：“简直是在机翼上匍匐前进。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用了45分钟，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血从磨破的肘部流出，舱内到处是血污，看到他经受了如此的痛苦，我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

　　但当帕特森送麦克去联邦航空局做体格检查时，担任检查的医生——一位老资格的飞行员戴维·斯托达德博士感到为难。他在电话里说：“我的天，他身体能动的部位还不到百分之十！”帕特森坚持己见，并说，如果他为自己这个学生的飞行技能担保，那么医生是否愿意与麦克一同飞行，以亲眼鉴定？医生同意了。

　　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教员和学生了。他们一起着手解决新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戴在头上的一套通讯设备可以使他不必用手拿着无线电话筒。他们还把舵柄改成垂直移动，这样可以使麦克不用脚而用右臂来操纵不易控制的尾舵。让帕特森高兴的是麦克的手指显得越来越灵活，但他又担心他的力气不够，这样在大风时起飞和着陆，就无法将驾驶杆拉回来。麦克倒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做一个金属的钩套在他的手腕上？这样放、拉不就都自如了吗？麦克自己在家做了头一个样品，生铁把手腕都磨破了。后来他又用医院的轻铝板与一只手套固定在一起，使用起来很是方便。

　　进行了几周的训练之后，他们便给斯托达德去电话。医生在机场亲眼目睹了麦克坐在轮椅上灵巧地围着飞机绕了一圈，仔细地进行飞行前的例行地面检查。在教员和医生都上了飞机之后，他又做了起飞前的仪表检查。几分钟后，马达轰鸣，飞机向跑道尽头冲去，然后跃入灰色的天空。

　　飞机对准了喀斯开与锡斯基尤山脉之间的宽阔飞行通道，麦克像他的教员一样灵巧地做了一个大角度转弯，然后回头对惊呆了的医生嫣然一笑，举起双手示意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驾驶。

　　1976年11月14日，麦克在空中飞满了20个小时，飞机稳稳地停下来后，帕特森跳下飞机，转身对麦克喊道：“再飞两个起落，我在办公室等你！”放单飞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麦克用右手推上油门，松了手闸，调整一下方向便滑出跑道。几分钟之后他便飞上蓝天。

　　在300米的高度，麦克感到一阵未曾有过的激动，他浮想联翩：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帕特森在地面等待着。“怎么样？”他问。“简直像在梦幻中！”麦克答。他想，这是一生中确实能为自己的安危完全负责的时刻，而我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

　　以后的几个月里，麦克在斯托达德医生的帮助下成为第一个通过仪表鉴定获得民航机驾驶员执照的四肢麻痹患者。斯托达德医生说：“是麦克的意志使他出类拔萃，他的成功确实是一鸣惊人，令人难以置信。”麦克的教员帕特森则说：“去和麦克飞一次，你就会理解他。”

　　（选自[美]《读者文摘》1988年第6期，杰克·芬彻文 于建华 译）

　　她失去了右腿，又失去了右肺。患有肺癌和装着假肢的她，仍然登上舞台，走完了12米长、4米高的钢丝绳……

　　独足走钢丝

　　1990年3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曼斯菲尔德大学的舞台，聚光灯的光圈集中在她的身上。此刻，全场观众屏息凝望着奇勇和壮美的活剧——身患绝症的安琪儿·沃伦德在高高的钢丝绳上，优雅而自信地向前一寸寸地移动着……

　　她，是世界上唯一靠假肢来表演走钢丝的人。

　　许多年前，安琪儿曾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生活。

　　安琪儿原名伊丽莎白·平泰伊，小名莉齐，生于1968年3月20日。她在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从小随父母从匈牙利迁到纽约北郊定居。

　　由于家里穷，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社会服务机构不定期地分散寄养于他人家庭里。因此，“寄养生活”成了莉齐童年的一种生活模式，尽管她从未被任何一个家庭长期领养过。动荡的生活使她变成了十足的流浪儿，并且养成了酗酒和吸毒的恶习。然而，凄惨的境遇并没有改变她乐观自信的性格，她经受住了磨难和艰辛，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并在一家冰淇淋店里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

　　有一天，商店中心区停车场附近人山人海，莉齐发现人们抬头看着钢丝绳上的一位男子。他潇洒自如的步子令观众着迷。他就是着名的高空杂技表演世家沃伦德家族的后裔，史蒂夫·沃伦德。他从3岁起就登台演出，曾创造过许多显赫的奇迹：他曾在一根高于水面250米的钢丝上作惊人的表演，还在系于两辆飞速行驶的汽车间的钢丝上作“不怕死表演”，这些奇迹曾记载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一书中。那天演出结束，史蒂夫公开征求一位志愿者，以便在下一场演出时同他一起登台。他目光扫向人群，一下子就认准了冰淇淋店的那位姑娘。

　　沃伦德帮助莉齐从基本功练起。莉齐说：“我真的喜欢登上那绳子。我脱去鞋子，手搭在他的肩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动。他是那样结实、可靠，以至我相信，只要有他在场，就不会摔下来。”沃伦德后来说：“从她的优雅、自信的步态上，我看出了她的天才。她几乎没有惧怕感，这正是一位高空杂技演员应该具备的先决条件。”

　　1985年8月，17岁的莉齐成了安琪儿·沃伦德。婚后不久，他俩去加利福尼亚州演出，以后又去群山中的大贝尔城。史蒂夫打算在那儿训练安琪儿掌握走钢丝技巧，使她成为当之无愧的沃伦德家族成员。

　　安琪儿在1米高处学会了一切必备的技巧之后，史蒂夫便把钢丝升到了3米。对安琪儿来说，这简直意味着重新开始。当她从高处往下望时，吓得几乎忘记了学过的一切。她曾经10次从绳上摔下来，幸亏每次都用手抓住了钢丝绳。

　　训练虽然艰苦，安琪儿却充满幸福感，她说：“每天都要学高难动作。我爱新的技巧，新的成功。我爱一切！”

　　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加，安琪儿右脚踝部的老伤也严重起来——安琪儿11岁时，有一天突然踝部剧痛，此后，这个部位一受碰撞就会疼痛。她的踝上方可以明显摸到一个橡胶般的肿块。

　　安琪儿还经常咳血，x光拍片显示，肺和踝均无异常。医生们仔细查阅了她的病史，对她的踝部进行切片检查，报告出来了，诊断结果残酷之极：恶性平滑肌肉瘤，一种极为罕见的细胞癌！她被安排在希望城国家治疗中心动手术。1987年8月下旬，安琪儿的右腿从膝盖以下被截去了。

　　医生劝告安琪儿放弃重返钢丝绳，许多亲友也反对她再冒险上台演出。

　　但是，安琪儿顽强地站了起来。动手术后没多久，她先是靠双拐，后来靠手杖，最后靠假肢学会了走路。

　　截肢4个月后，安琪儿出院了，她着手从事“不可能”的事——重返舞台。

　　史蒂夫站在钢丝绳下面，密切注视着她的全部动作——她慢慢爬上钢索，全神贯注地迈出假肢，她得用眼而不是用腿去判断位置，还要显出轻松自如的样子，这是多么不容易！而她竟然做到了，史蒂夫欢呼了起来。

　　可就在当晚，安琪儿突然感到胸部剧痛，几乎难以呼吸。急诊！诊断结果是：肺衰竭。

　　安琪儿决定住院检查，她很快地被确诊为患了肺癌。外科医生为她切去了左肺的三分之二。3个月后，又动了一次手术，她的右肺也被部分切除了。身心的一切痛苦，她都以难以想象的意志在克服……

　　即使是在最好的环境下，走钢丝演员也必须具有十分好的体力与灵敏性——史蒂夫的平衡杆重30千克，安琪儿的重16千克，这重量足以使肌肉常常扭痛。平衡时，他们得高度集中思想，以适应不时变化着的钢绳摇晃、风向风速。如果是两人或两人以上一起表演，他们还得绝对保持同别人的协调一致。

　　安琪儿能用半只肺去适应这样严格的要求么？在钢索上，安琪儿天天都感到胸肌像裂开似的疼痛。医生说，那是因为胸背切开部分的肌肉还没有完全长好。事实上，她还不能将手举过头，还常常感到胸中空荡荡的。

　　经过了几百个小时的艰苦训练之后，安琪儿又登台实习了，她登上了12米长、4米高的钢索。就在起步的一刹那，恐惧第一次涌上了安琪儿的心头：身体能行么？我会摔倒么？会摔成终生瘫痪么？整整两个小时，她呆在台上没有动静。她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终于踩上了钢绳。她感到16千克的平衡杆越来越重。她花了25分钟才走完12米的钢丝绳。

　　这次实习极大地增强了她的信心。当她体力稍稍恢复之后，就高兴地说道：“我干得太精彩了，我有把握重新上台！”

　　1989年6月，安琪儿重新登台7个月后的某一天，一阵熟悉的剧痛又在胸中绞起，她又咳出了血痰。经仔细检查，医生确定：肺癌复发。

　　宾夕法尼亚州的外科医生与希望城治疗中心的专家一致认为，必须再一次施行切肺手术。他们说：“你得做好思想准备——这以后，你就只能永远依附于一台供氧机器为生了。”安琪儿回答说：“至少我还可能得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即使我的大部分器官被切除了，我还要让生命发出一点光。”

　　然而，在一系列病情检查之后，得到的结果是：无法动手术。癌已扩散至全肺，无法挽救了。

　　1990年10月，安琪儿随史蒂夫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山上的老家。她立即帮助儿子——小史蒂夫拉起了训练用的钢索。她不止一次地向孩子解释：她将死去。小史蒂夫显然渐渐懂得：没有什么能摧毁妈妈的精神，但总有什么东西能损毁妈妈的身体。他焦急地问：“妈妈，你死了以后，能重新生出一个身体来么……”妈妈笑答：“我不是已生出了你么……”

　　安琪儿说：“我能留给孩子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他记住，要经常想到自己已有的东西，而别老是想自己没有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能充分地运用他所拥有的，那他一定能活得很好……”

　　（选自《世界之窗》1993年第4期，采日 译）

　　一个盲人，用3年时间，抄完了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教材，总数达700万字，用坏了7支盲笔，手指因扎字而变了形。一斤馒头，一块咸菜，一杯白开水是他一天的饮食内容。他终于大学毕业，而且写出27万字的小说。

　　他赢得了光明

　　1983年6月19日，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对1982届的毕业生进行验收考试。

　　考场上摆出了奇特的阵容：三对一。一个教师念考题，一个教师记录考生的口述答案，一个教师专管录音，但考生却只有一个！这个考生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衣着整洁，面容俊秀，双目紧闭。

　　他是个盲人，叫郑荣臣，天津市重光五金厂工人。

　　没有任何照顾，盲人的试题和明眼人一样，但奇迹却出现了。郑荣臣回答问题条理分明，周密严谨，口齿清楚，从容自若，对答如流。考试难度之深，比明眼人的普通笔试不知要难多少倍。然而，他却以自己智慧的光彩，使所有目睹者叹为观止。他征服了考场！

　　不久，考试揭晓，盲人郑荣臣在近2000名明眼人考生中，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作文成绩在全体考生中独占鳌头。

　　人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只有郑荣臣自己清楚这其中的甘苦，他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

　　不知足者

　　1979年，天津广播电视大学第一次公开招生，已近不惑之年的郑荣臣报了名。他的举动，立即引起一片议论：

　　“瞎子上大学——瞎胡闹！”

　　“唉，真不知足，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何苦找罪受！”

　　是啊，若论生活条件，郑荣臣在盲人中大概要算佼佼者了。他的爱人是一个明眼人，正牌儿的女大学生，还有一个聪明活泼的宝贝儿子。他还不知足吗？可是郑荣臣的心中，感到的却是知识的饥渴。何必让所有的人都理解自己？他需要和爱人尹玉萍商量一下。

　　“喂，我报名上电大了，你看呢？”

　　“上就上呗，这样的好事我有啥说的。”尹玉萍淡淡地回答道。

　　郑荣臣舒心地笑了。心心相通的妻子最了解自己，简简单单一谈，就妥了。

　　尹玉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郑荣臣，心中漾起一股柔情，脑海里映出一组组画面：

　　郑荣臣一岁半那年在天津时，不幸患了一场麻疹，贫穷和愚昧夺去了他的双眼。他哭嚎着打滚，朝地面砸自己的头，撕碎手边的一切，扑向妈妈的怀抱。

　　郑荣臣在北京盲校时，一曲深沉动情的《二泉映月》，拨动了一位音乐教授的心弦。他立志学音乐，学作曲，让优美的旋律像甘露一样在人们心田里流淌。

　　在沈阳盲校时，由于一场车祸，他两次手术，左手腕变形，左手食指扭歪。手坏了，意味着从此和音乐绝缘，这是比失明更可怕的打击。为此，他在病床上三天不吃不喝……

　　1964年，郑荣臣在天津当盲校教员。不久，“文化大革命”砸烂了一切，也砸烂了盲人教育事业。当他再一次被迫离开他曾决心为之献身的事业时，从不轻弹的泪水浸透了衣衫。

　　这一切，有谁比尹玉萍更了解？

　　习惯势力使正式入学遇到很大困难，郑荣臣拄着手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说得口干舌燥。

　　老师们被感动了，破例收下了他。

　　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所要攀登的，竟是这样一座陡峭的山峰！

　　一千个日夜

　　盲人上大学，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没有教材这个难关。要攻克这个难关，唯一的办法就是抄，不但要抄书，而且还要用录音机录下老师讲课的全部内容，然后再一字一字抄成盲文。为此，郑荣臣抄了整整三年。

　　每天夜间一点左右，郑荣臣就轻轻摸索下床，戴上耳机，打开录音机，调整好音量，然后抽出盲文纸，把纸卡放在盲文写字板上，开始抄书。一下一下，将钢条做的盲笔用力扎在厚纸上，一个汉字要扎上好多次。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有谁能想到，一个盲人为追求知识，日夜拼搏，将血肉之躯化作盲文中的点点珠玑！

　　抄，拼命地抄！从夜间一点直到早上七点，郑荣臣才放下盲笔，摘下耳机，活动一下麻木酸疼的全身，把熟睡中的儿子叫醒，爷俩一块去吃早点。然后，儿子去上学，郑荣臣去上班，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八小时劳动。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每天都拚命似的抄上七八个小时，每天要抄写近万字！

　　那时候，郑荣臣的爱人尹玉萍正在天津财经学院苦读，平素不回家。为了减轻挚友、同事赵敬文的负担，郑荣臣一个人担负起抄两套书的活儿。他要劳动、上学、带孩子、料理家务，要以每个月五十几元的收入，维持这三口之家的生活，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一斤馒头或一斤烤饼，一块咸菜或一包大果仁，再加上一杯白开水，就是他全部的伙食内容。偶尔熬上一锅最便宜的蔬菜，也要连续吃上几天。抄书时，他可以略微“奢侈”——一包劣等烟丝和一杯清茶。

　　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冻麻手脚，他忍受了；累坏了，困极了，痔疮又犯了，痛得浑身打颤，他扑倒在床上忍上二三十分钟，爬起来再抄。盲人上学，不能拉下一节课，拉下了就没法补。真好像是前有高山，后有追兵，他蹒跚摸索，只能背水一战！

　　夏天的一个晚上，电台播放广播课，郑荣臣刚刚沏满一壶热茶，忽然听见儿子在床上喊他。他刚一回头，想顺手把茶壶放在桌子上，没想到，茶壶底正搁在烟斗上，倾倒了，一壶热茶全泼在他胸前，顿时起了一片水泡。痛得他头上直冒冷汗，叫出声来，孩子也吓得哭喊不止。邻居们闻声赶来，给他上了药，劝他别抄了，他苦笑着点了点头。但夜里一点，他又准时起来了。胸前全是燎泡，坐着不能抄，他就在椅子上半蹲半就，最后干脆站着抄，仍旧是通宵达旦。

　　严冬，窗外北风呼号，窗内寒气逼人。深夜，他披着棉被正专心抄书，突然“咕咚”一声，紧接着孩子在地上大哭起来。啊！孩子从床上掉下来了。他慌忙半跪在地上，摸着孩子，抱在胸前。坐在床沿上，他摸着孩子头上摔肿的疙瘩，一阵内疚，一阵心酸：“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呀！”他久久不敢动，直到孩子安静地在怀里又睡着了，才把孩子轻轻放好，然后又拿起了盲笔。

　　周六晚上，尹玉萍从学校回来了。这位“孩妈妈”大学生尽管学业紧张，住校不能回家，但还是尽了一个贤妻所能做的一切。平常，每次回家，她都要一边料理家务，一边给郑荣臣彻夜读书。多少个不眠之夜，轻声慢语，娓娓动人，像一曲柔美的二胡独奏，从心田里流淌着爱的旋律。她领着郑荣臣浏览了数不清的艺术宫殿……但是，这次回来，她看到大人孩子这副惨相，心疼地哭了。她要退学，回家来照顾他们。一向对妻子温柔体贴的郑荣臣，当妻子要为他做出最无私的牺牲时，却勃然大怒。他举着烟斗，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上学，我也上学，难道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为了自己，我们何苦把身家性命和孩子全搭上？想想我们的盲人兄弟吧，想想盲人的将来吧，我们这一代，只能当铺路的石头啊！……”

　　妻子似呆似痴，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不作一声，两行热泪，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尹玉萍和郑荣臣在患难中相识。是什么纽带将她同一个盲人连接起来的？不正是读书、学习吗？尹玉萍原是辽宁省实验中学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中，家里被抄得精光，她挑着两筐书下乡务农。谁知读书竟成了一大罪状，她被“革命派”批斗得遍体鳞伤。在发狂似的烧掉了所有的书之后，她精神失常了。

　　天作良缘。当她在天津表姐家养病时，正巧遇到了郑荣臣（他是她表姐的同事）。这位盲人刻苦学习的精神，立即使她叹服了。在读书中，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慢慢地建立了感情。爱情神奇地医治好了精神上的创伤。他们冲破世俗的偏见，幸福地结合了。1978年，郑荣臣又支持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大学……

　　高山流水觅知音。此时此刻，尹玉萍望着郑荣臣激动的面容，如同看到了一颗水晶般的心，她又一次叹服了：还有啥说的，既然两人志在顶峰，又怎能在半坡回头呢？

　　1982年9月，郑荣臣和尹玉萍双双从大学毕业了。3年，郑荣臣以惊人的毅力，抄完了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教材，总数达700万字，这些装订整齐的盲文书，摞起来可以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在郑荣臣清贫的家里，它算是最醒目的摆设。

　　3年时间，他的盲笔用坏了7支。他的右手由于长年用力扎字，手指已经变形。

　　一台最简单的录音机，创造了最高的利用率。由于长年按动，在那硬塑制成的按键上，被手指磨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

　　《琵琶情》

　　大学毕业了，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也向他提出新的问题：怎样做，才能把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自己的盲人兄弟？

　　他决定写小说。

　　写小说，谈何容易！盲人的眼前没有色彩，没有形象，没办法进行形象思维。

　　“什么是红色的？”

　　“就像火一样的颜色。”

　　“火？为什么不烫手呢？”

　　郑荣臣天真地想：哪怕让我有一分钟的时间，睁开眼看看这色彩斑斓的世界！当然，这不可能。他只好多听书，多揣摩，多问明眼人，然后生出自己的心意来。

　　他搞文学创作，要比明眼人多付出几倍的劳动。先要扎出盲文，然后再摸读，用录音机录下，最后由尹玉萍给他抄写下来。过度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常常觉得心慌气短，体力不支。厂保健站多次督促他住院治疗。但是，他被激情所鼓舞，无法休息。哒哒哒哒的扎字声整整响了40个冬夜。到1983年元月，一部长达15万字的长篇小说《琵琶情》终于脱稿了。他到了胜利的终点，但也终于垮了。大年初六，又一次痔疮引起的大出血使他昏倒。他被送进了医院，经过化验，血色素由正常人的13克至15克下降到4.2克。

　　当27万字的第二稿完成的时候，希望又一次对他露出了笑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关注这本书的出版，并把这本书作为急件处理。《琵琶情》的责任编辑邢菁子，一位60来岁的老太太，几次来津指点郑荣臣改稿，并告诉了郑荣臣最新消息：《琵琶情》很受关注，将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这是我国即将出版的第一部由自幼失明的盲人写成的长篇小说。

　　郑荣臣怦然心动，手颤抖着，几次也没有点着纸烟。他一时还不能完全领略这个消息所包含的价值，只觉得激动，只觉得应该感谢。

　　他发自内心的激情却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透射出来的。他的《琵琶情》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中国新旧两个时代，塑造了一个盲人音乐家如何饱经辛酸，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的形象。它所透射出来的，是盲人的心声，盲人的礼赞，是盲人对党的一片赤诚。

　　他站在桌前，两手前伸，摸到了一台崭新的盲文打字机，心头又是一阵激动，不禁潸然泪下。3月25日上午，市民政局局长范宝俊带着许多人到家里看望他，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肩，低声而亲切地告诉他：为了你创作方便，给你送来一台盲文打字机；考虑到你创作环境不好，准备给你调剂一处房子；另外，想办法给你爱人看病……

　　“这……太感谢啦……”他心慌意乱，口齿讷讷，想站起来行个礼，又觉得不妥；坐下，心里发热又坐不住；想给客人们敬烟，手哆哆嗦嗦伸进口袋，才想到自个儿抽的烟太次，拿不出来待客……

　　郑荣臣思绪万千。他长长地真情地扪心自问：“你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什么价值？你得到的，能够用价值衡量吗？”

　　（选自《天津日报》1995年6月17日，李连春 傅琳 文）

　　小尤金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良好的教育，18岁到餐厅洗碟子打杂过活，19岁残疾而不自弃，坚持自学而使他在22岁时制造出小飞机，成了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如今他已是“空中医疗中心”的经理了。

　　飞出“独此一处”的人

　　一个拥翠叠绿的小岛，屹立在东印度洋汹涌的怒涛之中，与大海山环水抱，同沐朝晖。在一块巨大的海蚀柱上，镌刻着这个小岛诱人的名字：独此一处。

　　在这个孤岛上，最为孤寂的，莫过于尤金·克里夫了。他下肢残废，孑然一身，躺在海滨的病榻上，凝视着远去的海鸥……

　　尤金·克里夫的父母婚后一直不和，从小尤金降生到这个孤岛上起，就成了性格暴躁的父亲的出气筒。母亲跟人有私，儿子成了她的障碍物。小尤金没有享受到孩提时代应有的家庭温暖，更没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尤金18岁了，必须自立。他到餐厅洗碟子，帮人打杂。他省吃俭用，买了一辆旧汽车，当上了出租汽车司机。

　　一天深夜，他驱车经过一处袋鼠经常出没的地方。由于他未关闭车前灯，路旁的袋鼠见到强烈的灯光，以为是敌人来袭击，就跳到公路上奋起反抗，与汽车相撞。汽车滚进了山沟，他严重受伤，不省人事。

　　当他在医院里苏醒过来时，双腿已被截肢！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海滨的惊涛拍岸，想自己的茫茫未来，浑身打起冷战。

　　女友莎丽小姐来看尤金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她掉转头哭着跑了，从此与尤金分了手。

　　覆水难收，徒悔无益。面对这般境地，尤金的心却异常地平静。尤金并不甘心虚度余生，他要重新开始生活。

　　他以一种奇特的旁人不可想象的方式来对待肉体上的痛苦。每当伤口疼得他大汗淋漓时，他并不哼哼，而请求护士替他借点书来看看。

　　“借书！什么书？”护士小姐莫名其妙地问。

　　“什么都行，只要能够解除我的痛楚。”

