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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节 同居沙士顿

　　\/无言\/

　　徐志摩在伦敦爱上林徽因的时候，曾经纠结地写下了一行信徒一样的诗：“当生命向我索取代价，我愿偿付以我的生命。当爱向我索取代价，我愿偿付以我的爱。我不求自身的完美，但求零星的纯粹，在道德和真理之间谁能够丈量？除了爱，我的信仰已然建立，再也不能够取代。”

　　1920年冬，张幼仪前往伦敦，他们夫妻团聚。徐志摩带着张幼仪匆匆地在“旅游明珠”法国兜了一圈，最后坐飞机到英国伦敦去了。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写道：“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的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张幼仪到沙士顿的时候，每天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做饭、洗衣、拖地板，把小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徐志摩对这些家务事情，从来不闻不问，不管张幼仪烧的菜是可口还是难吃，他都一言不发。他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他本来是这个家的主人，反倒像是位旅客，好像张幼仪不在家似的，因为他的心思那时完全不在这个家里。

　　徐志摩在家是这模样，在外完全是个浪漫热情的诗人。康河他掉进去了，上不了岸，他在里面挣扎，几乎要窒息：“草上的露珠，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新归来的燕尔，在旧巢里呢喃不休。”他广泛结交名人，在校园里流连忘返，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美文。

　　晚年张幼仪回忆说：“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些清扫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好像家里的佣人一样。”显然，直到他们离异，丈夫都不知道她的这种需求。徐志摩与林徽因谈诗论道，后来与陆小曼情书往来，对张幼仪自始至终就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刺。

　　他们搬到一个叫作沙士顿的小镇，那地方离剑桥大学大概有6英里远，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狄更生已经帮徐志摩打点好学校里的一切，徐志摩就替他料理一些事情。张幼仪夫妇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后来，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张幼仪英文，她从开始就想学了，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自己要走的路太远，当时张幼仪的字母已经学了一半，会说“早安”和一点点会话。她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没有坚持要英文教师或是徐志摩让她继续上课。那时候，张幼仪有太多事要忙了：要买东西、打扫内外、料理三餐。

　　那时张幼仪曾经幻想他们夫妻到西方以后，丈夫对她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他们两人在一起，他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只是那时候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

　　不过徐志摩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后来张幼仪在侄孙女张邦梅的访谈回忆中说：“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

　　徐志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张幼仪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她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他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张幼仪无法置喙的事情。如果说爱就是无怨无悔地付出的话，徐志摩的世界里也许从来都没有规划过有张幼仪的天地，他才那么理所当然地去花钱消费吧。

　　\/绝望\/

　　有一天，他们家来了个中国留学生郭虞裳，张幼仪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有一天会出现在他们家，然后就搬进来和他们同住了。起先她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后来她回想起来，认为大概是郭虞裳一直独居，而徐志摩告诉他，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里，日子会好过得多，也可能是因为徐志摩不想和她大眼瞪小眼独处。总之，郭虞裳最终住进另一间卧房。在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郭君不像徐志摩那样常去康桥，整天待在房里用功。如果他要散步的话，有时候会和张幼仪一道去市场，或是到新货铺帮她取些东西。她感谢有郭君为伴，因为至少他会和她聊聊天。那段日子，张幼仪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不过，有一次他带她去康桥看赛舟，还有一次带她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他们非在白天看电影不可，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本来他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好，于是他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而张幼仪却完全相反。他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电影，结果去了别的地方，这件事让张幼仪并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她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两人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张幼仪就怀孕了。可是此时徐志摩正在追求林徽因，无暇顾及张幼仪，他一听张幼仪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幼仪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徐志摩要马上离婚，见张幼仪不答应，一周后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幼仪给二哥张君劢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志摩明知张幼仪的去向，却没有理睬，只是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找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雇了保姆，自己学习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1925年，次子彼得（徐德生）死于腹膜炎。张幼仪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张幼仪将自己的一生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自己。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张幼仪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爱情不会圆满，她务实，因为实在的拥有才是真，她不相信丈夫追逐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爱恋。有首诗歌是这么说的：“青春，谁都会遭遇爱情，就像是春天的花朵，不同的是，有的开的早，有的开的晚；青春，谁都会遭遇爱情，不同的是，有的花朵鲜艳却不结果，有的花朵只是静静地开着，果实却很丰硕。”对于爱情，徐志摩飞蛾扑火，他选择了明艳地绽放，而张幼仪则只是希望安分守己，哪怕只是静静地开放，但是她需要秋天的时候收获到丰硕的果实。

