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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婚姻是一场空梦

　　\/出嫁\/

　　1915年12月5日（阴历十月二十九日），徐志摩和张幼仪在硖石商会举行了婚礼，由萧山汤蛰先生做证婚人。这天早上，张幼仪用过早饭后，就由堂姐帮她化新娘妆。因为徐志摩提出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所以那天张幼仪穿了件非常华丽的粉红色婚礼服，里面有好多层丝裙，最外面的一层裙子上绣了几条龙，头上还戴了顶凤冠。看上去，她整个人既是西洋式的又带点儿中国传统的风格。

　　母亲和堂姐帮张幼仪穿戴好以后，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信没有漏掉什么，才领着她下楼去。张幼仪看见父亲、哥哥、姐姐们都穿着礼服在门外等着，在准备上轿的那一刻，母亲把她的头巾放下来，张幼仪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心里好紧张，身体差点失去平衡。旁边有几只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胳臂，她这才站稳，在众人的帮助下坐进了花轿。之后，她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别害怕，有人会一直扶着你的。”

　　这时，鞭炮声响起，乐队奏起了乐曲，送新娘上轿的哭声也此起彼伏地响起，好不热闹！队伍出发了，最前面的有四个人，两个举着张家的旗，两个举着徐家的旗，随后就是张幼仪的轿子，哥哥走在轿子的旁边，然后是张家女眷的轿子，最后是撑着红伞的乐队。徐家的队伍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终于，他们到了礼堂。

　　礼堂里聚集了好几百嘉宾，张幼仪戴着笨重的头冠，好不容易被人搀扶着走出轿子，进了礼堂。透过喜帕，张幼仪逐渐能看见外面的人影。她被人领着走过一排排的客人，最后走到一张桌子前停住。这时，她听见隔壁有人紧张地清了清嗓子，她知道这人肯定是她的丈夫徐志摩。“原来他和我一样紧张。”张幼仪想着，不觉有点放宽了心。

　　接下去，他们拜了天地，又拜了高堂，还向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客人们磕头。那天徐志摩和张幼仪跪下，站起，站起，又跪下，不知磕了多少头，下了多少跪。总之，过了一个多星期，他俩的膝盖还在痛，路都没法走。

　　当徐志摩掀起她的头盖时，张幼仪的心开始发抖，她又是期待又是害怕。她期待他的目光，可是又害怕迎接他的目光。幸亏，头冠太重，使她无法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仅仅看到他那尖下巴颏儿。

　　在闹新房时，张幼仪牢牢地记住母亲和堂姐的话，不管别人怎么闹、怎么吵，她始终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就好。在闹新房这天，不分老小，不分辈分，谁都可以与新郎新娘开任何玩笑。众人大约闹到后半夜才散去。

　　这一夜，徐志摩没有进洞房，而是躲到奶奶的屋里睡了一夜。以后，由于大人的督促，徐志摩才在佣人的簇拥下，进了新房。他们没有说话。从此，沉默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徐志摩结婚后，依父亲的意思，他应该参与管理徐家的一些工厂、作坊，可是徐志摩对这些毫无兴趣，他整天捧着书，心里觉得空荡荡的。有时，他会对张幼仪说些在杭州一中和北平大学读预科时的事，那种兴奋、那种愉快、那种留恋，使张幼仪很是感动。她问徐志摩：“既然那么好，为什么你现在不再去读书呢？”一句话，问得徐志摩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张幼仪看看徐志摩，温柔地说：“你不用着急，我来替你想办法。”张幼仪是个聪明人，她想到了二哥张君劢。让二哥介绍徐志摩进学校读书，公公大概不会反对吧！

　　张君劢很快就帮徐志摩联系了上海的浸信会学校。浸信会学校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徐申如对于张君劢介绍的这个学校，非常满意。首先上海离硖石比较近，坐火车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儿子在星期天便可以回来，与新婚妻子团聚，他也能经常看到儿子。可是后来徐志摩读了一年不到即北上，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学法科。

　　徐志摩北上求学后，张幼仪在空空的屋子里，心里也是空空的。她不能出门，不能上学，每天在院子里缝缝补补，虔诚等待着好几个月回家一次的丈夫，然后又是沉默。也许自从丈夫揭开喜帕的那一刻起，沉默就成了他们婚姻唯一的词汇。

　　\/宿命\/

　　张幼仪出身显贵，却善良温婉，从不耍大小姐脾气，她平和的性情很快就征服了徐家上上下下。她操持家务，孝顺公婆，对徐志摩更是体贴入微、呵护备至。每逢丈夫深夜用功，她为他泡一杯茶，披一袭衣；一旦丈夫彷徨犹豫，她给他信任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16岁的张幼仪已经相当成熟，她明理而识大体。

　　平心而论，在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中，在他波涛汹涌的情感世界里，不是林徽因，不是陆小曼，而是张幼仪，让他更多地品尝、享受到了爱情的朴实和家庭的安逸。张幼仪像一位启蒙者，姗姗而来。她以极富母性魅力的气质、雍容典雅的风度率先打开了徐志摩爱情的闸门，她是徐志摩最平凡的神只、最温馨的港湾。

　　新婚的絮语还缠绵在耳畔，大红的“囍”字还燃烧在眼前，善解人意的张幼仪并没有“沉醉不知归路”，也无意用婚姻的“捆仙绳”绑住徐志摩。像世间所有的女子一样，她何尝不想把丈夫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以期耳鬓厮磨、朝朝暮暮？但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丈夫不是笼中的鸟，他天生是一只鹰，注定要从遥远的天际，俯视芸芸众生。他天生有野性的冲动，必须猎食生命中的未知。于是在她的支持下，徐志摩得以继续中断的学业，开始了近3年的辗转求学生涯。

