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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辑 乡村纪事

　　算命

　　母亲对儿子说：“我昨天给你算了个命。算命先生说了，你要口吃‘四方’。口吃‘四方’不就是东南西北闯江湖，做手艺么！”母亲接着感叹地说，“难怪呢，坐在学校读书，手不要动四两，还一身的毛病。算命先生算得真准。”

　　儿子这年正读着高一，一场持续大半年的背部酸痛，令母亲焦急不已。母亲到处求医问药，儿子的病情就是不见好转。母亲就到处求神拜佛，祈求上天保佑自己的儿子快快好起来。这天算命先生来到黄村，母亲就帮儿子算了这么一次命。

　　儿子说：“妈，算啥命啊，别信算命的。”

　　母亲说，“你不懂，算命先生算得可准哩。我早就有心让你去学一门手艺。”母亲又说，“俗话说，人争命不赢。你想想，黄家祖祖辈辈困在门槛上不认得个‘十’字，你还指望中状元不成？再加上，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供你念书啊！”这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镇上的高中连一个中专生都没考取过。母亲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好事轮得到自己的儿子。

　　但儿子说：“妈，不管怎样，我都读高一了，索性让我把高中读完吧。”

　　母亲说：“我不是不给你念完高中，但算命先生都说得清清楚楚了。打开眼睛知道你念书没出息，钱就花得冤了！”母亲说完，还流下了眼泪。

　　儿子不忍心看母亲的眼泪，就退了学。儿子在母亲的安排下，跟随一位木工师傅学徒。

　　儿子出门去做木工时，包里总要带上两三本书，白天干活，晚上就看书。儿子的师傅看见了，就对他说：“我看你的心事不在学手艺上，你去对爹娘说，让你去念书吧。”儿子说：“我也想去读书，但我爹娘不会肯的。”师傅就说：“我帮你试试。”师傅果然跑去对母亲说，但母亲还是不同意。儿子后来也对母亲说了一次，母亲一急，就病了三四天。儿子含着泪，答应父母不再提去读书的事了。

　　儿子跟师傅学了三年，已能够独立造房子、做家具了，母亲非常高兴。母亲一高兴就说：“俗话说，不听大人言，吃苦在眼前。你看，你现在学出手艺了，可以吃人家热的（饭菜），拿人家冷的（工钱），多好啊！”

　　儿子在社会上闯荡了三年，已不是三年前那个没有主见的儿子了。儿子有一天忽然说：“妈，我想同你说件事。”

　　母亲说：“啥事？”

　　儿子说：“我还是想去读书。”

　　母亲脸上的笑，忽然就一下子凝固了。

　　儿子又说：“我确实喜欢读书，我觉得只有读书才会有更大的出息。”

　　母亲当然不同意，母亲叫来两个出了嫁的女儿来劝儿子。儿子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我这次是铁了心，你们不要耽误了我的前途。”

　　儿子的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两个大姐就不好再说什么。

　　母亲流下了眼泪，直叹自己的命苦。

　　儿子的学费没有要爹娘给，在打定主意后，就拿起木工工具到外面找事做。儿子是有手艺的人，用两个月的时间，挣足了学费。儿子就在开学时，上学去了。

　　开学不久，母亲又帮儿子算了一次命。

　　算命先生说：“你儿子确实是行颠倒运。你说向东他往西，你说向南他往北。”

　　母亲就去学校找儿子。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你在行颠倒运，你不要同命争啊！”儿子说：“妈，你就让我同命争一争吧！不然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把母亲吓了一跳，母亲担心儿子会想不开，就不敢再阻挠。

　　儿子在三年后，果然就考取了一所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专业。

　　儿子成了黄村第一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在黄村人的眼睛里，那就是状元。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请算命先生算命了。

　　我的同学黄小狗

　　黄小狗是我的同学，那时我们正在黄村学校读初一。

　　黄小狗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不如我们。比方说吧，他的学习成绩不如我，遵守纪律不如山娃，尊敬老师又不如四仔。黄小狗经常挨老师的批评，但一夜之间黄小狗却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了。

　　那天放了晚学，黄小狗同我们一起出了教室，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

　　这是一户地主的家，地主经受不住无产阶级专政，半年前偷偷将绳子往颈上一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屋里就只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寡居女人，大家都叫她地主婆。

　　我们到地主婆家门口时，地主婆刚好挪着一双三寸金莲从里屋出来。地主婆看见我们，就说：“妹崽，吃块狗肉去么？”地主婆的一句话，带出了一股狗肉的香味，我们的口涎就到了嘴角。走在最前面的山娃咽了咽口水，跨进了门槛。

　　我和四仔正要进门，黄小狗追上来了。黄小狗喝道：“地主婆，谁要你的臭狗肉！”黄小狗又喊道，“山娃，你们不要吃她的，地主婆是笑里藏刀，不安好心。”我们实在经不住狗肉的诱惑，谁也没有听黄小狗的话。

　　第二天上午，黄小狗坚决抵制地主婆糖衣炮弹的事迹就在全校传开了。下午，副校长敏锐地抓住了这件事，迅速在全校掀起了向黄小狗同学学习的*。

　　副校长觉得黄小狗这个名字不太中听，就叫来黄小狗的父母，帮他改名为“黄闯将”。当天下午，“谁要你的臭狗肉？”“黄闯将同学真是一名闯将”等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贴在了校内外的墙上。

　　狗肉事件后，黄小狗——不，黄闯将成了了不起的英雄。之后，黄闯将就在副校长的带领下，到全公社各个学校作报告去了。

　　黄闯将的英雄当了半个月，校长从外地学习回来了。校长一回来就听说了这件事。校长皱了皱眉头，校革委会就召开了会议。

　　会上，校长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副校长。校长说：“怎么可以随便树黄小狗当典型呢，他家的历史还有说不清的地方呢！”校长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副校长不敢吭声。

　　校长的一席话，黄闯将又成了黄小狗。每天放了学，他又像小狗一样，低着头，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

　　过了不到两个月，校长自己的头上也戴上了一尺多高纸糊的帽子。坐在主席台上批斗他的，正是副校长——不，已经是校长了。校长说：“这老头子没安好心，自己生活作风糜烂，爬墙欺负良家妇女，遭到拒绝后，就对革命后代打击报复。黄小狗，啊，黄闯将本来就根儿正苗儿红嘛。”

　　校长一句话，黄小狗又成了黄闯将。不久，黄闯将再一次显示出了英雄本色。

　　那天，老师发给班上学生每人一张试卷。黄闯将接过试卷，瞟了一眼，就当场撕毁了。撕完试卷，黄闯将说：“臭老九就是臭老九，考什么狗屁卷子，我要学‘白卷英雄’张铁生！”

　　校长听说此事，再一次在全校掀起了向黄闯将同学学习的*。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唾沫横飞地说：“我们学校的臭老九，思想觉悟居然比不上一个学生，这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重要啊！”校长又说：“全国有‘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黄村也出了‘白卷英雄’黄闯将，这是我们学校的无上光荣。”

　　不久，黄闯将又在校长的带领下，到全县各个学校作报告去了。

　　没过几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山娃、四仔也考上了中专。我们去上学的那天，黄小狗低着头，默默地站在我们的后面，眼神茫然地目送我们上车。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省城工作，之后又将全家人带进了省城。

　　二十多年了，我还是小科员一个，混得很不如意，总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也就一直没有同家乡人联系。如果因此说我忘记了自己的故乡，那可就冤枉我了。

　　事实是，我常常会在晚饭后站在阳台上，遥望着故乡，回忆着往事。我想，山娃、四仔应该也同我一样，正在过着饿不死，也发不了的日子，而黄小狗恐怕就惨了。我仿佛就看见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衣裤，满身粘着泥土，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前几天，我刚下班走到单位门口，一辆奥迪“唰”的一声停在了我身边。车窗里探出一个肥硕的头，喊着福仔、福仔。当喊到第三声时，我才回过神来，想起我就是福仔。我一头雾水地问：“请问你是？”