　　女人，如果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就要学会低头，如果她一再低头还是不幸，那么她就需要昂起头来了。1918年，在徐志摩出国的那一年，国内《新青年》的“易卜生号”上发表了剧作《娜拉》，这个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速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张幼仪，她就是要找到途径做一个叫“娜拉”的新女性。

　　第十一节 小脚与西服注定的悲剧

　　\/爆发\/

　　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之差，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破除心中的贪念、邪恶、忌妒等，变得饱满圆通，至善至诚，是内心真正的安宁之道。张幼仪一路走来，陌生的城市，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一切似乎都是摆脱不了的命运，命运对她总是这样盲目而任性，丈夫决绝转身毅然启程的背后，是命运安排给她的另一场人生际遇。想来，生活对她似乎总是有种种不平和磨难，然而，每次她都心有阳光，摆渡苦难，一派云淡风轻。

　　让徐志摩第一次开口提出离婚，也让张幼仪有生以来第一次提高嗓门的是一个来访的女人，“小脚与西服不搭”成了他们离婚的导火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21年9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的留学生，也是一个穿西服的小脚女人袁昌英，她的来访打破了这个家庭最后的沉默。有天早上，徐志摩对张幼仪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吃晚饭。”在那之前他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因为徐志摩从来不打算把张幼仪推荐给他的朋友，也从来没有打算把他的朋友推荐给张幼仪，所以那天张幼仪很惊讶，可是她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徐志摩说：“早一点。”张幼仪就告诉他5点吃饭。他说：“好。”然后，他又匆匆忙忙理发去了。

　　后来张幼仪回忆说，她那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她以为她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打从她到西方的第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她就知道他藏了个秘密。后来住在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女人的敏感就告诉张幼仪，丈夫这么早离家，一定与他的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她才从郭虞裳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们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是预防张幼仪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张幼仪从没发现过。

　　当时陌生女子来家做客的时候，张幼仪并不知道徐志摩在剑桥谈了女朋友林徽因的事，她知道丈夫爱的女人叫林徽因是两年后他们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徐志摩感激涕零地说：“谢谢你。林徽因已经回国了。”这个时候，张幼仪只晓得徐志摩要带个年轻女子回家吃晚饭。那时候张幼仪只是猜测徐志摩有女朋友的事儿，并且她也在琢磨，他到底会不会跟她坦白。她还想，他大可以干脆一点，向她宣布她是谁，然后叫她接受她，这是古老中国的传统。就算她给他生了儿子，他也是有资格拥有别的女人的，不管是和她们玩玩了事，还是娶来做小老婆都行。

　　徐志摩要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张幼仪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他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因为张幼仪知道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也一定会如法炮制。那时候张幼仪就这么理所当然地断定。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张幼仪胡思乱想着：“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所以应该比自己有学问多了。”她还料想她一定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那她家人是谁？是哪个地方人？他们认识谁？她兄弟又是何许人？”女人对情敌的本能反应，让张幼仪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有一会儿，她想到徐志摩的女朋友说不定是个洋女人。他认识不少洋妞，说不定迷上了她们豪放的举止，大笑时把头往后一甩的姿态，还有穿着露出脚踝的裙子的模样。可是她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那不可能，因为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进一个家庭的。

　　张幼仪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于是她发誓，她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她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忌妒或生气。后来，她跟张邦梅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居然想不起这个女人的名字。她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因为那天那个女人非常努力地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她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可是张幼仪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她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这新式女子裹了脚！这让张幼仪差点放声大笑。