　　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张幼仪，不能理解丈夫的冷漠，可她也只能无言沉默。徐志摩从未对张幼仪表现出一个丈夫应有的关爱，他与她在一起时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甚至是厌恶，这让幼仪曾经火热的心渐渐冰封。她遵从“三从四德”的教诲，以夫为天，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新婚的第二年，他便北上求学，而她退学在家，操持家务，侍奉公婆，安安分分，努力尽到一个儿媳应尽的义务。后来他又要去国外读书，因为公婆的绝对要求，阿欢才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两国之遥，思念担心的也只有幼仪一人，他在寄来的信件中，从未提过幼仪只言片语，就连儿子的近况，也只是一笔带过。幼仪在独处深闺的日子里，明白了丈夫对这场包办婚姻的厌恨。她知道他追求新思想，她或许只是被他所厌恶的封建礼教而牵连。可她除了对他再好一点、更好一点，还有什么办法呢？

　　徐志摩是一个独生子，父母宝贝得不得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父母觉得这孩子什么都好，可就是不听大人的话，时常随着自己的性子来，心想最好讨个媳妇来管教自己的儿子。就在这时，他们接到张幼仪四哥的来信，于是派人去打听张家的情况。当得知张幼仪在家将她的姐姐管得很严时，徐父特别高兴，再加上看到张幼仪的几个哥哥都非常有发展前途，就一口答应了这桩婚事。

　　设想如果张幼仪当时嫁给普通家庭的普通男人，也许她会是个幸福的妻子、母亲、媳妇，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做个人人称赞的贤妻良母，与丈夫白头偕老。可是上天把她嫁给了一个浪漫的诗人——徐志摩。

　　梁实秋后来说徐志摩其人：“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讨人喜欢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轻盈，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很显然，土气和严肃，使得为人做事四平八稳的张幼仪注定讨不到“脚步轻盈”丈夫的欢心。

　　丈夫来信要求幼仪陪读，当幼仪终于从丈夫的信里看到自己，而且他还要把自己接到伦敦时，我想她那时的心情是欣喜的，她重新购置了衣服，希望自己不再被他看作“土包子”。后来她回忆说：“轮船上的我啊，激动又不安，害怕这是我和公婆的一厢情愿。”在马赛港的港口，从密集的人群中幼仪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丈夫。“是啊，怎么会不容易看到呢，他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显得极为不耐烦的人。”之后他带她去了巴黎百货商场，箱子里的那些衣服已没有了任何意义。

　　这万千人群中的一眼，丈夫那张写满了反感和厌恶的脸，让幼仪的心又一次坠入了万丈深渊。

　　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他们曾去巴黎的百货商场购物。徐志摩帮张幼仪挑了一些外国时尚的衣服，有洋裙、丝袜、皮鞋还有帽子。相比之下，她从家里带来的服装“全都不对劲了”。衣食住行，“衣”字打头阵，张幼仪在装扮上的落伍，使得“洋气”的徐志摩颇不能接受。徐志摩根本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她机械地换了几身衣服，一直试到丈夫点头。她和徐志摩唯一的一张合影上，她戴着大大的圆顶宽边遮阳帽，自有一种诚恳老实式的端庄，说土气有点过，她顶多只能算老气，但这大抵也是生活环境影响所致，如果有机会，在时尚之都熏染几年，我想她也会变得时髦。可徐志摩等不到她的蜕变。

　　张幼仪家底殷实，离婚后，她奋发图强，在银行里坐到副总裁的位置，事业上已经算是很成功。此外，她还开服装公司，出任总经理，涉足时尚业，最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发展事业，但其内心深处，恐怕是憋着一股劲儿，当年的小脚西服事件对她的影响延续良久。这里面大概是有一种可爱的倔强：“说我土，我偏要引领时尚潮流。”

　　张幼仪离婚了，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女人，按道理，她可以自由恋爱，可以结婚，可是她没有。在她的心里，还有潜在的传统观念在束缚着。在那个年代，张幼仪是被丈夫休掉了，人们只看表面的现象，才不会来管你其中的道理。再加上哥哥给她的压力，要求她5年之内不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只为了挽留住张家的名誉。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都看着徐家和张家的波动。

　　多年之后，张幼仪终于领悟，或许徐志摩对她的第一印象就注定了她永远是他心中的那个“乡下土包子”罢了。这是靠努力改变不了的宿命。

　　第六节 插上翅膀就能飞的人

　　\/异梦\/

　　“爱情进化论”认为，空气、土壤、水分和爱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元素，人只有在爱情中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爱情是人类向动物隐瞒的一场高级秘密，我们来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探寻爱的秘密。可惜张幼仪与徐志摩没有成为波伏娃与萨特。他们也没有像江冬秀与胡适那样，在包办婚姻中培养出爱情。徐志摩在见到张幼仪照片第一眼时，本能的一句“乡下土包子”，也许就注定了两人是无性无爱的婚姻。婚后徐志摩从没有正眼看过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家与徐家同是大户人家，按照旧时的说法应该是门当户对，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高富帅”娶了“白富美”，她的兄弟有一大半都是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对于外貌，张幼仪这样评价自己：“我身材不错，还长着一双大眼睛，也是被人夸大的。”可徐志摩当年就是看不上张幼仪，二人婚后感情并不好，仅有的短暂的婚姻生活，也只能用同床异梦来形容。

　　徐志摩第一个奋不顾身追求的女子是几年后在康桥邂逅的林徽因。林徽因是着名政治家、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长的林长民的掌上明珠，徐志摩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他的父亲。1920年前后，林长民政坛失意，带着林徽因到了伦敦。徐志摩当时也刚到英国，他先结识了林长民，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女儿，林徽因当年只有16岁，还是个中学生。两人在伦敦曾有过一段朦胧的恋情。但是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回国后，便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确立了恋爱关系。即便如此，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并未降温，他开始对这位清纯的女友紧追不舍，并不时写信给她，但是这最终并未改变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合的现实。有一个小故事或许颇能说明徐志摩当时的执着与尴尬。徐志摩回国后在北平的松坡图书馆任职，馆址有两处，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梁启超是馆长，在快雪堂办公。这儿是一处幽静古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谈情说爱。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里，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后来梁思成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lovers want to be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