　　肥头哈哈大笑地下了车，冲着我说：“城里人就是城里人，眼睛大！”

　　肥头又说：“我是你的同学黄小狗呀！”

　　往事1967

　　黄村像一口巨大的锅，静静地坐落在大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整个村庄仿佛是一个远离闹市的世外桃源。

　　黄小猴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成分的差别让我们这些又红又专的贫农子女瞧不起他。也许是少不更事吧，黄小猴仍然像只小猴子一样活蹦乱跳地快乐成长着。

　　但黄村毕竟不是世外桃源。1967年的黄村，同外面一样风起云涌。那年，黄小猴十二岁，同我一起在黄村小学上四年级。

　　有一天，这个偏僻、闭塞的黄村因为这个黄小猴的缘故，便失去了昔日的平静。那天黄昏，夕阳将黄村的上空染成了血红。傍晚放学铃响过，黄小猴和同样是中农出身的黄羊仔、黄狗崽几个小伙伴并没有急着回家，他们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玩着玩着，三人就争了起来。黄羊仔说：“我长大了要当大队书记。”黄狗崽说：“我长大了要当公社书记，比你大。”黄小猴就说：“我长大了要当县委书记，比你们都大。”黄羊仔不甘心地说：“我要当军长，不听我的就拿枪打你们。”黄狗崽也不甘示弱地说：“那我就当司令，管你这个军长。”黄小猴嘴里就忽然蹦出一句话：“我要当毛主席，比你们都大，管全中国的人。”

　　黄羊仔和黄狗崽忽然像霜打的小草，一下就蔫了，四只眼睛望着黄小猴，一句话也说不出。那天发生的事，是我后来缠着黄羊仔说给我听的。

　　黄小猴的这句话，不知怎么在第二天早上就被黄村的大队书记知道了。书记一脸严肃地命令联络员去叫村里的地主沿街敲锣，通知召开全村社员紧急大会。“哐哐哐”的锣声，震得黄村发抖。村里的男人们放下刚扛上肩的锄头，女人们放下正在小溪边搓洗的衣服，蜂拥着向学校的操场走去，后面跟着我们这些大大小小凑热闹的孩子。

　　操场上有一个戏台，书记站在戏台前，等全村社员来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对身边一伙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说：“把中农分子黄平安和罗香女给我揪上来。”

　　黄平安和罗香女是黄小猴的爹和娘，平日里本本分分，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乱做一件事。这时突然听说要揪他们上台，不知到底发生了啥事，吓得双腿颤抖。四个红卫兵走下戏台，连推带拖把他俩架到了戏台上去。

　　书记大喝一声：“跪下。”黄平安和罗香女腿一哆嗦，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戏台上。书记举起一本红宝书，唾沫横飞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警惕隐藏在人民队伍里的阶级敌人。狗日的黄平安和罗香女就是隐藏在我们黄村的阶级敌人。”书记又说，“就是在昨天傍晚，他们家的狗崽子黄小猴，公开说要当毛主席，这不是妄想篡党夺权是什么？”书记最后厉声说：“黄平安罗香女给我听着，你们是怎样唆使狗崽子妄想篡党夺权的？老实交代！”跪着的两个人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才知道儿子这下闯大祸了。

　　台上的红卫兵举起右手，振臂高呼：“打倒黄平安！打倒罗香女！决不能让阶级敌人得逞！”有红卫兵把纸糊的高帽子戴在了他们的头上，还在两人的胸前挂上了木牌。木牌上分别写着“打倒黄平安！”“打倒罗香女！”蚯蚓般歪歪扭扭的大字墨迹未干。

　　书记接着又喊：“给我把臭老九吴秋香也揪上来。”长得好看的吴秋香是黄小猴的班主任，二十多岁红嫩的脸早已变成了一张白纸。待吴秋香带上高帽子，挂上“打倒吴秋香”的木牌跪在台前时，书记又厉声说：“吴秋香给我听着，你要老实交代是怎样培养黄小猴篡党夺权的。”吴秋香低着头，眼泪流水般往下掉。

　　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罗平安、黄香女和吴秋香不知悔改，竟一句话也不说。书记当即宣布开始游街。我们这些小孩子屁颠屁颠地跟在红卫兵的后面，浩浩荡荡地从操场出发，押着他们绕村游街示众。“打倒黄平安”“打倒罗香女”“打倒吴秋香”的口号在黄村上空久久回荡。

　　这天晚上的后半夜，黄小猴的家里传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没有谁敢去打听他家又发生了什么事，但到第二天的清早，黄村人都知道了，中农分子黄平安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撇下妻子和四个不大不小的儿女吃了老鼠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久，吴秋香也被学校开除，回自己的老家去了。我后来听大人们说，吴秋香本来可以躲过这一劫的，是她自己没有把握住。因为事发前一天的晚上有人看见，书记去了吴秋香独居的宿舍，但没过五分钟就出来了。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刚进村口就遇见了黄小猴。他佝偻着背，四十多岁的年纪仿佛超过了六十岁。我喊了一声小猴，只见他木木地站着，呆滞的眼神警惕地望着我，全然没有了猴子的模样。我说：“我是福仔呀。”他的眼神闪出一丝惊奇，继而是一脸的卑微，我的心忽然一沉。

　　我在黄村用了几天的时间，才消除了黄小猴同我的隔阂。谈到往事时，我说：“你爹死得真冤。”话一出口，我忽然后悔不该去揭他的伤疤。可大出我所料，黄小猴却说：“死了也好，不像我娘那样背着黑锅被活活整死。”

　　黄小猴的眼里有些湿润，忽地他又说：“不过也好，我现在比较轻松，只需养好小的就成了！”

　　金莲不是那样的人

　　金莲是一个乡下女人，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女人。金莲把名节看得很重。看得很重的意思就是说，金莲宁愿死，也不肯失节。

　　金莲姓张，身材高挑，皮肤白嫩，还很有主见。金莲的男人长得很矮，很丑，还很老实。金莲当初不愿嫁给这个男人，但金莲的爹娘相中了这个男人。金莲的爹娘说：“女人要嫁，就嫁一个老实本分、靠得住的男人。”金莲爹娘还说：“男人虽然长得矮了点，丑了点，但长相又不能当饭吃，靠得住就行。”金莲是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女，就依了爹娘的愿。

　　村里人都说金莲的男人是武松的哥哥武大郎，但村里人没谁说张金莲是潘金莲。村里人都说，金莲不是那样的人。

　　村里的德全，一有空闲就往金莲家里跑。德全老往金莲家里跑，并不是想打金莲的主意，金莲的男人坚信这一点。德全往金莲家里跑，是找金莲的男人说话。德全同金莲的男人特别有缘，两人很谈得来。金莲的男人也特别信赖德全，很多的贴心话，不会对金莲说，但告诉德全，两人如同亲兄弟。金莲心里也很高兴，男人老实，不会同别人交往，有德全这样一个朋友说说话，也好。

　　有一次，德全又去金莲家里找她男人。金莲说：“他不在家。”德全突然就说：“妹子，你不明白我的心么。”金莲说：“明白你什么心？”德全就说：“我其实是想你呀。”金莲一听，脸就通红，不是害羞的通红，是气得通红。金莲脸色一变，就狠狠地说：“你是我男人的好兄弟呢，你这不是猪狗不如吗？”德全说：“我来你家，就是想你。”金莲说：“呸呸呸，挨千刀的，你看错人了。”德全说：“我有钱，跟了我，就不要吃苦。”金莲说：“谁稀罕你的臭钱。”金莲又说，“你再这样，以后就不要进我家门了。”德全见金莲真的生气，就灰溜溜地走了。