　　护士感到茫然。她胡乱地借来几本有关飞机工业发展情况的书，其中有一本威廉·波音的传记。正是这本书，给这位青年带来了希望之光。

　　威廉·波音是美国西雅图一位木材商的儿子。他向往在蓝天飞翔，于是在西雅图市郊办起了一个木头飞机厂，利用那里廉价的木材制造飞机。由于威廉·波音的不懈努力，飞机越造越先进，从木制飞机到金属飞机，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办成了美国最大、最先进的飞机制造公司。如今的波音707、波音747、波音767等，更是誉满全球。

　　尤金也要上天！

　　他孜孜不倦地自学起飞机构造原理、机械制图、航空理论等枯燥乏味的知识来。这对一个处在肉体痛苦之中、文化程度不高的19岁残疾青年来说，是多么不容易！

　　他装上了假肢。19岁了，却要像咿呀学语的孩童学步那样，重新学习站起来，迈开第一步——步履维艰的一步。

　　他迈着这双假腿，进出于图书馆、阅览室，太疲乏了，就到大海里练冲浪，冲浪运动是这个国家青年人的一项特殊嗜好。许多运动员由于冲浪，时常被海水弄湿的头发在烈日下曝晒变得发白了。那些胆小而不敢驾驭巨浪的男孩子们，却用漂白药水弄白了头发，冒充自己也是冲浪勇士。尤金·克里夫的头发显然也是白的，然而却是真格的！他像健康人那样，带着一副滑水板，在大海的波峰浪谷里上下穿行。在那踩风破浪的弄潮儿队伍里，谁能想象，尤金·克里夫的双腿是装上去的！

　　他顽强地进行体育锻炼，用更顽强的意志进行自学。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浸没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

　　奇迹终于出现了。

　　3年后，尤金·克里夫设计出一种世界上最轻巧的飞机。这种飞机只有100千克重，可以乘坐12个人，时速300千米。它不用跑道，可以在普通的公路上起飞，平时可挂在小汽车后面带走。

　　22岁的尤金·克里夫，驾驶着自己设计的小飞机，拖着他4年前驾小汽车致残的双腿，直上蓝天。他越过小岛的山峦，跨过海洋，像海鸥那样自由飞向自己的目标。

　　志气、信心、希望，使尤金·克里夫成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

　　尤金·克里夫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如今，他又成了一名为社会谋福利的企业家——“空中医疗中心”的经理。

　　“空中医疗中心”由许多“空中医生”组成。这种“空中医生”自己驾驶着飞机在空中巡航，随时可以用无线电与地面上的病人联系。平时，绝大部分病人都可以通过“空中医生”把病治好。万一病人的病情严重需要住院，“空中医生”则把病人接上飞机，送往医院。

　　尤金·克里夫说：“作为一个伤残者，社会已经给我以厚爱，使我感到人生是美好的。所以，我要报答社会，报答人生。”

　　美国着名的盲人女学者海伦·凯勒说过：“当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他去翱翔时，他是决不应该去爬行的。”尤金·克里夫断了双腿而不甘愿爬行，他翱翔了。他不仅飞出了孤寂的“独此一处”，而且已飞出澳大利亚，飞向世界！

　　（选自《武汉企业家》1985年7期，叶进 文）

　　他连连考了高分，却一次也没有被高校录取，只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他毫不气馁，再次拼搏，体重只剩下38千克，头发几乎掉光了，最终被录取了，而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上了大学教授。

　　我是大学教授

　　徐方赋刚出生8个月，事情就有些不妙起来，他发了一次高烧，生命危在旦夕。父亲说：人都吃不饱活着也遭罪。可徐方赋却活了下来，只是两条腿从此就软软的，再也没了支撑身体的能力。明白人告诉他母亲，这叫小儿麻痹症，长大了只能是瘸子。母亲很发愁，一怕儿子长不大，更怕孩子长大了没饭吃。

　　徐方赋小，不知道愁。长到7岁，娘交了5角钱，他上了学。一年级念完了，二年级的教室在二楼，教师看他爬楼费劲，就说：“你还在一楼念一年级吧。”徐方赋说：“行。”徐方赋又念了一年一年级，仍然高高兴兴，他觉得学校人多，好玩，念几年级无所谓。

　　念了7年小学的徐方赋成绩很好，考上了重点初中。从此，他就搬到镇里，住在姐夫家。在初中，他仍是少年不知愁，爱玩，也淘气，有时难免被姐夫骂得“狗血喷头”，但仍不思“悔改”。当时可谓无忧无虑。终有一件事给了他一点震撼，使他开始了一点成人的思考。初中毕业，他考上了中专，当他兴高采烈地去体检时，招生办的人说：“你就不要体检了。”他当时大惑不解，当他很郁闷地回到家里问姐夫时，姐夫只是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就再也没说什么。徐方赋没有走进中专的大门，现在他开始明白了，他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上高中，他开始懂事了，不再贪玩，专心学习。他不能忘记临毕业时，初中老师和他的那一次深夜长谈。老师告诉他，只要你有毅力，还是有前途的，并且讲了很多关于保尔和张海迪的故事。这是他人生里很重要的一笔精神财富。

　　上高中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能“给小儿麻痹患者带来福音”的广告。姐夫要带他去治。临行前，他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说：“什么事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去治了，钱花了，腿却仍然如故。但他没有太多的失落，因为老师那句话给了他承受能力，而且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成为他坚强的支撑。

　　他在做最大的努力，他也在做着最坏的打算。他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在年级里名列前茅。1983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三天考试后，他便在家里心满意足地等着发榜，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考了501分，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结果没太出乎他的意料。然而，真正录取时，比他低很多分的人都被录取了，遗憾的是没有哪个学校向他敞开同情的大门。因为他的腿，他名落孙山。对于这一点，他似乎还有点心理准备，他自我安慰地认为，因为是残疾人，分数可能要求更高；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分数考得更高一些，会有学校录取的。他决定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真正的打击是在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时候发生的。当他到县高考补习办公室，去申请参加明年高考补习时，一个干部看了他的成绩卡后说：“成绩好有什么用，你这样的人还参加什么高考。”言辞尖酸不留情面。徐方赋据理力争，可人家就是不答应。徐方赋很不理解，难道一个残疾人，就不能上大学，就没有参加补习的权利？！平时很老实的他，第一次发火了。然而在权力面前，有多少委屈，有多少不平，终究无能为力。同学们劝走了他，争吵没有一点意义。

　　从补习办出来，天已快黑了，同学们劝他不要回家了，晚上还有台风。但此时的徐方赋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执意回家。他的姐夫家离县城4000米，这对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来说是很遥远的路程。走到半路，天空狂风大作，暴雨骤来。他不想躲避这风雨，只觉得这风雨和他的心情一样。这风这雨来得太小太弱，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包袱，是一个没有权利做很多事的人，是这个社会不接纳也不需要的人。他真希望风更大一些，雨更急一些，让这风雨和黑暗吞噬了自己。

　　当他绝望地在泥泞的山间小道上翻滚和爬行时，他的姐夫打着手电接他来了。当姐夫看见他顶风冒雨艰难挪动着自己残疾的双腿时，什么也没有说，便迎上前背起了他。徐方赋伏在姐夫的背上眼泪止不住流出来，在这坚实的肩膀上他才真正感觉到一种委屈。到了家里，他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当姐夫知道了原委后，说了一番至今让徐方赋不能忘怀和感动的话：“你7岁父亲就死了，你姐是老大，我们有义务把你培养成人。他们不让你考，就凭这句话，咱非考不可。我和你姐砸锅卖铁，也供你考大学，一直考到不能考了为止！”

　　姐夫给他买了很多学习资料，为了满足他的自尊心又给他开了一个小卖店。徐方赋开始在家里复习。1984年高考，他考了515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8分，不但在县里，在省里也是前几十名。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仍没被录取。

　　姐夫说，不录取咱们再考！姐夫又到补习办，巧的是补习办换了人，这位领导很支持徐方赋参加高考。徐方赋可以堂而皇之地参加高考补习了。如果说，这次高考对徐方赋来说是一个考验，还不如说是对他姐夫的一次考验。姐夫每月48元工资，补习一年的费用要几千元，这种考验程度可想而知。

　　徐方赋要参加第三次高考了。补习班里没有住宿的地方，而徐方赋腿脚又不便，天天回家也不可能。姐夫又托人，把他安排在补习班所在地的一个礼堂的舞台上住，这空空荡荡的舞台成了徐方赋的归宿。夏天成群的蚊子扑面而来，而舞台又无处挂蚊帐；冬天他只能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这些对徐方赋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有一个信念：发愤读书。太多的磨难已使他明白，如果他不在学习上高人一等，他就无法获得平常人拥有的权利。他起早贪黑一门心思地学习，以至有时晚上熬不住，睡了过去，耗子在脑袋上爬他都不知道，直到耗子的屎尿拉在他的脸上，他才惊醒过来。而为了这点睡眠他还会后悔不已，觉得自己缺乏毅力。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那就是，他虽是残疾人，但他要争取到正常人的权利，他要向世人证明，残疾人并不是社会的包袱，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用顽强的生命力去拼搏。临近高考，他的体重降至38千克，由于过度的疲劳和缺乏营养，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

　　个人的努力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的认可。1985年，国家教委等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在同等条件下应鼓励残疾青年人学深造。看到这消息后，徐方赋激动地“跑”回姐姐家报喜。当姐夫看到骨瘦如柴、头发斑秃的徐方赋时，第一次为这消息流出了激动的泪花。

　　这一年高考，徐方赋考了533分，高出录取线61分，这个成绩使他进入全省文科前15名。

　　春天终于走进了徐方赋的心田，在他最惧怕的体检这一关时，他第一次看到医生在体检表上给他盖上了“合格限考”（身体合格，有些专业限考）的字样，当时他激动得几乎要晕了过去。这一年他考取了杭州大学外语系。

　　在大学里，他依然刻苦学习。他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入党和考研究生。他没像很多人那样考上了大学就算大功告成，他仍保持高考时的那种劲头，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拼命地努力。他觉得残疾并不是太可怕的事情，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失去追求。上大学的第三年他入了党。1989年5月，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外语硕士研究生。一个农家子弟终于走进了首都的最高学府。在这所学府里他不但学到了更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人世的温暖也得到了最深刻的体验。

　　临近毕业，导师考虑到徐方赋的身体能更好地适应以后的工作，便劝他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矫正手术。但昂贵的手术费使他不敢奢望。导师拿出了2000元，同学们也纷纷捐款。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英国籍教师在临回国前托人给他带来一个信封，里边有650元钱，还有一封信：“这点钱是我要回国时卖废品挣的，我留着也没用，留给你。”徐方赋太了解这位外籍教师的苦心。她是用英镑换的钱，但怕伤了他的自尊，而采取这种变换的方式。

　　手术还算成功，他可以拄拐杖行走了。

　　研究生毕业后，石油大学（北京）接收了他，从此，这位残疾人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徐方赋的母亲曾经担心他的残疾儿子活不长，吃不上饭，后来又担心他娶不上媳妇。而现在这些，对于徐方赋来说已不算问题。徐方赋娶了媳妇，而且是一位很体贴他又很漂亮的媳妇。在常人眼里徐方赋应该感到有一种归宿了，而徐方赋想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满足，也不仅仅停留在我已不是社会包袱的水平上，他觉得他应该同社会上所有有志向的人一样，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他的天地只有三尺讲台，而他面对众多的学生却是一个博大的天空。教书育人责任重大。

　　初上讲台，徐方赋难免紧张，而学生们面对这样的老师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许头几节课徐方赋是失败的。徐方赋感到内疚，但更主要的是他又像高考时一样鼓起了新的勇气：不能误人子弟，我要让学生在每节课都能得到最充足的知识。他认真编排教案，仔细研究教学方法，有时备课备到深夜。课余之时他还阅读各种书籍。用他的话说，我肚里有一桶，才能给别人一瓢。他的课讲得越来越有声有色，连最挑剔的同学在他班里上课都感到放心。1993年这位只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开始给研究生上课，而且大受这些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研究生们的欢迎。

　　由于他课讲得好，课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周23节，有时一天就8节课，每每讲到最后一节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从哪里飘出来的。讲课是个累活，尤其对他这样的残疾人更是如此。他在家里做饭，站上5分钟腿就发酸，所以他宁可做最简单的饭菜。但在课堂上，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且不厌其烦直到讲透为止，腰酸腿痛的程度只有他媳妇知道，因为他一回家就躺到床上*不止。

　　1996年，因教学质量高和全年700多学时的工作量（是一般教师的3倍多，列全校第一），徐方赋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年他31岁。

　　面对徐方赋，我们这些肢体健全的人，真应该仔细思考点什么了。

　　（选自《青年文摘》1997年第10期，龙戈 文）

　　灾难与不幸，使本该多彩的年华失去了光泽，为了拯救濒于绝境的家，她要停滞自己的求知梦。大山深处的女孩，用她羸弱的身体和柔嫩的双肩，扛起生活的重担，是坚韧，也是伟大……

　　六十八封“平安”信

　　宋彩玲，这位延安吴旗县西北角周湾镇姚峁则村普通农民的女儿，今年才16岁，身高不过1.51米，体重刚刚40千克，却以其惊人的毅力，奏出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乐章……

　　1995年1月，对宋彩玲一家来说，是个祸不单行的日子。就在宋彩玲的哥哥宋文山光荣入伍后的第25天，宋彩玲年岁已高的父亲宋万俊，在进城买化肥的路上失足掉下了10米深的山崖，不幸身亡。宋彩玲的母亲本就有脑血栓的老病，身体不大好，闻此噩耗后病情突然加重，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守着父亲冰冷的尸体，望着床上痛不欲生的母亲，她，一个不满14岁的女孩，一声声凄凉的呼唤，撕裂着大山的心扉。苦命的妹子，你该怎么办？大山低吟，寒风哭泣……

　　村干部和亲友都劝宋彩玲：“拍封电报给你哥哥，叫他回来吧！你个弱女子，咋能撑起这个家呢？”“是呀，是该叫哥哥回来呀！”但这时回荡在宋彩玲耳边的是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句话：“咱祖祖辈辈就文山当兵了，家里再有困难也不能拖累他。”经过一次次的思考后，宋彩玲在昏暗的灯光下，眼里噙满着泪水，给远在重庆当兵的哥写下了“平安”家信：

　　“哥，家里好着哩！你不要挂念，安心在部队工作。上次你怨爸不给你写信，爸忙着呢，天天垒羊圈。妈的病也好多了，还能帮家里喂猪。你说需要一点钱，现在家里没有，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寄去……”

　　谁知她这一写，就写了一年零九个月！

　　1995年8月，宋彩玲要上初中二年级了。可是，瘫痪在床的母亲谁来照顾？繁重的家务劳动，又谁来操劳？上学用的学费，谁又会给她？默默吞下委屈的泪水，她给学校捎去了一张请假条……

　　为了让哥哥安心军营，她却要停滞苦苦追求的求学梦。

　　在宋彩玲所读的周湾中学，老师和同学都称赞她：因为学习刻苦，她以镇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了初中。可是现在，因为家里的困境，她却不得不辍学了。老师急了，同学们哭了……

　　夜已深了。劳累一天的宋彩玲望着母亲熟睡的面孔，想着自己的遭遇，她真的想放声大哭一场。她多么想把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远在重庆当兵的哥哥，好让他来为自己分担忧愁呀！但是，她不能。她想到好久没有给远方的哥哥写家信了，便趴在炕头上又给哥哥写了一封“平安”信。“家里一切都好，爸妈好着呢，妈那个病听人说能治好，我就给妈治了。现在，妈能喂猪，能走快路。妈妈爸爸还让我告诉你，叫你安心当兵学习，不要想家……”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宋彩玲就翻身起床，用那条比自己高出好多的扁担从井里担回两桶水，然后就去拦羊，喂牛，割草，劈柴，做饭洗涮，给母亲熬药……

　　母亲不解地望着女儿：“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宋彩玲强忍泪水说：“妈，我学习不好，不想念书了。”母亲生气道：“你不上学，我也不治病了！”话音未落，母女俩就抱头痛哭。

　　1996年7月份，宋彩玲的哥哥宋文山从部队来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参加成人中专函授学习，希望家里能给他寄些钱来。

　　拿着哥哥那封渴望答复的信，宋彩玲十分焦急：到现在，为安葬父亲，给母亲看病，已欠下外债一万多元钱。家里再也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向别人借吧，原来借的还没有还呢，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刚巧这时，县里组织数学竞赛，宋彩玲以优异成绩被选上了，活了15年从未进过城的宋彩玲低着头对老师低声说：“老师，我学习不好，不去了。”

　　老师看出宋彩玲的心事，说：“车费学校出，另外补助你20元生活费，希望你能考好！”

　　考完试，宋彩玲谎称自己有事，她一个人打听到县医院方向，在医院门口徘徊了好久，最终她还是走了进去。“我能不能卖血？”护士看了看她说：“你太瘦小了，不行。”宋彩玲固执地说：“我的身体好着呢，我家里没有钱，你就让我进去吧！”宋彩玲眼噙着泪水把家里的遭遇讲了一遍，大夫只好心疼地抽了她400cc的鲜血，付给她800元。

　　拿到了钱，宋彩玲急忙赶到邮局，给哥哥寄去了200元，并在附言栏里用了父亲的语气留言：“文山，钱寄去了，好好干，要好好学。”

　　然而，宋彩玲自己因长期营养不良而严重贫血，在步行回家的路上，她昏倒了……

　　1996年8月份，好心的乡亲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宋彩玲操劳受苦了。他们背着彩玲给部队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宋文山家里的真实情况。宋彩玲知道后，连连说道：“你们不该把这一切告诉我哥！”她急忙赶到了邮局，给部队首长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替她隐瞒实情。然后，她又给哥写了一封“平安”信：“哥，家里好着呢，不要挂念，安心在部队工作……”伴随着信的还有一张“全家福”。

　　连同给哥哥的这一封信，宋彩玲在一年零九个月中，共写了68封“平安”信。

　　部队领导知道了宋文山家的情况后，立即安排他回家探亲，高高兴兴回家的宋文山在路上听说了家里发生的一切，顿时愣住了。他连颠带跑地赶到家，对着父亲的遗像放声大哭。他反复地问着妹子：“你来信不是说家里爸妈好着吗？”

　　宋彩玲只好把前后经过如实地告诉了哥哥。

　　宋文山情绪激动，他问妹子为何不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宋彩玲低声地解释道：“这些年没告诉你，家里不也好着哩吗？”

　　宋文山追问道：“那200元钱哪里来的？”

　　宋彩玲说：“借的！”

　　“问谁借的？”

　　宋彩玲本不愿意讲，但见哥哥盯着不放，她便边哭边把自己卖血的缘由讲了一遍。宋文山不听则罢，当他得知自己读书用的钱是妹妹的卖血钱，这位钢铁男儿禁不住失声痛哭，他紧紧搂着妹妹……

　　“14岁的妹妹14岁的心，我泪格萤萤落下来嘴里头噙，军功章映着妹妹红透了的心，妹妹心儿暖军营……”

　　好军妹的事迹感天地，爱心分给大家享，捐款成了助学金，年轻的妹子，你的心怎么就这么善良！

　　好军妹的事迹传播开后，热情鼓励的信件与捐款雪花般飘向那个偏僻的小山村。宋彩玲感激那些对她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但她却要让更多的人享受爱心，她要用余下的一万元捐款，资助那些与她一样渴望上学的孩子们。

　　宋彩玲是不幸的，但她却是坚毅的，今天我们感激她，传颂她，因为她有水晶般的情怀和对共和国的万般深情。

　　（选自《风流一代》1997年第8期，王新元 文）

　　她得了怪病，20多年高位截瘫卧床不起。可她带着重病的躯体，在病床上教300多位青少年学唱歌，考进音乐高等院校的有54人。

　　愿你听见这支歌

　　一

　　1977年，那是一曲《祝酒歌》就能唱醉亿万人心的岁月，新生活的帷幕正向每一个中国人拉开。这年的7月17日，进京参加粉碎“*”后的首次全军文艺汇演的沈正兰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击倒。她的丈夫王文恒是辽宁省歌舞团的乐队指挥，正在沈阳指挥排练，一个电话通知他和孩子火速来京。

　　“妈妈！妈妈！……”孩子的声音像敲门似的开启了她的眼睛，泪水涌了出来。她的手已不能动弹，无法为孩子抹泪。两个孩子，女儿14岁，男孩11岁，一边一个为她擦泪。

　　她的病患在脊梁骨内，蛛网膜大面积粘连，胸二位置脊髓囊肿压迫神经，从此高位截瘫。眼下高烧不退，尚未脱离危险期。

　　3个月后，当她要回沈阳时，大夫告诉她丈夫：一、她已经不会咳嗽，一旦肺内感染，痰出不来，就会出现危急情况，因此一感冒就可能使她丧生。二、她没有控制大小便的能力，排泄障碍可能引起尿毒症。三、很难避免的褥疮会导致败血症。

　　“如果，”她丈夫问，“我们非常细心地照料，能使她不得那三种病吗？”大夫委婉地说：“太难了。”

　　这一年，沈正兰只有38岁，王文恒40岁。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带领两个孩子，开始了一场感动天地的生命保卫战！

　　他们竭尽全力，也无法使她不患上述三种病，但每一次她都从死亡线上醒转来。1984年，她首次患尿毒症，被抢救回来后，双肾从此不规则萎缩，左肾功能丧失，右肾还剩下一半功能，身体状况更严峻了。此后又4次病危，但每次都转危为安，连医生也感到，她的生命是个奇迹。

　　更让人惊叹的是，她的歌声在舞台上消失后，有那么多人到她的床前来学唱歌。截至1996年底，跟她学音乐然后考入高等院校的已有54人。

　　1997年春天，我在沈正兰的音乐小屋见到她时，她坐在一张特制的教学椅上，满头黑发，王文恒的头发却全白了。

　　沈正兰说：“如果没有我的学生，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我的爱人，我也活不到今天。”

　　二

　　“我从小热爱音乐。”她说。她曾代表学校参加大连市的朗诵比赛，她朗诵《卓娅》得了奖。从小姑娘到考入沈阳音乐学院，她所受的教育一直响着“卓娅”似的旋律。

　　1958年下乡劳动时，她同高年级同学王文恒相爱了。王文恒分配到辽宁省歌舞团的第二年，她原本也可以分去，但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来招人。沈正兰是声乐系的，那年月，部队的需要就是她的选择。

　　沈正兰入伍后既当演员又当教员，风风火火16年，一直能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地被团体、被战友们需要。谁知突然瘫痪了。她要接受这个再也不可能去工作的身体，接受这种活法，这是她的第一难题。

　　沈正兰从北京转院回沈阳治疗，女儿王明明告别了中学，成为协同父亲照顾母亲的主力。丈夫要上班，还要照顾她。丈夫趴在床边睡着了，她发现他头上突然有了白发……自己不但对社会无用，对丈夫对孩子也无法尽妻子所能和母亲之责了。“我何必拖累他们呢？”可是她不会翻身，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从家到医院骑车要40分钟，女儿被汽车撞上的幻觉车轮般地在她大脑中旋转……拒绝打针吃药，不喝不睡，眼圈全黑了。此时，不但在病体，她的精神也到了死亡的边缘。

　　医生给了大剂量安眠药，她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久，醒来时发现女儿的眼睛哭肿了。儿子说：“妈妈，我怕！”

　　她问：“怕什么？”

　　孩子似乎怕说出来，父亲替孩子说：“怕失去妈妈。”

　　“妈妈有用吗？”她问。

　　两个孩子在两边用脸贴住了她的脸，说：“有用。”