　　后来梁启超还亲自写信批评徐志摩在婚姻爱情上的荒唐行径，但是徐志摩并未退缩，他回答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才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推测，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张幼仪后来知道，那次漂洋过海的陪读，不是徐志摩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而公婆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因为若是他真的思妻心切，他不会那样去迎接她。

　　张幼仪晚年回忆说：“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他不爱的女人的过度挑剔，也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对无语丈夫势均力敌的有力回击。

　　多年以后，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徐志摩又写下了他那特立独行的爱情宣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但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他不在乎纲常伦理，只在乎内心的渴望。徐志摩追求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他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中讲道：“理想的艺术在精神上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他愿意做一个有单纯信仰的理想主义者。”

　　\/放飞\/

　　婚后的徐志摩对经营父亲的生意一概提不起兴趣，每天抱着书在院子里闲逛。他想要逃离，天天想着往外面跑。这比他与张幼仪5年后在伦敦沙士顿同居时表现得更甚。这种逃离是来自身体和灵魂本能的抗拒。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像一盘没有炒好的红烧肉，不是肉本身不好，只是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学会怎么去做好它就已经火急火燎地下了锅，所以只能尽快拿出来再洗洗，争取做一盘合自己胃口的回锅肉了。其实不管是自由恋爱还是包办婚姻，这都只是问题的形式，关键是他们没有找到和平共处的合作方式。

　　根据那时候的《婚姻法》，徐志摩要想离婚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双方主动自愿离婚；有一方有重婚，通奸；或者一方生死不明，满三年以上者。另外当时的离婚条件是男方满30岁，女方满25岁，还要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

　　要离婚看来是遥遥无期了，徐志摩就想到要外出求学。1916年他从张君劢推荐的上海浸信会学校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17年秋，北洋大学并入燕京大学，他又辗转来到了北平。徐志摩是个浪漫的革命青年，求学的初衷确实也是想通过学习最先进的经济和法律知识来实业救国，拯救劳苦大众。1917年，张君劢引荐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期间有师生情谊的国学大师梁启超，这个徐志摩偶像级的人物收了他做入门弟子，1918年梁启超又推荐他赴美国自费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刚刚结婚的徐志摩曾经骑着自行车去找表哥叔微诉苦，他的表哥曾经说，徐志摩是一个插上翅膀就能飞的人。1918年，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孙子阿欢出世后，就应允了儿子出国留学的事情。

　　那时候，张幼仪实在不晓得徐志摩为什么总是想要逃离，他的世界她进不去也读不懂，就像她从来也不是他世界里的人一样。费尔巴哈曾经说过：“爱就是成就一个人。”当初，张幼仪听到丈夫对自己讲在杭州府中学堂和北大预科的趣闻轶事，她心痛了，她同情丈夫困在笼中的忧郁，便恳求二哥张君劢帮忙说服公公徐申如允许自己的丈夫外出求学。其实她内心何尝不晓得，丈夫是一只鹰，他不会满足于困在笼中做麻雀的，她这一放飞，怕是与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徐申如对张君劢推荐的上海浸信会学校非常满意，更为开心的应该是这事儿居然是新进门的新媳妇帮忙撮合的，如此通情达理，夫唱妇随，这是一个夫妻和睦、家庭幸福的好兆头。然而，天不遂人愿，很快，徐志摩便考上了北洋大学，之后又是北洋大学合并燕京大学，徐志摩又从天津去了北平，这样就只能一个学期回一次硖石了。在硖石，张幼仪快成了望夫石，刚新婚，还没有好好享受一下做女人的快乐，她就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丈夫放飞了。但是，她没有后悔，那时候，她相信丈夫飞久了是会回来的，因为她是徐家的女主人。

　　1917年，徐志摩有了想要去美国留学的想法，但是每次跟父亲徐申如提起，都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徐志摩是徐家唯一的儿子。中国从西周时代起，就有了孝道。《孟子·离娄上》曾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徐志摩虽然可以在徐家我行我素，但是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儿子，当年他和张幼仪圆房行了夫妻之事，第二年张幼仪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乳名叫阿欢。

　　第七节 人生的冷冬

　　\/围困\/

　　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和刘叔和、董任坚等人，乘“南京号”轮船离开上海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1919年6月，徐志摩因为成绩优秀，毕业时被授予一等荣誉奖。9月，他考入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打点行李到英国去。徐志摩的英国之行，改变了张幼仪一生的命运，因为徐志摩爱上了林徽因。

　　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恋情，在留学生中传得沸沸扬扬，身在欧洲的张君劢如何会听不到一点风声呢？那时，张君劢在德国得知徐志摩的一些情况后，马上与徐志摩取得联系。张君劢劝说徐志摩把张幼仪接出来，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徐志摩在1920年11月26日给父亲和母亲写了封信，徐家终于开口让张幼仪出国了。

　　在老家硖石，张幼仪“放飞”丈夫后，在帮助公婆料理家务之余，学习功课、诗文乃至琴棋书画、针黹女工。但她很快发觉：自己的特长不在诗文书画上，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她协助公公徐申如打点生意，因为有手腕，有魄力，办事精明干练，有条不紊，让一度犯愁儿子缺少商业头脑而徐家产业后继无人的徐申如如获至宝，心花怒放。徐申如对这个儿媳妇自然是百分之二百地满意。他乐得让张幼仪独掌全家的“财政大权”。