　　像德全这样的男人，村里还有好几个，但金莲都没让他们得逞。

　　金莲家里有一件难事要求村长。金莲叫男人去找村长，男人怕见官，不敢去。金莲骂了一声窝囊废后，就自己提着两瓶酒去找村长。村长的老婆不在家，村长见了金莲，眼睛发出绿光。金莲说：“我家有点事，想请村长帮个忙。”村长说：“妹子的事，好说好说。”金莲就递过去两瓶酒。金莲说：“不好的酒，村长莫见笑。”村长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干啥。”村长话没说完，就去接金莲递过来的酒。村长在接金莲递过来的酒时，还捏了金莲的手。金莲一惊，酒就脱手了。村长马上接住酒，还顺势抱住了金莲。村长说：“妹子，我想死你了。”金莲使劲把村长一推，说：“肯办就办，不办就拉倒。”村长说：“妹子莫生气，你跟了我，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金莲说：“我不稀罕。”

　　这些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村里其他人的耳朵里。村里人都说，我们早就说了，金莲不是那样的人。

　　金莲的儿子转眼就十多岁了，金莲也成了半老徐娘。金莲儿子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没有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金莲的儿子成绩其实很不错，考上重点高中根本没有问题。但金莲的儿子恰恰考塌了，离重点高中录取线差了好几分。儿子说：“怎么办？”金莲说：“重读一年再考。”儿子说：“我不是成绩不好，我只是考塌了。”儿子又说，“我想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我有个同学，比我差更多的分，昨天都报到名了。”

　　金莲的娘家，金莲的婆家，祖宗三代就没出过一个干部，金莲找不到“后门”。但大人的事不求人也罢，儿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金莲早就盼着儿子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呢。金莲想来想去，忽然就想起了德全。因为德全的舅舅，是教育局长。金莲知道自己的男人没用，只得自己去求德全。

　　金莲进了德全的门，还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德全听完金莲的来意就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德全还说，“妹子你知道我要什么。”金莲又很生气，说：“别老是不正经。”金莲说完，就要出门。德全在金莲出门时，扔下了一句话。德全说：“妹子，你想通了，就来找我。”德全还说，“我老婆娘家去了，后天回来。”

　　第三天，金莲的儿子高高兴兴去县城报名了。

　　他是我师傅

　　高考落榜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黄村。百无聊赖地在家坐了整整一个暑假，也想了一个暑假，我决定去补习。娘叹着气说：“家里穷得叮当响，你是看到的。”娘又说，“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们黄家祖祖辈辈作田，想鲤鱼跳龙门，那是做梦娶媳妇哩，还是去学门手艺吧。”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家境，也知道爹娘的体弱多病，就含泪点了点头。娘就高兴起来，并很快帮我找好了一位木工师傅。师傅是本村人，我当然认识。他比我大五六岁，黝黑的皮肤，干瘦的身材还不如我高。等娘挑好了黄道吉日，我便跟在爹的后面，提着四件礼物去师傅家，拜了师。

　　第二天，师傅和我各挑了一担木工家什去邻县的陈坊村干活。师傅告诉我，这桩活是他的同道朋友介绍的，朋友忙不过来，就介绍他去做。师傅又说：“同道中人都是这样，大家有事就揽下，自己忙不过来就让给朋友做，大家互相帮忙才不愁没有活干呢。”

　　师傅也没有到过陈坊村，一路打听，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目的地，找到了东家。东家名叫木根，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听说我们是来做家具的师傅，非常热情。木根来到我面前就要帮我卸下肩上的担子，我连忙指着师傅说：“他是我师傅。”木根愣了一下，连声对师傅说：“得罪得罪。”

　　在木根家做了一台煸谷子的风车，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完工了。随后，我们又来到山陂村，这儿有一户人家要做一个衣橱和一张饭桌。去的时候，东家刚要吃饭。东家说：“饭熟了，师傅们先用饭吧。”饭桌上，热情的东家劝我俩多吃荤菜，还一连夹了三块红烧肉放到了我的碗里，说：“师傅，吃红烧肉，吃红烧肉，别客气。”我看见师傅的脸有些尴尬，就赶紧对东家说：“他是我师傅。”东家愣了一下，连声说：“得罪得罪。”

　　在山陂村干了十天活，东家对师傅的手艺非常满意，就介绍师傅去许家村他的亲戚家做一套结婚家具。这是一桩不小的木工活，按理说师傅会很高兴的，但师傅似乎并不高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一路上都不说话。师傅不说话，我当然也就不说话，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担着家什走了五六里的路程。在许家村，我们足足做了一个月才完工。按农村的乡俗，给儿子置办结婚家具是要办完工酒的，东家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东家整了两桌丰盛的酒席，还叫来了亲戚朋友。

　　入席时，一位外村的亲戚热情地拉着我的袖子，推我上座。我看见师傅的脸色很不好看，就急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地说：“错了错了，他是我师傅。”亲戚一愣，有些不好意思，连声说：“得罪得罪。”这时，邻桌的酒席上飘来一句话，那徒弟牛高马大的，更像是师傅。

　　许家村完工后，我跟着师傅回家。我卸下肩上的家什，正要回自己的家。师傅叫住我，说：“做手艺很辛苦，你跟我学徒太屈才了。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补习，考个大学更有出息。”我刚要张嘴，师傅又说，“你以后就不要来了。”我望着师傅，一脸的茫然。

　　长大要学强仔

　　黄村的黄小强，小名叫强仔，大家就都喊他强仔。强仔白天游手好闲，晚上偷鸡摸狗。村人既嫌他，又怕他。强仔三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影儿都没有。不是强仔不想娶媳妇，是强仔娶不到媳妇。谁家闺女嫁给他，那不是把女儿活生生往火炕里推吗？

　　村人嫌强仔，怕强仔，但却躲不开强仔。一次，强仔半夜三更又爬进黄叔的后院，强仔想偷几只鸡去打打牙祭。黄叔刚好尿急，尿急醒来的黄叔就听到院子里有“扑腾扑腾”的响声。黄叔蹑手蹑脚来到后院，发现有个黑影正蹲在鸡笼边。黄叔猛地拉亮院里的电灯，就看到了强仔。黄叔厉声说：“天杀的，又偷我家鸡呀，这下被我捉到赃了么。”强仔先是一惊，马上就镇定了下来。强仔压低声音说：“你想咋样？”黄叔说：“想咋样？赔上个月偷了我的两只鸭。”强仔说：“那不是我偷的，别冤枉人。”黄叔说：“不是你会是谁，难道是鬼？”强仔说：“老不死的，你才是鬼呢！”强仔说完，上前用左手揪住黄叔的前胸，右手一巴掌就打在了黄叔的脸上。黄叔大喊：“捉贼呀，捉贼呀，有人偷东西啦！”黄叔的声音划破了静谧的夜空，左邻右舍的窗户就亮起了灯光。强仔说：“你敢喊？”强仔又说，“我叫你喊！”拳头便雨点般落在了黄叔的身上。到处吱吱呀呀的开门声，止住了强仔的拳头。强仔将黄叔重重地推倒在地上，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强仔边跑边想，自己是不能再在村里待了。强仔用三个钟头的时间，赶到了县城，然后坐上了最早一班通往温州的客车。强仔付了车费后，身上只剩下几十块钱。强仔坐在车上，百无聊赖，几年来的往事一一闪现在眼前。强仔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现在一想，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强仔现在就后悔起来。温州到了，强仔也想明白了。强仔决心痛改前非。

　　强仔现在是决定要学好的人了。强仔隔半个月就要打一两次电话给爹娘，强仔就听到了电话那头娘带着哭腔的声音。娘说：“你晓得村里人现在咋样教伢仔么？都说，长大莫学强仔呀。”娘又说，“爹娘丢脸啊！”

　　强仔在电话的这头，也流了眼泪，强仔说：“娘，我在改，我一定要在外面混出个人样来。”