　　“有什么用呢？”她梦幻般地想着。孩子和丈夫总在为她按摩肢体，尽管她胸二以下没有知觉，她心中的坚冰还是融化了。“文恒，我们回家吧。回家！”她说。

　　那时，他们一家4口，只有14平方米。可那毕竟是家。

　　当从社会大舞台撤退到家庭这个小堡垒时，她开始感到，即使自己已经残废，但只要活着，对亲人就是重要的。

　　三

　　沈正兰不能忍受丈夫和孩子为她日夜奔波。回到家，她的情绪相对稳定了。这时，她的左手手指会动不会握，右手手指一点儿也不会动，大小便仍然失禁，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一只苍蝇溜进屋里，飞到她的脑门上，她没有驱赶的能力，只会摇脑袋。苍蝇很快就不怕了，她只能任由它叮。要使她不被一只苍蝇欺负，少受细菌侵害，丈夫和孩子日夜做了多少工作，外人是难以想象的。

　　“正兰得病之后，我真是感到了深深的孤独。”王文恒教授说，“极端困难的时候，我在心里喊，谁能帮我一把？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当大人看，跟女儿说，爸爸跟你商量……”

　　早在沈正兰出院之初，前进歌舞团调整住房，团长在全团大会上说：“只要沈正兰还活着一天，就要让她住好一些。”要给沈正兰一套三居室，外加一个厨房。全团鼓掌。这事，沈正兰一家人都没有提出要求。沈正兰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就哭了。

　　1980年，王文恒去大庆等地演出，200多人的队伍，就他一位乐队指挥。省歌舞团团长来看王文恒的家属，看到门锁着，从窗户望进去，才看到沈正兰躺在床上。

　　“团长，”正兰说，“对不起，我姑娘去买菜了。”团长就在门外等。

　　明明买菜回来，团长才进了屋。看到这个家，团长感动得握住明明的手：“姑娘，你不仅是在帮助母亲，也是在帮助父亲，帮助我们。”

　　这一年，明明已是17岁的大姑娘了。失学了，将来怎么办？如果明明能唱歌，也许不失为一条道路。可是，明明有没有唱歌的基本条件呢？跟明明商量后，女儿说：“妈，你让爸走远一点，我给你使劲唱。”

　　那个秋天，这位搞音乐的父亲沿着一条河，听着满耳的风声，真的走得很远很远……家里，女儿站在母亲床头，起初是唱，后来就是吼，是喊。沈正兰后来告诉丈夫：“明明喊啊喊，我听到了音乐，真正的音乐。让我感到，为了生存，挣扎，挣扎！”女儿吼得满头是汗，母亲听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女儿成了沈正兰瘫痪后的第一个学生。半年后，沈正兰教着教着，能坐住了，头也抬起来了。1981年4月，明明参加沈阳市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以一首《玛丽诺之歌》一举获得第一名。

　　又过一年，明明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们全家都哭了。”沈正兰说。

　　四

　　然而，就在这期间，沈正兰自杀，用拴在床架上给她锻炼的绳子……被发现时，指甲都紫了，所幸终于被抢救回来。

　　部队的领导来了，丈夫单位的领导也来了，问为什么，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王文恒惊魂未定，说：“我说不清楚了。”

　　人们从沈正兰的话中知道她最近想得很多……她两个孩子都是在大连娘家生的，女儿刚满月就断奶了，一直放在大连带。她说，孩子小时候，我没有给他们换几块尿布。她看到儿子的裤子破了，里面全是用白胶布贴的；丈夫就这几年，头发全白了；女儿有了成绩，她很高兴，心想自己所能做的也就是把女儿教出来，再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女儿专心去走她的前程……

　　她说：“我没有遗憾了，我想让他们解脱。”

　　人们带着难以形容的心情离开了。夜深了，儿女们也睡了，王文恒又在为妻子换尿布。正兰问：“你烦我么？”文恒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正兰又问：“我还有用吗？”文恒说：“怎么会没有用呢？”妻再问：“有啥用？”文恒想了想说：“儿子将来也要考大学的。我的工资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要你还在，我们的工资就能供两个孩子上大学。”

　　“这么说我还有用？”

　　“有用。”

　　请不要以为这样的夫妻夜话太俗，一个残疾人深刻的痛苦，恐怕只有深爱她的人才知道，她伤残的肉体和精神都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肯定。

　　“可是，以前我胸二以下没知觉，现在全是麻的，有时有的部位碰一下就很疼。这疼痛天天跟着我，你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吗？”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给你梳头都得很轻很轻。”

　　“所以，我也想过，这样活着太难受了，生不如死。”

　　“不！有知觉了，就是在恢复。你一定会好的，会站起来的。”

　　不久，能支持沈正兰活下去的最有力的因素出现了，由于教明明成功，团里的战友送了三个女孩来跟沈正兰学声乐。她们都是战友的女儿，一个高考落第在家呆着，另两个正上高中。

　　家里从此有外人进进出出，带来感冒的细菌就可能引起严重情况，但是如果不让沈正兰教，她将无法忍受生命的空虚。

　　三位姑娘来了。1年后，她们都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师范系。

　　此后，同事的孩子、朋友的孩子、朋友的朋友的孩子陆续来了。学生一来，她就兴奋，就忘了疼痛。学生一走，她就瘫在床上，时常还发出*。王文恒曾这样对我说：“沈正兰年轻时是很活跃很漂亮的，但我是在她38岁得病之后才真正认识她。”

　　教女儿唱歌时，沈正兰为女儿示范，还只能唱到4（f2），这个音刚刚进入高音区，她就再也唱不上去了。可是她不服气。学生们走后，她就在床上练唱。她在屋里吼啊喊啊，那声音在一个乐队指挥听来是非常难听的。丈夫一再劝她算了，可她不放弃，依然唱，依然吼。王文恒说：“一个人在做她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的事，可她还在争取，我心里非常难过。”

　　突然有一天，屋里冲出一个高音，一声又一声，非常嘹亮。王文恒正在厨房，他被歌声牵进卧室。这时，他们有一架800元的小钢琴，在钢琴上一试，这是唱到了i（c3

　　）！王文恒立刻想到了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这位世界着名的“歌王”因能把这个高音唱得最好，被称为“c3

　　之王”。王文恒简直不敢相信妻子唱出了这个音，这个音像光芒那样照射着这位乐队指挥的心。

　　王文恒曾经请教过医生：“她怎么可能唱出那个高音呢？”

　　医生解释说，当她带着强烈的愿望经年累月不停地练，体内会产生某种“代偿”能力。

　　现在，我们已分不清是沈正兰在帮助学生，还是学生在帮助她增长生命的活力。学生，已经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五

　　在沈正兰家中，我还看到了他们的一位养女。她的父母离婚后，她5岁被父亲送到这儿来，头上长着虱子。刚来她就说：“大娘，我跟你结婚吧！”这是父母的争吵和离婚在一个5岁孩子的心灵中刻下的痕迹，是她盼望沈正兰能收下她所表达的语言。

　　当沈正兰表示自己带不了她时，她伤心地说：“我就知道我不该出生。”沈正兰心中一颤，似乎感到世上还有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夫妇收下了她，给她改名傅迪。取的是启迪培育之意。起初，我难以相信，怎么是由残疾人来收养这个孩子呢？然而傅迪就在我的眼前，11年过去，她已经16岁了。自小读书，就是王文恒送她去学校，再接回来。现在念完了初中。

　　沈正兰的儿子王阳立志学医，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卫生部工作。女儿王明明如今在法国巴黎皇家师范学院留学。邻居曾说，像你们家这种情况，就不该让孩子离开你们。王文恒说：“正兰和我都被限制住了，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像别人的孩子一样，只要他们有可能发挥自己，我们都支持他们去辉煌。”儿女们离家远行前夕，曾端水再一次为母亲洗脚，都泣不成声。

　　儿女们结婚时，父亲都曾经送给孩子一句话：“记住，这是你们一生都可以骄傲的，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儿女们也深深体会到，他们还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父亲啊！

　　沈正兰说：“我丈夫每天晚上为我翻三次身，20年了，他没有睡过一个整的觉。”每翻一次身，是一次清理：取走湿的尿布，用热水把身子擦干净，再换上干净的尿布。更困难的是，20年来，沈正兰始终没有控制大便的功能。每两三天，丈夫要为她使用一次开塞露通便。开塞露只能解决浅处的问题，积在深处的出不来，丈夫就用开水煮肥皂，再用一个专用的管子把经消毒过的肥皂液注入肛门深处，并小心翼翼地用手帮助她大便。这样的工作每周要一次，说每次大便都好像一次“手术”，是不算夸张的。

　　六

　　沈正兰爱学生。经她培育的不仅有大学生、中专生、业余和专业的歌手，还有中小学生，总数近300人。在她病危的日子，学生去医院看护，被门卫拦住后总是说：“我来看我妈！”谁会有这么多孩子呢？沈正兰的故事每一次都会感动医院。学生们日夜守护在老师床前，生怕失去她，那一声声呼唤，必在冥冥之中产生神奇的力量。

　　当一个人被病痛和死亡的恐惧折磨时，会有如生活在地狱，要驱走痛苦和恐惧，仅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每当她进入音乐，进入教学，进入孩子们的世界，地狱就消失了。

　　地狱消失，天堂就到来。5月，树绿了，花开了，学生们会推她出去沐浴阳光，她的丈夫紧紧相随。这时，邻里街坊都会驻足投去敬佩的目光。谁会说她的脚下没有路呢？在这东方的地平线上，正走来这样一位女子，一位男子，还有这么一群学生……

　　（选自《家庭》1997年第9期，王宏甲 文）

　　19岁时，战斗的炮火残酷地夺去他的四肢和左眼，右眼视力也只有0.3。他不以功臣自居，执意离开了荣军疗养院，以顽强的毅力，不仅学会了自理生活，而且还拖着残肢带领群众治山治水，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一部4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历时7年，7易其稿，是他字字凝血，口含着笔写成的。

　　中国的保尔——朱彦夫

　　“我坚信‘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人的生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躯体，一部分是精神，精神生命才是第一自我。”

　　沂蒙山的春天特别妩媚。在沂源县城一座缀满绿叶、鲜花的小院里，大病初愈的朱彦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他关于生命问题的回答。

　　64岁的朱彦夫，四肢全截，失去左眼，头、背部至今还残留着弹片，右眼视力也只有0.3。

　　是他，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英勇阻击强敌身负重伤，而后又以非凡的毅力基本学会了生活自理；

　　是他，主动要求离开荣军疗养院回到故乡，残躯担重任，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

　　是他，在新的环境下刻苦学习文化，矢志写书，为给新一代留下精神财富而呕心沥血。军委副主席*同志称赞其为“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

　　在学会走第一步路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

　　昏迷半年之久的朱彦夫终于醒了过来。

　　他抬起两个胳膊，大吃一惊，发现两只手从手腕以下被切掉了；一伸腿，又发现两脚也从膝盖下被截去；用残臂一触，左眼眶成了空洞。他以为这是梦，可当他用牙去咬自己的胳膊时，发现这一切都已是不可改变的残酷现实了。他大喊大叫：“我的手呢？我的脚呢？你们还我的手，还我的脚啊！没有手，没有脚，我还怎么扣扳机，怎么打仗？”医生含泪告诉他：“你遭受了严重的弹伤、冻伤，截肢才能保住你的命。”

　　这是在长春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里，时间是1952年，朱彦夫才19岁。

　　他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但医务人员的深情劝解，使他稳定了情绪。有一天，当他坐在草地上，看到一条把土拱松的蚯蚓时，引起遐想：蚯蚓没有手脚，却能以身躯改良土壤。他叹服这万物中的弱类，并扪心自问：我虽然没有手脚，但还有健全的头脑和心灵，难道就不能超过蚯蚓，顽强地生存下去，再为祖国和人民做点事情？

　　随后，朱彦夫被转入山东省荣军疗养院。他生性好强，死，没有怕过；难，没有怕过；可最怕吃饭要人喂，走路要人扶，大便要人帮。朱彦夫开始明白，在疗养院优越的环境下，他将永远是个寄生人。于是，他萌生这样念头：离开疗养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学会走第一步路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以自己的一截身躯、两条断臂、一张嘴巴，再加上两条假腿，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创造再生条件，再求发光发热。

　　1956年初春，朱彦夫不顾领导劝阻，踏上回乡路程。

　　这一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独轮车在颠簸中前进，朱彦夫内心很不平静，多年的战斗生活，像电影般叠印在脑子里。沂源县张家泉村近了。1933年，朱彦夫就出生在这里。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朱彦夫背着母亲走进革命队伍时他才15岁。从此，他把自己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参加过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两次负伤，两次荣立战功。

　　朝鲜长津湖以南，有一座250高地，朱彦夫和全连战友奉命在这里阻击敌人。为了赶在敌人之前占领这块高地，战士们连铺盖卷都扔了，只有一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背上去了一床棉被。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敌人不断出动飞机对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朱彦夫和他的战友除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还受着严寒和饥饿的威胁。两天两夜，全连战友粒米未进，只吃了一床棉被。最后阵地上的活人，就只剩下了遍体鳞伤的朱彦夫。他在阵地上来回跑动，交替使用所有能用的武器，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一颗*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炸响，弹片从他的脸颊穿过左眼。他摇晃了几下，倒在地上……

　　当朱彦夫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黑夜，天上仍下着大雪。他想放声大喊，但没有喊出声。眼睛也看不见，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猛搓两眼。搓着搓着，他忽然看到了亮光，当再搓时，就觉得左眼下方掉下一块黏糊糊的肉球，血乎乎地挂在鼻梁的旁边，荡悠着，而且越脱越长，不多时就挂在嘴角间。肚子里火烧火燎，几天来，他只吃了一块棉被套。于是，他下意识地一张嘴，用舌头把肉球舔到嘴里，咽了下去。他哪里知道，他吞食的竟是自己的眼球。

　　待他神智完全清醒后，他想伸开手，手已不能伸，他想站起来，腿已不能走，肠子露在外边，身上、头部多处受伤。他咬紧牙关，辨别一下方向，挪动躯体，开始在雪地上顽强地爬行。不知爬了多长时间，朱彦夫被志愿军侦察地形的一位政委和参谋发现，他们用雪水把露出来的肠子洗净，小心塞回肚里，把他送进了医院。

　　朱彦夫因伤势太重，他和许多重伤员一道被转回祖国治疗。

　　现在，他终于回到了阔别9年的家。当母亲辨认出眼前的这个四肢皆无，还瞎了一只眼的年轻人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不禁嚎啕大哭：“孩子，你爹死得早，我又浑身是病，照顾不了你。疗养院的条件好，你还是回去，让公家照顾你吧。”

　　听着母亲的话，朱彦夫既内疚又伤心。他在心里对母亲说，娘，儿虽然残废了，但还有一身血气。我只要能喘气ˊ就要学会生活自理，决不能拖累母亲。

　　但是，初回到家的一段时间，母亲还是一把屎、一把尿、一口水、一口饭地伺候。要生活自理，看样子回到家里也不可能。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奇特的想法：造一个回疗养院的假象。

　　有一天晚上，朱彦夫在院子里忽然对母亲说：娘，你歇着吧，我回疗养院了。母亲趔趄地跑出屋门，见院子里已经没有人影，就以为他真的回去了。其实，朱彦夫躲进了一间小屋，靠着不足10千克的地瓜干，一泥罐凉水，练习吃饭、喝水、便解、装卸假腿。他把碗、碟、长把勺、地瓜干摆在自己面前，一遍遍“模拟吃饭”：两臂夹起勺子，还没等靠近嘴边，勺子就掉了；用嘴叼起，两臂夹紧再舀，又把碗碰翻；好不容易舀上了“饭”慢慢举起，刚一低头张嘴，就勺翻饭撒……一次、两次、三次，一个动作反复几十次，上百次。

　　装假腿，练习行走。先裹衬布，再缠绑带，一只残臂压住一头，另一只残臂缠绕。绕一圈，用牙咬住扯紧，再绕。一不留心，衬布、绑布就会松脱，只好从头再来。一副绑带长达6米，如此反复，有时半天都绑不好。而更难的还是套上假腿以后系皮带锁扣，那短而粗笨的残臂夹着长长的皮带，穿插环扣，就像盲人手持丝线，向针鼻里穿引一般……终于大功告成，两条假腿都装好了！朱彦夫兴奋地抓过拐杖，猛一使劲站立起来，刚刚扬拐抬腿，就“哐当”一声摔倒在地。假腿摔脱下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近60个日日夜夜，朱彦夫很少吃喝，也很少睡眠，反反复复地练习，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一个信念始终在支撑着他：“不求健全，只求生存；不求人助，只求自理；不求伟绩，只求发光。”就这样，朱彦夫终于学会了捆绑绷带，装卸假腿，自饮自食，解大小便。但他太累了，伤口感染，流着血水。县民政局的领导来走访慰问，才发现了奄奄一息、藏匿几十天的朱彦夫，立即将他抬出土屋。

　　不久，人们在张家村的田间地头发现了一位柱着双拐、戴着墨镜，走路一步一趔的硬汉子。

　　要工作，要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朱彦夫经过艰难的锤炼，终于能够生活自理。然而他产生了更大的不满足，他强烈地意识到：“要工作、要奉献、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机遇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安排的。这时，张家泉村正缺少一个能够掌舵领航的党支部书记。1957年，朱彦夫以全票当选为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

　　在社员群众大会上，朱彦夫激动地说：“我作为一名战士，我把双手、双脚和一只眼睛献给了保家卫国的战争。今天，我要把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残躯献给山村建设，献给生我养我的张家泉。干好干坏不敢说，可我不会懒、馋、贪、占、骗，国家用47次手术抢救了我的生命，我应该用生命为家乡建设作奉献。”

　　他上任之后，从第一天起，就拖着一副8.5千克重的假肢，拄着双拐，一步一挪，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爬山头，进田间，寻找着治穷的谋略。

　　张家泉村是个缺水村，有一首歌谣说到吃水的难处：“有女不嫁张家村，挑水跑到西山根，去时穿双绣花鞋，回来磨破脚后跟。”朱彦夫为此心急火燎。他走了全村的所有地方，发现村西南方龙王庙旁有一股泉水，却白白地流走了。他便拄起双拐，翻过几道山梁，往返5千米，在邻村桑树峪找来一位看水专家，前来勘察。他又到百里外的县水利局请来技术员帮助勘测定位。打井要占用邻村的部分土地，他又三番五次地去邻村协调好关系。

　　打井开始了，老朱几乎天天都泡在工地上，随时解决各种问题，有一天，下了大雪，他说：“今天太冷了，一定打斤酒给下井的群众喝，让他们暖暖身子。”

　　他照顾别人的身子，却忘了自己的身子，数九寒天，朱彦夫在工地上不停地走动着。开始，截肢处被假肢磨得钻心地痛，渐渐地又由痛变麻。他想卸下假肢休息一会，却怎么也卸不开。见此情景，有人急忙跑过去帮忙，上去一看才知道，原来井里的泥水，腿上的汗气，断肢创面渗出的血水，已把假肢和伤腿冻在一起了！

　　一位老人抱住朱彦夫哭着说：“你回家不行吗？你坐在热炕头上，由我们来回跑着腿，给你说巴说巴，通通气，你在炕上指挥不就行了！这鬼天气，壮小伙子都受不住，你这重残身子怎能支撑。”他笑笑说：“没事，大伙都干活去吧，要真是两截腿长到一块，还求之不得呢。”

　　经过一个冬天的苦干，一口深6米，东西24米，南北33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

　　此后，朱彦夫又带领乡亲们先后打出了第二眼、第三眼大井。为了把井水引进地里，他又带领全村，用一块块薄石板，修起了1500米长的石渠，使全村3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田，村民再也不用往返两千米到村外挑水吃了。

　　朱彦夫又开始考虑治地，解决全村人的吃饭问题。1973年的一天，老朱又一次独自向南山爬去。爬到半山腰，由于山高坡陡，假肢着力不均，断肢处被磨破，实在走不到了，他就把假肢卸下来扛在肩上，用四条残肢往上爬到了山顶。他俯视全村，突发奇想，全村地少，地盘并不小。村边三条大沟横穿南北，可造几块小平原。他首先把目光放到村东边的“赶牛沟”上。这条沟南北1000多米长，两边是土岭，沟中夏天流山水，其他季节是牛羊专道。他想到了一些横跨河沟的桥涵，心头一亮，“能否借鉴这法，把1000多米长的赶牛沟全部棚起来？”

　　在全村党员、生产队长和村民代表会上，朱彦夫提出了自己治理“赶牛沟”的方案：用石料把整条沟棚起来，再在上面垫上土，变成粮田，上边种地，雨季水从下边流……许多人拍手赞成，也有的人，又喜又愁：“造地是件好事，可咱村就百十号劳力，这么大的工程，干得了吗？”朱书记柱着双拐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不干，沟还是‘穷沟’，整起来，就是粮仓。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几句话，鼓起了大伙的干劲。

　　那年冬天，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朱彦夫还是现场跟班。一冬下来，搬动2万多土石方，用石块棚起宽5米高1米，长1370米的暗渠。荒废了不知几辈子的“赶牛沟”变成了40多亩平展展的良田，当年产粮2.5万千克。

　　面对这人间壮举，来参观的人怎么也难以相信，如此浩大的工程，竟是一位特残人领头干出来的。

　　张家泉村是个缺电村。山区村要发展，太需要电了。当时架电材料奇缺，朱彦夫心想，材料紧缺，想办法采购，“井里无水四处里淘”。从1971年起，他就开始为村里架电采购物料。他一边利用被邀请外出作报告的机会联系材料，一边专门出去跑。就这样，他拖着假肢，前后跑了7年，行程几万里，终于备齐了12.5千米的架电用料，将光明送到村里，沿线11个行政村也通过这条干线结束了无电的历史。

　　60年代初张家泉村近千亩山都是光秃秃的。朱彦夫坚定地提出，一定要让荒山献宝，让穷山变富。他组织成立了林业生产专业队，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治山造林活动。而今，张家泉已发展成为沂源县的花椒集散地，每年全县外销150万千克，张家泉一个村就占了三分之一。这些林，这些树，无不凝聚着朱书记的心血。在规划北山上那40亩果园时，他又请人用三轮车拉着东奔西跑，在梭背岭村附近，由于道路不平，连人带车翻进了沟。当村民们吃着甜滋滋的苹果，拿着用苹果换来的钞票时，谁也不会忘记这里面浸透着朱彦夫的多少心血！

　　张家泉有了水，增了地，有了电，有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他又着手办教育，重建小学，办起了夜校，使张家泉有了一批文化人。

　　写书飨世人

　　写书，写一本自传体小说，这可是朱彦夫几十年来魂牵梦绕在心里的夙愿啊。

　　他怎么也忘不了，在那血火交融、生死瞬间的朝鲜阻击战阵地上，身负重伤的刘指导员弥留之际叮嘱他的话：“一个连的消亡，在战争史上算不了什么。可要想法把这里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今人、传给后代，很有意义……”

　　他怎么也忘不了，1987年时任济南军区政委*同志来看望他，听说他要写一本自传体小说，郑重地向他敬了军礼。

　　他写得很苦很苦。开始用嘴衔笔写，头一拱一拱，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来。经常写得字不成形，反复重描多次才能看得清。写着写着，口涎就顺笔杆而下，弄得稿纸一片狼藉。再用两支残臂写，用力小了夹不住笔，用力大了，残臂断面神经疼痛，脑胀目眩。后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嘴衔臂夹，弯腰弓背，摆头摇臂，或干脆把笔绑在右残臂上写。起初几天一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后来增加到几十个字、上百个字。

　　看着父亲写这样苦，儿女们心疼了，提出由父亲口述，他们记录。

　　朱彦夫拒绝了儿女们的意见。他说：“自己写，写和思考结合，更能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你们记，总好像隔了一层。写出来的东西要对得起先烈们，对得起首长。”