　　都说，女人的心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男人是女人的容器，女人就应该迎合男人，柔情似水，以柔克刚。我经常在深夜像个精灵一样穿越到张幼仪的内心世界里去，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她的敏感，如果她不这样敏感，也许她不会这么疼，丈夫的一个遥远的表情，触痛的是她肉长的心。她并没有错，但是她还要祈求他的原谅，这是我见过最卑微的爱情。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寒冷的冬天，1921年，张幼仪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来了。

　　张幼仪初到欧洲后，和徐志摩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徐志摩因追求爱情而荒废了学业，兴趣转移，在英国朋友狄更生的帮助下，从伦敦大学转到剑桥大学，夫妻二人因此搬到离大学6英里的小镇沙士顿。张幼仪本以为自己出国后可以重拾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业，却没想到变成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徐志摩，只从徐申如寄来的支票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交给她维持家用。

　　也许，那是那个时代的错，后来很多次我想过关于张幼仪的n种可能性。如果她当年没有嫁给徐志摩，只是嫁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户人家，依她的性情肯定不会成为蒋碧薇那样的原配，凭她的家世和她的智慧，她也一定不会受到徐太太这般的委屈，这是一种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的宿命。她沉默隐忍，但是不激烈乖张，最终她还是说服了自己的丈夫，在拮据的经济条件下，请了家庭老师，教授自己英文。这样，她就可以不用永远关在屋子里，也可以像丈夫表哥说的那样，做一个插上翅膀就能飞的人。

　　人可以跌倒一次，但是不能永远爬行。张幼仪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坚韧。莫泊桑曾经说过：“生活不可能永远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让人泪流满面，也有时候发现自己默默一个人咬牙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张幼仪像一个一直在咬着牙默默叩行的苦行僧，她看到丈夫的心不在焉，她什么也不能说，她不能告诉公婆，更不能告诉家人，因为这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好在她是清醒的，虽然她很温和。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坐等在囚笼中，要提升自己，让自己完美起来，像那些跟丈夫可以侃侃而谈新文化的新女性一样。

　　繁重的家务使得张幼仪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她就在厨房里写上了便利贴，将每天英语老师新教授的英文单词，贴在厨房、客厅、卧室可以看到的每一个角落。

　　\/情痴\/

　　也许徐志摩是情至深处，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爱情是提纯的。但是真的又如张幼仪晚年所讲：“如果丈夫是在告诉她，他想成为中国第一个想要离婚的男人之后便斩钉截铁地离了婚，而不是在藕断丝连中得陇望蜀，有了心仪的女主角后再义无反顾地离婚，那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纯粹追求浪漫和诗意的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始终相信，凡事都有因缘。张幼仪一直清醒，她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只是有她角色的话剧还没有谢幕，她不能退场。

　　徐志摩的才情毋庸置疑，很多人说他是纨绔子弟，清华的梁实秋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但是他对徐志摩的评价却很中肯，他说一个能在学问上走得很快又很远，做人上脚步轻盈又能讨很多人欢喜的人，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玩弄感情、不务正业、玩世不恭的富家大少爷。徐志摩曾在父亲面前说过，他不会娶两个老婆，因为这句话，曾经最疼爱他的奶奶和母亲大人非常尴尬，因为奶奶和母亲都不是原配。但是，这也足够说明徐志摩是一个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那般执着于纯粹爱情的人。

　　他的一生写了很多诗歌，最负盛名的都与剑桥有关。但是后来林徽因最喜欢的却是《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惊异，也无须欢喜，在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徐志摩在24岁之前是不写诗的，他写的顶多算是散文，诗人求学的最初梦想是学习一些实用的经济学实业救国，后来转学法学也是征求了父亲徐申如的同意的。在旧社会，人们还是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的，就算是开明的梁启超也认为，学些法学、经济总比那些建筑工匠要体面有出息得多。但是在北大的日子，徐志摩在梁启超、胡适这些文学大腕儿身边耳濡目染开拓了眼界。他认为，要改变四分五裂的旧中国，还需要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在美国，他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并考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又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修完了哥大硕士学位，因为崇拜英国哲学家罗素，弃唾手可得的哥大博士学位，而去了英国剑桥。

　　丈夫在国外求学的这些见闻变化每次都会给家中父亲徐申如去信，虽然没有直接跟张幼仪讲，但是丈夫的这些国外见闻，也成了她憧憬未来的一扇窗。本以为两年后，她去英国陪读可以和丈夫共进退，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海绵吸水一样泡在知识的海洋中，谁知道，她反而成了一个只知道洗衣做饭的老妈子。最关键的还有，她知道了丈夫连同床异梦、貌合神离都不愿意，他只是沉默。她饭菜做得很好吃，他没表情，她有时候故意把饭菜做得很糟糕，他还是保持沉默，她不知道要怎样跟丈夫沟通。她怕她一开口，他就是那句：“你知道什么？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正在她苦恼的时候，一个叫郭虞裳的中国人莫名其妙地住进了他们这个本来就狭小窒息的沙士顿小家。也许，徐志摩是觉得他和张幼仪每天大眼瞪小眼实在尴尬，来个“电灯泡”也许更和谐。也许，郭虞裳是觉得来这个好客热情的中国同胞家中，比自己在剑桥皇家学院的特别生公寓吃快餐强，但是所有人都没有征求这个女人的同意。不知道这是多少次，张幼仪开始在内心察觉到自己来自灵魂深处的尊严的受辱，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在旧时代，女人是需要认命的，她的男人疼她，她就是有福气的，他的男人厌恶她，她就下了十八层地狱。