　　强仔先是在工地上扛了两个月的水泥包，强仔觉得既累，工钱又少，但强仔现在不会再去偷了。强仔就到一家公司做保安，保安做了半年，强仔还是觉得工资太少。强仔看到城里到处是农民工，家家餐馆生意红火。强仔就同新结识的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餐馆。一年后，朋友另有打算，强仔就一人领了下来。

　　时间一晃就是六年，强仔的小餐馆变成了大酒店。强仔的口袋里有了几张银行卡，身边还有了一个女孩。一个长得水灵水灵的，像明星一样的女孩。

　　强仔现在有钱了，就经常寄钱回家。强仔打电话告诉爹娘时，娘说：“强仔呀，村里人知道你经常寄钱回来，有闲话哩。说这钱来得不地道，我和你爹用得不舒坦啊！”强仔说：“娘放心吧，寄去的钱，干净着呢！”

　　不久，强仔决定带明星一样的女孩回家一趟。

　　强仔是在下午回到家里的。黄村人现在看到的强仔，披肩的长发变成了平头，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打着领带呢！

　　强仔是在晚饭后去看望黄叔的。强仔来到黄叔的家里，强仔说：“我那时太浑了，黄叔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强仔说完，掏出两千块钱，放在了黄叔的面前。强仔说：“这点钱算是我给您老赔礼道歉了。”黄叔看着现在的强仔，脸上的冰霜就融化了。黄叔说：“改掉就好，改掉就好，都是乡里乡亲的，钱我不会要。”强仔说：“黄叔你放心，这些都是干净钱。”黄叔还是不收。强仔就说：“黄叔你不收，那就是不肯原谅我了。”

　　强仔在家里摆了二十多桌酒席，牵着明星一样的女孩进了洞房，留下身后咽着口水的一伙后生。强仔带着媳妇在家住了半个月，就又要出去了。强仔在离家的前一天，亲手将五万块钱交到村主任手里。强仔说：“村里这条路太烂了，我带头捐点钱，看能不能把它修成水泥的。”

　　强仔以后还是半个月往家里打一两次电话，强仔就听到娘在电话的那头说：“强仔，村里人现在教伢仔，都说，长大要学强仔呢！”

　　强仔听到的，分明是娘抑制不住的笑声。

　　幸福

　　长福和贵旺都是黄村人，又是邻居，还是同龄，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耍，亲如兄弟。不同的是两人家境不一样。相对来说，长福家境宽裕些，贵旺家境贫寒些，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两人的关系。有时长福从家里拿一些好吃的东西给贵旺吃，贵旺吃后，很高兴。贵旺就一脸的羡慕，说：“你真幸福！”

　　长福和贵旺同时背着书包上小学，又念初中，还到镇上去读高中。两人成绩也不相上下，但高考时，贵旺考上了大学，长福却落了榜。贵旺临上大学前夕，还反复对长福说：“你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去补习。”长福也想，我一定要去补习。但长福补习了一年，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贵旺假期回家，两人还和从前一样，天天泡在一起。在一起时，长福就一脸的羡慕，长福说：“你真幸福！”

　　长福不想再去补习了。长福想，“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要在农村闯出一番新天地。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养鸡厂，专门饲养麻鸡。过了几年，长福成了万元户。那时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万元户还是个新鲜词。长福成为万元户的这年，贵旺刚大学毕业，分在家乡的盱镇政府工作。第二年开春，镇里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召开全镇经济工作会议事宜，决定邀请全镇的种养能手参加会议，并确定了全镇的十大种养能手。长福就是这十大种养能手中的一个。会后，分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贵旺，第一个就拨通了长福的电话，把喜讯告诉了电话那头的长福。未了，贵旺一脸的羡慕，说：“你真幸福！”

　　贵旺积极肯干，还心眼活络，不仅领导器重他，下面的村干部也都喜欢他。几年工夫，他先是当上了政府办公室主任，后又当上了副镇长，而长福在养鸡事业上也是如日中天。就在贵旺当上了副镇长的这一年，一场禽流感席卷大地，长福精心饲养的麻鸡，一下子全“鸡”覆没了。长福现在除了空空的厂房外，血本无归。贵旺当然知道这事，也知道长福这时肯定很难过，就叫他来镇上玩玩，散散心。贵旺在镇上最高档的一家酒馆请长福吃饭，那餐两人都喝得很醉。长福是因伤心而喝醉的，贵旺是陪着长福伤心而喝醉的。喝完酒后，贵旺叫来老板，很潇洒地签字结账。出门时，长福带着醉意，一脸的羡慕，说：“你，你真幸福！”

　　禽流感过去后，长福在贵旺的帮助下，贷到一笔款，长福的麻鸡厂又东山再起了。过了几年，乡镇进行换届选举，贵旺当上了镇长。这一年，长福的养鸡事业也大有起色，规模比原来的大好几倍。但贵旺当了三个月的镇长，就因有人举报他贿选，被撤销了镇长职务。贵旺被罢了官，长福当然知道这事，也知道贵旺这时肯定很难过，就叫他到乡下来玩玩，散散心。长福请贵旺在家里吃饭，让妻儿端着饭碗外面去吃，说咱哥俩要好好唠唠。屋里只两个人，那餐两人都喝得很醉。贵旺是伤心喝醉的，长福是陪着贵旺伤心喝醉的。出门时，贵旺带着醉意，一脸的羡慕，说：“你，你真幸福！”

　　才子

　　有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芜城的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这些人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我脸熟但叫不上名字，有的我不认识，但他们的眼神却惊人的相似。那是一种羡慕的眼神，一种尊重的眼神，一种钦佩的眼神。而这之前，他们的眼神可不是这样的，那是一种不屑一顾的，甚至还有些轻蔑的眼神。我使劲地晃了晃脑袋，又眨巴眨巴眼睛，甚至还用左指甲狠狠地掐了一下右手，才知道这确确实实不是在做梦。

　　我现在想明白了，一定是昨天下午召开的芜城领导干部会议，让我一夜之间出了名。那是昨天下午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一位县领导在大会上当着台下七八百名全县政治精英，说了一句足以让我在芜城身价猛增的话。领导说：“张山同志很了不起，前不久在全省获得了文学大奖，是个才子啊！”

　　这以后，我走在芜城的大街上，大家都会向我投来友好的微笑，也不再叫我张山，都改叫才子了。我能看得出那是发自他们肺腑的真心话。我使劲压抑住快要从心里蹦出来的喜悦，嘴上却装模作样地说：“过奖了，过奖了。”说完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他妈的现在也变虚伪了。

　　我不就是在国内发了一二百篇诗吗？不就是偶然的一个灵感写了首诗获得了全省诗歌大赛二等奖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距才子的距离还远着呢。但我生活的芜城，是一个偏僻的小县，能像我一样发表几首诗几篇文章的人确实不多。占了天时地利，如今又有了人和，我也就成才子了。

　　我承认，我也是俗人，也有虚荣心。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虚荣心并不大。对他们的话，我只瞬间兴奋了一下，就全抛到脑后去了。

　　我仍在芜城的建筑工地上毫无诗意地搬着砖、拌着泥沙，看着一幢一幢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我却没有看到一套属于我的新居。我仍在夜深人静时，打着赤膊，摇着蒲扇，伏在租住的旧房子的旧书桌上，无病*地写着我的狗屁诗。

　　但当有一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芸也夸赞了我是才子时，我就激动得忘乎所以了。我的睡眠质量向来是很好的，但这次却三天三夜没有睡上一个安稳觉。我知道，这次失眠，完全是芸的缘故。一直以来，我的心里就装着芸，只是我卑怯得不敢说出来而已。

　　我忽发痴想，芸夸我是才子，是不是也对我有意。才子配佳人，这可是书上说的。这以后，我的脑子里就整天晃动着芸的那张白里透红的脸，晃动着芸薄薄的衣衫里骚动着的两只鼓鼓的*，还晃动着芸翘翘的、浑圆的、勾人魂魄的屁股。想着这些，我忽然感到自己的脸上发烫，还骂自己真不要脸。我想得到芸的愿望，比创作的愿望要强烈百倍。

