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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释放大会没下的雪，憋到了今天。

　　立春第三天了，天顶苍穹被莽雪遮蔽，感觉不到一丝春的气息，岁暮之雪带来的依然是冬的寒冷和苍白。

　　禁闭室那扇蓝色的铁门重新关闭并落锁，我和谢天等人也不必再进去值岗挨冻了。

　　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设立专门收押艾滋病犯人的监狱。

　　惊慌失措的王佳鸿被前来的几名狱警、武警和身穿隔离服的三名医生带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包括无法逾越监狱大墙的鬼老太。

　　但我清楚，王佳鸿暂时还办不出保外就医，因为保外就医的那套法律流程很繁琐，她应该是先被带到外面的疾控中心做血抗体和HIV干血斑检测确诊去了。

　　我站在五楼监室的窗前，透过漫天飘扬的大雪，看着登上停在内院救护车的王佳鸿，在心里默默地向她告别。

　　“但愿你的生命比你的刑期长！也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到这个随时会要了你命的地方来。”

　　本来王佳鸿昨晚就应该被带走的，由于兹事体大，加之今天又是周六，行政单位有话语权的人都放假在家。

　　梁监区长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到监控室调出王佳鸿的监控录像，并进入禁闭室将当时值岗的人给支到外面，观察了下王佳鸿，侧面问了王佳鸿几个问题。

　　想来她对艾滋病也有些了解，返回监区后，她连夜给阮监狱长家去了个电话。

　　而阮监狱长又要向监狱管理局申请，监狱局再联系武警大队和疾控中心。一套套审批下来，半天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王佳鸿身上带着我给她编的红丝带爱心结，红丝带是我从谢天一件新外套上剪下来的。除了那个红丝带，其他的东西，只要是王佳鸿使用过的都被销毁了。

　　今天下早饭岗的时候，我带着谢天顺路进了趟禁闭室，将爱心红丝带送给王佳鸿，嘱咐她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上，这也算是我对她的一个美好祝福吧。

　　红丝带代表的意义，当时的很多国人并不清楚，但去过美国拜师学艺的谢天却明白。

　　“宁恕，你怎么……”

　　谢天大概想问我怎么知道红丝带的，又或者是想问我王佳鸿是不是得了那个可怕的病，但最终她没有问出口，而是语带伤感地对王佳鸿道了声珍重。

　　接下来，监狱开始一场为期五天的体检，为三千多名犯人查体的不再是那些犯人身份的医生，而是疾控中心来的真正的医生。

　　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层非常重视这件事，不仅安排专人前来查体，还将伙房、医务室、各个监区的厂房、监室，甚至就连禁闭室都进行了一番消毒处理。

　　而在这同一时间，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派出侦查人员，将曾经与王佳鸿有过接触的人犯提到外面的审讯室，进行秘密调查。

　　这些被提出去问话的人中也包括我。

　　我仅将他们能查到的一些情况如实道出，比如王佳鸿在看守所里的一些作为，又比如在禁闭室时与王佳鸿的几次对话。

　　当他们问及我是怎么发觉到王佳鸿是得了艾滋病时，我便将对梁监区长说的那段话复述了一遍，即，我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候，曾接触过艾滋病涉案人。

　　其实我这说法非常牵强，毕竟艾滋病有潜伏期，且每个人的发病症状不同。

　　想来如果换做是别的病，他们定然不会这么重视，更加不会轻信我的举报。

　　鬼老太无法走出大墙，王佳鸿之后的情况我没法掌握，只有在心里祈祷她一切安好。

　　监狱里很多犯人都发觉到了事情的蹊跷和严重，因为那些近期有过感冒、发热、头晕、恶心、厌食、乏力、腹泻症状的人均被隔离了，这让大伙都惴惴不安起来。

　　有脑筋灵活、且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自然联想到了艾滋，但多数人都仅是以为监狱里爆发了什么别的疫情。

　　小年就在这种混乱与慌乱的状态下过去了，也没像往年那样吃饺子，仅比平时增加了一道菜——炸鱼。

　　农历二十七晚，所有犯人接到通知，第二天可以跟家里人通电话了。

　　被传染病阴影压抑了一个周的犯人们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关键在这个通知之后，下面五个监区还接到了另外一个通知，自今日起，不再加夜班。

　　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是那些能与家人通电话的，没被家人抛弃的人；忧愁的是那些已经与家人失去联系，或者家在偏远贫穷的农村，没有电话可以联系的人。

　　这些忧愁的人里，还包括一个谢天。

　　“为什么不跟家里人联系，你不可以这样无视亲情！入监队所有人的账目都在我手里，我可以通过她们账面存款额度推断她们的家庭条件，以及她们家人对她们的关爱度。”

　　“如果我没有估错，整个监狱里，你跟丁岚账面的钱最多，这说明什么？”

　　下晚饭岗往监区走的路上，我耐心地劝说谢天。

　　“宁恕，有些事情你不了解的，”身后的谢天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就那样拽着我站在操场外围的警戒线内对我解释。

　　“我如果跟他们通电话，我爹地没别的话说，就是训我，讲满篇大道理让我懂，然后会命令我随他回家。”

　　“我不要回家，我的刑期还没满，我要听从政府的安排，我是罪有应得，我……”

　　“行了行了行了！打住！”我赶忙出声打断她，本来是我劝她，现在倒变成她来给我上政治思想觉悟课。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帮王佳鸿？”我不得不将我劝解她的最终目的讲出口，但愿将来她知道真相后不会怨我罢。

　　“想！”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可这与我给不给我家里打电话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我引她到禁闭室大厅里，只有在那里说话相对比较安全方便。

　　“监狱里规定，亲情电话没特殊情况，每个犯人只有十分钟的通话时长。所以，为杜绝你爸爸将这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讲道理上，电话接通后，你直接报出一个人名，问你爸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瞥了眼大厅门外，确定没人经过或偷听后，压低声线附在谢天耳边说：“司念。”

　　“思念？”谢天眼中闪过一抹稍纵即逝的怀疑，旋即正色问：“我爹地他思念谁？”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笨？”我弹了下她的脑门，“不是想什么人的思念，是司令的司，怀念的念。这是一个人名。”

　　其实在我刚听鬼老太告诉我这个名字时，我也曾惊讶过。

　　难怪很多人在生了小孩后，专门花钱去找一些懂得五格剖象法的人，给自家小孩起名。

　　古人有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通过王佳鸿母亲的名字，我还真有些相信，一个人的姓名对她（他）的人生有着暗示引导的影响。