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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奚文朗总算是帮戴国荣基本搞定了他那笔庞大资产的规划。

　　股权变更是个影响颇大的事，也不是戴国荣一个人就能处理的，这件事在议事日程上，但是流程是缓缓地推进的。比较能快速落实的是一些现金资产，还有名下的不动产。

　　“你说，折腾了一辈子，真正值钱的，没想到还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对自己的房产、股票这些估值之后，戴国荣苦笑着对奚文朗感叹道。

　　大盘又冲上了新高，已经逼近5800点，整个戴氏集团估值近32亿，而其中42%的股权，在戴国荣手里，也就是说，股权加上其他资产，将来他留给孩子们的遗产，至少有13-15个亿。

　　三五千万的房产，都可以折腾一个家庭数年之久，何况十数亿？！

　　戴国荣不敢寄希望于孩子们秉性善良，不争不抢，所以他决定以多重保险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传承安排。

　　奚文朗给他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戴老，不用的钱，还是建议您装进家族信托。咱们回头眼睛一闭，能赚多赚少，不用我们操心。真的是孩子们的，他们有本事把它赚来，现在都比我们聪明多了，难道还没我们会赚钱吗？如果真没那个福分，有了钱也只会瞎造，还不如就稳稳当当每年有个7、8个点的回报，总比存银行多一些，也省得担心没几年这些钱就给折腾没了。”

　　家族信托，就是委托人将资产交给信托公司，通过协议的方式，由信托公司代为打理、处置委托人的资金。当信托一旦建立，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就不再属于委托人本人，但是信托公司将会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资金在约定的条件下，给到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

　　这么做的好处，第一是当委托人提前建立了家族信托，以后万一发生什么风险，都不会影响到信托资金的独立存在，可以依然按照他的想法照顾自己想要照顾的人。

　　比如一个客户五年前设立了家族信托，儿子作为他的受益人，前提是要考上国内几所知名的大学才可以开始领取每年10万的教育金，如果考上常春藤名校就可以每年领取50万。妻子作为受益人，在儿子大学毕业之前如果不再婚，每年可以拿到20万的生活费……诸如这样的安排，万一他发生意外身故，孩子的教育和基本的生活就可以得到保障。即便是他本人依然健康安好，但是现在因为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外债，已经进入了家族信托的那些资金，也是不用偿还债务的，孩子依然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不会因此而没了将来读书的钱。

　　第二则是信托公司本身也是大型的金融机构，有很好的投资渠道，有帮助客户获得稳定长期收益的能力。建立了信托之后，信托公司每年要收取大约1%的管理费，但是本身放在信托里的资金，信托公司的产品大约也有年化7%-9%的收益水平，扣除管理费，每年6%以上的稳定收益，又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的确是大多有钱的客户非常好的选择。而且信托公司赚的就是管理费，如果有好的渠道帮客户增值，相当于能赚更多。

　　戴国荣觉得，这的确是目前看来最容易操作的一个方案，点点头：“那就……都放进去吧。”

　　目前戴国荣手里的现金、理财产品和股票账户，加起来大概有不到8000万。奚文朗吃了一惊：“全部放进去？戴老，您可没把自己写成信托受益人啊。这些钱都到了信托里，您就没钱了。”

　　“老头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手里留个500万足够了。”

　　奚文朗皱着眉头想了想：“戴老，这事我想，咱们还是先不急，您现在主要考虑的是眼睛一闭折腾的那些事，眼下不是身体还硬朗着吗，把家族信托先建起来就成，回头别的钱可以再往里装。先有5000万，咱们就能做了。”

　　戴国荣倒也并不在乎这两三千万的事情，最麻烦的还是要和奚文朗把北京上海还有英国日本的几套房产处理掉，美国的房子，他得在那里找律师和税务师解决，就打算不折腾，直接留给Edward，但还是要写清楚遗嘱。

　　“怎么就不能把房子也放在信托里，这样多简单。”戴国荣想着卖房子这件事，也头疼。都是自己当年精心选的房子，找人设计、装修，甚至住过一阵，也是有了感情的。他可不想随便就找个买家。

　　“没办法呀，目前国内的信托，还没有大规模地、普遍地被人们熟知，法规和运营都不是特别健全，房产这种东西估值不好弄啊，而且信托公司可是要给受益人现金的，房子杵在那里，自己也生不出钱来。”奚文朗感叹着，他处理过很多案子，发现中国一代富豪还是喜欢持有大量的不动产，看着真的有钱，实际操作起来，变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这么看来戴国荣的确是个聪明人，他的房产持有，按照他这样的身价，居然没超过20%，“跟您说个事儿，去年我还有个客户，公司遇到下游拖欠款项，自己现金流吃紧，抵押房产和卖房子都折腾了好久，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银行再晚一个礼拜放款，搞不好公司就要卖股份了。”

　　戴国荣摇摇头：“当年都是这么起来的，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混在一起花。现在我可不敢喽。公司要真的欠钱，怎么说也是几个亿。我一把老骨头，全卖了也赔不起。”

　　奚文朗突然压低了声音，其实办公室里也没有别人：“对了戴老，您这里，不用额外留点钱补税吧？这两年营改增、金三什么的，国家还是盯得紧。”

　　“放心吧，这事儿怎么敢不拎得清一些。”

　　他们说的是中国早期企业家发家时候都可能有的一些“原罪”。当年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白手起家的商人们，想法也极致单纯，公司是我开的，公司的钱就是我的，所以通过各种手段把公司的钱往口袋里装，就是不通过正常的发薪水和分红，这样可以免掉一大笔税收。说白了，就是逃税。稍稍有点敏感意识的，到后来把企业做大了，都老老实实地补了一些，往后就再没动过那样的心思。至于之前的事，基本上也是看态度看程度地追溯，所以戴国荣的集团，算是安然度过了这个时期了。

　　当年他还是咬咬牙，忍着心疼，补了一大笔税的。税务局通知戴氏要补交8000万税款的时候，正是戴氏集团海外业务拓展的第三年，现金流本来就有些捉襟见肘。本来戴国荣准备在日本买下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思前想后，在董事会上吵架都吵了少说三次，最终还是强硬地暂停了买楼的计划，把税给补了。

　　事实证明，不该冒的险，的确应该避免。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还在为了遗产怎么分而头疼，当年和他公司做得差不多的几个略有往来的“朋友”，如今有人在牢里过余生，有的，已经到天上去了。都是些不能细细去想的往事。

　　既然谈起了这个话题，奚文朗突然想到，曾经他也有个客户，做家族信托的时候，的确身价没有戴国荣这么高，也真没那么豁达，所以对手头的现金还是有些舍不得，最终选择的是保险金信托。

　　“戴老，您不妨问问保险公司的人。如果人走了以后的钱进信托，买成保险，有个杠杆，对您的现金要求，会宽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