　　我终于忍不住煎熬，给芸发了一条短信。我希望能跟芸在亲水湾公园见见面。一小时没有收到回复，一天没有收到回复，一周还没有收到回复，发出的短信如石沉大海。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佳人终于没有看上才子，这使我痛苦不已。我端坐在镜子前，怔怔地望着自己过早沧桑了的脸，看看满是老茧的双手，从心里蹦出了与才子极不相配的两个字：我操！

　　山村吹进和谐风

　　春兰和翠花是在同一个村庄出生、长大的，又在同一年嫁到了黄村。因为婆家是邻居，两人也就成了邻居。有了这几层关系，春兰和翠花就一直亲如姐妹，两人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拉不完的家长里短。就是每天的一日三餐，不是春兰端着饭碗去翠花家，就是翠花捧着饭碗到春兰家。

　　可是有一天，春兰和翠花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事情是因“吃醋”而引起的。那天上午，春兰在菜地里栽菜，一时感到口渴，就回家去喝水。当她踏进家门时，一眼看见翠花正同自己的丈夫坐在屋内谈笑风生。两人见春兰突然回家，都同时收敛了笑容。要说春兰和翠花本都是三十好几的女人了。但春兰长得牛高马大，黑黑的脸庞，粗糙的皮肤。翠花却不同，细小、匀称的个子，白净的皮肤，男人见了喜欢，女人看了嫉妒。现在，虽然她俩是在厅堂聊天，大门也是敞开的，春兰的心里却莫名其妙地醋意大发，对着丈夫粗声粗气地吼道：“田里没事做，不会去菜地帮忙呀！”翠花听了，红着脸出了门。丈夫信誓旦旦，说两人根本没有什么。怎奈越描越黑，春兰的心里更加窝火。从此，春兰对翠花不理不睬。尽管翠花几次主动同她打招呼，她就是不理。时间一长，翠花心里也生气了。

　　后来，春兰发现丈夫和翠花其实没有那回事，但碍于面子，春兰就是不肯先去向翠花认个错。就这样，两人互不往来好些年了。

　　如今，全国上下正在创建和谐社会，农村也不例外。电视里演的，墙上贴的，村干部三句不离的，都是“和谐”。起初，春兰和翠花不知道“和谐”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得多了，也悟出了其中的意思。

　　春兰想到自己和翠花几十年的交情，竟为了一点误会而伤了和气、翻了脸，心里就后悔当初太冲动。翠花也想，自己和春兰几十年的好姐妹，就因为一个误会，大家断了往来，实在不应该。

　　夏日的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一天，翠花夫妇到田里干活去了。出去时天气晴朗，晌午时分却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如注。翠花想，糟糕！家里晒的衣服没人收，肯定全淋湿了。当她回到家时，却发现有人帮她把衣服收进了厅堂。翠花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在家，不是她们干的。翠花想来想去，只有春兰在家没出去。

　　过了几天，春兰回娘家去了。她儿子放学回家时不小心跌进了水沟，翠花刚好路过，就赶紧拉起孩子，背他回家，还帮他换好了干净衣服。春兰傍晚回家，孩子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

　　第二天上午，翠花从春兰家门前经过，春兰对她点点头，翠花也点点头。春兰说：“谢谢你！”翠花也说：“也要谢谢你！”

　　从此，春兰和翠花和好如初。

　　羡慕

　　黄村的金花和桂杏是邻居，两人同一年嫁到黄村，又在第二年的同月生了小孩。金花生了个胖小子，桂杏生了个小闺女。

　　金花家欢天喜地，请客吃饭热热闹闹。桂杏家可就不同，公公嘴上虽不说什么，但整日里长吁短叹；婆婆的嘴就闲不住了，时不时在儿子媳妇面前唠叨，说世代单传，总盼着能生下个带把的，到你这辈若不生个男丁，你俩将来没儿养老事小，断了这一脉香火就事大了！久而久之，桂杏的心里也被婆婆念叨得闷闷不乐，只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桂杏心里就羡慕金花，不只羡慕，甚至还有点嫉妒呢！

　　为了争口气，也为了今后能在黄家直起腰杆做人，桂杏在女儿断奶后，主动同婆婆、丈夫商量，小两口借去外面打工为由，偷偷生一个男孩。但不知为什么，小两口在外面待了两三年，桂杏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小两口一商量，就决定回家。回村后，桂杏再也没有怀上过。婆婆叹着气说：“命啊！”

　　时光流逝，金花的男孩和桂杏的女孩转眼就到了读书的年龄。男孩和女孩从念小学到上初中，一直同班。男孩从小受宠，特调皮，经常逃学，还做坏事。男孩没少挨人家的骂，金花也没少接到人家的告状。小学混完后，男孩不想再读书了。但金花一家人都认为，不读书就没有出息。男孩尽管一百个不乐意，还是被好说歹劝进了镇里的初中。到镇上念初中后，父母不在身边，男孩逃学就更勤了，开始是去游戏机厅，后来就进网吧，再后来竟同社会上的一群小混混在一起。学校在多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通知金花的丈夫到学校，把男孩领回了家。全家人觉得颜面丢尽，一连几天在人面前都抬不起头呢！

　　桂杏的女孩就大不一样了，从小很乖、很懂事。从小学开始，女孩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读完后，桂杏的丈夫认为女儿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念完初中足够了，就打算让她在家里帮帮忙。女儿流着眼泪嚷着要读高中，好在桂杏也坚决站在女儿一边，女孩才得以进入县城的重点高中。三年后，女孩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金花听说桂杏的女儿考上了大学，心里很羡慕金花。不只羡慕，甚至还有点嫉妒呢！

　　上大学的前几天，桂杏家摆上十多桌酒席，请了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庆贺女儿考上大学。金花家的大人们觉得没脸去赴宴，就吩咐男孩去。在桂杏家的庆宴上，男孩吃得酒酣耳热，后来干脆脱光上衣，打着赤膊划起了拳。金花在隔壁听了，眼泪忍不住直往下流。

　　女孩在读大学的时候，男孩整天在家里游手好闲，吃酒、赌博、偷鸡摸狗，样样坏事都干。后来，男孩就进了劳教所。金花一家人的心都碎了。

　　女孩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大城市安了家。女孩要爷爷奶奶和爹娘去城里生活，四个大人在乡下住惯了，都不想去。女孩没有办法，就在家里安装了全村第一部电话，隔三差五地往家里拨电话，还时不时地往家里寄钱。桂杏一家人的日子就过得像城里人似的。

　　金花望着这一切，总是唉声叹气地说：“生个儿子不孝顺，有啥用？”转而又一脸羡慕地说，“你看人家桂杏的女儿，多出息！”

　　车票

　　客车在我们黄村徐徐地停了下来，我掺和在人堆里挤上了车。车内挤满了人，你挨我，我贴你，水泄不通。

　　售票员在人缝里使劲挤着，嘴里不停地喊：“买票！买票！”

　　我买了一张车票。一个小时后，客车进了县城车站。

　　“查票！查票！一个一个下来。”一个左额上长块疤的查票员嚷着。

　　我来到车门口，右手从容地伸进上衣口袋，顿时傻了眼。

　　我对“疤子”说：“我买了票的，可现在票和钱包都不见了。”

　　“疤子”不信。

　　我又对售票员说：“我是买了票的，这你知道。”

　　售票员说：“人太多，记不清了。”

　　我就被“疤子”拽进了车站门卫室。

　　门卫室的门口一下子围上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疤子”凶巴巴地说：“坐车不买票，还想耍赖。罚你六十块，看下次还敢不敢！”

　　我说：“我真的买了票。”

　　我又说：“我真的是被扒手偷了钱包。”

　　“疤子”说：“你不要强词夺理。”

　　我们僵持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人群里挤出来一个小伙子。我一看，是我的同乡。

　　同乡说：“怎么是你在这里？”