　　加上郭虞裳，他们四个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袁昌英说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而且提到张幼仪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当时张幼仪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如果她家里这么新潮，肯让她单身到海外求学，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徐志摩把张幼仪给弄糊涂了：“这难道就是他两年前到伦敦以后一直约会的女人吗？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如自己的女人？他老是喊自己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自己落伍了。可是，她受过极好的教育，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他为什么不鼓励自己上学？为什么不让自己学英文？为什么不帮忙让自己变得和普通大脚女人一样新潮？为什么徐志摩想和这女人在一起的程度，超过想和自己在一起的程度？她并没有双小脚，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可是她学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啊！”张幼仪恨徐志摩想在家里多添一个她。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张幼仪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徐志摩要自己去打胎，是不是想把这个女人带进家里？想到这儿张幼仪都要哭了。吃过晚饭以后，徐志摩把袁昌英送到火车站，郭虞裳回房休息。张幼仪在那个晚上被搞得心烦意乱，她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她还在厨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张幼仪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因为徐志摩这个行为太反常了。一般情况下，这会儿他应该去看书，或者跟郭虞裳聊天。“他这是怎么了？”张幼仪心里直犯嘀咕。她对他气愤、失望，差点说不出话来。她洗好碗盘以后，徐志摩跟着她走到客厅，问她对袁昌英有什么意见。虽然她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他把脚跟一转，好像她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他突然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这是徐志摩头一次对张幼仪提高嗓门，那间屋子骤然之间好像小得容不下他们了。于是张幼仪从后门逃了出去，感觉到夜晚冰凉的空气冲进了她的肺里。

　　后来张幼仪回忆起那天晚上尴尬和绝望的情形，听着尤其凄凉。张幼仪上床的时候，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功。不过，到了三更半夜，他蹑手蹑脚进了卧室，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拉到了床单，而且他背着她睡的时候，身体轻轻擦到了她。张幼仪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却有一种这是他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在向他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的感觉。

　　事后他们有好些天没说话，虽然这一点也不新鲜，可她还是觉得那种死寂快叫人受不了了，徐志摩那天晚上说话的声音在她脑中回荡不已。以前他从没那样发过脾气，这很明显地表露了他沮丧的程度。

　　经过这个穿西服的小脚女人事件后，张幼仪没办法拿捏徐志摩的脾气了：他说话的时候，她怕他再提高嗓门；不说话的时候，她又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这样。有天早上，他头一次没吃早饭就走了，她从屋子前的大窗看着他踩着自行车踏板顺着街道骑下去，心想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徐志摩就像他当初突如其来地要求离婚那样忽然消失了。他一天、两天甚至三天没回家，开始张幼仪还以为他去伦敦看朋友了。陪她买菜的郭虞裳虽然还住他们家，可连他也不知道徐志摩的行踪。她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她知道，要是徐志摩早就计划离家出走的话，他至少会记得带他的书。一个星期过完了，他还是不见人影。郭虞裳好像猜到事有蹊跷，有天一大早便带着箱子下楼说，他也非离开不可了，说完就走了。

　　这时候，怀孕的身体负荷让张幼仪害怕。“她要怎么办？徐志摩哪里去了？”她没法子睡在与他共枕过的那张大床上，她完全孤立无援。

　　有天早上，张幼仪被一个叫作黄子美的男子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他说，他知道她一个人在家，从伦敦带了徐志摩的口信给她。她就请他进门，倒了杯茶给他，以紧张期待的心情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想知道……”黄子美轻轻皱着眉头，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徐志摩说的话那样顿了一下“……我是来问你，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张幼仪没立刻作答，因为这句话她听不懂。最后她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懂。”黄子美喝了一小口茶，若有所思打量她的头发、脸孔和衣服。张幼仪晓得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一念及此，她就火冒三丈，突然扬起下巴对着他说道：“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你大老远跑到这儿，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然后她就送他到门口，坚定地在他背后关上门。她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

　　张幼仪晚年曾对张邦梅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其实不是说不定，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人都是渐渐成熟的，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了解和改变的就是内心，要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模样？是该去棱角，还是该上颜色？传说在流传至今的明清漆器中，有一种犀皮斑纹的是最昂贵的，一器难求。而有些女人就像这种漆器，她内敛而厚重。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甚至不知道它是由哪些天才制作出来的。后来，一个叫王世襄的人终于在他的书中把秘密泄露了出来。工匠制作犀皮，先用调色漆灰堆出一颗颗或是一条条高起的底子，那是“底”，在底上再刷上不同颜色的漆，刷到一定的厚度，那就是“中”和“面”了，干透了，再磨面抛光，光滑的表面于是浮现出细密和多层次的色漆斑纹。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其实都是无比寂寞的勤奋、血、汗，还有默默无闻的隐忍打造的，好女人和好器皿一样，需要岁月和困难的打磨。