　　战争的惨烈场景，烈士们生前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但要下笔成文却又困难重重。本来墨水不多的脑子，由于动脉硬化而越发不好使。好不容易想好的词，有时一提笔又忘了。多少次，为了一个情节的描写，他苦思冥想，嘴上叼着笔却当烟去点。多少次，因思考入神，香烟引燃棉被，等被子冒出了浓烟他才觉察。多少次，他白天黑夜不分，睡梦中想起一个好句，赶紧一轱辘爬起来，夹笔写下，可刚写了上半句，就忘了下半句，只好躺下再想，一晚上往往折腾五六次。

　　查字典，在常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对朱彦夫来说可就不容易了。为查找一个字，他常常花费一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当残臂不支时，他就将脸贴近字典，用舌头一页页地舔。四部伴随他几十年的旧式字典，被口水浸成了古铜色，有些页码支离破碎，难以再用。

　　朱彦夫把书中的人物走向、故事情节顺序写在纸上，排列成行，用胶水粘到一支2米多长的竹竿上，再将竹竿用铁钉固定在床边的墙壁上。由于长时间查对，有的纸破裂、松动了，其中三张飘落在地上，被家人当废纸扫了出去。朱彦夫用时找不到，急得头发直竖；当他问明纸被扫出去了时，竟瘫倒在了床上，一头拱进棉被里“呜呜”大哭起来。

　　为创作，朱彦夫已经“走火入魔”。常年的蜷身埋首写作，心力交瘁，病魔接踵向朱彦夫袭来。先是左眼的空洞里不断往外流粘稠的黄水，疼痛难忍，家人只好把他送进医院。医生要求朱彦夫住院治疗，朱彦夫说什么也不肯。家人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医生警告说：“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四肢的创面也已经感染。再这样折腾下去，有可能再次截肢，还有生命危险。”

　　晚上，老伴陈希荣把他的笔、纸藏了起来。朱彦夫找来找去找不着，意识到是老伴藏了。因为以前在村里治山治水时，老伴怕他累着，就曾藏过他的假肢。

　　“快把纸笔给我拿来！”朱彦夫心急火燎地命令老伴。老伴含泪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依你，你就依我这一回吧。”

　　朱彦夫直直地看着老伴，嘴一张想说什么没有说出，头一扎，便从床上滚到地下，跪在了老伴跟前。

　　夫妻几十年，陈希荣从未见过他这样。她一把把他抱住，大哭起来。朱彦夫看着为自己操碎了心的妻子，也禁不住流下泪来。一时，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相拥哭成了一对泪人。

　　妻子为丈夫揩了脸上的泪和脓水，说：“我是叫你慢慢来，哪是不让你写呀。你就不能等病好些再写？”

　　“你藏假肢，你藏纸笔都是藏的你那颗心。这我明白。你哪里知道，我急着出这本书，是我的责任啊。”朱彦夫也要为妻子擦拭泪水。

　　原来有一次，朱彦夫去一所中学作报告。报告完了，在这所学校上学的一个重外甥来到他的跟前，认认真真地说：“舅老爷，你在上边作报告，有的同学就在下边说，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不是太傻了吗？现在人家到处请你作报告，你一请就到，是不是拿了不少钱？”

　　孩子看似天真的问话，让朱彦夫血涌气淤。但沉下心来一想，怎么能怪孩子们呢？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坏风气影响下，有些人缺乏理想和信念，有些人只索取不奉献，这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呀！

　　40多年来，自己拖着残躯，从天南到地北，从工厂、学校到部队，作了1000多场报告，不仅分文不取，有时为了减少便解的麻烦，连饭都不吃，不正是为了尽一个战争幸存者、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为教育后人吗？

　　但随着自己的年老体衰，这样的报告还能作几次呢？

　　一定要把先烈们舍生取义、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写出来，一定要把共产党人为国家为人民的无私无畏、甘愿奉献的凛然正气写出来，一定要把军人自强不息、向生命极限挑战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写出来。就是不能出书，就作为家史和资料留下来，让子孙后代知道，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上，还有这样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有这样一种崇高伟大、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当祖国受到侵略威胁的时候，我用健全的身体端起了枪；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我又用残肢夹起了笔。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岗位。为了神圣的事业，我愿意把我的工作做完整。”这就是朱彦夫的心愿。

　　1996年春天，历时7年、7易其稿，40多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了。

　　读罢这部浸透着朱彦夫血、泪、情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欣然题词：“铁骨扬正气，热血书春秋。”

　　清廉暖人间

　　朱彦夫常对家人说：“咱家有个特等残废这一个特字就够了，绝不容许再有特等公民出现，这也包括我自己。”

　　话这样说，行动上也绝对这样做。

　　朱彦夫的旧伤经常复发，而且后来又陆续得了心脏病、肝病、胃病、脑血管病，跑医院成了常事。张家泉村距县城40多千米，离村最近的汽车站和一个叫走马坪的医院也有近10千米。县里早有规定，看病用车由县里安排。可他每次外出就医，总是让子女们用自行车带。四肢不全的老朱坐车不稳，常常从车上摔到沟里。

　　享受国家照顾的朱彦夫硬是什么照顾也不要，对乡亲却什么都要照顾。阴天，朱彦夫受伤的身子说不出的难受。越是这样，他在家里越呆不住。他拄着双拐到五保户、病残户家中，看看房子漏不漏，问问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那年，妻子老陈回海边的日照娘家。娘家人心疼嫁到山沟里的闺女，把两大筐咸鱼让希荣带回。这可是山里人的稀罕，他便兴冲冲地吩咐妻子、孩子在本庄（张家泉的一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地送。分完了，妻子数叨着，一共送了57家。

　　老朱一想，不对呀，该是58家——落了明现家。这不行，老朱又从给老亲家留着的三条中拿出两条，给他家送去。

　　朱彦夫对国家、集体额外的好处一丝不沾，额外的付出却从不计较。

　　70年代，山里的烤火煤难买。有一年冬天，公社考虑到老朱体差，便叫人买煤送到他家。当时，只有老朱一人在家。送煤的同志放下煤就走，老朱拿着钱没有撵上。之后，老朱叫大女儿去公社送了三趟都没有收下。

　　春节，天冷得滴水成冰。公社同志来家看望老朱，见没有火炉取暖，就问那些煤呢？老朱用嘴努努墙根说：“还在那里搁着。你们不收钱，我不烧。”公社同志见拗不过他，流着泪把煤钱和运费一起收下了。

　　1996年春，老朱由妻子陪着去济南送书稿。当时，去济南的班车已经客满关了门，司机填写路单去了。老朱急中生智，打开司机车门爬上了车，趴在发动机盖上面，司机以为是赖车坐的人，让他下去。妻子向司机道明原委，司机转怒为喜，要给老朱免票。老朱一听免票，就要起身下车，司机只好收了钱，补了票。

　　乘客们听说这样的重残人还写书，陡起敬意，纷纷主动给老夫妻让座。老朱执意不肯。就这样，他在发动机盖上或坐或趴颠到了济南。

　　朱彦夫在张家泉村做主要负责人25年，工分不记，报酬不要，只靠国家发的几十元残疾金过活。上边来人吃饭，几乎都是在他家，由他掏腰包。沂蒙人虽不富足，但重礼仪。为此，他常对妻子说：“我是村支书，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谁家来个亲朋好友不得吃饭？”

　　朱彦夫几乎未参加过村里的各种宴席和热闹的酒场。只例外过一次，但他交了费。

　　那是1970年冬，小伙子张茂文要参军了。本来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小张听说是当铁道兵，扛不上枪，又很苦，有点情绪。队里张罗着“野灶”欢送小张，朱彦夫听说了小张的想法，便也去凑了热闹。

　　朱彦夫把军营视作自己的“娘家”。他要精心选拔优秀青年送到“娘家”，为祖国的钢铁长城增添一块块“钢砖”。

　　娓娓道情，涓涓说理。茂文的思想开窍了，对老朱说：“大叔，你放心吧。我干不好不回来见你！”

　　“野灶”散了，朱彦夫交给队会计一元钱。

　　在张家泉村，朱彦夫家是有“地位”的家庭。可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们，却是全村最“苦”的。

　　孩子们一懂事朱彦夫就告诫他们：学习上要和最好的比，工作上要和最强的比，生活上要和最差的比。

　　朱彦夫的几个儿女时时铭记父亲的教诲。共产党员、女儿朱向欣说：“父亲的‘心’长在我们身上，父亲的爱留在我们身上。父亲永远是我们的好父亲。”

　　（选自《美与时代》1997年第8期，吴亚明 杨凤山 宋照文 张会生 文）

　　该上小学了，他不能去，便有了站在教室外“偷听”的辛酸；能上小学了，他不能行走，便有了爬着去上学的血泪；考上大学了，他却不被大学接纳，便有了拄着拐杖去申诉的屈辱。山道弯弯啊，山道弯弯！他终于顽强地走出来了！

　　走过山道弯弯

　　爬着也要去上学

　　70年代初，在江苏省丹阳市访山镇一所村办小学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瘦小的男孩拄着拐杖紧贴在三年级教室的窗沿上，偷偷看着教师给学生讲课。他叫吴耀军，7个月时，小儿麻痹症剥夺了他站立的权利，贫穷的家境无力供养他读书，靠一根拐杖走过了他孤独的童年。那天，他翻过屋后那座山峰，附近小学朗朗的读书声吸引了他，一种本能唤醒了他求知的欲望，黑板上的知识如磁铁一样牢牢吸住了他。一次，吴耀军偷听那位戴眼镜的教师讲课站久了，“扑”的一声，跌倒在窗外的走廊上，下了课的孩子围过来，“哈哈”地一齐大笑，他陷入了难堪境地。这时，笑声将那位戴眼镜的教师吸引过来，吴耀军顺势跪在教师面前哀求道：“老师，我要读书，求你收下我吧！”

　　那位戴眼镜的教师感动了，在对他进行简单的语数考试后，高兴地说：“你太聪明了，就插到我们班上吧！”

　　吴耀军上学的路要翻过一座很高的山梁。由于一天来回两趟，不久，吴耀军拄着拐杖的腋窝在重力磨擦下肿胀、破皮、流脓，他无法再用拐杖了。母亲心疼儿子，便说：“等你伤好了再上学吧。”吴耀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说“妈，不能用拐杖，我爬着去上学。”于是，在吴耀军上学的路上出现一道道醒目血迹。老师发现后震惊了，眼里闪着泪花：“我教过无数学生，像你这样求学的，是第一个。”半年以后吴耀军流脓的腋窝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又拿起了拐杖。

　　就这样，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是班上第一名。

　　1978年7月，吴耀军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江苏无锡无线电中专学校。体检那天，他和众多被录取的新生一样，兴奋地等待着结果。一位校领导走过来对他说：“我们学校有规定不能录取残疾学生。”

　　这无疑是当头一棒击中吴耀军。他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回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学校抛弃，我要读书，我要与这不公平的命运搏一搏！”他用卖鸡蛋攒的钱买来一本本书，用3年时间自学完高中全部课程，同时克服重重困难自学完德语、英语和俄语以及计算机应用技术。

　　1982年7月，吴耀军又充满信心地走进了高考考场，结果以超过录取分数线30分的好成绩考取南京某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哭了，在上海打工的父亲也赶回家：“孩子，你总算熬出了个名堂。”全家人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8月底，吴耀军在父母陪同下拿着通知书去学校报到，学校一位领导对他说：“很对不起，我们学校不收残疾学生。”吴耀军委屈的泪夺眶而出。他为自己辩护：“不是所有的残疾人都是废人，我们比健康人更渴望知识，渴望有益于社会。”学校领导耐心地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先例，再说你拄着拐杖读书有诸多不便，”门外拎着行李的吴耀军父母也走进来跪在学校领导面前说：“我儿子读书太苦，你们就收下他吧！”但泪水终归是泪水，吴耀军依然被拒绝在大学门外。

　　坐在学校门外冰凉的水泥地上，吴耀军拿起拐杖使劲抽打着那条又细又软的残腿：“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公平啊！”

　　百折不挠去圆大学梦

　　不久，吴耀军成了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45分钟一堂课对于健康教师来说已经够辛苦，何况一个残疾人。吴耀军从讲台上下来，往往是满头大汗。一次，他给学生讲了三堂课，第四节课时他终于撑不住摔倒了。学生拥上来扶起他，一位女学生哭着说：“吴老师，你歇歇吧！”吴耀军从地上爬起来说：“不，马上要期终考试了，我不能耽误你们。”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吴耀军上完最后一堂课昏倒了。那年考试，吴耀军带的班级成了升学率最高的班级。

　　吴耀军除了教好学生外，仍想圆那破碎的大学梦。1983年11月，他在报纸上看到全国计算机专业招收自学考生，便兴奋地爬上公共汽车赶到江苏丹阳市报名考试，被录取了。从此，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他刻苦攻读，挑灯夜战，仅用两年时间就拿下了计算机专业自学大专文凭。

　　1986年夏天，吴耀军看到他的朋友、镇有机化工厂厂长整日愁眉不展，忙问何因。那位厂长说：“由于我厂不能攻克新产品，正处于倒闭的关口。”厂长一句话无意中在吴耀军心中激起波涛，一种跃跃欲试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发。他再次找到厂长说：“我可以协助你攻克新产品，或许能保住工厂。”正愁眉不展的厂长如同遇到救星一样对吴耀军说：“你来我们厂上班吧。”吴耀军放不下那群求知的孩子，他说：“我利用业余时间在技术上指导你们吧。”两个月后，新产品被攻克。厂长仍不放过他，不断地登门。恰遇这时，吴耀军代课生涯结束，学校依依不舍送走他。1986年，吴耀军来到该厂任技术科科长。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化学知识，一次次攻克技术上的新难题。1987年，该厂就成为盈利30万元的先进厂家，吴耀军被提升为副厂长，从此，他声名大噪。

　　1988年秋天，他和厂长到江苏省镇江市出差，傍晚到镇江邮局门口阅报栏看报，《光明日报》上的一则招生简章吸引了他：“国家将在具有大专同等学力的人中招收一批硕士研究生。”吴耀军反反复复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心中升起一股兴奋，随即又掠过一丝悲凉：招生简章为什么不写清楚残疾人也可以报名呢？

　　招生简章充满诱惑，第二天他赶到报名地点，交出6元钱在报名表上填写：吴耀军，男，25岁，大专（自学）。

　　走出报名站的大门，吴耀军掐指一算，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便速去书店购买复习资料。

　　1989年1月4日，吴耀军来到镇江市参加研究生考试。同住一个招待所的考生与他在闲聊中熟识了，当知道吴耀军到现在还没有复习资料时，就友好地将自己的资料递给吴耀军。当晚，吴耀军看到同房的人都睡着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拿着椅子和书躲进厕所，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那些复习资料。别的考生起床后，他还没有睡，一些考生见他既是残疾人又是这种情况，很瞧不起地说：“你这临时抱佛脚能行吗？”吴耀军谦虚地笑笑：“试试吧！”

　　张榜那天，他的分数荣获考区第一名，与他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简直不相信，在后面指指点点：“这可能吗？”1989年8月初，宁夏大学给吴耀军来了复试通知，吴耀军便将自己的简历和体检表寄了过去，他再次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8月15日，宁夏大学来信告诉他：“因你是残疾人，户口又在农村，我校不予录取。”吴耀军再也经不住这打击，昏倒在地上，等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

　　吴耀军在医院里住了一天。出院后，他来到厂里果断地对厂长说：“现在厂里一切都形成了规模，效益很好，我想辞职。因为读书是我一生的愿望，我想用知识来武装自己，但一次又一次被拒之学校门外，我不甘心，我要去国家教委申诉。”

　　1989年9月初，吴耀军拄着拐杖上了从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下了火车，经多次打听，他走进了国家教委大门，找到研究生管理处。当领导和工作人员听完这位拄着拐杖的学生的诉说后，都沉默了。很久很久，一位领导站起来当众拍板：“我们国家正是急需人才的时期，将你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学生拒之门外是不公平的。我们马上协商解决你的问题，给你一个最好的答复。”吴耀军激动地站起来，连连鞠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不到两个小时，那位领导走进来告诉吴耀军：“我以国家教委名义给宁夏大学打电话，录取你这个特殊学生。”那一刻，吴耀军放声大哭：“谢谢，我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1989年9月下旬，吴耀军来到宁夏大学，成为数学系一名研究生。

　　吴耀军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把每月100元的研究生津贴费的大部分拿来买书。一天下午，吴耀军把一份论文送到导师刘士强家里，导师见他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就劝他留在家中共进晚餐，可吴耀军不愿意打扰导师，回到了宿舍。随后跟来的导师见他吃的竟是咸菜萝卜头，心中一酸：“耀军啊，你是我所教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吴耀军抬起头，向导师投去感激的目光说：“丰富的知识也是一种营养，我没有感到苦。”

　　1992年7月，他以门门功课全优获得宁夏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学位。离开学校的那天，导师刘士强送他，那份难舍难分的心情溢于言表。吴耀军对导师说：“我一定将我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社会。”导师说：“我为有你这样优秀的弟子感到骄傲，你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榜样。”

　　1992年9月，吴耀军被分配到江苏省镇江市华东船舶工业学院任教。

　　站在大学讲台上，吴耀军心潮澎湃。第一堂课他便向这些幸福的大学生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渴望读书，每天趴在村小学的窗户上偷学，尽管如此，学校校门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他仍然不甘心……如今，他很自豪也很幸福地站在大学讲台上，给大学生上课，他感到了一种残疾人人格的升华。命运可以对人不公平，但人不能屈服命运！如今这个时代，你们很幸福，应该用知识回报社会。”讲着讲着，他的泪流了出来，全班同学眼中也是晶莹一片。一些学生当场表示：“吴老师，我知道你讲的就是你的故事，你的事迹感动了我们，有你这样的老师作榜样，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1993年5月，30岁的吴耀军与一位好姑娘结合了。婚后，他对妻子说：“我想报考智能结构与控制理论这一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妻子不懂什么是智能结构与控制理论，但她用眼神给了丈夫鼓励。

　　1993年12月，吴耀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4系博士生。

　　从数学专业转到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专业，是一段艰难的过程。他的博导问他：“你行吗？”吴耀军自信地点点头。不久，他接触到一个新的领域，除控制理论、智能结构外，还有计算机仿真、力学、复合材料、现代非线前沿科学以及智能复合材料结构等学术领域，学完30多门功课，撰写12篇论文。吴耀军的名气渐渐大起来。

　　1995年8月，南京珠江路汇通电脑公司老板首先登门：“吴博士，你在计算机领域里有很大成就，我们公司想聘用你。”吴耀军坐在他那张堆满书的桌旁说：“我的学术理论才刚开始，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向更高层次探讨。”那位老板仍然不失时机地说道：“只要你进我们的公司，我们每月给你4000元月薪。”吴耀军拒绝了，送那位老板出门时，老板握着他的手说：“你拒绝金钱的诱惑仍孜孜求学，这样的人少见。”

　　1995年10月，吴耀军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采用神经网络的强度自适应复合材料结构”研究，以及航空科学基金项目“智能复合材料飞机外形构件”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

　　1996年6月25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批博导和该校47位博士生坐在一起，提前半年为吴耀军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他的论文《小波及神经网络理论在复合材料损伤检测中的应用》宣读完毕，全场起立，响起一片掌声。他的导师陶宝琪先生骄傲地对众人称赞：“吴耀军在这个领域的知识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用两年半的时间，做出了一些处于国际前沿的科研工作，甚至填补了我们国家的这项空白。”

　　紧接着，几位教授聚在一起讨论。一位博导领导*地站起来说：“吴耀军同学，经过审核，我们作出以下决定：接纳你进入我校的博士后流动站。”吴耀军激动的泪水挂在脸上，他终于成了中国第一个残疾人博士后。不久，上海交通大学又发来邀请。1996年11月初，吴耀军接到通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振动冲击噪声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成为我国振动冲击噪声专家史学智教授的弟子。

　　深圳一家电脑公司经理找上门，愿意以1万元月薪聘用吴耀军。吴耀军坦然地说：“我不是为钱而活着，随着我研究领域不断深入，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太落后了，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努力缩短这个差距。”

　　（选自《知音》1997年第6期，王成祥 沈通 文）

　　膝盖两侧韧带和膑骨都已断裂，腔内有8块碎骨片，经医治后，她还带着病体参加了冬奥会。她战胜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各种重负，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对手。

　　生命铸成的奥运奖牌

　　叶乔波“失踪”

　　1994年3月1日，中国第17届冬奥会代表团返回北京。新闻联播的画面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本届冬奥会代表团团长袁伟民、获得奖牌的张艳梅与陈露依次走下飞机舷梯。可是，细心人发现，为我国本届冬奥会拼死夺得第一枚奖牌的速滑名将叶乔波一直没有露面。

　　叶乔波怎么啦？许多人疑惑不解。

　　此时，叶乔波正在德国因策尔准备参加1993—1994年度世界杯系列速滑赛的最后两站比赛，这才是她告别冰坛的最后两场比赛，冬奥会只是她结束体育生涯的前奏。虽然代表团和她的父亲叶国才考虑她的严重膝伤，劝她放弃比赛，但叶乔波认为，既然国家体委已事先购买了参赛券，她理应坚持到最后。

　　可是，3月8日，就在全世界妇女欢庆自己节日的午后14：30，叶乔波却被送上德国慕尼黑一家诊所的手术台。

　　2月27日抵德的叶乔波仍期望左膝听从她的指挥，但剧烈的撕痛使她不得不再次走进诊所。医生诊断后才知道，叶乔波的膝盖两侧韧带和膑骨都已断裂，腔内共有8块游离的碎骨片，骨骼的相交处呈现出锯齿状。这种伤情已不允许叶乔波再有任何奢望，除了立即对左膝进行大手术，别无选择。手术过程中，医生首先锉平了她的骨骼相交处，然后取出8块大小不一的碎骨，缝合两侧韧带，修复膑骨，再进行牵引复位，手术长达3个半小时。她的教练肖汉章在手术室外通过电视观看了整个手术过程，他难过地说：“乔波的膝腔内全部乱套了，她的病情这样严重，让我很不安。她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冬奥会，并为祖国争得荣誉，相当不易。”参加手术的护士惊讶失声：“在如此伤情下，叶还能参加冬奥会并取得奖牌，真是不可思议。”

　　奇迹是人创造的，叶乔波的这个奇迹却用了太多的苦痛和泪水作代价。她以生命作“赌”，构造了一个令人心酸、心动的故事。

　　命运之神的羁绊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16届冬奥会，叶乔波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夺得女子速滑500米、1000米两枚银牌，结束了我国冬奥会无奖牌的历史。此后的赛季中，叶乔波转战世界各地，一举包揽了女子500米项目的全部冠军，创造了冰雪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满贯，外国人惊呼：“叶是500米项目中当之无愧的常胜将军！”

　　殊荣面前，叶乔波却笑不出来。1993年春季，她的左膝伤越来越严重，而此时，离17届冬奥会只剩下10个月。膝伤严重阻碍了她的训练进程，夏训无法进行，甚至连起码的蹲屈动作也完成不了。8月4日，几乎无路可走的叶乔波冒险做出举措，在挪威奥斯陆一家有名的私立医院进行了左膝手术，取出大小不一的5块碎骨。手术医生是挪威医学界有名望的保罗·瑞雷姆教授，他曾经7次作为挪威国家队的首席医生参加夏、冬季奥运会。术后他说有95%左右的把握，保证乔波可以恢复正常训练，并能做大负荷的运动。

　　离冬奥会愈来愈近了，新闻界开始关注这场体育盛会，舆论宣传越来越烈，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叶乔波。叶乔波心急如焚，她和教练极为担心夏训质量及数量不能达到预期要求，而17届冬奥会是她最后的梦，她没有理由不着急。原本医生及两位体能教练为乔波制定了较为保守的恢复训练计划，但时间并不慷慨，叶乔波深知，拖延将意味着什么。