　　后来很多人说，徐志摩的死，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已经在理想爱情与残酷现实之间进入进退两难的维谷。在他视为超乎生命的爱情上，他已经身心俱疲，没有希望，没有出路。他一直渴望有雪莱、拜伦那样短促却诗名显扬的人生，以及那样不同凡俗的死。更何况，徐志摩是那么迷恋于“飞”和“云游”，还取了一个“云中鹤”的笔名。对于徐志摩之死，后来人们说，那是他刹那间如愿以偿，“羽化登仙”。但他的儿子徐积锴却另有所见。他以一句话概括徐志摩的人生：“我觉得，我父亲命太苦！”儿子言中的“命太苦”，大概不是指徐志摩由英国带回的政治理想破灭的苦闷，以及创作中至善尽美、苦心追求的艰辛，而是另有所指的。徐积锴在美国跟父亲的老友胡适、梁实秋等人，以及顾维钧、孔祥熙后人均有来往。他目睹父亲诸好友多享尽天年，备尝天伦之乐，个人感情生活也不像父亲那样历经磨难，以致酿成惨剧，感慨万千。徐积锴说，他父亲这几个老朋友都有女人缘，都有女朋友。他跟胡适一起吃饭，还见胡适带了美国女友来。徐积锴慨叹道：“父亲如果不死，活到八九十岁，相信还会有女人要他的，很多女人倾慕父亲的文采。”能这样善待体味亡父个人的感情世界，在人子之中，虽算罕见，但也不是不无道理的。

　　元好问的《摸鱼儿》中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爱情真是美，三毛曾说：“人生其实不在长短，而在于到底有没有真正痛快地活过。”三毛活了48岁，徐志摩活了34岁，也许真正享受过爱情精灵的人都不能享受生命的平和。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人，林徽因活了51岁，陆小曼活了62岁，而张幼仪却活到了88岁，耄耋之年才在美国纽约平静地告别人间。她是欣慰的，因为只有她晚年子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从这个角度上看，也许没有谁是上帝唯一的宠儿，因为上帝从不偏爱任何一个他的孩子。

　　1923年，梁启超曾经给痴心不改的徐志摩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吾侪当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而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徐志摩的回信也极为坦诚：“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正如那句不变的爱情定律：忘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爱上另一个人。3年后，徐志摩爱上了号称“北平城一道不可不看风景”的名媛陆小曼。梁启超在徐陆婚礼上的证婚词可谓举世罕见：“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份中外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婚礼致辞，令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大惊失色。梁启超的担忧，在短短两年后，便得到了印证，徐志摩的理想爱情遇到了现实残酷的滑铁卢。他为陆小曼一个月五六百元大洋的开支而疲于奔命。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看过他们在上海的住处，王映霞曾感慨：“他们家上上下下十四五个佣人，还有私家汽车，光租房子的费用就一百大洋，是我们小半个月的开销。”徐志摩在光华、中央大学等多所大学教书，还有报纸诗刊的稿费，徐父一直还有二三百元的支援，但就是这样每月五六百元的收入，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家庭来说都是入不敷出的。

　　小仲马说：“痛苦是人生的标志。”人生哪里有圆满？张幼仪正是看到了生命的真谛，她知道，圆满的人生，绝对不只是爱情。徐志摩小的时候非常聪明可爱。有关他为什么改名叫徐志摩曾有个小故事。因为他小时候特别可爱，长着一个大脑袋，留着一个“猪尾巴”，所以他的父亲就请了一个名叫志慧的和尚看相，和尚说他将来必成大器。所以，1918年他出国时改名“徐志摩”——志慧和尚摸过的。与一鸣惊人的丈夫不同，张幼仪的出场平凡朴素，但是因为选择了脚踏实地，所以她扎扎实实地逆袭了自己的命运。

　　第八节 再见是为了道别

　　\/聚散\/

　　1918年4月的一天，徐积锴（乳名阿欢）出生了。徐家二老笑逐颜开，张幼仪初为人母，心中的甜蜜和幸福更是不言而喻。徐志摩完成传宗接代的义务，同年7月他从北平回家，第一次从妻子手中接过自己的亲骨肉，狂喜、激动、震撼、充实、自豪湮没了他，那一刻，他心神动容过，因为他是那样一个充满性情的人：得妻如此，夫复何求！然而，这感动怕是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转瞬间，他又回到了婚姻的牢笼，他要出逃，他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团聚，而是为了道别。在梁启超、蒋百里的引荐下，一个月后徐志摩登上了赴美留学的客轮。

　　乍聚乍散，一个月的时间对张幼仪来说是何其短暂而又何其珍贵啊！结婚三载，他们在一起的时日不足半年。岸上，张幼仪紧紧抱着刚过百天的阿欢，望着渐行渐远的徐志摩，听着感伤的汽笛和呜咽的涛声，想着丈夫此去不知何时再见。

　　一个少妇没有丈夫爱的滋润，她的生命就像没有绽放过的花蕾，无爱的日子就像打坐修行，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可言？儿子取名阿欢，想必公婆和丈夫是想要他快乐的。煎熬成了张幼仪初为人母两年间的主旋律。再见志摩，已经是两年半后了。

　　南怀瑾曾在《庄子南华》中曾讲：打坐修道达到此心定下来，不一定盘腿，而是心像止水一样不流动了。什么叫作定？什么叫作“定”的境界？古人形容只有四个字：“止水澄波。”杂念都没有了。喜怒哀乐的水不流了，但又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了喜怒哀乐，但是它止水澄波，并不流动。