　　\/婚变\/

　　人生俯仰之间，往事恍若断章，一步天涯的地平线，只有从容的背影走过生命的旅途，管他匆匆不匆匆，都是过客。一个人的行走，就算是有些落魄，握不住似水年华，只能转身束手沉默，也是美好的。顾城曾说：“我从没被谁知道，所以也没被谁忘记。在别人的回忆里生活，并不是我的目的。”张幼仪的理性和务实，让她在面对孤独和绝望时，依然可以坚守着生命的信仰。成熟是一种无须张扬的从容，信念还在现实中美丽地起舞，坚韧的步履成了一只承载命运的轻舟。

　　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三个女人因徐志摩而一再被人们提起、对比。人们赞美林徽因的聪慧、陆小曼的美丽，而张幼仪则永远是那个被遗忘的人。没有人会想起，张幼仪是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企业家。而正是与徐志摩的失败婚姻，成就了她的事业。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在北平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文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赶图设计新房舍。她骡子骑得，鸡毛小店住得，20世纪30年代以来，她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荒寺古庙、危梁陡拱中考察研究中国古建筑。她还是3个着名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伤片，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之先河；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源泉；另外一个是悲情故事，她中途退场，逻辑学家金岳霖因她而不婚，用大半生的时间“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可想而知，她确实是一位倾倒众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还真难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24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他这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渐渐潜化了他的气质，而终于成就了他这位诗人。徐志摩这里所说的“整十年前”，当指1921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诗创作也从这一年起步。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了。而林徽因却只是个穿着白衣、身材纤细的16岁少女。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梦想，一个被诗人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梦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单恋上她，为她写作无数动人心弦的情诗，甘做她裙边的一株杂草。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中讲道：“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自古三角关系的爱情，就是经久不衰的舞台话剧剧目。生性多情的林徽因和风流倜傥的徐志摩自然也难逃宿命，只是这其中张幼仪成了他们爱情的殉葬品。

　　徐志摩是林徽因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对她的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她，最有名的是《偶然》。徐志摩的浪漫与飘逸是她所欣赏的，但也是她无法把握的，以至于自己无法焕发出同样的激情去应和。最终，她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庐隐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所困，她成为一个出身名门、游学欧美、视野开阔、见识广博的知识分子。正如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女人的敏感和直觉从来都没有错过，她只是没有林徽因那样多的机遇和选择罢了。

　　张幼仪就如薛宝钗一般，心纵然在滴血，摆出来的还是一张笑脸，一张有分寸的笑脸。不知道张幼仪花了多长时间修复内心的创伤，反正让别人看到的，是在离婚不久，她就一边抚养儿子彼得，一边进了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继续她17岁时中断的梦想。很多人都误以为张幼仪是一个旧式的小脚女人，实际上，她在精神和行为上，比陆小曼更符合新女性的标准，和林徽因一样有上进心，只是少了一点自我和轻灵。

　　徐志摩以“小脚与西服不相配”为理由提出离婚，小脚只是象征，婚变前的张幼仪深受旧式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遵从一切传统规范，博得了徐志摩父母的欢心，而这“思想的裹脚布”却是徐志摩厌恶的。在张幼仪的眼里，离婚就是被“休”，她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没有犯“七出”中的任何一条。

　　在巴黎待了一阵子后，她随二哥、七弟到了德国。在柏林，张幼仪生下了次子彼得，当她从医院回家后，一直杳无音信的徐志摩露面了，他来找她签离婚协议——其时林徽因已经回国，他急着回国追求她。张幼仪签了字，这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生效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签好离婚协议后，徐志摩跟着她去医院看了小彼得，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得神魂颠倒，但他始终没问张幼仪要怎么养他，她们要怎么活下去。

　　无论是徐志摩还是张幼仪，在海外求学，他们在经济上一直都是靠徐志摩父亲的汇款。徐志摩和张幼仪协议离婚后，徐家仍视张幼仪为自家人，徐父每月都给张幼仪寄两百美金。战后德国，马克贬值，一美元就能买很多食品，两百美金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张幼仪雇了保姆，自己学习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1925年，彼得3岁时，死于腹膜炎。

　　徐志摩在彼得死后一周，抵达柏林，这是他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当时，徐志摩已经开始热烈追求陆小曼。徐志摩神采奕奕，而丧子后的幼仪瘦小憔悴，她赢得了徐志摩的尊敬。他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她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