　　叶乔波脱离了“约束”，她和教练将训练内容压缩，提炼出最精华的部分，集中起来训练。9月份是乔波练得最苦的一个月，冰场上，陪同乔波训练的“八一”队速滑运动员李燕子哭着大喊：“叶姐，加油！一、二，一、二，一、二……”叶乔波大口大口地喘气，脸色苍白，泪水、汗水打湿了速滑服。同场训练的外国运动员无不为此动容，她们一起高喊：“ye，go，go！”然而即使这样，夏训还是结束得仓促而不够系统，但叶乔波已略感欣慰，毕竟拼命做了压缩内容中的精华部分，毕竟无底的心中有了一些信心。11月份，叶乔波开始转战欧美参加1993—1994年度世界杯速滑系列赛，可是成绩不尽如人意，左膝仍然疼痛，不得不放弃了其中的几场比赛，以确保腿伤不再加重。原以为是大负荷训练引发了旧伤，但缘何疼痛越来越重？1994年元旦，叶乔波和教练到美国，在与美国老将布莱尔的同场比赛中，叶乔波的成绩竟比对方慢1.5秒，这是一个不妙的信号。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叶乔波在友人的帮助下，请当地的权威医生检查了左膝。检查的结果让叶乔波大惊不已，由于大腿肌肉萎缩，牵扯膑骨，造成膑骨半脱位，脱位的骨头正好压在软骨上，致使左腿无法发力。医生摊开了双手，再做手术已为时过晚，要想参加奥运会，只有在每次训练和比赛前用绷带捆住膝部，让膑骨复位。医生说，你若能参加就是奇迹，换一个平常人，连走路也需要用拐杖来支撑。

　　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太致命了！距离冬奥会仅剩下30多天，各国的舆论已把“冰坛冤家”叶乔波和布莱尔奥运大战的传闻炒得沸沸扬扬，国人也寄厚望于叶乔波，期盼她在冰雪大舞台上，再放夺目的光彩，期盼她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夺得冬奥会金牌。然而，半年多来，命运之神一直与叶乔波作对，严重的膝伤使她与最后的梦想越走越远。速滑500米，如同百米赛跑，自始至终要高速滑行，胜负常取决于百分之一秒，千分之一秒，而叶乔波脱位的膑骨不仅无法在起跑时加速，而且后半程滑行也大受影响，事实残酷地摆在她的面前，但是，退却不是叶乔波的性格。

　　“我一直在一种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中，在明知凶多吉少的前景下，一往无前向上攀登。我可以因腿伤光荣而体面地退出冰坛，但是，只要国家需要，只要仍有一丝希望，我就尽力去拼、去搏，败而无憾。”

　　风萧萧兮易水寒。1994年2月，第17届奥运会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开幕，叶乔波以一种悲壮的心情走入赛场，义无反顾。人们从她深邃的眼睛中，读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坚定信念。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期待汇成一句话：“乔波，祝你好运！”

　　仿佛一场噩梦

　　奥运村里，各国记者知道了叶乔波近一年来所面临的困境，带着敬佩和同情，记者们纷纷采访这位昔日的“冰坛女皇”。叶乔波说：“夺金牌对我来说意味着创造奇迹。如果我的膝伤不是这么糟糕，我有能力拿金牌，我的技术可以保证这点。但是，现在我的状态很差，几乎坐着就不能站起来，站起来就不能蹲下去。我不能再想任何事情，对于我，只有全力以赴去拼，去拼！”

　　叶乔波深知国家及队友们对她的期望，尽管国内的年轻选手初露峥嵘，但久经沙场的她仍是大家的精神核心。膝伤实际上已使她无缘触摸金牌，而就此退出久盼的比赛，叶乔波又绝不甘心。她知道此时自己不仅仅是自己，她代表着中国运动员，代表着整个国家。只要有一丝希望，哪怕是渺茫不可及的，也不能放弃最后的努力。

　　2月19日最终还是来临了，女子速滑500米的比赛将于14：00开始。时间还早，急切的观众便涌入“海盗船”赛场，准备观看精彩的冰坛大战。500米是叶乔波的最强项，她缓缓地在冰面上做着热身运动。看台上，中国队的啦啦队散布馆内，鲜亮的红旗挂在栏杆上，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工作人员及奥斯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赶来助威，叶乔波的父亲叶国才和妹妹专程从国内飞来，他们紧张地默然而坐。

　　观众席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布莱尔家庭”啦啦队，清一色金黄色亮纸制作的“金帽”，统一的印有布莱尔名字的白色t恤，星条旗挥舞，喊声阵阵，大有先声夺人之势。记者手中的相机纷纷闪亮，他们的镜头对准了一个个夺冠热门人物。

　　比赛正式开始，布莱尔分在第二组，叶乔波在第六组，同叶乔波在一组的加拿大选手苏珊是全场滑行频率最快的运动员。第二组过后，布莱尔的成绩不宣自明，39秒25，已在第一组比完的中国新秀薛瑞红成绩不如布莱尔。人们默默无声，把目光投向叶乔波。

　　叶乔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站在了起跑线上。“”，叶乔波冲出去了，然而，起跑的一瞬，行家们便摇头落座。叶乔波难以爆发跑，起跑慢于苏珊，步伐有些凌乱，显得力不从心。“叶乔波，加油，冲啊！”人们大声呐喊，尽管已经知道结局不会完美，但无疑这是对叶乔波最好的支持和安慰。

　　40秒17，只排在第13名，叶乔波的希望完全破灭了。她心如刀割，付出了惨重代价竟落得这个结局，叶乔波默默地一圈圈在场上慢滑，似乎想让太深的无奈与怨恨滑走。韩国的优秀选手刘仙姬也是夺标呼声甚高的运动员，她的名次被挤出前三名，此时，正坐在场上大哭不止。

　　叶乔波没有哭，苦涩的面孔无法掩饰心理的巨创，“一场噩梦告终，尽管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我的心是坦然的。尽了最大的努力，已经把全部潜力挖掘出来，无论结局如何，都是一种幸福。”她客观地总结自己的败局，没有怨天尤人，“其实我是太想滑好了，赛前的感觉并不是太坏，但一上冰便觉得不对，没想到那条腿如此不争气，左腿冰刀竟刮到冰面上，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叶乔波向爸爸走去，叶国才迅速抹掉挂在脸上的泪水，努力保持常态，他心疼地把女儿揽在胸前，爸爸的胸膛对女儿来说是一座靠山，女儿需要爱、需要安慰。叶乔波轻轻地说：“对不起，爸爸，我滑得太糟糕了。”在场的队友含着泪花，拥过来与她合影留念，“乔波，没关系，我们理解你。”叶乔波不胜感激地看着周围的人：“谢谢你们。我还会尽力而为，我不会放弃1000米比赛！”

　　当天晚上，叶乔波受美国名将詹森的教练皮特·米勒之邀，参加一个聚会。在那里，她遇到了美国昔日名将艾瑞克·海登，1980年他在普莱西德湖囊括500米至1000米的5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奥运史上的巨大奇迹，至今尚无人能与其匹比。海登已退役从医，专门诊治膝部各种运动创伤，他仔细诊断了叶乔波的左膝，发现膑骨已经脱位，膝内积水严重，他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得了奖牌，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米勒拉着女儿塞米笑着说：“所有的美国人都为鲍尼·布莱尔加油。唯有塞米大声喊，我要为乔波助威，她才是最棒的！”

　　中国代表团哭了

　　叶乔波压力很重，挪威女医生对她施行了精神疗法。医生对乔波的父亲叶国才说：“我无法想象乔波会在这种伤情下上场比赛，这太令人钦佩和感动。我会尽力来治疗，使她的精神松弛，恢复最佳的竞技状态。”叶乔波的妹妹趴在桌子上，抄写一篇幽默小品文，希望能让姐姐笑一下。之后，他们买来土豆、牛肉，放在锅里简单地烧煮起来。乔波开心地大嚼着，叶国才看着女儿，一种难言的心绪跃上脑际，他用略带命令的口吻让乔波好好休息，无论如何要以充足的体力参加三日后的比赛。

　　赛程已过大半，中国队仍然没有得到一枚奖牌，形势异常严峻。叶乔波无心多想，每天，她用7个多小时按摩和治疗，再做一些辅助训练，蓄势待发。2月22日，中国短道队在接力赛中被无理取消比赛成绩，到手的银牌飞了。叶乔波得知消息，一种深深的屈辱感油然而起，她平静而又坚定地对教练肖汉章说：“明天我一定玩命拼块奖牌回来。”如果叶乔波没有膝伤的折磨，如果她一年来训练正常，她完全有实力、有把握做这样的承诺。可是现在，凡是知道她严重膝伤的人，除了钦佩她的勇气和精神外，已很少有人对她抱有希望。500米是她的强项，却输得那样惨，1000米会怎样呢？

　　教练肖汉章把抽签结果告诉叶乔波，她和老对手布莱尔恰恰分在了一组，叶乔波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赛前准备都远不如对手。但历经了大悲大痛后，此时她的心绪平静如水。上场前，叶乔波将左膝的绷带解开，将膑骨调整到适当位置，用绷带一层层死死箍住膑骨，不让它移动。作为一名在冰坛上拼搏了20年的运动员，她深知这一战的分量。

　　发令枪响，叶乔波和布莱尔同时冲出起跑线。面对更有实力的布莱尔，乔波根据腿伤的实际情况和赛前计划，不慌不忙，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电视画面上，她圆睁双眼，全身迸发出一种无形的英气。

　　所有关心叶乔波的人一起站起来，拼命高喊“加油”。中国代表团哭了！叶国才泪水纵横，他心疼女儿而立之年依然带伤为事业苦搏；观看的运动员暗抹泪珠，他们钦佩心目中的这位冰坛老将；中国代表团官员也噙着眼泪，他们为祖国有这样的运动员而自豪。1000米不长，也不短，叶乔波最终战胜了自己，她滑出了本赛季的本人最好成绩，1分20秒22；布莱尔成绩为1分18秒74，乔波暂居第二位。

　　叶乔波是第二组，紧接着，第三组的德国新秀安克·拜尔以0.1秒的优势将叶乔波挤到第三位。此后，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经历了一次心理煎熬的过程。教练肖汉章介绍说：“后面还有两组强手，11组和最后一组。这意味着我们的心一直加速跳到第18组。”

　　叶乔波的成绩频频受到冲击，只要超过她，就能得到一枚奖牌。险情不断出现，第5组，德国选手滑出1分20秒32，第6组的德国选手弗兰西斯卡滑出1分20秒25，此后，又有三名俄罗斯选手滑进1分20秒30。叶乔波没有像以往那样做放松滑，她坐在场地的长条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记分牌上不停跳动的数字。当最后的一组滑完，荧屏上显示叶乔波为本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铜牌得主时，在场的中国人高呼着跳起来。

　　笼罩在中国代表团的阴云拨开了，叶乔波为中国队勇夺第一枚奖牌，在利勒哈默尔赛场，为祖国人民托起一面*的五星红旗。

　　布莱尔夺得了金牌，而她的教练却对中国教练杨忠杰伸出大拇指说：“乔波·叶了不起，很了不起！”一位外国记者挤到叶乔波面前：“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冠军！”

　　踏着红色地毯，走上领奖台，叶乔波环顾着四周场外深情呼唤她的名字的队友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失败的苦果，流血的心伤，胜利的喜悦，一切的一切，使叶乔波百感交集，泪流满面。看到布莱尔走在前面，她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本来她完全可以站在领奖台更高的位置，可是那倒霉的膝伤，使她的梦想最终破碎。为了能得到一枚奥运金牌，她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现在，一切已经过去了。

　　何振梁为获奖的运动员颁奖，叶乔波流着泪轻声说：“对不起，我没有获得更好的成绩！”何振梁感动不已，两年前在阿尔贝维尔也是由他发奖，这位目睹叶乔波拼搏冰坛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此时禁不住润湿了眼睛，他说：“乔波，你不应该流泪，应该微笑，应该骄傲，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叶乔波又一次流下了热泪。发奖后，她用英语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时说：“我在领奖台上哭了，是因为我没有达到我的最好成绩。近一年来，我一直忍受着膝伤带来的痛苦，我已决定在这个赛季结束时退出冰坛。所以，这是我获得奥运金牌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现在，我只能说很遗憾，结局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圆满。”

　　尽管叶乔波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然而，对这位以“一条半腿”创造奇迹的冰坛骄女，体育界、新闻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一位外国的老体育记者连声感叹：“我总是被我们世界各国运动员的顽强精神所感动，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奥林匹克，什么是体育运动的魅力。很难想象一块骨头在肉体内被碾成碎片的感觉，很难想象叶乔波一年来忍受了多大的折磨与苦痛，很难想象这究竟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忍受力，我忽然对我们人类产生了一种无比自信，唯有人才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叶乔波，我只能说敬佩、敬佩！”

　　叶乔波累了，她多么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能让她好好休息一下，让负重的心、疲惫的身体得到彻底的放松。然而，这个赛季在德国和荷兰的最后两场比赛，也是她生命里的最后两场比赛在等着她。只要还有一丝力量，叶乔波就不会退却，她不能把现在对自己的原谅留作未来去遗憾。

　　告别中国体育代表团，叶乔波依依不舍，她让代表团回国后代她感谢祖国的支持和爱护，感谢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关心她的朋友。犹如一只雄鹰，叶乔波孤身前往德国，再一次与命运抗争。

　　我会永远站直

　　也许在奥运会上已经用完了最后的力气，叶乔波的左腿再也不能动弹。膝伤急剧恶化：固定绷带粘贴胶带的皮肤溃烂；膝内积水严重，膝盖内有轻微的磨擦声，膑骨脱位更加厉害，因为疼痛，走路已很困难，晚上睡觉腿不知往哪儿放。叶乔波异常苦恼。

　　弗兰西斯卡是德国的一位女士，非常喜欢叶乔波，自称是乔波的“德国妈妈”。叶乔波平常在国外训练，都由她帮助联系，照顾生活。这次，她还带着小儿子专程去冬奥会为乔波助威。弗女士看到叶乔波这样痛苦，便解开绷带观看她的伤势，不由吃了一惊，乔波的膝部肿胀，皮肤微微发黑，如再不治疗，后果将不敢想象。

　　弗女士经过多方努力，迅速联系好一家有名医院。两位对运动创伤研究颇深的医师挪亚和沙拉夫对叶乔波的左腿进行了仔细精心的检查，运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检查完毕，两位医生将叶乔波单独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我们知道您对体育的钟爱，但是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提醒并劝阻您，您不能再参加任何比赛。您的腿伤如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瘫痪肯定不可避免。即使立即手术，我们也不能有100%的保证。但是，请放心，我们将做100%的努力。

　　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叶乔波在进手术室前，给中国滑冰协会发来一份电传，她说，做完这次手术，她就不能按原计划参加德国和荷兰的两场世界杯赛了，她一直以能参加冰雪运动和能为祖国争光而骄傲。虽然，她无法在赛场上有一个胜利的告别，但她将把自己今后的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冰雪运动中去。

　　手术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医生在叶乔波左膝两侧分别开了1.5寸、3寸长的口子，抽出积水，并从她支离破碎的膝盖中取出大大小小8块碎骨，连同去年8月的5块，已从叶乔波膝盖内取出整整13块碎骨。同上次一样，整个手术完全免费。

　　叶乔波没有想到，在手术台上，她告别了她一生钟情的速滑事业！

　　遵照医嘱，叶乔波卧床静养，她忽然觉得术后的安宁是一种生命的憩息。常年不断的训练与比赛，使她身心俱累，只有此时，躺在病床上，她才明白轻松是一种多么愉快的享受，她可以自由地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或者什么也不想。

　　一位朋友送来一束鲜花，卡片上写着：“祝你早日康复，平安一生。”看着“平安”两字，叶乔波的眼里蒙上一层泪花，她深深感谢这位熟知和理解她的朋友。20年的体育生涯，给她带来周身伤痛，她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被送上手术台。椎骨脱节引起的瘫痪威胁，慢性阑尾炎的长期折磨，凭着顽强的毅力，她不仅战胜了病魔，而且在冰坛上取得了一系列炫目的战绩。但是，这其间，叶乔波又忍受了多少痛苦，流了多少泪？

　　去年8月，挪威医生瑞雷姆替叶乔波做完手术后，将一个装有她膝部碎骨的福尔马林瓶子递了过去，说：“留着做个纪念。手术很成功，不过，脱裂的那部分损伤面，到了中老年会留下后患，甚至引起瘫痪。”叶乔波回答：“对于我，活到60岁就已经足够了。”许多读者在报纸上读到这段文字，纷纷给叶乔波写信，不同的语言传达一个共同的心愿——好人一生平安。

　　是啊，一生平安，这更是叶乔波的父母对女儿的期望与祝福。女儿已30岁了，依然孤身一人，她把青春和爱情都献给了祖国的速滑事业，却很少想自己。作为老人，他们比谁都为乔波着急，但是，他们理解女儿，他们给女儿的是无尽的爱和鼓励。乔波知道父母对自己的无限牵挂，做完手术，她便给父亲叶国才发去一份电传：“爸、妈，请放心，我不会倒下，我会永远站直！”

　　（选自《光明日报1994年4月5日，佳波 穹天 文）

　　他悬梁攻读英语，差点被掀掉头皮，为了练一口纯正的发音，每天要把鹅卵石放在嘴里练4个小时，他7次到百老汇应试都失败了，但第8次成功了，成了第一个在百老汇舞台上担任主角的中国演员。

　　男儿当自强

　　寻梦美国

　　1986年底，王洛勇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说：我一定要在百老汇留下自己的足迹！

　　美国纽约的百老汇是最负盛名的世界戏剧之都，这里云集着国际大师级的编剧、导演、演员、作曲家和舞台美术设计师，每年都要在这条金砖铺成的大道两边的数十家剧院里演出许多精彩绝伦的戏剧，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有的戏尤其是音乐剧一演就是3年、5年、10年，甚至近20年，几乎场场客满。当今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有哪一门艺术品类，能像百老汇的戏剧那样历久不衰，连演连满那么多年月呢？百老汇始终在创造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

　　假如说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的舞台也是演员们激烈竞争之地，那纽约的百老汇则是总决赛的战场：它是永不挪动赛场的，年年月月日日都在进行对抗的戏剧奥林匹克！很多国家的着名演员终生都在努力向百老汇冲刺，哪怕能在百老汇出演个不起眼的角色。王洛勇，一个东方人，也口出狂言，怀此野心，想在百老汇寻梦？！

　　王洛勇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从小好幻想，喜欢“翻跟斗”，11岁便离家去湖北戏曲学校学习京剧，翻了5年跟斗，学了不少武生戏，后因受伤和变声，17岁改行，去武汉音乐学院主修法国号，毕业后当了一名“洋吹鼓手”。24岁他又想成为中国的“奥利弗”（英国擅演莎士比亚戏剧的着名演员），便远赴上海戏剧学院考上话剧表演专业，28岁他再一次远走高飞，跨海渡洋，只身来美国学习西方戏剧。要在别国的领土，演别国的戏剧，王洛勇究竟能有什么优势？就如同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学京剧，就算他绝顶聪明，学一辈子也成不了梅兰芳和马连良吧？王洛勇想到美国的舞台上唱主角，挑大梁，这不是做白日梦吗？

　　他的美国亲友明确地对他说：“你要是在美国学自然科学，学经济贸易，我们愿意资助，百老汇的演员多得像蚂蚁，有85%都没有戏可演，好多土生土长的美国演员都去餐馆端盘子，去工地做小工，我不希望这其中再多一个来自中国的我的亲戚。我要对你负责！”

　　王洛勇是生就的戏剧动物，戏剧就是他的生命。他没听亲友的好心劝阻，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终于靠自己打工，凑足学费，踏进了路易斯安大学的戏剧系。可他英语实在不行，他在课堂上简直就是个聋子、哑巴，美国教授说什么，他都目瞪口呆，教授向他提问，他都一律回答“yes”，后来教授看穿了他的“东洋镜”，就对他说：

　　“你听不懂，就不必再来上课了。”

　　王洛勇这次也同样微笑着响亮地回答：“yes.”