　　张幼仪有一张18岁那年抱着儿子阿欢的照片，本来处于花样年华，但是她头发后面绾着发髻，穿着黑色的长袍，胆怯地佝偻着后背，像个中年妇女，老气横秋，老态尽显。爱是滋养女人的精华，张幼仪没有体味过女人应有的被爱的快乐。爱，使人经受考验，也使人完整；使人受难，也使人纯净。当丈夫远渡重洋，她一个人被遗落在硖石徐家深宅中的时候，她有没有像阮玲玉那样抬头无语问一下青天：这就应该是她的一生了吗？自己笃定不移，丈夫会回心转意吗？她原本只是想过一种平凡但珍贵的日子，但是这样小小的愿望，老天却也不满足她。她又何尝不晓得，爱是相互的，更是相互滋养的过程。只有相互滋养的爱，才能长久。任何只是单方面付出的关系，最后都会像烟花一样陨落。但是，她聪明能干，她为他生儿育女、伺候公婆，他多少也会感恩于她吧。一日夫妻百日恩，她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就算他将来会变心，娶了别的姨太太。张幼仪一直这样痴痴地想。林语堂曾在《吾国吾民》中说过：“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程度。”张幼仪后来能够在身怀六甲被丈夫无情抛弃在异国他乡时，没有被生活打倒，咬牙坚持了下来，也许就在于她早已经习惯了丈夫的离开，因为从他们结婚，丈夫就一直在逃离，像个每天就想着怎么越狱的囚犯，绞尽脑汁地想要远走高飞。张幼仪在每次丈夫离开后，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心就像被钢锯拉了一次又一次，也许早就麻木了。

　　后来，她被徐志摩抛弃后到了德国，真正的异国他乡、孤立无援才让她明白，其实世事无常，丈夫的爱不是天，女人的安全感从来都无法外求，只能依靠自己站起来，如此才能谁都不需要迎合。做好自己，当人生意外仓促来访，才不会空欢喜一场。6年后，张幼仪学成归国。她完成了在国外6年的炼狱生活，回国后，她华丽转身。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以单亲母亲的身份为生活奔波，还要顶着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却大有一番作为，这需要承受多大的委屈。影后阮玲玉在死之前曾留下四个大字：人言可畏。但是张幼仪没有被社会上的流言打倒。

　　在德国独立行走的日子，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能力帮助其他人。后来，徐家的产业也由她打理，徐志摩每次生活拮据时，她都是他的“摇钱树”。陆小曼炒股票欠了1300多块钱，她拿自己的钱补仓；徐志摩的衣服破了，她去服装店给他做新衣服。生命极为无常，张幼仪尝试着让它燃烧出火焰，照亮自己，照亮别人。她坚信：相逢的意义，不单单在于维持多久，更在于彼此照亮。所以，多年后，她在美国纽约，耄耋之年，颤颤巍巍地说道：“我应该感谢徐志摩，感谢离婚，若不是他和我离婚，我就不能找到我自己，是离婚让我成为另外一个女人。”

　　生活本来是现成的，每个人注定要依据自己手中所握的资料来实现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走自己的人生之路。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像张幼仪一样接纳自己，与自己、与环境、与时代、与过往、与未来握手言和，实现珍贵的自己，反而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样子。“生活太累，一半是因为生存，一半是因为攀比。”张幼仪也曾经灰心丧气，她曾经想到轻生，丈夫的绝情让她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质疑：自己果真是这么不堪吗？然而，上帝终究偏爱善良的孩子。她想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父母伤心，她选择了重生。就算是起点比不上那些个丈夫心仪的女子，可自己的人生也未必不能出彩呀？再说抄袭别人的生活和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放弃注定会失败。张幼仪选择了坚韧。很多年后，她67岁，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她和第二任丈夫苏季之重游故地，不禁感慨：难以想象自己曾经这么年轻、这样执着、这样勇敢过。

　　\/人子\/

　　张幼仪和丈夫其实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徐积锴（小名阿欢），次子叫徐德生（小名彼得，3岁就夭折了）。徐积锴生于1918年，现有一子三女，居住在美国纽约华人较多的皇后区。由于政治原因和个人的禀性，长期以来，徐积锴对其父亲之事，不愿张扬，也很少公开露面，以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多年前，美国华文报纸《世界周刊》记者张惠媛，几经周折，打听到徐积锴住在纽约的皇后区。经再三约请，徐积锴实在推辞不过，才答应接受采访。徐积锴13岁时，徐志摩坠机身亡，他由母亲抚养成人。由于是徐家单丁独传，全家上下对他都寄予厚望。徐积锴出世百日，家人在他面前摆了裁缝用的量身尺、小算盘、铜钱和一支笔，让他“抓阄”。阿欢看了片刻，眼睛先瞅着算盘，继而扫到尺子，最后盯上一样东西，伸手便抓起——那正是徐志摩用过的毛笔。徐申如喜出望外，把孙子高高举起，连连道：“又是一个读书人！我们家孙子将来要用铁笔！”这“铁笔”是指官府重要文告上常用语“铁笔不改”。徐老太爷希望孙子从政入仕（积锴之名亦与此有关），哪里料到，徐积锴后来的生活道路，却与祖父的希望大相径庭。父亲去世后不久，徐积锴中学毕业，为便于谋生，遂入交通大学念土木工程。1947年他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科技大学攻读经济和土木工程，先为土木工程师，后从商，跟笔墨生涯始终无缘。对于徐志摩，徐积锴只有零星模糊的记忆，更多是从书上得来的。他说：“我对父亲印象说不上来”，“根据书上写的，他很热情，对朋友很真心，喜欢派对”。他出生时徐志摩在外读书，接触不多。后来父母都去国外留学，他由祖父母照顾。

　　1925年3月，徐志摩为躲避王庚和陆小曼的离婚风波而到了欧洲，张幼仪对着唯一一张彼得的照片，对丈夫说：儿子喜欢音乐，每天他只有听着音乐才能够睡着。他也认得徐志摩的照片，她没有教过的，但他就是认得。这不免让人心生疼痛，一个母亲是这样的痴，儿子在母亲的眼中是那么宝贝，他的所有细节和成长，她都记得，像丈夫的所有她也忘不掉一样。徐志摩带给了张幼仪独立和慈悲。多年以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浪漫爱情在婚姻围城中捉襟见肘，他才发现只有自己的原配夫人张幼仪一直站在原地不离不弃，最终可以陪自己聊聊生活琐碎的，原来还是那个曾经被自己鄙夷为“乡下土包子”的女人。3月26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回信与几天前已经大相径庭：“（张幼仪）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胆鼠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徐志摩活在自己理想的爱情王国里，他跟陆小曼热恋时写下了《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寞的幽谷，不去那凄凉的山麓，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诗人徐志摩在他赠给陆小曼的新婚礼物《猛虎集》序文中写道：“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深沉的一片。”