　　我说：“我买了车票，但车票和钱包都被小偷偷了。”

　　我又说：“他非说我没买票，不让我走。”

　　同乡眼神怪怪地对我说：“你今天又来黄局长家玩呀！”

　　同乡不等我开口，又对“疤子”说：“他是交通局黄局长的小舅子，他怎么会坐车不买票呢！绝对是被偷了钱包。”

　　“疤子”的脸上就有了笑容。

　　“疤子”说：“对不起，对不起，那肯定是误会了。”

　　“疤子”又说：“你有事就先请吧！”

　　出门时，我又重申了一句我是买了票的。

　　“疤子”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

　　“疤子”又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说：“现在的小偷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疤子”还很愧疚地说：“你丢了钱，是我们的保安工作做得不好。这事我一定记在心上。放心吧，到时我一定把你丢掉的钱包追回来。”

　　出了车站的门，我对同乡说：“黄局长是我们黄村出来的官不错，可我啥时就成了他的小舅子呢？”

　　同乡戳了戳我的脑袋，笑着说：“你这个书呆子。”

　　请柬

　　时令已经进入冬季，小镇上的酒馆终于走出低谷，生意红火起来柱上的对联一天换几副，每到中午十二点，到处都响起鞭炮声，弥漫着*味，热闹极了。

　　张山坐在办公桌前，望着手上的三张请柬，愁容满面、忧心忡忡。妻子前几年就下了岗，至今还闲在家里。一家人的生计就靠自己那几百块的工资，本来就够紧巴的。可接踵而至的“红色罚款单”却要罚去他半个多月的工资。亲戚请，朋友请，就是一些见面熟的人也请。烦死人了！不去吧，别人请你，是看得起你，你总不能去背上小气不舍得送礼的黑锅吧！去吧，这口袋里的“麦子”？唉，“人情大似债，头顶锅去卖”呀！张山对请柬的时时骚扰，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厌恶感。

　　一日，同事问张山：“土管所王所长下周二请客，收到‘罚款单’么？”张山立即又显出愁眉苦脸的样子，用调侃的、无可奈何的语气说：“还没有，他会放过我？唉，吃不起哟！”

　　星期一，张山没有收到王所长的请柬；星期二上午，张山还是没有收到王所长的请柬。

　　事后，张山就很生气。他自言自语地说，枉对那王八蛋那么好，办了二十多桌酒席都不请我，瞎了他的眼啦！哼，他一个所长，算个屁！

　　赴宴

　　中午十二点一刻，张山急匆匆赶到请柬上写着的好运来酒楼。酒楼门口的地上，早已撤满了一块块的、红红的鞭炮屑，空气里弥漫着不愿散去的硝烟味。左右两边，各站了一对新人，握手、发烟、收礼，四张阳光的脸上，一律漾着盈盈的笑。张山把红包交给了左边的新郎，张山是左边新郎的朋友。左边新郎说：“张哥，才来呀，快去二楼餐厅吧。”张山就急匆匆上了二楼餐厅。餐厅里面摆满了酒桌，还坐满了人，那场景真够气派。张山左顾右盼，想找几个熟人在一起，好好喝它几杯。但迟到的张山却没有看到还有没入席的熟人，就只得在餐厅中央找一个空位坐下。

　　张山的同桌，也有几张熟面孔，但他叫不上名字，也不知道是那行那业的。小城也就巴掌这么大，待久了，自然就面熟。张山自己倒上一杯白酒，再环顾一桌的杯子，再没有看见第二杯是酒的。老的老，小的小，一桌的残兵败将。张山这样想着，就有点后悔，还有些郁闷。但朋友结婚是喜事，张山当然不会把郁闷写在脸上。

　　张山闷闷地独饮着酒，饮着饮着，就看见新郎新娘已在前面几桌敬酒。张山把杯子添得满满的，等着越来越近的新郎新娘。张山见新郎新娘站在他的前一桌了，脸上就写满了笑容。张山作好了站起来的姿势，还想好了一大堆恭喜的话。但张山同新郎四目相接时，竟发现新郎脸上的一丝不快，张山纳闷了。纳闷的张山还没有明白是啥回事，就看见新郎新娘撇下自己这桌，打马回府了。

　　张山的笑脸先是凝固了片刻，后就红了。

　　古镇

　　我出生的盱镇是一座江南古镇，古镇有一条贯穿全镇的古街。古街宽不过三米，并排铺着两块青石板，青石板携着两边鸡蛋般大小的鹅卵石，一节接一节地，从小巷的这头伸向小巷的那头。

　　古街的两边，是一排排朱漆的房屋。房屋在岁月的侵蚀中，显得很破旧，其中一幢很破旧的房屋就是我的家。准确地说，是我们六户人的家。房屋有上中下三个厅堂和两个天井。进门第一个天井里，有一块八米多长的长条青石。据说是清初时期，房屋的建造者耗巨资从四川用船运输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时，贫农出身的我的父母，住进了这幢房屋，后来就有了我们姐弟。

　　房屋虽然很破旧，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孩提时代的心情。我们每天吃过饭，都出门去古街上玩耍，于是几个小孩就齐声唱道：“盱镇街有几里长？盱镇街有几条巷？几座桥来几座岭？几个菩萨坐壁上？”另外几个小孩便接道：“盱镇街有五里长，盱镇街有十三巷，五座桥来九座岭，三个菩萨坐壁上。”

　　唱着唱着，我们就长大了。

　　长大了的我，心情就不是那么好。因为在我的眼里，这座古镇，只不过是由一些破烂不堪的建筑物拥挤而成的。尽管这时的我，已知道了古镇很多的故事。知道这里从前很繁华，居民都是以织夏布为生的。因为芜河水从我们古镇流过，古镇的这段河里，有一种什么特别的矿物质，因此只有在这段河里漂出来的夏布才会洁白如银、轻柔胜丝，后来就有了“药不到樟树不灵，夏布不到盱镇不白”“盱镇夏布胜杭纺”的说法。我们的先辈，就是靠夏布赚足了钱。

　　但故事终究是故事，父辈没有再织夏布，夏布在古镇消失了，留存的只是几架破败的织布机而已。

　　我于是对自己居住的古镇感到很失望。我的心里总是希望去外面看看那些名山大川，看看那些高楼大厦，甚至有几次还产生过要离开古镇，去外面生活的念头。但事实是，我的家里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我自己也还不能独立赚到钱，爹娘是不可能会花钱让我去外面游山玩水的。我没有考取大学，更不可能离开古镇去外面生活。我的心里一直郁闷，渐渐地竟厌恶起古镇来。

　　一天，一伙城里人来到古镇。他们走在古街上，一个个很惊讶的样子，还对着古街两旁破旧不堪的房屋啧啧称赞，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好去处。他们看见在街上无所事事的我，就请我带他们到处走走。我本来是懒得带的，不是我没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而是我觉得看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实在是太无聊了。但他们很恳切，我不忍心，只好带路。我带他们去看破烂房子最集中，却被今人称为古镇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一个长得挺时髦的女孩，还在古建筑群旁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我心里暗暗好笑，觉得这么一个美人儿在这些破屋前拍照实在有损形象。我又带他们到村外芜水河畔的龟山上去看古塔。他们爬到了塔顶，又赞叹不已。一个人说，我到过江南的很多地方，这里算是很独特的了，同行的人竟都表示赞同。

　　以后又有很多外地人来古镇，当然没有叫我带他们参观，是镇里的干部带他们参观的。镇干部还带着他们来看我家天井里的长青石板，大家赞不绝口，连连称奇。来的人说，这地方确实不错，值得一走。一个人甚至说，能住在这么一个古色古香、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真是一种幸福。