　　既然“yes”，王洛勇就真的被学校除名了。

　　刚入学，就退学，这无疑给了王洛勇当头一棒。他茫然四顾，走投无路，只得以教太极拳为生。这一年他偶然有机会参加《国王和我》（thekingand i）的演出，恰巧波士顿大学戏剧系主任也在场观赏，她对王洛勇的表演赞不绝口。她惊异地发现王洛勇几乎不会英语，只能通过翻译交谈。她问王洛勇：

　　“为什么你在演出的时候，英语说得那么流畅？”

　　“我那是照葫芦画瓢。”王洛勇用了一句中国北方的谚语。

　　“什么……plao？”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一句一句摹仿着说出来的。”

　　“哇！”系主任更为惊奇：“能摹仿到就像很懂英语一样，真是一种表演天才啊！”

　　系主任问王洛勇在哪个大学读书，王洛勇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不会英语，他给学校劝退了。

　　“会英语的可以找出几千几万个，可表演天才，在几千几万个人当中也难找出一个！路易斯安大学不要你，我们波士顿大学要！”

　　第二天，系主任就让波士顿大学戏剧系的教授们来看王洛勇的戏，教授们一向很矜持，他们看任何演出都像在批改学生作业，面无表情。可这次他们却被王洛勇的表演征服了，戏一落幕，教授们全体起立，由衷地赞叹，热情地鼓掌，并一起涌到后台向王洛勇表示祝贺。系主任看到这番情景，喜不自禁，便对教授们说：

　　“王洛勇先生到美国来是攻读戏剧硕士的，他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大学。”

　　系主任的话刚一说完，教授先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那就到我们波士顿大学戏剧系来吧！”

　　王洛勇一到波士顿大学戏剧系报到，就领到了丰厚的奖学金。波士顿大学还破例地让他免试“托福”，可他觉得羞愧。他蓄发明志，不学会英语，绝不剪发！他真的是整整一年没去过理发店，以致发长过肩，像个印第安人。他悬梁刺股般攻读英语，把长长的头发用绳子系在头顶的电风扇上。有一天半夜，同租一屋的室友回来，开灯开错了电扇，扇叶突然疯狂地转动，差点把王洛勇的头发连同头皮全部掀掉。此情此景使学过中国古典戏曲的王洛勇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台词：“可怜悬梁刺股志，险作离乡背井魂！”

　　1989年，王洛勇终于拿到了波士顿大学戏剧系的硕士学位，成了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大学的表演教师。

　　梦系百老汇

　　英国的戏剧奇才卡玛朗·玛基塔兹是世界最着名的戏剧出品人，他所出品制作的《猫》《悲惨世界》等作品是真正的“誉满全球”，久演不衰：《猫》演了16年，上座率一直保持在92%以上；《悲惨世界》演了11年，上座率是100%；《西贡小姐》是上演历史最短的一部戏，也演了7年，上座率高达102%！能在他出品制作的戏剧中参加演出，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幸运；甚至有的演员说，跟着卡玛朗·玛基塔兹，就如同跟着上帝！

　　就在1989年，这位“上帝”曾和他的臣民们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卡玛朗·玛基塔兹让一位英国演员扮演《西贡小姐》的重要角色。而美国演员工会则认为亚裔角色应该由亚裔演员来演，否则便是种族歧视。演员工会为此多次游行抗议，示威者还用漫画夸张地嘲笑这个英国演员的化妆。在美国，为了真实化和生活化，男演员在演出时基本上不化妆，只是有时根据角色的特殊要求变化一下发型和眉毛。可这个金发碧眼的英国演员，为了扮演黄种人不得不将脸部重新“装修”，拉紧皮肤，填充材料。虽然这个英国演员的演技无可挑剔，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人物造型，实在让人反胃。但这个角色难度极大，要能唱、能跳、能演；凡来应试的亚裔演员都有所欠缺。卡玛朗·玛基塔兹只好答应在英国演员合同期满之后，男主角的人选一定尽量考虑亚裔演员。

　　王洛勇来到纽约观看《西贡小姐》，正是这场风波之后。应该说一个极好的机遇已向他打开了大门。

　　这部投资1000万美元的大制作，是现代高科技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舞台下有50部发电机。音响效果、灯光变化、场景切换全部由电脑控制。舞台上可以行驶卡迪拉克豪华轿车，半空中可以盘旋军用直升机。场面宏伟，叹为观止。如此大的投资就不是简单地排一出戏，而是进行一项浩大的工程。

　　《西贡小姐》再一次证实了百老汇的口号：要让所有从5岁到80岁的观众一进剧场就疯狂！在两个半小时的戏中，皮条客又唱又跳近两个小时，表演的难度很大。王洛勇看了这出戏，终于按捺不住：

　　“我要试试皮条客这个角色。”

　　王洛勇知道，自己这次冲刺《西贡小姐》，就犹如体育运动员冲刺奥林匹克一样，只要能冲进《西贡小姐》，他就拿到了百老汇的资格证，他就可以在那个戏剧的奥林匹克上一展中国男儿的风采。

　　冲刺《西贡小姐》

　　隔日下午，王洛勇来到导演公司的排练厅。

　　导演并没有把王洛勇放在眼里，前来试戏的人多如走马灯，绝大多数是来碰碰运气的。

　　“我可以演皮条客的那段独唱和独舞吗？”

　　“皮条客是主角。”

　　“我就是要演主角！”

　　导演这才正眼望了望王洛勇。

　　“你知道费翔先生吗？”导演问。

　　“知道。他也是亚裔。”

　　“他的资历和知名度远胜于你，你知道他在《西贡小姐》担任的角色吗？合唱队里的普通队员，说明书上连个名字都没有。你毫无名气，可你想演主角……”

　　“我不想演主角，我跑到百老汇干什么？”

　　“你知道一个演员要培养自己成为百老汇舞台上一个普通的角色需要花费多少钱吗？150万美元！主角呢？要10倍于此吧？请问，你如今培养自己演百老汇的主角已经花费了多少？”

　　王洛勇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痴呆呆地沉默着。导演不再答理他。王洛勇进退两难，想转身离开，又不死心，于是什么话也不说，径直在排练场的中央表演起早就准备好了的皮条客的那段独唱和跳舞。

　　起初王洛勇的表演也并未引起导演的什么注意，无名小卒的这种自作多情、自我陶醉式的表演，他几十年来看得太多了。可随着王洛勇的极为投入、极为成功的表演，导演的眼睛越睁越大、身子越坐越直，最后还没等到表演结束，他已经情不自禁站了起来。

　　半天，导演才回过神来：“你是我接受委托为《西贡小姐》挑选演员以来的三年中所见到的唯一一个能演、能唱、能跳，而且一切都表现得那么好的亚裔演员。请问王先生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不，我是中国人！”王洛勇响亮地说。

　　“中国人？对不起，我对中国人了解得很少。我很想知道你这个中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演才能，而且是能歌能舞能演的全才。”

　　“我从小学过京剧，京剧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我在歌舞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我也专门上过音乐学院，学过乐器和作曲，民乐西乐、吹拉弹唱都很在行。至于表演方面，我在中国和美国分别学过东方和西方的表演体系，而且都拿到过硕士学位，这更应该是我的专长。”

　　鲁演对王洛勇已完全刮目相看了，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

　　“如果你真的想在舞台上夺得皮条客这个角色，那你还需要进一步地艰苦训练。除了台词的语调之外，你的舞蹈也不纯粹是美国的爵士舞。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有比较好的音乐剧演员的素质，但还不是成品，连半成品也不是。小伙子，再准备苦练个两三年吧！祝你好运！”

　　打这以后，王洛勇认真地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他以每小时150美元的学费请语言专家矫正他的语调。专家为王洛勇设计了一种口型软木。放在他的嘴里，以改变他发音时的肌肉牵动和口型开合。不久，又由软木塞改为硬木塞。后来硬木塞也磨损变圆，不经用了，他索性找了两枚鹅卵石，放在嘴里练习。每天要放在嘴里不少于4个小时，以养成他说话时的习惯，固定他说话时的口型。嘴里放石头，有时一不小心就会将自己的舌尖咬破，满嘴是血。以后这两块石头也就成了他的纪念物，一直放在他家里和化妆间的台子上，以激励自己。

　　王洛勇还自费学习美国爵士舞，为此他几乎花去了所有的积蓄。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百老汇应试皮条客这个角色。从1990年底到1994年，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王洛勇一共去应试了7次。剧院对皮条客这一角色的挑选严格得近于严酷，几乎是到了吹毛求疵，不近情理的程度。王洛勇7次都失败了，他一次又一次从接近山峰之处跌滚下来，下一次又毫不气馁地从山脚重新向着摩天的山峰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爬。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就无法承受这每一次灭顶般的打击！

　　1995年，王洛勇第8次去应试皮条客这个角色。

　　这一次，除了导演公司的导演在场外，《西贡小姐》的老板卡玛朗·玛基塔兹以及总导演、音乐指挥、编舞、舞台监督全都来了，气氛特别庄重，每个人都特别的严肃。王洛勇深感这一次非同寻常，一定是最终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大军压境，他有些紧张。但经过前7次的应试，王洛勇早已成竹在胸，他把《西贡小姐》里的几乎所有角色的台词、唱词、舞蹈都记熟了，导演要他演什么，他就能演什么；要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他一个人就能演出整个一台戏。他自己感觉他这第8次的应试是发挥得最好的，是出色的，是精彩的，是成功的。可奇怪的是面试结束之后，各路考官都极为慎重，只是礼节性地鼓了鼓掌，而没有显现出应有的热情。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老板，想从老板凝重的神色上看出他的真实态度。

　　王洛勇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

　　“嗯……”老板终于说话了，“王先生最近在做什么？”

　　“我在旧金山参加《女战士》的演出。”

　　“什么角色？”

　　“男主角。”

　　“《女战士》还要继续演吗？”

　　“是的。”

　　“好，那你先回旧金山继续演出吧。”

　　这等于给王洛勇判了死刑。离开时，他想：“我还会来的，还有第9次！”第二天他就回到旧金山，继续参加《女战士》的演出。

　　走向戏剧巅峰

　　他万万没想到几天之后，老板卡玛朗·玛基塔兹带着《西贡小姐》的总导演、音乐指挥、舞蹈编导、舞台监督全都到旧金山来看《女战士》的演出了，当然他们主要是来看王洛勇。看了之后，也没留下一句话。回纽约后，老板突然给王洛勇打来电话：

　　“王洛勇先生，请到我们百老汇剧院来吧！”

　　王洛勇大吃一惊。

　　“下一个男主角就是你了！”

　　“真的？”这突然到来的喜讯使得王洛勇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到我们百老汇来吧，怎么样？”老板在电话里大笑，可王洛勇却哭了。

　　1995年5月30日，老板与王洛勇签订了由王洛勇担任《西贡小姐》第一男主角的合同。这是自《西贡小姐》在纽约百老汇演出5年以来的第一个亚裔的男主角，也是中国演员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百老汇的舞台上担任主角！

　　1995年6月，王洛勇投入《西贡小姐》的排练，7月4日，王洛勇首场演出。这样一出大戏的主角的首场演出对任何一个美国演员来说都是头等大事，早在演出前的几个星期，担任主角的演员就得去看心理医生，调整情绪，免得首场演出时过于兴奋或紧张而有所失误。剧院则要聘请按摩师每天给主角按摩，使主角的身体和情绪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以保证首演的绝对成功。首演当天，剧院还要特派加长的豪华轿车去接主角来剧院，以示隆重。在开演前，要举行半个小时的欢迎会，首演之后更要在后台举行庆祝酒会。在百老汇，主角的首演，就像王子加冕那么的隆重。当年《西贡小姐》的菲律宾籍的女主角首演时，菲律宾举国欢腾，马尼拉电视台播映有关女主角的专题节目，总统夫人也出席了电视晚会，其重视程度完全不亚于夺得了某项奥运会的冠军。

　　可王洛勇自己在他首演的这一天居然“木知木觉”，他对剧院将为他举行的礼仪全然不知。他那天下午睡了一觉，起来后去超市买了些日用品，又去中国餐馆美美地“啜”了一顿，然后身着西装短裤，白汗衫，脚穿一双普通的凉鞋，拎了一瓶泡好了的“胖大海”和两个大西瓜，就去了剧院。王洛勇一到，所有的人一片欢呼，像欢迎国王似的。他们给王洛勇献花、敬酒，又将王洛勇抬起来高高抛起，就差没有放礼炮了。他深深地被感动了。

　　老板问王洛勇为什么还带西瓜到后台来。王洛勇说：

　　“同台的演员陪我排练了一个多星期，这是为了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同台演员们惊讶极了，因为任何一个大戏的主角在首演之际，都必定聚精会神，万分地专注，不可能让与首演无关的小事来干扰自己。此时大家担心的是，这个没有资历、也没有知名度的中国演员如今一下子要在百老汇领衔主演这样一个重要的戏，是否能够胜任，而他竟然若无其事，还分神给大家买西瓜，这简直不可思议！

　　老板说：“今天是王洛勇先生的首演，我希望大家都能很好地配合他。我想，谁都知道今天对王洛勇先生、对剧院、对《西贡小姐》意味着什么。从今天晚上起，《西贡小姐》就姓王了。一周6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有一大半要靠王洛勇先生了！王洛勇先生有话要说吗？”

　　“谢谢！”王洛勇用极为纯熟的美式英语说话了，“我刚才在一家中国饭店吃饭，饭店老板知道我今晚领衔主演《西贡小姐》，他向我祝贺，还说我运气好。我真的是运气好吗？坦率地说，我不是靠运气，我靠的是吃大苦、耐大劳，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忍不拔。我不怕吃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我干任何事都不怕竭尽全力，我这种对完美的无止境的追求，近于疯狂。我正是以这种疯狂的态度对待戏剧，因而戏剧也极大地报答了我。我的几次机会都是因我疯狂演戏的结果。我要感谢所有给我提供机会的人，我将一辈子感激他们；但我还要感谢戏剧，是戏剧给我提供了我最需要的机会。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又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不知道我的演出效果最终会怎样，但我相信我将一如既往，疯狂！”

　　王洛勇已经不知道首演那天他是怎么演的，怎么疯狂的了。他在台上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观众，忘记了一切。冥冥之中，似有神助，也好像有另一个王洛勇，有无数个王洛勇在指挥他。直到闭幕之后，如痴如狂的观众一次又一次、长达20多次的掌声才把王洛勇从忘我的艺术的天地里拉回到现实的世界中。

　　王洛勇首演成功了，轰动了纽约！

　　老板卡玛朗·玛基塔兹说：“1991年，我在百老汇剧院第一次见到王洛勇的时候，我就被他的精神气质吸引了。我问他，你在此以前藏在哪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让我见到你？也许我们一直要寻找的亚裔男主角就是你！现在看来确实就是他了，我们找对了！一个中国人把皮条客这个角色演成一个喜剧性的悲剧人物，而不是一般的小丑，这就深刻多了。王洛勇是这个角色的最好的演员！”

　　美国主流剧评家发表评论说：“王洛勇对他所扮演的角色作了新的演绎，他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他不是亦步亦趋的摹仿者，他是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美国权威性的杂志《美国戏剧》说：“美国应该更多地承认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王洛勇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选自《深圳青年》1997年第1期，沙叶新 文）

　　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放弃对知识真正的追求。40岁，还坚持出国留学，并将“为科学和中华”赫然写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他是优秀的，却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效力。他成了我国目前技术股份额最大的个人股东！

　　归国留学生沈浩博士，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创建的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汉德胜公司由沈浩博士和深圳市建材集团、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三方组成，投资总额3000万元，其中沈浩的技术股份占企业股权的17%，作价510万元。这是我国第一家由归国留学生以技术入股的高新技术企业。

　　沈浩是我国目前技术入股份额最大的个人股东。他将担任汉德胜化工厂涂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涂料大王：寻找大舞台

　　1987年，沈浩自费赴英国留学。

　　1992年，他获得区塞克斯大学博士学位。

　　沈浩主攻高档特种化工涂料，包括汽车、船舶集装箱、海洋工程、轻工行业所有涂料。在留学期间，他在涂料领域获得30多个国家的专利。其中，一项关于防腐涂料中活性添加剂的研究成果，被英国新闻界誉为“近代材料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吸收他为会员；

　　美国科学促进会吸收他为会员；

　　纽约科学院吸收他为院士。

　　从1992年开始，沈浩先后任英国亨利·克拉克公司、挪威佐敦公司高级工程师。

　　然而，沈浩无论在国外拥有怎样荣耀的花环，怎样优厚的待遇，都无法改变他那颗永远的中国心。

　　他常常为中国涂料工业的现状而忧虑：

　　低档涂料过剩，高档涂料不足，对国外进口依赖性很大。近10年来，外国涂料纷纷登陆中国，中国的涂料工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次，当沈浩得知欧洲某公司欲将对人体有害的马圈涂料推向中国市场，并在新闻媒介大做虚假广告，企图打进“安居工程”时，沈浩再也无法在国外“安居”下去了！

　　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硝烟但有污染的战争！

　　沈浩决定回国！准备为祖国创造第一流的涂料，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树立一面旗帜！

　　1994年，沈浩偕夫人双双回国。

　　沈浩的目标是——

　　在建筑涂料方面，瞄准世界上最大的涂料公司——英国ici公司的“狗”牌。

　　在汽车油漆方面，瞄准丰田、奔驰、福特和菲亚特用的油漆。

　　在大工业防腐及海洋船舶漆方面，瞄准挪威佐敦公司的产品。

　　一首歌里唱道：“我们的大中国，是好大的一个家……”

　　祖国为沈浩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大舞台。

　　“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沈浩被分配到湖北钢铁公司下属的炼钢厂中心实验室，但这位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却被派去当炉前工。每天三班倒劳动，干了整整一年。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召开万人大会，“革委会”主任在主席台上对着高音喇叭，扯着喉咙大声宣布：

　　“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们：现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我们抓到一个隐蔽很深的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沈浩。”

　　今天他爽朗地哈哈笑着回忆说，当时听到这句话几乎晕过去了，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喝令老实交代。

　　他没什么可交代的，他家境贫寒，靠年年当第一名拿奖学金念完中学和大学，对党对人民是感恩戴德；问题是他有个叔父——一个做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的叔父沈昌焕，在他5岁时就跑到海外去了，见没见过面他都不记得，他有什么可说的呢？

　　后来，他被遣送农村进行“监督劳动改造”。

　　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牛棚。那是荒山顶上一间茅草棚子，用草隔成两半间，外面半间住两条大水牛，他住里面半间。

　　1971年，他被转移到鸭儿湖农场。负责看管他们的是一个近乎文盲的生产队长，什么都不懂，还喜欢训人。他不许妇女穿裙子：“我警告你们，不准你们穿一条腿的裤子！”唱样板戏，硬把《红灯记》中的唱词“提篮小卖”解释成“一篮小麦一篮粑”，叫人哭笑不得。

　　1973年从农场回到钢厂，在子弟学校教书，小学、中学，英语、化学、数学、语文，什么课缺人教他就教什么。为了鼓励学生学习，他搞了个英文作业展览，正好那天是毛主席诞辰，学校工宣队说他“只专不红”，“对抗工宣队”，“对抗毛主席”，砸烂了作业展览，对他进行现场批斗。深夜他回宿舍，看见门口放着一篮鸡蛋，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沈老师我们想念您，我们喜欢您上课。”这是他教的学生，一群农村孩子送来的。他看了，眼泪直往肚里咽。然而，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沈浩都没有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他说，哪怕在挨批时，他也没有停止钻研，他拿着中英文的两本“红宝书”，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作掩护，刻苦攻读，把中英文的“老三篇”都背诵得滚瓜烂熟。

　　“*”被粉碎后，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生制度恢复了，沈浩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化学系电化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在出差的火车上、汽车上、旅馆里，重新自学电极过程动力学，进行紧张的“备战”。中国科学院院士、着名电化学家查全性教授慧眼识英才，录取沈浩为他的研究生。在武大三年学习期间，他奋力攻读，打下了扎实的防腐理论基础，为他日后出色地用这些基础理论于工业产品——防腐涂料的研究开发上，提供了有力保证。毕业前，他的论文在复旦大学、中国化学学会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电化学会议上发表，当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英国伦敦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他去英国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进行研究。本来可以直接去国外深造的他，服从国家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在南大几年，他除了负责三门研究生课程的讲授，还发表各种论文20多篇，翻译出版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的《电分析化学论文集》，长达20多万字。虽然科研、教学硕果累累，但出国留学总轮不到他，根本原因是有“海外关系”，恐他“黄鹤一去不复返”。直到1987年，他关于水处理的研究成果《管毡电极法》获得国家专利，在成都军区政治部、后勤部大力支持下，他终于走上自费留学这条路。

　　“为科学和中华”

　　“为科学和中华”，这是沈浩用毛笔写的英文打印的厚砖头般的博士论文扉页上的题词。

　　笔力遒劲，凸现出铮铮铁骨；笔墨浓重，抒发了炽烈而沉郁的爱。

　　朋友替他担心：如此宣泄爱国情绪，会不会刺激英国的教授们，从而给自己论文的答辩带来麻烦？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却是有祖国的。主持和参加沈浩的博士论文答辩的英国教授们都非常理解这一点。他们和发动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者毕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但为这位中国博士生的科学上的卓越才华而高兴，而且也被他高尚的爱国情操所感动。答辩结束，国际着名化学家、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导师、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首席教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是中国人的骄傲，艰苦的学习创造了光辉的成果！”

　　在国外，他深深体味过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同胞骨肉情。

　　那年，还未踏出国门，在香港的火车上，因沈浩带的东西多，被车门“嘎”的一下卡住，身后一个年轻人立刻用力拉开门帮他。这位名叫鲍道方的香港年轻人得知沈浩是南京大学教师，那么大年龄（当时已40岁出头）还要出国求学，被深深感动了，就回家开车把他送到机场。过关时行李（其中几箱全是书！）超重，要补交800多港元，但当时沈浩手里没有港币。素不相识的鲍道方慷慨解囊，说：“沈老师我帮你付了，希望你在英国拿到博士！”他还请沈浩在机场吃了一顿饭，叫了很多菜，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为他这个陌路相逢的人饯行。飞机起飞后，沈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留学期间，沈浩不仅要解决自己的吃住问题，还要每月寄钱赡养高龄老母，而且每年要交数万英镑的学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这一切都要他卖苦力、用血汗去换取。所以踏上英国土地的第一个周末，他便开始了以打工而谋生求学的生涯。在英国，留学生找活干特别难。只能做节假日的夜班，做别人不做的下贱活，还要低三下四地恳求老板。沈浩有过到剑桥、牛津、法国蓬皮杜广场等地卖字画为生的艰辛，有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凄惶”。他经常黄昏从大学出来饿着肚子蹬着自行车，跋涉数十英里去四处寻工、打工。为了赚取几个英镑，每天从晚上做到凌晨两三点钟，白天9点钟按时到实验室做试验、搞研究。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沈浩到一家名叫海宫楼的中国餐馆要求打工。可那里恰巧不缺人。姓刘和姓吴的二位老板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沈浩将下个星期一交房租，还差几十英镑没着落的实情相告。二位老板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先吃饭再说。”他们请他吃饭，然后又给他钱，一下子解决了问题。沈浩说：“在那种地方，我又没有给人家干活，这实在是体现了一种同是中国人的骨肉同胞情。”

　　更让沈浩难忘的是，留学期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同样是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员的卢嘉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先后看望了他及其他中国留学生，同他合影留念，勉励他“为中国人争光”，李远哲还给他题辞：“祝学习猛进”。这对处于困难境地的他，真是极大的鼓舞。

　　把成果贡献给祖国

　　沈浩获得博士学位后，始初在英国亨利·克拉克化工公司工作。这期间，由于他主持的关于涂料干燥时间的测定标准被英国国家标准局（bst）认可，通过为英国标准，使他的名声远扬欧洲化工界。不久，挪威最大的工业企业佐敦（jotun）公司派技术总裁亲自到英国，找到沈浩，聘请他去挪威担任高级化学工程师。一时间，名誉、地位、洋房、汽车，一切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几年打工求学的艰辛似乎得到了补偿。他从一个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奋斗的“无产者”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享有最现代化的工作和研究条件，以及北欧高福利社会的悠闲舒适的生活环境。

　　古诗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悠久传统的沈浩，无论在艰难困苦之时，还是春风得意之日，都一刻也忘不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中国驻英使馆在给他回国的推荐信中说“他热爱祖国，立志将其研究成果贡献给国家”，所言确凿不谬。

　　沈浩无限深情地说：“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华民族的血，身上有一副炎黄子孙的骨头，我怎么能不回来为她的繁荣富强奉献绵薄之力呢？”

　　在挪威奥斯陆国际机场，沈浩和妻子刘钟贤女士——一位双硕士学位获得者（其中在爱尔兰皇家理工大学的硕士证书，清晰地印着“一等学位”字样），这位善良、温柔的水利水文学者，这位在电脑水文计算上有着独特见解的工程师，为保证丈夫专心科研，因经济困难放弃攻读博士而去辛苦打工，作出了巨大牺牲。可以说，沈浩的成功和归来，是同她这位贤内助的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的。那天，他们拿着简朴的行李，眼望着北欧的鹅毛大雪，相互会意地讲了一声：“回去了，重新开始吧。”就这样，他们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以抛弃一切和不怕被一切所抛弃的果敢，把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扔在身外，把高额薪水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毫不留恋地丢去，默默无声地走上飞机的舷梯，默默无声地回到生养他们的伟大母亲怀抱……

　　市投资管理公司和市建材集团批准通过他的《关于建立高新特种涂料化工公司的可行性报告》，投资组建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汉德胜，英文handsome，意思包括：慷慨的、大方的、男子气的。

　　汉德胜，沈浩大展宏图的舞台！

　　现在，沈浩的一些国外的校友、同学已经表示，准备投身沈浩麾下，和他一起为祖国效劳。

　　此时此刻，我们的耳畔仿佛响起了艾青的诗句：“我是一只鸟儿……/连羽毛也腐烂在泥土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选自《黄金时代》1998年第1期，远洋 文）

　　他徒步5000千米，走完万里长城……他在零下36c的冰雪中爬行，手、脚、鼻全部冻伤……他在地表温度88c的“死亡之海”蹒跚行走，8天8夜水尽粮绝，吃苍蝇、吃蜘蛛、吃四脚蛇，以延续生命……终于把“死亡之海”踩在脚下。

　　奇人刘雨田

　　他叫刘雨田，1942年2月生于河南省双洎河边的长葛县。那年正逢中原大旱，赤野千里，因此父亲给他取名雨田。

　　15岁那年做了两个梦：一是破万卷书当作家，二是行万里路当探险家。1964年高中毕业后，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先后干过钳工、电工、木工、锻工。

　　为了第一个梦，他面壁数年，不停地读书，读马恩列斯毛的经典着作，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世界名着，可终究没有跻身于“文豪”的行列，作家的梦碎了。