　　胡适之在《追忆志摩》中指出：“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

　　知父莫若子，虽然徐积锴与父亲并没有在一起生活多久，即便记忆也是模糊的，但是他懂他的父亲，爱到深处是沉默，所以他多年来一直深居简出，不愿意公开露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圆觉经略说》讲，心就是佛，平常心就是道。一切众生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不肯用平常心。很多名人成名后，沉默寡言，或者深居简出。

　　也许真的是人生境界分三层：桥上、楼上和云上。当成为名人或者名人的后代之后，真正站在云端上，高处不胜寒的“缺氧反应”，已经让人体味到了作为平凡人的朴素和美好。抑或又如大师所言：“真正的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只有肯平凡的人，才注定是真正的了不起呢？我想这个命题就像“色即是空”一样，不是说万物落于空洞，因此不值得做，而是它们包含着各种可能性，不轻易宣说。他们是自如的、稳定的，就如徐积锴如今熟悉而又陌生地讲述他的父亲一样。

　　第九节 哭也没有什么用

　　\/陪读\/

　　徐志摩每次来信都对张幼仪只字不提，两年后却一反常态地邀请她去英国陪读。原来他在英国另有所爱，在张君劢的劝说下，徐才同意让张幼仪去陪读。1920年9月徐志摩从美国转入英国伦敦，10月攻读博士。好好的纽约哥大博士学位不要，却匆匆忙忙要去英国，身在浙江硖石的徐父也隐约觉得儿子“出岔子”了。迫于这两层压力，1920年11月徐志摩就写了那样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妻陪读信：“父母亲大人，膝下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即今肦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时能来，如此信到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纳奚诺，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晚年，张幼仪回忆知晓丈夫要自己去国外陪读一事，是这么说的：“那时候是高兴的。”是呀，她也许太久都没有这么高兴了。但是，这种高兴来得太过于突然，想必她虽受宠若惊，内心也有千万个鼓槌在敲打：丈夫让自己陪读，是真的出自他的本意吗？还是自己和公婆的一厢情愿？当她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三周，见到了人群中那样一个极不耐烦的表情时，所有的热情一下子降了温，她都明白了。一路上，她的忐忑有了最清晰的答案。

　　1921年春夏之交，也许是康河的神奇，也许是丘比特的恶作剧，24岁的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17岁的林徽因。这份爱似乎来得太过突兀和不合时宜。给别人，无疑也给徐志摩自己出了道难题。

　　因为当时的徐志摩已是有妇之夫。一边是追求理想的爱情，一边是承担现实的责任，徐志摩陷入两难的境地。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他选择了前者，结果成全了一段佳话，却伤害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徐志摩的发妻——刚刚漂洋过海来到他身边并不久就怀了他第二个儿子的张幼仪。

　　如果说嫁到徐家“独守深闺”的日子望“夫”欲穿的话，那来到英国的日子，简直就是下了地狱。因为在这里，他们生活拮据，每个月都在等硖石的老爷寄来的汇票。没有佣人，只有繁重的家务，这使得从小衣食无忧、锦衣玉食的张幼仪每天像个佣人一样打扫卫生，操持一日三餐。这与夫妻团聚，小别胜新婚，且可以在异国他乡与丈夫共同学习成长的幻想比起来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与痛苦相对的快乐，佛法叫作“变苦”，对它的执着是未来痛苦的因。真正的快乐，是烦恼灭尽的清明，即涅盘寂静的大乐。

　　张幼仪没有抱怨，因为丈夫至少每天都是回家的，虽然和丈夫的生活一直沉默死寂，但丈夫每天还是能按时回家吃饭，每天晚上无论多晚，她依然能够等到他和她在同一张床上安眠。可这样的日子，徐志摩要崩溃了，他坦白了他的感受：他们两个的婚姻真是滑稽，做夫妻还得拿捏着做，他们在还不知道怎么拿捏的时候，就被推到了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上不来下不去，妻子憋屈，他难受，两人都窒息不自在，只因为他们没有感情。丈夫的这些话，无疑深深刺痛着张幼仪的心，在丈夫的眼中，无论她怎么做，再大的恩情都不能对等地换取他哪怕一点的爱，因为他的爱太纯粹。她背过身去，流下了心痛的泪水。她说：“她生是徐家的人，死是徐家的鬼。”可惜爱情不是亲情，它不是感动可以换来的。

　　1920年初秋的一天，伦敦大雾初霁，23岁的徐志摩，以焕发的容光、轻盈的脚步走近林徽因。

　　彼时，徐志摩至少带着三份证书——北大毕业证书、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证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证书。而林徽因一定令他怔忡不已：她有着驯鹿般清亮柔美的眼睛，一股异样的灵气，在眉宇间氤氲。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是靠着情感支配的，遇上就是一种宿命，谁也逃离不了。只是单纯透明的家庭底子足以令一个女人津津乐道一生。林徽因不爱谈家事，因为她有出身之讳、成长之痛。林徽因是旧式家族庶出的大小姐。她将祖父母及姑母林泽民的大家庭敷衍得很好，与失宠的母亲相比，她知道他们才是可倚重的亲情树干。亲情方面，她博取了掌声一片。1920年，随父游历欧洲这样的头彩，砸到了她头上。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来不及认真和尽心地对待过彼此，就仓促告别了：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好像从不曾自知，也没有反省。徐志摩对张幼仪如此，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是如此。当他真的轰轰烈烈地为了她而跟发妻离了婚，而她却选择了别人。多年以后，当林徽因开始明白世事沧桑和人情冷暖，才开始明白徐志摩当年为她所做的事情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林徽因1927年在美国留学时，正好胡适来美国，林徽因曾写信给胡适：“请你回国后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告诉他我绝对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昨天我把他的旧信——翻阅了，旧时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地明白了。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不必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人生不过如此，笑笑别人，也被别人笑笑罢了，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主角，不要总是活在别人的戏里充当着配角。林徽因是一个“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她从来都是坚定而理性地做人生的任何选择。