　　在德国期间，也曾有男子追求张幼仪，她回答：“我还不想结婚。”终其一生，张幼仪都是一个背负沉重包袱的女人。她晚年回忆说：“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里，都不能教别人看见我和某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到了晚年，她仍然教育出生在美国的侄孙女：“中国家庭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先掉头走掉，这样子很糟糕……”

　　对于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婚变，我不禁反思一个社会学问题，想从普遍性中探索出特殊性的一些蛛丝马迹。爱情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吗？从生物学来讲不是，从社会学来讲是。在动物界，许多动物与一个异性相伴终生，已相当于徐志摩所谓的“纯粹的爱情”。动物界这种对于一个异性伴侣的忠贞源于对抚育后代的需求，鸳鸯、企鹅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人类社会，爱情被赋予了绚丽的光环，美好多彩，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人，爱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才能产生爱的火花，这样想想，张幼仪和徐志摩能够“割袍断义”一般分道扬镳，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是彼此要有适合自己的审美意识。徐志摩讲究时尚，张幼仪传统保守。二是有利于两性的自我发展。徐志摩在追求自由与爱情的路上探索了太远，张幼仪跟不上丈夫的步伐了。三是生活中的价值观相似，脾气、性情能持久地默契。张幼仪、林徽因还有陆小曼，其实徐志摩从未找到一份真正落入人间烟火的爱情。与张幼仪大概是三条都不合，与林徽因拥有共同的志趣审美，但是价值观和性情的差异，让他们选择了柏拉图一样的精神恋爱。与陆小曼拥有了共同的审美，但是人生目标存在差异，爱情没有给他们带来相对满意的情感和物质保障，所以爱情也在理想中夭折了。

　　维吉利亚·萨提亚曾在《如果你爱我》中讲：“请你在爱我之前先爱你自己，爱我的同时也爱着你自己。你若不爱你自己，你便无法来爱我。这是爱的法则。因为你不可能给出你没有的东西，你的爱只能经由你而流向我，若你是干涸的，我便不能被你滋养。爱自己是生命的法则，除非爱自己，你不能滋养别人。生命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流动，生命如此，爱如此。”也许，正如晚年张幼仪掷地有声的“也许我最爱他”那样，最不浪漫的她，也许是最懂爱情的。

　　在分别的时刻，才知道自己爱的深度。经历婚姻刺痛的张幼仪明白了一个浅显的真理：爱是生活的奢侈品，一个女人即使卑微到尘埃里也不一定能挽留住婚姻，但是坚强地照顾好自己一定可以赢得真正有尊严的人生。

　　第十二节 中国第一宗西式离婚

　　\/人散\/

　　丈夫失踪后，张幼仪给在巴黎学习的二哥张君劢写信说明了情况，张君劢很快接妹妹到法国，托在法国乡下的朋友照顾。之后，他曾给徐志摩去信劝和：“志摩吾弟，幼仪已在我处安排妥当，在我处一切安好勿念。家中亦去信，称你有游学之计划不便照顾，弟之谓此婚姻系无爱之结果。对此非身在其中便无可置喙。然幼仪处境实可怜，当设身处地位置思量。况张家向来视弟非是姻亲而等同于手足，故离异则有如痛失手足，故盼弟能三思而后行。二哥。”

　　徐志摩的回信：“君劢二哥。我已离开沙士顿。搬进剑桥的学员宿舍。幼仪由你照顾，至为感激。对她的伤害，我自知无力弥补，但若要以延续婚姻，作为内心亏欠的补偿，只怕亏欠更深，伤害更大，短痛亦将成为长痛，弟在剑桥受其性灵之启发，并非三言两语能尽述。唯其活学活用的根本，都在于尊重人格之自由完整与差异。这在中国社会是最被忽视的一件事，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中，更是首先被牺牲的关键，弟与幼仪之婚姻痛苦始肇于此。清醒了岂能再昏醒，觉知了岂能再愚昧。当华美的叶片落尽时，生命的脉络便历历可见。弟之愚情盼兄能体解。志摩。”