　　后来，就有摄制组选定了这座古镇，选定了这条古街，选定了这些古建筑群，竟拍摄起了古装电视连续剧。

　　古镇从此名声大振，来古镇游玩的城里人络绎不绝。

　　后来我就想，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熟悉的地方无风景了吧！

　　我最讨厌当官的。这句话，张山从青年说到中年，也成了他的标志性话语。

　　张山为啥讨厌当官的，说起来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张山年轻时没有考上大学，甚至连中专也没有考上。这样，张山就只得回到张村种田，同他的祖祖辈辈一样成了农民。

　　但张山也有与他祖祖辈辈不同的，那就是毕竟读了高中的人，虽然成绩不咋样，但也是有些墨水下了肚的。在张村，张山算得上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不止这些，张山还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农民。这样，张山就常常会有一种虎落平阳的失落感。有一年，镇里招聘一名站所干部，张山报了名，但却落了选。又有一年，村里换届选村长，张山参加了竞选，也没能当上。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张山开始讨厌当官的。

　　张山不喜欢种田，又当不到官，文又文不成，武又武不就，就只得蜗居在小山村里，整天整月整年地愤愤不平。

　　后来打工潮卷进了张村，张山也加入了赶潮的行列。张山这个月在深圳，下个月在温州，后来又去了广东，盘缠花了不少，就是找不到活干。张山这样一个既没技术，年纪也不小的人，走哪哪不要他。有几家建筑工地上需要搬砖挑水泥的粗工，但张山吃不了那个苦。张山吃不了苦，就只得打道回府，从此断了出外打工的念头。张山在家长吁短叹，常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感慨。张山剩下的，就只有愤慨了，愤慨的张山就常常发牢骚。

　　其实，张山也不是对什么人什么事都发牢骚的。村里有人在外面打了几年的工成了大款，张山不眼红，张山说那是人家的命好、财运好、有本事，但张山对当官的就特别反感。张山说：“村里那几个鸟官，初中还没毕业呢，居然就当村干部了。”张山又说，“还不知拍了多少马屁才换了个官当呢。”张山说到最后，就说：“我最讨厌当官的。”张山讨厌村里当官的，张山对镇里当官的也很讨厌。张山看到镇干部来村里下乡，就说：“这些当官的根本没有种过田，还指东画西的，难道我们种田人还要当官的教种田不行。”张山说到最后，又说：“我最讨厌当官的。”张山去镇上玩，看见镇干部从餐馆里出来，一个个红光满面的样子。张山就很生气地说：“你们看，我们种田人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就是那样被当官的败掉了。”旁边的李思纠正说：“那不是吃公家的，是人家私人请客呢。”张山就说：“你得了当官的什么好处，还要替当官的说话。”李思听了，也懒得同他争辩。张山还经常说：“中央的政策多好啊，都是被那些镇里村里当官的弄歪了。他们靠一张鹰都叼得起的嘴皮子，早晚说一大堆屁话，糊弄我们老百姓。”张山说到最后，还是说：“我最讨厌当官的。”

　　“我最讨厌当官的”就成了张山的口头禅，成了张山的标志性话语。

　　张山半辈子不得志。张山的儿子却为他争了气，考上了大学。但让张山痛心的是，儿子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赶上了国家不包分配的政策。

　　大学毕业没有工作分配，那是国家的政策，张山无话可说。但有一天，张山听说镇里要招考公务员。张山知道，公务员就是当官的。

　　张山立即打电话给在外面打工的儿子，要他回家来考镇里的公务员。儿子说：“当公务员有啥意思？我要在外面自由自在地闯一番事业。”张山就很生气，还狠狠地骂道：“你小子懂个屁。当官是个铁饭碗，光宗耀祖的事，那打工还能打一世？”张山的意思，就是坚决要儿子回来考官。

　　儿子在电话的那头说：“老爸，你不是最讨厌当官的吗，为啥还要逼我当官呢？”

　　张山的脸气得像猪肝色，狠狠地跺跺脚，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爸有本事

　　暑假里，来我家做客的虔虔和观观两个小淘气同我的儿子在院子里玩着闹着，忽然就争论起了谁的爸爸有本事。

　　两个小淘气是我那在县城做生意的大弟的儿子虔虔和在县城当局长的二弟的儿子观观。每年的寒暑假，他们都要来我家住上一阵子。这个时候，就成了儿子田田最高兴，我家最热闹的日子了。三个小祖宗聚在一起，又同往年一样没有消停过。白天打打闹闹、争争吵吵，晚上还要挤在一张床上，折腾到半夜三更都不肯合眼。

　　这天，我的心情很好。我在二楼听到院子里的虔虔和观观在争论谁的爸爸有本事，一个比一个嗓门大，谁也不服谁。我就来到阳台上，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争论。

　　虔虔说：“我爸爸做生意赚了好多好多的钱，我妈妈天天买好多好吃的东西回家，还给我买好多好玩的玩具，我爸爸最有本事。”

　　观观说：“我家里也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我也有好多好多好玩的玩具，但我爸爸从来不用掏钱上街去买，有好多好多的叔叔婶婶会送来我家。”观观还说，“别人见我爸爸时，脑袋点得像田田家里的鸡啄米一样，可好笑呢，我爸当然最有本事。”

　　虔虔说：“我爸爸妈妈穿的衣服都好漂亮，我只见你妈妈穿的衣服漂亮，没见你爸爸穿漂亮衣服。”

　　观观说：“那是我爸爸不喜欢穿好衣服。若是喜欢，买都不要买。有一次，我妈妈在最大的服装超市只说了一句这件衣服好看，可惜太贵了。第二天，陪我妈妈逛街的阿姨就把我妈妈喜欢的那件衣服送到了我家。若我爸爸想穿好衣服，叔叔阿姨肯定也会送来我家。”

　　虔虔和观观争得脸蛋像熟透的红苹果，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争累了，两个小淘气就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的儿子，说：“田田你说，咱俩的爸爸到底谁的本事大？”

　　田田想了想，说：“我只听爸爸说，文文的爸爸本事大？”

　　文文的爸爸是我的三弟，在县城教书，这个暑假安排儿子参加什么补习班，就没有让他来。

　　虔虔和观观同时瞪着一双大眼睛，异口同声地说：“我晕，凭什么说文文的爸爸本事大？”

　　田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爸爸说文文的爸爸有一肚子的学问，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还在报上登了好多好多的文章呢。还有……”

　　虔虔和观观没等田田把话说完，又异口同声地说：“我靠，文文家里要好吃的没好吃的，要好玩的没好玩的，连玩游戏的电脑都没有呢，当然不算有本事了。”

　　田田就不说话。

　　虔虔和观观又问我儿子：“那你爸爸呢。”

　　儿子高兴地说：“我爸爸栽了好多好多的梨树桃树栗子树，我爸爸还会从山上摘好多好多新鲜的野果子给我吃，有时还会带我去捉鳅鱼呢。”儿子说得高兴，就又说，爸爸还会给我做陀螺做钢筋圈……”

　　田田的话没说完，虔虔和观观再次异口同声地说：“咳，你还高兴呢，那更没本事了。”

　　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眼就乌云密布。我站在阳台上，心情也像这夏日的天气，瞬间变得阴沉沉的。我当然不会因为那两个小淘气的话而生气，只是莫名其妙地担心，为我的两个弟弟，还有他们的孩子。

　　执着

　　张山二十挂零的年纪，皮肤黝黑，一脸的憨态。张山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甩扑克、砌长城。张山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书。村里的后生忙完农事后，或沉溺于酒桌牌场，或沉迷于电视荧屏。像张山这样至今还把书奉若神明的书虫，村里绝无仅有。“热心人”便要教化他，说你这样不随波不逐流，活得太苦太累太窝囊了。张山不为所动，村里人私下里就都叫他张傻子。

　　张山听不进劝告，傻态不改。忙完农活就待在家里，足不出户，一门心思看书。几年后，报纸上就白纸黑字地印着张山的多文章。后来，镇党委郝书记到张家村下乡时，对村干部说：“张山这个小伙子不简单，是个人才。”不久，张山就被聘用到镇政府工作，当了一名宣传干事，专职搞起了新闻报道工作。这时，村里人惊讶了。先前劝过他的好心人面带愧色地对张山说：“还是你行，有出息；像我们这样天天就晓得打牌喝酒的混混，才真傻呢！”

