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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守礼来，三王之死的影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小得多。

　　上一次尚有大臣进谏，劝母亲抚慰子孙，安定宗室，又有许多人出入东宫、周王与梁王宅第，各自密谋，纷纷乱乱。而那三位“中流砥柱”，也不乏活跃举动。

　　这一次朝中出奇地安静，安静得甚至有些吓人。除了日常的应酬之外，无人有多余的往来。梁王称病，辞了同平章事的职责，太子亦多日卧病，幽居东宫，不见外臣。周王旦起初倒还没停止社交，但母亲一封制书，命将他从皇子降为皇孙，还归本宗，改封嗣郢王之后，他便也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相较而言，更为活跃的，反倒是安乐公主与我这样的宗室妇人——但就算是我们，也大大地减少了应酬事项，我更取消了所有的诗会与集社，转而培养起了一门新爱好：书法。

　　说来惭愧，我的父母与兄长们，书法造诣都颇深。尤其是母亲，无论飞白、草书、行楷，都自成一体，到晚年虽然倦怠，笔力却越出众。有父母如此，我作为女儿，史政军诸方面的学问虽不受父母重视，书法却被督促得很紧。自发蒙起，父亲便为我延请名师，什么阎立本、魏叔璘、许敬宗…当世之书法官人，凡是父亲和母亲看得上的，几乎都教过我。父亲过世后，母亲对我的学业放任自流，书法却还时常过问，也试着派人矫正，最终却只使我的字“看得过去”罢了。我既自己不上进，母亲终也灰心。我因也凭着那一笔破字，在隽秀如林的朝臣与命妇之中恬不知耻、浑浑噩噩地混到了现在。

　　然而不知是因年纪上来，还是怎么，最近忽地察觉起这东西的好来——同样是字罢，有的人写得圆融遒丽，有的写得流畅潇洒，有的则写得劲秀飞动，有的则又茹柔蕴美。观大家之字帖，便如收藏了一屋子各式各样的美人，或豪雄或秀美，各有千秋，使人赏之心醉，鉴之沉迷。而一旦有了这样的收藏与阅获，再看自己的字时，便怎么看怎么不顺。久而久之，竟也就养成了练字的习惯。何况又是眼下这时节。

　　我郑重地聘请崔明德为我的书法师傅，每三日来一趟，为我指点书法。又慎重地与当世的几位书法大手——好巧不巧，都是三品以上——书信往来，只谈诗文书画，不谈其他。除开这些，每入宫时，还常向母亲请教。母亲起初只是嘲笑，说我活到这年纪，终于明白幼儿们学书的好。后来见我勤勉，且也有些进步，也就于种种场合之外，偶然指点几句。再之后，阿欢因为佛家造诣出众，被母亲赋予监看抄经的差事，每日往来龙门与东宫。我则因为书法“过得去”，被授予了编书的差使——仿我祖父时的做法，撷取三教之精华，以及汉以来诸学案之要旨，编《三教珠英》与《群儒治要》。

　　要说起来，这是比当年任命独孤绍更轰动的大事——从前倒不是没有女人监管过编书的差事。自古内廷女官便常有编书的传统，本朝又有崔明德监修堪舆图、我以李旦的名义编农学医学等集成。然而这却是头一次，一个女人被光明正大地赋予了领着学士们编书的职责。而且编的还不是什么旁门左道，而是三教之书。

　　自古文学为儒教之本，儒教又为统治之基。本朝又推崇道、佛二教。使我而领此差事，几乎是明晃晃地承认我对此三教具备资深男子学者般的理解与声望。倘若我不是公主而为皇子，只怕拥护李暅的那些人立刻便要集合起来反对我，以免我威胁到李暅的太子地位。而偏偏因我是一位公主，恐怕满朝官员，心中早已不知滚过了多少思量，堂前庙后，又不知有多少流言飞书，争道此大逆不道之事。

　　可现在，关于我编书这一件事，依旧是什么消息也没有。没有忠臣孝子上疏议论，没有直臣良将冒死进言，朝堂之中一潭死水般地寂静着，认命般地接受了母亲的一切决定。

　　母亲显然认为三王之死达到了效果，且对这效果很满意。我却知道，这不过是因为母亲已被他们放弃——在她年轻之时，她凭借自己的手腕、个人魅力，以及带领帝国走向更好前程的希望而赋予了她自己统】治的正当性。无论她中途为自己加上了多少神圣光环：天女降世、慈氏转世、佛塑金身…这些光环都只不过是她个人魅力与能力之上的附着物。而今她老了，失去了她曾引以为权杖的那些东西，而又没有血统或是天赋正义的加持，丧失领1袖权威，几乎是必然的事。人们之所以不马上行动，不过是因为不同的集团之间消息不通，利益分歧与猜忌使得彼此之间都不敢迈出第一步。而一旦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联合的征兆，则反抗的黎明，必将到来。

　　三王之死就是那个信号。

　　在我终于写出第一笔飞白的那一天，嗣郢王旦向我送来了一封字帖。是我那便宜叔父秦刺王世民的飞白真迹。随帖附赠的，还有一封简短的书信，大体叙述了从小我对他的照顾，以及他对我的崇敬与仰慕，恳请我看在他眼下没有母亲与姊姊的份上，允许他上门向我求教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