　　刘雨田别无选择，要实现第二个梦：探险。

　　——1985年1至3月，徒步穿越黄土高原，完成“圣地之行”。

　　——同年3至9月，徒步走完丝绸之路国内段。

　　——同年9月，徒步穿越“死亡地带”，战胜神秘的罗布泊。我国青年科学家彭加木失踪于此，刘雨田走了进去，活着回来。

　　——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穿越被他自己命名的“黄色死亡线”——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1987年10月至1989年1月，三次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一次从新疆于阗县北上，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约350千米无人区，因天气恶劣被迫返回，断水断粮8天8夜。空军某部曾派飞机寻找，但未找到，险些遇难。第二次沿第一次的失败路线再次北进，直抵新疆沙雅、库车，使人类首次穿越“死亡之海”获得成功。第三次从新疆和田出发，经司马瓦特——阔什科系，抵阿克苏兵团农一师16团，再次征服“死亡之海”。

　　——1989年7至9月，两次考察新疆天鹅湖和尤尔都斯草原，考察巩乃斯谷地，穿越天山冰大坂。

　　——同年9至10月，考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大青山。

　　——1990年4至6月，考察湖北神农架原始森林。

　　——1991年6至7月，与清华大学登山队联合攀登长江、黄河源头的格拉丹冬雪山，结果没有成功。又独自登上昆仑山海拔6267米的玉虚峰。

　　——同年7月到1992年2月，登珠穆朗玛峰，结果失败返抵拉萨。

　　——1992年5至9月，考察新疆阿尔泰卡拉麦里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将军戈壁、五彩湾、原始胡杨林、魔鬼城。

　　这张简单而枯燥的“大事年表”是刘雨田从1984年以来，历尽艰险，奇迹般完成的43次探险项目。他的足迹遍布整个大西北，走出了一条令人无法想象的路。

　　刘雨田认为，“生命就是探险，这是一种幸运。”这句话可以看作他对人生观的概括。“历史选择了我，我选择了苦难。”

　　刘雨田是1984年才萌生探险念头的。一天他看到前两年《人民日报》上刊登法国旅行家雅克·郎兹曼的一篇文章，说他有生之年，要徒步考察中国的万里长城。另外，《编译参考》上又披露美国一位退休将军史格达想沿中国长城走一遍，先后给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写了200多封信。刘雨田蓦地一拍大腿：“长城是中国人的，考察长城乃是炎黄子孙的神圣职责，怎么让外国人走在前面，我得先走！”

　　刘雨田要徒步考察长城，许多人议论纷纷。

　　他爱人知道后，就动员公公、婆婆和孩子一起来做工作，劝丈夫放弃徒步考察长城的计划，儿子和女儿怯怯地问爸爸“你真的要走长城吗？”

　　刘雨田点点头。“你一走，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刘雨田摇摇头，耐心地给孩子们说：“一个人应该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爸爸半生随波逐流，只有这件事是自己决定干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不要怪我，爸爸是爱你们的。”1984年5月13日，雨田辞去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的工作，离别妻子和两个儿女，毅然踏上了探险征途。

　　一开始，他每天走二三十千米路，饿了就啃干馍片，渴了就吸吮路边的滴露，有时幸运还能遇到小溪狂饮。5天后，开始进入巴丹吉林大沙漠。这地方，古老的城墙已经坍塌，甚至湮没，只剩下隐约可辨的遗址。

　　这天，已近黄昏。大漠中的“恶魔”终于现身了。黄沙风暴咆哮着滚滚而来，沙石扬起，伴随着呜呜的吼叫，向刘雨田渐渐缩小包围圈。他先将随身带的打狼棍猛戳进土中，然后背靠打狼棍双掌平推，斜卧在地，与这突如其来的沙暴搏斗整整20多个小时，他的鼻子里、耳朵眼里尽是沙尘，满身被沙粒打得红肿不堪，幸好未被沙子活活埋葬。有一天深夜，他寻到一个背风的地方休息。他摊开毯子，正捧起水壶想坐下喝水时，突然四周寒光灼灼的绿眼紧盯着自己，鬼闪鬼掩，这是什么怪现象？他自言自语，莫非是荒坟枯骨磷火？然而这“鬼火”很快就到了，还伴有热气扑面而来。他一惊：糟糕，是狼群！他吓出一身冷汗。他镇定心神，一手持电筒，一手持打狼棍，气运棍棒。突然他把手电筒光绕一圈，大喝一声，朝当中一条母狼发起攻击。他攻，狼退；他退，狼攻。相持一个时辰左右，他突然腾空而起，跃过狼群，便拼命地落荒而逃。他退到山坳边发现了一户人家，跃过篱笆，一头钻进一个大麦堆，才免去了一场灾难。

　　在太行山里，刘雨田走进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当地人猛然间看到这个满头蓬发，穿着白色运动服的奇怪汉子，简直是一个天外来客，小孩子吓得不敢作声，姑娘们赶忙躲藏，胆大的男子则手持棍棒冲出来，把刘雨田当作来历不明的“特务”抓起来，一关三天，直到调查清楚，才放他走。

　　1986年4月5日那天，他终于完成了历时两年、行程5000千米的壮举，到达长城的最东端——老龙头，成为独自徒步走完万里长城的“世界第一”。他高举起五星红旗，激动地大声呼喊：“我终于实现了我的长城梦！”

　　1987年1月，刘雨田在准噶尔盆地探险，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他遇到零下36c的“白毛风暴”。每天在三四十厘米厚的冰雪中行进，以至全身冻烂，出现黄豆般大小的疹疱。由于下身溃烂，不能行路，只好爬着前进。他爬过一条干沟，爬过一段雪原，爬过一片树林……终于爬到了一个村落。他隐隐约约发现一扇门上有个红十字，用麻的手叩响门扉时，“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后被182兵团的战士发现并送进了兵团医院。他的手、耳、鼻、脚全部冻伤，腿伤溃烂，高烧不退，每天840万单位（相当于常量10倍）的青链霉素，也未能使他从高烧中清醒，手术刀清理烂肉时刮到了腿骨。老大夫接过化验单，失声叫道“严重败血症！”刘雨田在半昏迷中隐约听到医生要给自己截掉双腿来保命，便马上从床上跳下来，瘸着腿找到主治大夫：“我不能截肢，我走准噶尔盆地是为了穿越塔克拉玛干，为取得跨越大沙漠的经验……”

　　就在刘雨田身卧病床，面临截肢厄运的时候，法国探险家雅克·郎兹曼率领4男1女的探险队又来向塔克拉玛干挑战。刘雨田在病榻上听到这一消息，心中忿忿不平：中国的沙漠岂能让外国人首先穿越！只顾为中国人争气、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刘雨田拔掉胳膊上的吊针，向大夫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病房来到于阗，奔向目标库车。

　　这是真正直穿塔漠腹地的轴线，与法国探险队线路基本平行。但刘雨田走的是中轴线，而且孤军一人，身背大背包，装上45升水，总重量达70千克，时速0.63千米，像是一只蜗牛爬向大沙漠。就这样，这个原始的光杆探险“队”与法国的现代化探险队展开了竞赛。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思是“进得去出不来”，世界上仅次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自古以来没有人能穿越。1900年4月10日，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一支探险队对它进行了探寻，虽然他的行动得到了罗马教皇和王室的支持，结果还是驼死人亡，几乎全军覆灭。返回欧洲后他写了一本《亚洲腹地旅行记》，心有余悸地喟叹道：“这是任何生物都不能插足的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之海！”“死亡之海”由此得名。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英国人斯坦因、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国人彭加木，以及日本、美国等着名探险家都向“死亡之海”发起过挑战，但都一一以失败而告终。

　　今天，刘雨田向“死亡之海”走来了！地表温度高达88c，白天他挖洞在红柳树根部取些凉沙护在肚脐上降温；夜晚或清晨，他放开腺孔在凉沙中采气，并利用自己的一点气功知识，停止口鼻的呼吸，只用丹田吸气，这样多少可以减少一些水分的流失。

　　刘雨田进入大漠腹地，脚步蹒跚，形容枯槁。身上、手上、脚上是一条一条干裂的血道子，苍蝇、蚊子闻腥而来。8天8夜水尽粮绝，什么也没有了。饥渴难忍，当他饿得不能爬行时，苍蝇、蚊子、蜘蛛、甲壳虫、蚂蚁和四脚蛇，都是他捕食的对象。他说苍蝇好吃，有淡淡甜味；蚂蚁难吃，臊得很；蜘蛛吃了没啥感觉。是啊，这些大自然的小生灵，竟成了这位探险家延续生命的食物。渴了，开始喝自己的尿，一次，二次，三次，到第四次时，尿液也没有了。沉寂的塔克拉玛干腹地，刘雨田躺在温温黄沙中，面朝深邃虚幻的苍穹……他想写“遗书”，想给父亲买瓶茅台酒，要儿女记住他是活活饥渴死的，以后清明节上坟时不忘带一瓶清水。

　　在断粮断水的第7天，他找到了一种叫大芸的植物，拔起来连根带皮狼吞虎咽起来，一顿大嚼之后，体内获得了一些水分，尽管大芸吃多了有中毒反应，嘴要发麻，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使他绝处逢生的是他竟用10根已不会流血的手指挖出了一口井。第一碗水浑如泥汤，但他还是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他再次获得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1987年11月，刘雨田经过休整和补充后，再次开始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1988年1月27日，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北岸沙雅县。他哭了，他满脸泪水，他对着沙漠高吼：“塔克拉玛干，你不再是死亡之海！”

　　10多年来的探险生涯，他拍摄了近万张照片，写下了230万字的考察日记，沿途搜集资料600多万字。这些照片和日记资料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考古的学术价值。他在考察万里长城路过宁夏贺兰山时，发现了一壁阴山岩画，被考古工作者认为是一个新发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发现了一群野马，这个被当世认为已绝迹的野马群，经鉴定后，已引起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刘雨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探险记录，引起了世界探险界的关注。

　　（选自《读者》1994年第9期，顾培棠 郑轩 文）

　　在零下40c到零下60c的风雪中，经过64天跋涉，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险，终于征服了“白色地狱”，她就是法国年轻女探险家坎南。

　　征服“白色地狱”的女人

　　这是一片白雪茫茫的世界，气温低到零下60c。这里刮来的简直不叫风，它从覆雪的原野上吹来，经过强烈的辐射、冷却，引起干冷空气拥塞、堆积，在重力的作用下，从滑滑溜溜的冰堆上铺天盖地滚来，简直像一道无形的瀑布，又如同一股飞奔而来的洪流。人在这寒风之中不过像迅猛流水中的一片叶子或一粒石子，休想站住脚。

　　这是本世纪以来，许多探险家们很难到达的地方，人们称之为“白色地狱”的北极圈极点。在近一百年里，有多位探险家想征服这“白色地狱”，绝大多数人未获成功，被冻死在北极圈内。只有在1908年，美国着名极地探险家柯拜伦乘坐狗雪橇成功地闯入了这“白色地狱”，成为当时看来空前绝后的壮举。

　　1997年5月5日，法国的年轻女探险家克里斯蒂娜·坎南一举成功地征服了这“白色地狱”到达了北极的极点。这成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的重头新闻，她打破了女性探险的最高纪录。再次证实了：女性也能同男性一样，成为科学探险事业的勇敢者。

　　年轻、秀丽的克里斯蒂娜·坎南，生长在法国西部濒临大西洋的不列颠半岛。坎南从医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家乡当一名乡村医生。她尽职尽责，走乡串村为人们治病。同时，她最强烈的爱好是登山运动。在她28岁那年，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登山运动员。坎南独自攀登过几千米高的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登山运动造就了她强壮的体质、超人的抗寒能力。

　　宁静的乡村生活，美满幸福的家庭并未使克里斯蒂娜·坎南满足、安逸。她的志向是征服北极的“白色地狱”，穿越人们不敢闯入的死亡之地。为了适应北极的严寒，她练习冬泳，在零下10c的冰湖中畅游。在她的带动下，许多年轻小伙子在严寒中脱衣下水。功夫不负有心人，抗严寒的体格终于被她炼成了。

　　克里斯蒂娜·坎南把自己的全部储蓄都用来购买去北极探险的物品。当她的母亲知道女儿要舍身去那“白色地狱”，老人紧紧地抱住坎南，泪水直流，哭着说：

　　“孩子，那里是女人们能去的地方吗？难道你不为我、为自己丈夫和孩子想想吗……”

　　坎南面带微笑地说：

　　“妈妈，你放心，死亡威胁不倒我，我会胜利而归的。”

　　坎南的丈夫是位农艺师，他知道妻子的性格，任何艰难都阻挡不住妻子崇尚冒险的勇敢意志。他认为要表现出对妻子挚爱的心，就是帮助妻子做好充分准备，购置一切去严寒极地的用品，能让妻子在北极的严寒中少吃一些苦。

　　坎南在丈夫的帮助下，去北极探险的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她此次探险不乘坐狗拉的雪橇，而是要脚踏滑雪板，一步一步进入“白色地狱”到达极点。坎南要开创一个前人从未有过的探险纪录。

　　1997年3月3日，克里斯蒂娜·坎南开始了这次不寻常的探险征途。她吻别了亲人，用重金聘请了一位俄罗斯向导，先乘坐直升机到达离俄罗斯的北极角大约20千米（北纬81.33度和东经95.24度）的地方，然后脚踏滑雪板，背上所需的用品一步一步地进入“白色地狱”。

　　此时，在巴黎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而北极正处在漫长的严冬之中，这里除茫茫无边的冰天雪地之外，见不到任何生物。

　　早晨，刚出发时，天气还好。刚过中午，暴风雪突然拔地而起，呼啸卷来，紧接着风雪和寒流便搅得周围一片混沌。高低交错，上下纵横，雪流里还伴着隆隆吓人的响声。

　　“不好！雪暴来了！”这位俄罗斯向导大声喊道。

　　雪暴，这无异于平原上的地震、煤矿下的瓦斯一样厉害、吓人。此时的气温是零下38c。为了应付雪暴，她和向导不能继续再往前行走，只好选择了一个能挡风的地势，艰难地在冰上支起帐篷。两人钻入帐篷内，这里没有暖气，虽然穿着厚厚的毛衣，又套上一件特制的北极海绵服、鸭绒衣，钻入两层厚的睡袋里，尽管帐篷里的气温高于外面，密封也很好，但睡袋的四周依然是一片冰霜。没有吃的，所带来的啤酒、橘子水、罐头，全冻成硬石头一样，两人只能吃些饼干充饥。此时，帐篷里的气温已降到零下41c。

　　第二天风势减弱，雪仍在下着，坎南和俄罗斯向导爬出了几乎被雪埋没了的帐篷，艰难地收拾好一切，再继续前进。只有活动、行走才能抗寒增强体温，就这样坎南同伙伴又行走了20多天。

　　道路越走越艰难，要穿越冰河和迎面扑来、卷着冰块的风暴，有时不得不倒退去寻找新的路线。有一天他们奋战了9个小时才走出10千米路程。

　　越是靠近极地，气温越寒冷。有一天晚上，坎南睡在帐篷里，气温突然下降，外面雪暴又起，风雪在呼啸，周围的世界仿佛冻结了。她突然腿冻得抽筋，疼得直叫喊。难道我要冻死在这里吗？不！我要站起来，活动腿部，不能倒下。在热心向导的帮助下，坎南终于站了起来活动，按摩腿部以防止再抽筋。为升高帐篷内的气温，向导点燃了舍不得用的暖炉。

　　坎南没有在这滴水成冰的“白色地狱”里倒下，继续着这充满世间风险的征途。

　　这天，天空突然晴朗，这一片宁静的银色世界变得特别明媚、柔和。坎南在帐篷里认真地写着她50天行程的探险日记。那位向导点燃暖炉，在煮一点熟食、烤牛排，两人要享受一下难得的美餐。正因为这烤肉的香味引来了麻烦。帐篷的四周被海豹、北极熊包围。它们也想来品尝一下这人间的美食。

　　两位探险者突然遭到这群野兽的围困。坎南走出帐篷吃惊地看着这群在“白色地狱”里仅存的生物。那位俄罗斯向导深知北极熊是很难对付的，它力大无穷，一旦野性发作会将人撕成碎块。他决定采用恐吓的办法，吓退这一群野兽，于是两人猛烈地敲击铁锅和点燃鞭炮，将这群动物吓跑。

　　对付“白色地狱”里的野兽比对付恶劣的气象变化要容易得多。越朝北极的极点靠近，行程越是艰难。一天早上，两人起身时，一夜大雪将他们的帐篷整个埋住，两人钻出帐篷，铲掉帐篷四周的积雪。此时气温降到零下60c，刺骨的寒风以每秒50米的速度迎面吹来。莹莹的雪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因长时间足登雪橇，已使她筋疲力尽，腿脚疼痛难忍。她的背上还要背着许多生活用品。她多次在风雪中跌倒，爬起来再行。她没有向严寒、刺骨的风暴低头弯腰，英勇地向北极的极点迈进。

　　她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走，在风雪中行走了64天，行程950千米，这一路充满着艰辛和风险，终于在1997年5月5日上午11时，坎南和俄罗斯向导到达北极的极点。

　　克里斯蒂娜·坎南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张臂高呼：

　　“我终于征服了‘白色地狱’……”

　　是的，北极探险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篇章：由一位年轻女将成功地使用滑雪板，在暴风雪中行走了将近1000千米的路程到达了北极极点。

　　坎南不顾疲劳，马上架起了无线电台，向法国当局发去了电报。法国的科学家们运用卫星探测、定位，证实克里斯蒂娜·坎南和俄罗斯向导确实站在了北极的极点，向国内发报。

　　这一人类探险史上的创举，由一位胆大无畏的女闯将完成。这成了巴黎电视台、各大报纸的重头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也纷纷报道了这一新闻。法国总统希拉克向这位英勇的女探险家发去了祝贺电，并表示慰问，同时要法国政府派飞机把克里斯蒂娜·坎南接回。

　　坎南和俄罗斯向导征服了“白色地狱”以后，心情是平静的，她在探险日记中写道：

　　“要从事科学探险，必须要不怕死，探险必有险，一般人难以涉足，才要勇敢者去探。当我身陷逆境与险境时，必然要与自然搏斗来求生。这是对人意志的磨练。探险家的道路尽管充满着艰辛，但也有乐趣，这乐趣就是在他战胜死亡时，心中的喜悦。他会产生惊人的力量，不屈从大自然险恶的安排，在饥饿、严寒、疼痛的跋涉中，塑造一个新的自我……”

　　女探险家坎南的北极探险成功了，在法国年轻人中引起了广泛的震动议论：人为什么要舍弃幸福、快乐、宁静的生活，而到北极的冰天雪地的荒原上，拿生命与刺骨的严寒搏斗，这样能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吗？

　　女探险家坎南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能！

　　（选自《风流一代》1997年第8期，耘天 文）

　　13岁被卖作*；17岁改嫁，随即又离异；一人闯天下，29岁时被骗，嫁给一个比自己大23岁的老翁，还拖着5个孩子；丈夫瘫痪8年，她照顾了8年；凭毅力，她吓退了缠身的病魔；凭勇气，她努力地促成了中玻建交。

　　一个历经沧桑的华裔女性

　　小“克星”被这个打那个踢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乡下，家里很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说我是小“克星”。家里人恨我，讨厌我，这个打那个踢，都盼我早一天死。真奇怪，他们越盼我死，我越死不了。自生下来后，我身上没断过伤，没吃过一口舒心饭。1940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哥哥到莆田做生意被土匪抢个净光，快过年的时候，家里一个米粒也不剩，这又是我“克”的啊！爹妈一商量，把我卖到南平乡下，给人家当童养媳，那男人23岁，我才13岁，要他和我成亲。那天晚上，他像牲口一样满嘴喷着臭气要来占我身子，我简直吓死了，跟他大打大闹，趁他不备，抓起衣服逃掉了。回到家里才两天，那男人赶来了，说我和别人有奸情，所以不跟他同房。爹爹不问青红皂白，骂我是不要脸的小*，把我锁在厨房，等到半夜要把我沉水淹死。那时候，南方不少地方用这种办法处置“不规矩”的女人，妈妈可怜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把我放走，让我逃一条活命。

　　往哪儿逃？天黑得像锅底，坟地里“鬼火”飘飘。为了活命，我只好豁出去了。流浪到第三天，饿得头昏眼花，只好跑到姥姥家。这下子，小羊钻进了老虎嘴。爹爹、哥哥在那等着我呢！爹爹看到我，怒气冲天，举起手打一个耳光，下头又是一脚，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双腿，边哭边哀求说：“爹爹呀爹爹，你先听女儿一句话，是杀是剐由你了。”他一把推开我，两眼圆瞪，听我申述。我把新婚之夜讲了一遍，他这才明白。回到家，他把那男人骂了一顿，要他带我走。我哭着不走，爹爹板着脸说：“嫁夫随夫，嫁个死鬼也得跟着走，命中注定，休想更改！”那个残暴粗野的男人，一点怜悯心也没有，终于占了我的身子。一年后，我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再次逃回家。那男人又来逼我，我宁死不从，一个人偷偷逃到福州，打小工，给人家纺纱，勉强活着。爹爹来找我，我提出和那男人离婚，他吼道：“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我告诉你，你在福州要是跟了别人，我宰了你！”

　　1944年，爹爹去世，我才和那个男人离了婚。活了17年，我第一次争了个自由身！

　　决定离台 去拼去闯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我一不识字，二不会手艺，一个孤寡女人，能做什么呢？

　　17岁时，我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做了夫妻。我们到厦门，感情十分好。再往后，他带我到了台湾。在台湾，他当不成军官，退役下来，搞地方交通上的事情，日子过得挺好。

　　可一件事情惊醒了我。我的丈夫勾搭年轻的女佣人，使她怀了孕！我气极了，跟他闹。他向我赔不是，说要辞了女佣。我仔细思忖：不行，辞了她，她还有脸活吗？弄不好丧了两条命啊！再说，由于我有病不能怀孕，他还没有后代，我得替他想一想啊！

　　思来想去，我决定退出来，成全他们。我不羡慕眼前虚荣浮华，不留恋吃穿不愁的小日子，要追求，要奋斗。这话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好痛苦啊！

　　台湾呆不下去了，我决定闯洋，到海外去拼，去闯！

　　怜惜群雏 作第三嫁

　　我是台湾第一个独身闯洋的女人，弄这张签证难极了。当局规定，海外必须有直系亲属才能出去，我认识谁？只好求人找老公。哪里想到，这个老公骗了我。他姓王，在巴西经商，我们通信中，问他年龄，他含糊其辞，要他照片，寄来张挺年轻的。到巴西一看，哗！50多岁了！我才29岁。前妻给他丢下一堆孩子，11岁、9岁、7岁、5岁，还有个大一点的姑娘，5岁的是男孩。我怎能嫁这样的人？闯洋，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王先生流泪了，他说：“你要是走了，孩子们活不成，我也活不下去了。”一想也是，穷家破业，孩子一堆，正需要人照料啊！就这么的，嫁的第三个丈夫比我大20多岁。

　　老王不大精明，做生意的道道也不多。我给他出主意，告诉他买什么，怎么卖，生意很快好起来了。后来我们迁到玻利维亚共和国，在首都拉巴斯开了一家商店，主要经营大陆生产的手工艺品，也卖些珠宝。

　　我们是玻利维亚的第一户华侨，这个专营中国货的商店，很快引起居民和官界的注意。1960年，我们又开了一间中国餐馆，我亲自下厨房，中国的饭菜在海外大受欢迎。有两年，老王到美国、法国做生意，我一个人在家经营，照料5个孩子，从早忙到晚，心里挺高兴。1966年和别人合作开办了间袜厂。

　　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王先生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要人端屎端尿，喂水喂饭。我一个人忙不过来，1969年只好丢掉厂子。