　　爱恨就在一瞬间。在次子彼得满月之际，张幼仪与徐志摩正式离婚。这天是1922年3月，边上有两个人做证，一个是吴经熊，另外一个是金岳霖。那天柏林的天阴沉沉的，在丈夫朋友的见证下，在丈夫朋友家的公寓里，张幼仪选择了“嫁夫从夫”，理智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就在张幼仪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同时，徐志摩于1922年8月追随不辞而别的林长民、林徽因父女返回中国。徐志摩回国后还没有挽起袖口报效国家，就做了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副刊《新朋友》的“离婚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宗西式离婚通告。通告后半部分，徐志摩说：“目前的情况，离婚的结果，还不见男的方面亏缺，男子再娶绝对不成问题。女子再嫁的机会，即使有总不公平。固然，我们同时应该打破男必娶女必嫁之缪见，但不平等的想象依然存在。这女子不解放，也是男子未尽解放的证据。我们希望大家努力从理性方面进行，扫除陋习迷信，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

　　徐志摩带着普世慈悲的情怀控诉了离婚对女子的不公平，但是他同情了整个世界的女子，却没有同情自己身边的张幼仪。他在通告中还提到，离婚其实未必需要经过双方父母的同意，只要当事人同意即可。他用屋子里失火，子女当然逃命，来比喻他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用城外的父母对屋子失火不能感同身受，来说明这种经过父母同意才能离婚的制度的滞后和可笑。也就是说，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

　　在这样一个敏感进步的民国新时代，人道是社会进步青年的一个道德标杆。道德的勇敢也是新时代的精神。同情永远是人道的经纬，理性是指南针。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者，却也注定有他的不完美，父母爱子女，希望子女幸福，但是子女也有孝敬父母的义务，不然就是自私。徐志摩的很多行为率真但也任性，好在他的至亲至爱都包容他。

　　从这篇逻辑性极强的离婚通告来看，徐志摩确实是个口才极佳的才子，但是他没有把他的温度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有着新时代女性的坚强独立、自强不息，可惜他都看不到。张幼仪也明白了，人各有命，不用说丈夫不爱她，就算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也就不能在一起吧，一辈子其实没有那么长。徐志摩曾在陆小曼吸食鸦片后，找张幼仪谈心。他说，他是心往光明里走的，但是脚步却迈向了黑暗。不知道风往哪里吹，他不知道生活接下来会怎么样。生活的舵，迷失了方向。张幼仪说：“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就是学会认命吧，接受最坏的，看接下来还能再多坏，然后管他是风是雨，往前走就是了。”这是一种多么无奈且悲观的活法，张幼仪的体味，如今她丈夫也体味到了。生活就像麦比乌斯圆环，转了一个大圆圈，最终又反馈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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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未真正属于你，不必惋惜，也不必追悔。张幼仪走出痛苦的时间很短，不是因为不疼，而是因为她知道喊疼也没有用。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没有人能替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内心。王阳明曾在临终前说过一句名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而它的组成细胞之一——社会的公平则需要不断地进化。如今，很多人会讲婚姻现实。太多现实的条件，让女人成为一种条件的附庸，爱情这个原本婚姻的基石，最后却成了与婚姻关系不大甚至分道扬镳的因素。爱情是一回事儿，婚姻另当别论。或者某人适合恋爱，但结婚还是另谋他人。所以，中国的婚姻，当下幸福的概率是百分之一不到，因为爱情已经被各种婚姻的条件稀释了。张幼仪若是生活在现代，一定是个好妻子，因为她的经济基础够强大，不需要太依附，凭她的聪明伶俐，她也一定可以搞定各种关系。但是，相反，在民国，她的这些过于独立的特性，并没有打动视感情纯真和爱情为唯一的才子。

　　她是没有自由的，她寻求自己的时候，就明明白白地体味到这些旧时代体制的枷锁。一个女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什么样的人生算是了无遗憾？人生若是不能够圆满，怎样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张幼仪，她做得非常完美，滴水不漏。徐志摩让她选择做徐家的媳妇，不做徐志摩的妻子，她做到了。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她带着阿欢一个人生活，改正了他很多的不良习惯，最终将他培养成为一个严谨的土木工程师。她作为徐家的义女，养老送终，照顾徐志摩的双亲。作为前任，她与陆小曼情同姐妹，徐志摩去世后，她给陆小曼每个月邮寄二百大洋。这样的气度和胸襟，怕是在现在，也难以有人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