　　张山到镇政府搞宣传报道后，每到晚上，同事们邀他一同切磋牌艺。起初，张山拉不下情面，便去了。但不知怎的，张山只要一坐在牌桌边，总是如坐针毡，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踏实。一愣神，要么是该糊的没糊，要么就老是放炮。于是，张山决定不玩了。回绝的次数多了，同事就说你这人不好玩。热心的同事便要教化他，说你如今把那锄头扔了，好歹也是镇干部。再为那几块钱一篇的劳什子稿费，整晚整晚地折腾自己，图个啥啊！

　　张山听不进劝告，仍是一味地白天到全镇各村各企业各街道去采访，晚上爬格子到深夜。短短几年，就在各级报刊发表新闻稿件一千多篇。后来，县委宣传部的管部长到该镇视察工作时，对镇里的主要领导说：“张山的文字功底不错，是个人才。”并说，要把张山挖到县里去搞新闻报道。镇里人也惊讶了。

　　我爸是个大傻冒

　　水生的老娘拨通了儿子的电话后，只说了一句“水生，你爹病了，快赶回来！”，就“嘎”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水生愣愣地拿着手机，心蹦蹦直跳。十年前，他离开黄村单独去外面闯荡。经过几年的打拼，现在已经是温州一家摩托车经销公司的总代理了，年薪五十多万呢！因为业务实在太忙，水生已有好几个年头没有回家了。有时打电话回家，老娘总是抓住话筒不放，想好好同儿子唠叨唠叨，可水生每次聊了不到四五分钟，就说有事，要老娘挂了电话。可这次，老娘说得这么急，肯定是老爹病得不轻了！

　　水生不敢怠慢，接完电话后，火急火燎地叫秘书去*飞往家乡省会的机票，接着又拨通了副总代理的手机，他要交待一下手头的工作。

　　第二天傍晚，水生急匆匆赶到家里时，看见老娘正优游哉地在做家务，他劈头就问老爹的病情。老娘见儿子回来了，脸上的皱纹笑得像一朵花似的，嘴里说，“你爹呀？没事没事，好着呢！”

　　水生这下犯糊涂了，他有点生气地说：“那您怎么骗我回来呢？”老娘嘟哝着说：“你爹到村里开啥引‘鸡’（资）会去了，等会儿问他去吧！”

　　晚饭的时间早就过了，桌上的饭菜也都凉了，水生在老娘三番五次的劝说下才端起了饭碗，但哪里吃得下啊！老娘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爹是有病啊，可那是‘傻’病哩！”接着，她就在儿子面前一五一十地数落起自己的老公。

　　原来，水生的老爹黄生根一直在做运输生意。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他个五六万块钱没问题。黄生根富了后，看到黄村的乡亲们还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过着吃不饱饿不死的穷日子，心里不知多难受。正在这时，镇领导登门找到了他，希望他出来担任村里的领头雁。黄生根想了想，爽快地答应了。可家里人坚决反对：放下大把大把的钞票不赚，硬要去当那吃力不讨好的村官，图个啥呢？但黄生根这头倔驴，决定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

　　自从当了这个芝麻点大的官，黄生根整个人都变了，事情越做越“傻”乎：为村里办事，他开着自家的车子出去，不要说租车费、旅差费，连油费都不到村里报销；就是镇里规定村书记每年可以享受的那四千多块钱补贴，他也分文不要。一年下来，不但赚不到钱，还要倒贴一两万。气得水生的老娘常常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家迟早要败在你的手里了。”

　　要说这个村书记，官虽然不大，但手上的权力也不小。有一次，一个想躲避结扎的对象深更半夜敲开他家的门，送来一千块钱和两条好烟，明摆着要他睁只眼闭只眼。生根坚决不收，还说：“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但违法违纪的事，我半点都不能帮。”说完，连人带礼推出了门。还有一次，因为帮了一个企业老板的忙，事后，老板送来一个厚厚的红包和大包小袋的礼物，黄生根也是分文不收……

　　水生的老娘正数落得起劲，看见老公进了门，就掐断了话头。水生却迫不及待地说：老爹，您到底叫我回来干什么？”

　　急病遇到慢郎中，黄生根不慌不忙地说：“不急，不急，吃了饭再说，吃了饭再说！”

　　水生忍着性子看着老爹叭啦叭啦地吃完饭，然后又点上一支烟，这才听到他慢悠悠地说：“这次叫你回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你回来办个企业什么的。”

　　水生一听，眼睛瞪得鼓鼓的：“啥？要我回来办企业？老爹，您有没有搞错啊？”

　　黄生根不紧不慢地抖出了自己的小九九：“村里穷、乡亲穷，不办企业脱不了穷啊！可是，怎样才能办好企业呢？俗话说，上阵还要父子兵呢！你现在资金足，经验多，朋友广，你不帮我谁帮？”

　　“你自己想当官就当呗，干啥还要拉我回来！我不同意！”水生愤愤地打断了老爹的话。

　　黄生根像冬天里被泼了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只见他的脸霎时拉得好长好长，生气地说：“你要是认我这个爹，你就给我回来！”

　　“你，你真是个‘傻冒’！”水生摔下这句话，气呼呼地走出了家门。

　　父子俩一见面就闹得个不欢而散。

　　水生走出家门，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干爷。要说这水生同干爷的感情，那是没说的。小时候，他经常在干爷家吃住，两人就像亲爷孙一样。干爷见水生忽然冒了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但又发觉他的脸拉得像马面似的，就问他怎么回事。水生于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把心里的委屈全部倒了出来。干爷听完，收起笑容，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是你爹当上村书记的头一年。有一天，我搭架子少了一根树，就上山去砍。你爹知道后，六亲不认，非要拿我‘开刀’不可。村干部都劝他批评几句算了，处罚就免了。可你爹却说：‘他爹能砍一根，别人就能砍两根、三根，封山禁令不就等于放了屁吗？”打这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人敢上山乱砍树木了。”讲完后，语重心长地对水生说：“我当时也很生气呢，但事后想想，不该怪你爹啊！”

　　第二天，表兄请水生吃饭。饭桌上，聊着聊着，话题又扯到了黄生根的身上。那是前年，表兄有一个铁杆兄弟，想买下黄村的一片山林，要表兄带他去见黄书记。表兄左右为难，去吧，舅舅那“傻”气他是很清楚的；不去吧，朋友的情面又抹不开。朋友见表兄犹豫，就说：“你放一百个心好了，我还从没有碰到过吃腥的猫呢！”表兄只得硬着头皮带朋友进了舅舅的家门。朋友一见黄生根，先是递上一支“中华”，说了几句久仰大名之类的客套话，然后从包里拿出两沓钞票，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买山的意图，并建议他入个暗股。黄生根一听，脸“唰”的一下就变黑了，对着自己的外甥又吼又骂。朋友见这种情形，抓起桌上的两万块现金，扔下一句“我还从没有碰到你这样的‘傻冒’呢！”，愤愤地出了门。

　　水生在家住了三天，耳朵里灌满了老爹的种种“傻事”，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回温州去了。生根知道后，气得咬牙切齿，说白生了这个不孝子。

　　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水生又打马回朝了，这下轮到黄生根莫名其妙了。原来，水生在家听到老爹一桩桩一件件的“傻事”后，终于明白了老爹的苦心。他也想“骗骗”老爹老娘，就故意不声不响地赶回温州。回公司后，水生一面辞去了总代理的职务，一面又动员一个平时有业务往来的朋友来黄村投资办厂。

　　如今，水生的这个“傻冒”老爹算是“傻”出名堂了，不但村强了，民富了，他自己也被评为省劳动模范，还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