　　命运这个老怪物总是在作弄我。我想，不干，又完了。干！偏不信闯不出来！

　　我请佣人照顾老王和孩子，自己跑生意。1974年，老王瘫痪8年之后去世了。

　　总统夫人 劝我改嫁

　　丈夫死后，许多玻利维亚朋友劝我再嫁，侨胞也挺关心，问我想找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嘿！40多岁了，谁要我这个老太婆？专心做生意吧，那事不想它了。

　　我的商店，卖大陆的绣织品，很受顾客欢迎，连总统夫人也来买。一回生，二回熟，买完了东西总要攀谈一会儿，就这样我和总统夫人成了好朋友。有时候有了好的珠宝，我也给她留着。我成了孤孀，她也替我难过，劝我改嫁。我开玩笑说：“没有人肯要我。”她倒挺认真，替我打算说：“你要是当了外交官，就会有人来追你！”我禁不住笑起来，我这么个人，还能当外交官？她说：“不，你准行。你从台湾来，对台湾熟悉，至少当驻那里的外交官毫无问题。”

　　总统夫人是国家第一夫人，她绝不会开玩笑，她也在替自己国家考虑呢。开始，我心里挺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国使节，谈判交涉，不得了！又一想，怎么不行，谁是天生的总统、总理？压在你身上，你就学会了。天底下没难死人的事情，就怕你自己退缩。

　　实际上，我就是不当外交官，也有一个人偷偷地爱着我呢！喏，就是他，我的第四个丈夫葛斯多先生。在拉巴斯，我们两家做生意，经常来往，相处很好。我和他的妻子情同姐妹。她不幸患了癌症，临死的时候对他说：“我死后，你去追黄依娇。她人好，会像我一样照料你的。”葛斯多摇摇头：“不，她是中国人，不会同意的。”她还是叮嘱他：“你去追她吧，你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其实他挺喜欢我。

　　将相无种 人当自强

　　1977年，我终于接到总统聘书，任命为驻台总领事。

　　哗，我好光荣啊！玻利维亚女外交官不多。咱们中国，女外交官也少啊！谁能想到，当日受尽*的小姑娘，当了堂堂正正的外交官！当年，我一个人凄凄惨惨离开台湾；如今，我成为外交官荣耀回来。台湾报纸登我到任消息，许多朋友来向我道贺。有人告诉我，他们发现我第二个丈夫换了妻子，以为他杀了我，有的人揪住他的领子叫他说实话。这次他也来了，携着那位妻子和高高大大的孩子，还特地宴请我一次。女人不能太妒忌。我当初若吃醋，疯吵疯闹，会是什么结果？人心要善，要替人家想想。

　　不过，坐在领事馆里，心里却不是滋味，我为什么驻台北，而不是驻北京呢？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陆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我的家乡与台湾一海之隔，我多想念亲人啊！

　　这时葛斯多太太去世了，葛斯多先生一封又一封信寄来，向我求爱。我被他感动了，接受了他的倾慕。1978年他来台北和我结婚。一个女外交官，在任职期结婚，这是件稀罕事。我们的婚礼，引起轰动，台湾许多报纸发了消息和照片，成为一大新闻。

　　1979年，我回到拉巴斯，卸任为民，继续做生意。

　　我得四种癌，我敢说，换一个人恐怕早就死了，我就不怕。

　　1980年，在拉巴斯检查出了癌，葛斯多不敢告诉我，领我到美国休斯敦去检查治疗。医生们叽里咕噜说英语，我听不懂，但从表情上觉察到我的病挺严重。

　　回到旅馆葛斯多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又说：“我永远不离开你，钱不够也不要紧，我回去卖房子。”我吓了一跳，我们带三万多美元，他为什么还要卖房子呢？我急切地抓住他的手说：“你告诉我，是不是癌？别瞒我。”他低下头哭了，肯定是癌了。我反过来劝解说：“别哭，我死不了，上帝不会收我的，你放心吧！”

　　下一次检查，我追问医生。他们告诉我，我的直肠癌已经转移到*、卵巢、*，整个小肚子都是癌。我听了，反倒安静下来，病在身上，让医生治。治好了，继续做事，不能人未死心先死。我的态度使医生们大为意外，说“从来没看见像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男人中也不多。你大有希望，死神会向你投降！”

　　医生说，化疗和抗癌药对身体机能有害。开了刀，我不作化疗，不吃抗癌药，也不吃特别有营养的食物。一个乐观的人，加上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定能抗住癌的继续蔓延！

　　我只在医院住了22天。美国医药费太贵，住一天至少五六百美元，受不了。出院后，我住在一家侨胞旅馆里，我们素不相识，他却待我如亲人，一点费用不收，还专门请一个人帮我翻译、请医生、照料我。在那里住一个月，又去旧金山，在儿子——王先生儿子那里住了一个月，他是硕士，搞电脑工程的。然后去纽约做生意。

　　哎哟，朋友见了，都心痛地骂我：“你不要命啦！得了这么重的病，怎么不休息？”我说：“我闲不住，忙进财，闲添病。我得干活，得拼。怕死，一定命短。”

　　促成建交 继续经商

　　国庆35周年的时候，我在玻利维亚报纸上组织了一个版面，介绍大陆建设、改革、航空、石油、外交等情况，以及香港回归等问题，还特地登了*植树的照片。

　　为促进中玻建交，我在玻利维亚外交部和新华社驻秘鲁分社之间联络、搭桥。

　　中玻政府正式建交，我把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请到一家饭店吃饭，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我还是要去做生意。”

　　（选自《深圳风采》第40期，黄依娇 文）

　　《希氏内科学》，在国外被称为是内科学“标准参考书”。而将这本最新版的巨着翻译成中文的却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医生。从1958年至1984年，他译过这部书的5个版本，正式译稿字数达1000多万字，相当于10部《红楼梦》，其中的艰辛有谁知道？

　　监狱里译出的《希氏内科学》

　　在医学圈子里，谁不知道《希氏内科学》？可谁知道有个叫王贤才的普通中国医生？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感谢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就是他，以非凡的毅力，单枪匹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监狱里将通常需要一批人翻译的、有500多万字的《希氏内科学》译成了中文。就连我国原医学科学院院长、着名医学家黄家驷教授生前都感慨地叹道：“这真是个奇迹！”

　　夙愿，难以泯灭的夙愿

　　他叫王贤才。早在50年代初，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医学院学生时，就深深地迷上了《希氏内科学》。一个周末的夜晚，明月当空，同学们正在舞会上跳舞，王贤才却独自在宿舍里读书。《希氏内科学》，一本多么好的书啊！它有着严谨而精辟的理论，广博而新颖的知识，周密而精湛的叙述。这是一种美！一种科学的美！年轻的王贤才被它深深地打动了。望着窗外皎洁的明月，他默默地立下了将《希氏内科学》译成中文、献给我国同行的志愿。

　　翻译《希氏内科学》谈何容易！它自本世纪初问世以来，每编几年再版一次，增加进新的内容。翻译它，要具备精深的外语技能，广泛的医学知识，较高的中文水平。正因为如此，作为权威着作的《希氏内科学》，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未能译成中文。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雄心勃勃的王贤才跃跃欲试了。

　　临睡前喝上两大缸子水，好抢在黎明之前起身。用冷水擦把脸，马上投入译述工作。他用别人睡觉的时间，悄悄地译完了英国欧文斯教授20万字的《临床外科学》，而且，被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年，他只有19岁。首战告捷，王贤才仿佛踏上了一条洒满阳光的大路。

　　不料，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从北京调到了内蒙，每月给他32元的生活费。这32元，维系着他、母亲和妹妹3个人的生命。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再译书了。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夜晚，王贤才被迫烧掉了已译了40万字的书稿。

　　为了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恢复译书的权利，王贤才拼命地工作，以补偿自己以前的“过失”。每天，他查房，看病，抢着倒便盆，扫地，擦玻璃。逢年过节，他除了值自己应该值的班以外，还抢着替别人值班，却从来不要补休。

　　在这期间，英文第10版的《希氏内科学》又出版了，它立刻抓住了王贤才的心。但仅够维持生命的工资，怎么买得起这么贵重的大书呢？他徘徊在书店门口，终于瞒着母亲，卖了400毫升的血，换回了珍贵的《希氏内科学》。

　　1961年，王贤才朝思暮想的时刻到了——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4年来，他第一次补休假，第一次跑到理发馆理了发，这是他的节日啊！他又获得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权利！不久，他又满面春风地从新华书店抱回了第11版的《希氏内科学》。

　　又能译书了。王贤才觉得满心都是高兴事儿。但是，全神贯注在书上的王贤才又受到了领导的警告：“你这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恶性膨胀！你现在是摘帽了，但表现不好还可以再给你戴上！”

　　一盆冷水浇得王贤才从头凉到脚。他划着火柴，将自己又一次译成的40万字《希氏内科学》书稿，烧了。

　　监狱·课堂

　　王贤才再一次看到《希氏内科学》，是时隔11年之后的事了。这时，他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一天，一位叫程大路的被释放的“反革命”难友来看他，从挎包里取出一本崭新的大书。“《希氏内科学》！”王贤才只觉眼前一亮。虽然多年未见这本书了，可一旦这本与他有着特殊感情的书再次出现在面前时，他捧书的手不由得微微发颤。程大路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在程大路生命垂危时救过他的命。程大路出狱后一心要满足王贤才的心愿。为了买这部书，程大路节衣缩食，从自己每月23元的微薄工资中抠啊，抠啊，攒了很长时间，仍不够。他一咬牙，卖掉了自己较“像样”的衣服，这才凑足了钱。

　　听到这一切，轻易不动情的王贤才，热泪“刷”地流了下来。这是百感交集的泪啊！想当年，自己在血气方刚的年龄，立下了译这部书的志向。而今，自己已是饱经风霜的中年人，虽然初衷未变，但身陷囹圄，万事不由己，就算手头有了这部书，依然是壮志难酬啊！

　　月光慢慢照进监房，四周一片寂静，翻腾的思绪使王贤才彻夜难眠。一种负债的感觉久久地折磨着他，咬啮着他的心。他觉得，从史无前例的年代开始，中国的事情已经逐渐转到了极点，眼下这种是非颠倒的时代不会太长久了，自己不能再等下去。

　　他冒着危险，开始在监狱里译书了。真是好运气，王贤才遇到了有远见的监管人员。他们给这位“犯人”送来了稿纸、工具书、参考书，又给他订了中外医学期刊。政委李恒文斩钉截铁地说：“你只管好好译，没地方出，我们拿钱给你印！”

　　王贤才所处的环境再好，毕竟是监狱；他的知识再丰富，在狱中也不可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他面前的问题堆成了山。要完成这部巨着的翻译工作，先得一铣一铣铲平这座山头。比如，《希氏内科学》上有一段介绍ct（电脑调控x线断层扫描机）的文字，当时ct这种仪器是国际上的新发明，入狱已久的王贤才别说不了解，连听都没有听过。为了准确地译好这二三百字的ct介绍，王贤才找来了一本日文的介绍ct的书。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向懂日文的教授“难友”学习日文，研究了那本ct的书后，这才动手翻译《希氏内科学》中有关ct的一段。

　　监狱成了王贤才的课堂，他把“教师”们都调动起来了。这些犯人“老师”中，有懂物理的，有懂化学的，有懂生物的，王贤才常常向他们请教。遇到老师们也解不出的难题，他就托家在当地的难友，请他们借来有关书籍，看书自学。他就这样学啊、干啊……

　　财产·寄托

　　1975年，在瑟瑟秋风中，已服刑8年的王贤才出狱了。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身上穿着劳改队发给的一身灰布制服，脚下蹬着针脚密实的圆口布鞋，没有人来接他。妻子早已带着女儿和他永远分手了，是劳改队派人把他送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他带回家的唯一财产是3个纸箱子，里面装的是340万字的译稿：已译完的第13版《希氏内科学》。

　　回到家乡，他只好在一家小医院里当上了一名月工资34块5角的临时工。为了使一辈子跟着自己担惊受怕的老母亲能过得好一点儿，每天早上王贤才总是对母亲说：“我去医院吃早饭。”实际上，他却饿一上午肚子。中午，他顿顿是米饭就咸菜，节省到了不能再省的地步。

　　生活虽然艰苦，王贤才倒颇为知足。因为他终于又能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在家里译书了。天刚一黑，他就钻进自己那间又破又闷的老屋里，拿出了纸和笔。九江的天气，夏天热得像蒸笼，刚写几行字，胳膊上的汗就把稿纸湮湿了，他就用毛巾裹着胳膊和手写；脚上被蚊子咬得又红又肿，他就打来两桶冷水，一脚插一个，把腿泡在里面，一熬就是大半夜。

　　就在这间旧房子里，他补译了第14版《希氏内科学》的160万字。

　　1976年，王贤才试探着给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写了一封信，谈自己的翻译《希氏内科学》的情况。不久，黄院长就郑重地寄来了挂号信：愿为该书的出版代为推荐。三中全会以后，王贤才的冤案彻底平反了，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翻译的第14版《希氏内科学》将在内蒙出版社出版，而且是黄家驷院长亲自写的序言。

　　献给读者的，必须是……

　　当王贤才用血汗译成的《希氏内科学》正要发稿付印的时候，第15版的《希氏内科学》又传入我国。怎么办？是撤回原稿，重新翻译第15版呢？还是维持原稿，不动声色？撤回原稿，意味着自己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一切都需从零开始。为了翻译这部书，他度过了多少难熬的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血和汗，又经历了多少坎坷困顿啊！虽然没有人要求王贤才“要怎样”“不要怎样”，他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他说：“翻译这样一本书不容易，我这辈子只能搞一次了。我献给读者的书，必须是最合理想的书！”

　　一切又再循环一遍。1984年，他终于第三次完成了全书的译述工作。从1958年第一次翻译的《希氏内科学》到1984年，王贤才总共译过这部书的5个版本，正式译稿字数达一千多万字，相当于10部《红楼梦》！

　　现在，王贤才翻译的《希氏内科学》已分成10册，全部出齐。医务工作者们可以不必再边翻英语辞典边看原着了。“我要想做一件事，它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我统统不予考虑。只要认定了，就是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是王贤才的心里话。他吃亏在于此，成功也在于此。

　　（选自《自学之友》1986年第1期，刘燕玲 文）

　　在铁窗里紧*作200多天，被宣布无罪释放后，他耗资300多万元，变卖住房，完成了一项现代化的看守所软件管理系统。

　　身处囹圄，也不放弃光荣

　　一夜间成了杀人嫌疑犯

　　1989年3月4日，方泊九城带着满嘴的燎泡和他那不能更改的决心，走进了充满活力的深圳特区。

　　这一年他26岁，与这个城市的人同样年轻。

　　在来深圳的前一个星期，这位南京航空大学最年轻的讲师，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一个星期不和任何人说一句话，他反复地想着自己要离职去深圳闯一番天下的决心是否正确。一个星期苦思冥想的结果是嘴上的一圈水泡和坚定下来的沉重的心。他的心总是很沉重，因为他总是想得太多。

　　来深圳的第一年，方泊九城换了5家公司，他炒老板或老板炒他。他不停地变动着，寻找着，想要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环境。

　　1990年8月，方泊九城在一家日本公司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家生产磁头的日资公司，方泊九城在这家公司任市场经理。

　　方泊九城是个用脑子干活的人，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如鱼得水。当他第一次拿到1万多美金的工作奖励时，兴奋地快步跑回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关上门窗，忘乎所以地把手中厚厚的一叠美金高高地抛向空中，然后坐在转椅上看着那花花绿绿的纸片从天花板上飘落下来。

　　当他蹲下身子，再把那些钱一张张捡起来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1991年5月，来深圳不过两年的方泊九城，已经积累了200万元的个人资产了。此时，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觉得已有了自己开公司做老板的资本。

　　1991年的5月18日，一个大太阳的下午，到下班的时间了，同事们都走了，方泊九城坐在自己位于巴登街附近的滨江酒店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公安局的刑侦人员。3天前，深圳市有一外商被人杀死后弃尸酒店，公安局要找方泊九城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问话很简单，只证实了他是方泊九城之后，他便和公安人员一道离开了。路上他还满脑子在安排第二天的事情，却不知厄运已张开黑色的翅膀，将他整个罩住。

　　从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回到这间滨江酒店的办公室了。

　　他成了杀人嫌疑犯，他那正在酝酿和筹划中的人生蓝图，由这一天开始，便被搁浅了。

　　挫折并不等于苦难

　　最初的审问之后，方泊九城被关进了看守所，和30多名犯罪嫌疑人同居一室。

　　此时的方泊九城简直不敢正视自己眼前的事实。他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17岁不到就考进北京念大学，24岁时便以优秀的学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校时是三好学生、优秀教师。自己的同事和周围的同伴，也全都是西装革履的事业成功人士。而从现在开始，他要和满屋子穿一样内裤、*着上身的犯罪嫌疑人为伴了。

　　四周都是墙，透过铁栅栏能看到一方天，天很幽静，晚云在天上活动。进看守所的第一个黄昏，方泊九城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在高墙里生活的人总有很多心事要想。

　　方泊九城想起了自己的祖先。方泊九城的祖先方孝孺的故事是多少代文人喜闻乐道的。明朝建立时，有“正学先生”之称的方孝孺已是侍进学士。后燕王朱棣弑侄诛君，夺取了建文政权，命方孝孺起草登报诏书，告白天下。方孝孺弃笔而骂，于是宗族870多人被杀。当刽子手杀到方泊九城的祖先方泊吾时，他说自己不是方氏族人，而是复姓方泊，单名吾，于是躲过了杀祸，举家迁往河北。今天，在河北还有一个名叫“方泊轴子”的村子，全村300多人，都是方孝孺的后代。说起祖先在屠刀前的辩解，直到现在，方泊九城还耿耿于怀。

　　刚进看守所的那几天，方泊九城不断地安慰着自己：我是清白无辜的，下周的今天，我肯定就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了。这个念头使他坚持了许多日子。慢慢地，方泊九城静下心来，开始检讨自己这些年来的成功和得失；再静下来，他便把当年在姥爷汝龙先生身边念过的书籍一遍一遍地回忆和背诵，并且不断地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

　　几个月下来，方泊九城给他们讲了十几本书。

　　“挫折并不等于苦难，”这是方泊九城后来总结自己在看守所生活时的结论，“挫折有时是另一个事业或辉煌的开始。”在看守所呆的时间长了，方泊九城慢慢地发现，因为管理人员不足，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犯罪嫌疑人已经离开了，他的名字还记录在册；新来的嫌疑犯进来好几天了，但登记册上还没有他的入所记录，甚至管理人员自己也不能准确地说出看守所内到底关押了多少人……

　　方泊九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慢慢地他在心中筹划着：如果有一套看守所管理系统，就可以把所有进出看守所的人员进行登记，再进一步就可以把进入过看守所的人进行分类、统计和详细分析，这样便可以了解各种犯罪和犯罪人的共性、特点、年龄特征以及区别，还可以由此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地区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防范和治理；如果能把这些资料统一到国家公安部，那么就可以在全国建立一个犯罪信息中心。这样，只要在电脑上键入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准确地了解到他是否有案底，并且是否是目前全国正在通缉的重大案犯……

　　方泊九城被自己的设想吸引了，他禁不住心潮澎湃。

　　铁栅栏分割不了白云

　　隔着看守所的铁栅栏，方泊九城蹲在地上，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看守所蔡所长和曹所长听。他们一听，也激动了起来：“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想做的，你赶快把它们弄出来吧！”

　　他们给方泊九城弄了一叠纸和一支圆珠笔芯。

　　方泊九城把自己盖的线毯上的线一截截抽出来，裹住圆珠笔芯，然后趴在床上，在软软的纸上写他的中国第一个看守所软件管理系统。纸太软，稍一用力，纸就写破了；太轻了，纸上就写不出字来。方泊九城花了一周的时间，在9张纸上写出自己最初的设想。

　　他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即使在铁窗之内也像一道挡不住的光芒，方泊九城热爱他的这些成果。手里捧着写得满满当当的9页纸，看着被铁栅栏分割成块状的外边世界，一种说不上是兴奋，是幸福，还是忧郁的情绪使方泊九城在夜风中有点抖瑟。

　　以后的日子，看守所的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蔡所长或曹所长坐在铁栅栏的外面，方泊九城坐在铁栅栏里面的地上，他们一连几个小时地讨论着方泊九城提出的方案。常常是方泊九城就一个细节提出自己的疑问，而蔡所长或曹所长则详细地向方泊九城讲解目前看守所的运作状况，然后他们一同就理想中的管理方式进行研究和讨论。这段时间，方泊九城还被特许买了几十本法律方面的书籍学习和研究，以便使得他的管理系统更加周密和完善。

　　看守所里的日子变得不那么难过了，心中有了一个理想，手中有了一件事情，这个理想慢慢把苦难变成了一种希望。没有试验室，没有仪器，甚至没有足够可参考的电脑资料，当代中国看守所电脑管理系统就这样由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构思完成了。

　　拥抱自由时他带着自信与自豪

　　1992年2月2日，是方泊九城被关押的第258天。这一天，方泊九城被宣布无罪释放，因为真正的杀人凶手已伏刑并被正法了。

　　方泊九城两手空空地走出看守所，258天如一梦，多少遐想飞绕在自由的土地上，每踏一步都让他忧郁，都让他喜悦。进去时，他知道自己是冤屈的，相信很快就能出来。出来时，满载着设计方案，满载着优秀成果，他真的不知道该忧郁还是该喜悦。

　　从看守所出来后，方泊九城便没日没夜地钉在电脑前。这期间，他原来的单位请他回去工作并许诺要给他更好的待遇，但他拒绝了。他此时已完全被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给吸引了。

　　一个月后，当方泊九城把派出所的干警请去看他的电脑演示时，他们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方泊九城做了一个小小的算术，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县，共有2000多个看守所，要想短时间内把他的这套系统向全国推广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1992年5月，方泊九城注册成立了“深圳玻尔电脑软件公司”。他认为致力于中国看守所管理系统的完善和实施，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现代化，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使命。

　　在这之后，看守所成了方泊九城的实验室，他不断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看守所的管理要求来修改自己的软件系统，并反复地征求法律专家和学者的意见，把我国法律中无法量化的部分条例通过他的软件系统来表达得更加的周密和完善。

　　从1992年3月到年底，方泊九城对自己的方案修改超过200余次。

　　1992年底，曾关押过方泊九城的派出所在全国率先用电脑对看守所进行管理而领先迈上现代化管理之路。这一段生活成为方泊九城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起点站。方泊九城后来说他很感谢他的看守所生活，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所监狱，只不过我的碰巧有墙而已”。

　　“耗费300万，关押258天，也值。”

　　199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预审局、计算机处、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在罗湖区看守所召开现场会，公安部领导在看完了方泊九城对这套系统的介绍和演示之后，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帮我们做成了我们一直想做的事。”

　　1993年初，深圳市的全部看守所都实现了电脑化管理并全部联网。到1994年，全国有80多家看守所使用了方泊九城的软件管理系统。

　　1994年，当方泊九城从自己沉浸其中的看守所电脑管理系统中挣脱出来整理公司的财务状况时发现，不仅自己最初投入的200万元没有了，同时还欠下了100万元的债务，他只好卖掉自己的住房来还债。

　　经过3年多的努力，方泊九城终于还清了他为了中国看守所系统的现代化而欠下的债款。1997年6月，当人们在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采访他，听他雄心勃勃地谈到他刚刚设计完成的一套新的旅游管理软件系统时，人们能感觉到，方泊九城那要有大作为的雄心还和以前一样的炽热。而在采访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谈到他的看守所管理系统和全国80多家看守所的现代化管理状况，方泊九城都会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论是他投入的300万元资产还是258天的看守所生活。因为他觉得他得到的远远要比他失去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