　　伯格曼说：“现在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好好活着。勇于献出生命，勇于接受生命，勇于为生命所伤，勇于感受生命之美。敬勇气。吾爱。”正直的人，通过自己的了解，认定一个人后，不管他有什么遭遇，对他的情谊永远不改变，不会因为他被人拥护就亲近他，也不会因为他遭受挫折就舍弃他。这种情谊就像松树，四季都是绿色的，不随严寒而随意变色。但是，诗人的人生服从于他的爱情，爱情就只能是爱情，它在诗人的眼里太纯粹，容不得半粒沙子。

　　很多年后，一切真相都会浮出水面，误会、隐忍、善意，所以梁实秋能对张幼仪有这样的评价——“她是一位非常有风度受人尊敬的少妇”——就不足为过了。我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拥有尊严，人跌倒了会本能地爬起来。离婚后，徐志摩曾经去医院看过一次彼得，他问张幼仪：“彼得为什么不爱哭啊？”张幼仪回道：“也许他知道哭也没有什么用吧。”

　　\/游离\/

　　虔诚地等待，播下一个希望的种子，然后等待花开。耐心是静心的生命气息。张幼仪在徐志摩一生辜负的这漫长的时间里，她是安静的，安静得让人心疼。然而张幼仪没有那么痛苦，她知道，爱是不束缚、不占有。她虽然也曾认为，只要丈夫不抛弃，她就还是他的，然而，正如每件事情都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等张幼仪这份卑微的等待等到了尽头，时间到了，一切就发生了。

　　徐志摩曾经在《夜六篇》中写道：“你要真镇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幸福，须向痛苦里尝去。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张幼仪到伦敦的时候，徐志摩已经和林徽因相识、相恋。两个人一起撑船在康河里游玩。1928年，徐志摩重游剑桥，物是人非，往事重重，成就了着名的《再别康桥》。佛经上说：“人有种种苦，其中一种苦是求不得苦，可是不求更苦。”梁启超曾经问徐志摩：“你的人生难道只有爱情？”他说，他追求真。

　　这期间，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表达了感情，小他8岁，只有16岁的林徽因见了信惊慌失措，自己不敢给徐志摩回信，就由林长民给徐志摩回了信：“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的这种态度，是我们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主人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喝茶，结果朋友居然打起女儿的主意来了！可是林长民没有生气，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宪法的，他表示能够理解，但是女儿年少，不知道该如何回信，她并没有不满意的意思，不要误会，还说她让我带她向你问好。这段两情相悦的浪漫时光，后来林徽因甚是怀念。1937年抗战初期，林徽因到了长沙，心情很是不好，她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当时正下着连阴雨，她便想到了当年在伦敦时候的心情。信上说：那时候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了，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大屋子里，外面下着雨，白天独自一人在书房里看书，晚上一个人坐在大饭厅里吃饭，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还有两条垂肩的发辫。

　　后来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飞机失事遇难，梁思成从北平赶去处理丧事，从现场捡了一块烧焦了的木头。那时候的飞机不像现在的，有些部分是木头做的。他捡了一块飞机残骸拿回去给了林徽因，林徽因非常悲恸，就把这块木头挂在了卧室的床头，直到她1955年去世，一直就这么挂着。她是爱徐志摩的，他又是为了赶回来听她的演讲而死的，她就要用这种方式纪念他。这在现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或许会说，反正徐志摩已经死了，她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念他，又不会出别的什么事儿。这样优秀的女人，梁思成曾经说过：“老婆都是别人的好，我的是自己的好；文章都是自己的好，我的是老婆的好。”就是这样优秀的老婆，她可以做到对自己的丈夫光明磊落地有二心。学者金岳霖是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大概是1932年夏天，也就是徐志摩死了没多久，有一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说：“思成，我痛苦极了，我现在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梁思成一听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他知道林徽因爱上了金岳霖，想跟他分手又舍不得。这时候梁家住在北平东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在梁家后院，另有旁门出入。起初也许只是好朋友做邻居，交往久了才爱上的。金岳霖受过西方教育，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厨师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金岳霖喜欢林徽因，梁思成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林徽因喜欢金岳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听了妻子的话，梁思成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感觉全身的血液凝固住了，连呼吸都困难了。他一面感到痛苦，一面又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妻子很坦诚，没有把他当成傻子。想了一夜，他把自己和金岳霖比了又比，觉得自己不如金岳霖，林徽因跟金岳霖结合会幸福的。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了自己的想法，同时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当时两个人都哭了。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说：“梁思成说这个事情由我来做决定，我要是喜欢你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的，不愿意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从此以后，金岳霖就“逐林而居”，成了“游牧民族”了。金岳霖之后总是住在林家后院或是隔壁，林徽因到哪里他就到哪里。金岳霖此后终身未娶，一直到80多岁去世，还是林徽因的两个儿子给他送的终。他们那个年代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感情的理解上太完美高尚，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人物的感情，文明到了骨头里，怕是今天的我们不能理解的。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后来的关系处得非常好，甚至抗战以后，林梁夫妇到了四川李庄，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放了假就住在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